论鲁迅对魏金枝小说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金枝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作家的作品对后来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程度，往往能够显示出他的经典程度。它对于后来者的影响越深，接受者越多，其经典性地位也就越高。反过来说，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其创作都可以在文学史上找到其艺术上的来龙去脉。一个作家吸收的艺术营养越丰富、越纯正，其艺术创造力就会大大增强，其文学成就必然不低。因此，探寻作家的艺术渊源，或者揭示其影响力，都是正确认识作家艺术成就与文学地位的重要工作，是作家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正是这样，刘大白在写《中国文学史》时，每“讲到一个作家，定然论述其创作风格的来龙去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①，是很具慧心的。在当前学界再次追问鲁迅文学的经典地位的时期，我们有必要进行这样的研究。众所周知，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揭幕人，他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基础与发展路向，为中国现当代作家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和文学资源，哺育了一代一代的作家。然而，具体到不同的作家身上，鲁迅给予的影响是不同的，他们各自吸收鲁迅的艺术养分的多少也是不一样的。对此，我们只有通过做一些个案研究，才能获得一种基本的认识。本文试图透过鲁迅对魏金枝的影响来洞观这个问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魏金枝深受鲁迅的影响，可以看成是鲁迅小说“直系的传代者”的作家。虽然他在1929年才第一次与鲁迅见面，但鲁迅小说此前早已对魏金枝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魏金枝始终将鲁迅的小说作为一种艺术的经典和范式加以承传。应该说，鲁迅小说对于魏金枝小说创作的成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尽管后来他们之间有过笔战，但魏金枝始终维护鲁迅的威望，创作上始终以鲁迅作为学习的榜样。1963年，魏金枝出版了文艺论著《编余丛谈》，鲁迅的小说成为他论述中的典型范例，支撑着他的文艺观与创作观。纵观魏金枝的小说创作，他不仅自觉地继承了鲁迅的文学精神，接受了鲁迅的影响，而且发扬了鲁迅的艺术传统，在鲁迅开拓的艺术之路上奋力前行，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鲁迅对魏金枝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国民性批判与人的价值关怀的主题上。鲁迅的思想核心就是“立人”，主张国人必须思想独立而人格健全，呼唤人的价值与尊严。因此，批判国民的精神病态是鲁迅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众所周知，鲁迅的小说主要描写了以鉴湖水域边的绍兴城及其郊区为原型的未庄和鲁镇的落后状况，展示了浙东小城镇居民以及逃往城市讨生活的流民的精神病态，他总是在庸常自在的世俗生活中揭示国民的劣根性。《阿Q正传》集中体现了这一点。鲁迅自己明确说创作这部小说，就是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②在小说中，鲁迅是以思想启蒙者的姿态来反省国民性弱点的，这主要通过塑造阿Q这个艺术形象来完成这个既定的创作任务的。在鲁迅笔下，阿Q是国民性弱点的化身，这集中体现在他的“精神胜利法”上。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形成的。他在未庄的悲惨人生，显示了他的精神病态。他妄自尊大，沉迷于没有根据的自负之中，显示出一种奴隶式的盲目乐观和脱离实际的想入非非；他自轻自贱，自譬自解，甘居落后，以虚幻的胜利稀释现实的失败和屈辱，显示出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他麻木健忘，浑浑噩噩，不能正视自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悲惨命运；他欺软怕硬，欺弱凌小，既受到世俗的损害，又世俗地去损害别人；他思想守旧，封建愚昧，沉醉于一种封闭的未庄意识之中；他缺乏独立自主意识，有着很强的依附心理，不能独立开拓人生，总是在盲从中遭受更大的损害；他自私狭隘，目光短浅，简单粗鄙，始终沦为供人驱使的奴隶，陷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悲惨处境中。阿Q形象的精神胜利法具有极强的典型意义，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国民性弱点，表现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这不仅反映了封建专制时代底层民众备受精神损害的不幸命运，也反映了民族精神改造的紧迫性，显示了很强的现实意义。鲁迅开创的这种批判国民性的文学主题，成为现代文学中一个强大的母题，对魏金枝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魏金枝致力于描写浙东乡村世界的世俗人生，反映底层民众卑微凄惨的人生境况，揭示普通民众的思想性格，反映底层世界的精神面貌。这是通过他塑造的一系列的乡村世界中近于傻子的形象来完成。魏金枝在《白旗手·自序》中明确表示被收集而且描写在这里的都是一些傻子式的人物。他说：“如有人再问：‘你也爱这些傻子式的人物么?’那当然，我的父亲是傻子式的农人，母亲也是，其余的邻人们都是，我不得不是他们的儿子和邻人。”魏金枝对中国底层农民十分熟悉：“因为我自己也生长在他们生长的地方，而被社会环境所决定了的。”这是以他对农民深挚的情感为基础。在他笔下，《校役老刘》中的老刘、《白旗手》的乌狗、《做肚仙的人》的洪焕叔，《山地》中的茂才叔，《前哨兵》中的前哨兵，《磨捐》中的老阿培，《坟亲》中的阿乜，《蜒蚰》的蜒蚰等等，都是一些具有国民性弱点的艺术形象。身份卑微的校役老刘在奉尊损卑的世俗社会中受尽了侮辱和损害，那些穿长衫和西装的上层“文明”人，根本无视他的尊严与人格，任意损害，就像阿Q在未庄的处境一样。在这种社会中，他的憨厚和朴实总是成为人们的笑料和被捉弄的把柄。然而，他很愚昧，也很蠢拙，他以为校园西瓜的失盗是狐狸精在作怪，把走进他的房间里野鸡看成怪物而惊恐不已。他也很卑微怯懦，当他掉进偷盗者装满粪便的陷阱里，为了求人把他拉起，不惜把粪便涂在脸上。他思想落后而守旧，讲究“男女大防”，指责学唱情歌的同事是“淫棍”。他也麻木而自得，当他由被架而动弹不得的椅背档上放下来就觉得胜利了，“现在且饶了你们”。可以说，老刘与阿Q颇有一些相似性，他的这些性格特征和精神状态，也具有了精神胜利法的基本特征。阿乜具有较强的国民性。虽然童年时活泼天真，但他父亲死后，就变成老成、知礼、懂世故的小大人。成年后就变得怯弱苟且，麻木容忍起来。当一班游手好闲之徒把他的家当作“堂子”，经过一番夫妻反目之后，他只好认命，“并不见怪哪一个”；当县城沦陷，他老婆为抗拒强奸而被杀死，房屋也被烧毁了，他也不敢起来反抗，而且惊恐万分，变成了山间鬼影，只是任人宰割，这种精神面貌也是国民性的突出显示。《白旗手》中的乌狗，具有惊人的忍耐力，将国民那种苟且偷生的精神病态展示得淋漓尽致。他的老婆被征兵委员老李霸占了，不仅经常当着他的面眉来眼去，还明目张胆地一起饮食起居，如入无人之境，根本无视他的存在，别人说没有办法，他也就苟安了。当为他抱不平的白旗手来找他，他还说自己总不能不种地，总不能不吃饭。这种怯懦是中国底层民众苟且偷生、妥协顺从的精神病态的深刻反映。《前哨兵》中的同名主人公，是一个乡下“傻子”的典型代表。他愚昧怯懦，为人有若“灯芯那般软，灯芯那般脆，胆子呢，又比绿豆还小”，当田主摸进他老婆的被窝里，他不敢起身去干涉，想邀邻人捉奸，但又怕鬼，不敢走夜路，终至装着睡着了，只希望他们不要干那事。从此天天受屈辱。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老婆床头有一包老鼠药，担心被老婆害死，就慌忙跑去当兵了。这种愚昧、迷信、怯懦、妥协、苟且、屈辱和忍让，显示了中国民众基本的精神病态。《蜒蚰》中的绰号叫蜒蚰的农民，他的老婆夜叉与乡丁经常在一起苟合，他就自动睡在灶间，最后又被乡丁捉去送了壮丁。回来后不久，乡丁又与夜叉常来常往，如入无人之境，他也就视而不见。这种怯懦，在底层民众中比较典型，显示了国民没有人格，不顾尊严地忍让和妥协。可以说，魏金枝和鲁迅一样，也以自己的笔展示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现代社会的封建、沉滞和落后，揭示了国民精神的病态。 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是极其深刻的，对魏金枝的影响是深广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鲁迅与魏金枝在艺术表现上也有一些不同。魏金枝继承了鲁迅的传统，展示了浙东山区乡村民众的思想状态，但他主要描写的是以四明山麓的黄泽镇及其村落为原型的浙东乡村世界的沉滞状态，与鲁迅主要描写鉴湖流域的小城镇沉滞性不同。这二者结合，恰恰将整个越地民众的基本性格和精神状态呈现出来了。然而，最大的区别还在于艺术描写。这突出地表现在主体审美心态与艺术视角上存在的差异。鲁迅是以悲愤的心态去展示国民的精神状态的。因此，他的作品通常持夸张和廓大的取向，放大了民众精神病态的一面，而遮蔽了民众思想深层潜存的闪光点，不留丝毫的亮色，这种描写与鲁迅要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③的主体心愿是一致的。这集中体现在《阿Q正传》中。鲁迅所看到的几乎都是阿Q的负面，阿Q完全是一个喜剧式的人物，他身上基本上没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鲁迅对其精神与性格表现出一种彻底的讽刺和批判的态度。这是一个“五四”启蒙者对社会绝望的心态的反映。魏金枝则不同，他继承了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传统，但是又发展了鲁迅这个传统。应该说，魏金枝的小说也十分深刻地描写了国民的精神弱点。但是，他总是在淋漓尽致地描写国民的精神病态中，强力展示人物主体精神的发展演变历程，在以极致的笔力描写出人物精神病态之后，又合理地写出其恢复的精神亮色，也就是在细腻地描写出庸常的病态性之后又会点化出人物的神性。这恰恰更符合世俗社会的生活真实。无论是《七封书信的自传》、《小狗的问题》还是《校役老刘》、《白旗手》，或者是《磨捐》、《前哨兵》等，都是这样。阿乜虽然怯弱，但是他怀有主观期待，有着不沉落的心态，虽然遭受非人的磨难，但他还盼望世道太平，而且还埋藏着一些番薯，准备迎接更大的磨难，当听说天下会太平时，他就坚信能度过这个冬天，并且要用番薯招待客人“我”，这显示了底层民众坚忍不拔的生存意志。《校役老刘》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校役老刘“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只是在活下去而已”的麻木心灵，而且还极力挖掘出他宽厚的人类同情心和慈善心。为了报复那些偷瓜的恶作剧者，他受人怂恿在西瓜上装进蜈蚣粉，下药后却整夜做噩梦，赶忙准备好“解药”。尽管不少学生把他视为丑类，他还诚心诚意地劝一个因失恋成痨病的学生吃草药，并在校园里寻来药草煎好，调上赤糖送去。当他敲钟使敲钟老人受罚，他主动去要承担责任。当他看到学生自治会的公子少爷们为一个小女人而分派倾轧，他感到他们“比野兽还坏”。这一切充分显示了他的精神性格的亮色。尤其是作品还描写了他主体意识的觉醒，更显示了这一点。当校长为整饬校风开除他，学生们想借挽留他而闹风潮的时候，他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后，就不与这污浊的社会合流，毅然地离去。他说：“有些人留我既为自身，不要我的也为自身，我不过是具磨，你推我挽的，终有天会给他们弄碎，所以不如早点走。”可以说，“作品沉实而深至地描绘了这样一个独特而复杂的性格，这样一种忍从蹂躏而孤独辛酸的人生，但它并没有因这种性格和人生失去自信力”④，而是尽力发掘人物精神性格的闪光点。在他笔下，底层民众虽然具有深重的国民性病痕，但都拥有各自的亮色，能够给人以兴奋和激动。乌狗的釜底抽薪式的反抗，前哨兵的主动要求处罚，蜒蚰的侠义救难等等，都显示了一种精神的亮色。这是魏金枝与底层民众情感上息息相通的反映，这是对底层民众的客观描写，充分反映了他对底层民众的尊重。显然，魏金枝这种描写是对鲁迅开创的国民性批判主题的一种深化和发展。 鲁迅对魏金枝的影响，还体现在人性探索与表现的深切上。鲁迅的小说，以表现的深刻而影响深广。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描写人的灵魂，注重人性深层的探索与表现。从《狂人日记》到《孔乙己》，从《离婚》到《风波》，从《祝福》到《伤逝》，都开掘了人性的深层意蕴，“逼迫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⑤，深切地表现了自己的思想，显示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在这里，无论是乡绅官吏，还是苦难的农民，或者是旧式知识分子，以及迂腐的现代文人，都显露了他们灵魂深处的真实。《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生病时胡言乱语反封建，但病愈后就去某地候补；虽然时时担心被吃，但同时也吃过人。《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熟读圣贤书又始终不能中举，脸面丧尽，深受封建道德教化而又去偷书，被人耻笑却只能哼着“窃书不能算偷”的声调自欺欺人地维护自尊。《离婚》中的道德权威七大人貌似威严，令人肃然敬惧，可他不仅尽心玩弄着“屁塞”，而且对满怀幻想的被损害的农妇肆意践踏。《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平常总是伪善地应对世俗社会，对祥林嫂实施从物质到精神全方位的压迫。《肥皂》中的四铭看到乞丐女而生异常举动，显示了内心的男盗女娼。《高老夫子》中因景仰高尔基而改名高尔础的主人公高于亭赴女子学校执教，却只为“去看看女学生”。《风波》中的赵七爷习惯式的幸灾乐祸，对七斤的恐吓，显示出人性的阴毒与险恶。可以说，鲁迅在作品中致力于揭示人性深层的复杂性，展示人性的丑恶和负面，彰显人物的灵魂，显示了世俗社会中庸常人生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 魏金枝继承了鲁迅开创的这种传统。他是左翼作家中始终坚持人性描写的作家，这使他与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其他作家有着显著的不同。也正是这种人性的描写，使魏金枝的小说创作具有了强劲的艺术魅力。从《奶妈》到《颤悚》，从《前哨兵》到《蜒蚰》，从《白旗手》到《坟亲》，从《报复》到《苏秦之死》等都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显示了一种艺术描写的深度与力度，赋予了小说感人的艺术魅力。《白旗手》中的勤务和老李，都是在深刻的人性揭示中而显示其艺术魅力的。勤务当了五六年兵，一直没有升级，反而丢了缺，他就跟把兄弟老李来招兵，按理应该感谢他，可勤务随老李第十次来到天上镇后，就与老李之间起了冲突，最后竟发起一场士兵哗变。勤务为什么这样呢?作者深刻地揭示其人性依据，这就是人的物质欲望和生理本能欲望发酵的结果。一是钱少，心里很委屈。他帮老李去招兵，当勤务，每月只有九块钱的饷，而老李攒了很多钱却不分一点给他。二是基于性爱本能要求产生了嫉妒。勤务随招兵委员老李到天上镇招兵，老李便和乌狗婆娘发生了关系，他对老李霸占乌狗婆娘十分不满。这种不满，主要基于他对那婆娘也产生了一种原始的性的冲动与欲望，但老李贴在婆娘的身边寸步不离，而那婆娘又总是躲避他，这使他难堪，觉得有些悲哀，他很苦恼。这是他反抗老李最主要的深层原因。性爱是人的一种原始本能，爱情是世俗人生中主体最大的内驱力，由爱而恨的行动力是强大的。作为世俗社会的主体的人，他们不是因爱而获得幸福，就是因爱而招致不幸。勤务对乌狗那婆娘的欲望是一个人正常的生理欲望，就像阿Q想和吴妈困觉一样是无可非议的，他被那婆娘拒绝，也与阿Q被吴妈拒绝一样，是爱情不可强求的显示。然而，与阿Q从此招致人生的悲剧不同，勤务则因此走向了一种报复之路，使情敌走向了末路。因为是基于爱的不可得而产生的恨与嫉妒，进而导致勤务反抗老李，所以这种行动没有丝毫的妥协性。这种人性描写非常深刻。可以说，正是这种人性的内涵，使小说显得非常感人。正是这种人性的视角与艺术描写使魏金枝这篇小说获得了成功。 鲁迅开创的人性描写的艺术传统，拓深了文学创作的路向，对魏金枝的影响是很深的。可以说，在左翼作家中，始终坚持鲁迅这种人性描写的艺术传统的，就是魏金枝。自然，在左翼作家中，柔石也是坚持这种人性描写的审美路向的，本来他与魏金枝可以成为左翼文艺运动中坚持人性描写路向、疏离左翼文艺政治中心的双峰，可惜的是他早早地牺牲了，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损失，也使鲁迅文学传统失去了一位忠实的继承人。自然，无论是魏金枝还是柔石，他们的人性描写与鲁迅亦有所不同。就魏金枝来说，他与鲁迅的不同就在于对人性复杂性的把握以及对个体人性的蜕变历程的展示上。读魏金枝的小说，无论是《校役老刘》，还是《磨捐》；是《奶妈》，还是《前哨兵》；是《白旗手》，还是《报复》；是《父子》，还是《坟亲》，都是在一种人生的动态进程中展示出人性的复杂性，显示了艺术描写上的深度与力度，赋予了小说感人的艺术魅力。例如《奶妈》中的奶妈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了革命，她与丈夫商议将自己的孩子送给育婴堂，而来到鹏飞先生家里做奶妈，养他的孩子，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后来她就一直没有看见过自己的孩子，这充分显示了革命者的自我牺牲精神。可是她并没有失去一个母亲的品性。她被捕了，国民党要处决她，她感到“现在是一切都已完了”的时候，她最不能放下的就是被送走的孩子。于是，她要看看她养过的孩子，当警察叫鹏飞先生抱着孩子来到法堂上时，她将孩子接了去，亲他吻他。她说她要他们来到法堂上，并不是要让他们知道她是个共产党员，不是一个下流的不贞的女人，而是要见见孩子。她悲伤地说：“为的是，我自己也有过一个孩子，然而为着工作的便利起见，夫妻两人协议将孩子送给育婴堂。我们以后一直没有看见那孩子了。为着事实上的便利起见，我来养你们的孩子。现在是一切都已完了!……我的工作……我从心底里想起了那失落在人间的孩子，再也没有象这样的时候，我心痛我的孩子得利害……我们为着要救被压迫的人们……现在是一切都已完了……”她的眼泪不断地滚了下来，滴在那孩子的身上，一边不停地吻着孩子，一边又说：“为的是，我要见见这孩子。”她的声音啜泣了。魏金枝这样描写，就将一个母亲对于自己孩子的思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将奶妈灵魂深处的人性真实完整地展示出来了。作为一个革命者，奶妈为了去救受苦受难的民众而勇于自我牺牲，显示了宗教式的泛爱精神，显得崇高而伟大；作为一个母亲，她又惦记着自己的孩子，看不到自己的孩子，就将满腔的母爱献给了鹏飞先生的孩子，在临刑前还要看看这孩子。显然，奶妈不仅是一个崇高的革命者，也是一个慈爱的母亲。因此，这个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魏金枝的小说创作，不管时势如何变化，总是坚持抓牢人性这个文学的中轴，始终不断地拓展和深化，从而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可以说，魏金枝的小说创作，擅长于在人生的进程中不断地显示人物心性的多元性，并使之完形，正是对鲁迅开创的人性母题的一种光大，是对鲁迅开创的文学传统的发展。 鲁迅对魏金枝的影响还体现在小说文体的创新与探索上。鲁迅具有很强的文体意识，是中国现代小说文体的开创者。他的小说每一篇都是一种自足性的文本，显示了很强的先锋性特征。对此，鲁迅以“格式的特别”⑥作出了概括。打开《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本小说集，从外在的形式看，有《狂人日记》所代表的日记体、《阿Q正传》代表的传记体、《兔和猫》代表的寓言体、《鸭的喜剧》代表的抒情散文体，《补天》所代表的神话体，《起死》为代表的戏剧体等等。这些小说，虽然运用的大都是中国传统文人很娴熟的体裁，但鲁迅赋予旧的体式以全新的意义。例如，《狂人日记》和《伤逝——涓生的手记》都是运用中国传统文人很擅长的日记(手记也应该是日记的一种形式)体，但鲁迅并没有按照一般的日记以时间顺序来结构文本，而是按照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意识的流动来组织安排，打乱了时序，也削弱了情节的连贯性，冲破了中国传统小说讲究有头有尾，环环相扣，情节完整的套路。实际上，这种日记体不是演变成了心理小说，就是演变为现代抒情小说。传记、寓言、神话都是中国历代文人所习见的一种文体，然而鲁迅让旧瓶装上新酒，并予以精心的构思，成为一种完形的小说，《阿Q正传》成为了世界经典小说，影响深广。正如有学者指出：“《狂人日记》使鲁迅声名鹊起，此后一发而不可收，8年时间连续做成25篇，而且几乎一篇一个样式，在内容形式两方面为中国现代小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⑦鲁迅这种创新和探索的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作家。魏金枝在创作中就出色地继承了鲁迅这种不断探索和创造的艺术传统与艺术精神，精心构思其小说文本，显示了很强的文体意识，甚至可以说是成了一个文体家。纵观魏金枝的小说创作，不仅有《留下镇上的黄昏》这样的日记体小说，也有《七封书信的自传》这样的书信体小说，《小狗的问题》这样的对话体小说，还有《祭日致辞》这样的回忆体小说。而且，魏金枝的小说跨文体特征突出，许多篇目既可看作小说，又可看作散文。《祭日致辞》原载1924年5月7日《民国日报·妇女周报》，后来作为散文在《小说月报》刊载，与周作人的散文《苍蝇》放在一个“选录”的栏目中，但是魏金枝自己后来却将它收在自己的小说集《七封书信的自传》中。他的小说《客气》、《死灰》当初都是以小说发表的，但后来他又将它们作为散文收录在《时代的回响》中，显然是这些作品兼具小说和散文的特征。其实，魏金枝小说中的许多篇目都有这种特征，如《骗子》、《赌》、《竹节命》等都有这种特点。这无疑说明了魏金枝小说在文体上的先锋性，也显示了魏金枝的文学创造力。 鲁迅小说文体对魏金枝的影响，主要的还不是这种表面形式，而是小说情节结构的叙事模式。鲁迅的小说非常讲究叙事艺术，他总是在一种精巧的叙事结构中形成艺术的张力，显示突出的文学意义。鲁迅的小说叙事，在情节结构上通常呈现出“看/被看”与“离去——归来——再离去”两种模式⑧，魏金枝的小说也包含着这两种模式。《校役老刘》的叙事结构就包含着“看/被看”的叙事结构。在小说中，老刘时时都处在被看的地位。在学校里，老刘没有任何地位，时时都被人看笑话，被人任意欺辱；同时，老刘也在看别人，也在用他的眼睛去审视这个世界。最后，他看清了这些人的丑恶面目，认清了自己的位置，就毅然离开这个学校，不与这些人同流合污。《自由在垃圾桶里》的情节结构也是一种“看/被看”的叙事模式。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君邻居的故事及其与邻居关系的故事。于是，×君与邻居构成了“看/被看”的关系。《蜒蚰》的叙事情节就典型地包含着“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情节模式。抗战时期，蜒蚰因为老婆夜叉与乡丁经常在一起苟合，被乡丁捉去送了壮丁。抗战胜利之后，他跟随两个同乡的同营兄弟老李和老袁一起逃回了家。但是不久，因为老李和老袁想重新去当兵不成，他就自己去当兵，用自己卖身的钱去救济老李老袁的家属。这是一种典型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情节模式。鲁迅的小说既有象征和隐喻文本，又包含着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疏离的反讽文本。魏金枝的小说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文本。《骗子》、《喜悦》、《苏秦之死》的叙事文本就是隐含着隐喻与反讽的文本。《苏秦之死》通过描写以个人私欲的满足为基本行动指向的意志型英雄苏秦在临淄被刺，隐喻一个人再强大也不可战胜自然，一个人无论多么具有力量，但总是敌不过群众的力量。在小说中，临淄城里那个“不声不响的刺客”，就是民众力量的隐喻。当民众起来反抗了，任何意志型的英雄人物都是要失败的。同时，这篇小说还蕴含着反讽式的文本。通常，英雄大都能视死如归，坦然地面对死亡，而苏秦在死亡来临时，他感到无比恐惧，流下了人生的第一淌泪，可见他也是一个平庸的人，其精神本质也是渺小的。这不仅是对世俗人生中那种自以为是、为所欲为、私欲极强的神经质式人物的讽喻和批判，更是基于现实社会境况和政治情势而对私欲极强的专制型英雄和意志型领袖展开的深刻批判。从发表的时间看，自然是对玩弄权术的反动派蒋介石的讽刺和批判，是对其命运的象征和隐喻。这种隐喻与反讽使小说形成了隽永的艺术韵味。 鲁迅小说文体对魏金枝的影响，更体现在叙事策略与多重文本的建构上。鲁迅对小说艺术有高度自觉，十分讲究小说的叙事策略，往往建构出多重文本。他习惯于用第一人称展开小说叙事，并有意在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设置距离，从而充分显示了小说叙事的艺术张力。《狂人日记》采用第一人称和自我独白的形式来开展故事，是中国小说现代叙事艺术的先锋。但小说中的叙述者“余”与隐含作者明显是疏离的。也就是说，小说中的“余”并不就是小说隐含的作者。然而，正是这种缝隙使《狂人日记》这篇小说的文本显得十分复杂，形成了三重文本。首先，“余”叙述的狂人的故事，是狂人的哥哥告诉他的基本情状——一个迫害狂者生病时的情状。如此，“余”和狂人的哥哥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构成了小说的一个文本。其次，“余”转述的故事就是狂人“发狂”时记下的日记，是狂人发病中看待外在世界的结果。于是小说就形成了第二个文本。这两个文本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这就使小说形成了一种思想张力。然而，到底如何来看待这一场纷争呢?这就是小说中隐含作者的态度。于是，小说就拥有了三重文本。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进入到这三个文本之中。这种先锋性的叙事策略与文本创造方式，给魏金枝以很大的影响。魏金枝的小说不仅讲究叙事策略，而且巧妙地创造出了多重文本。从《七封书信的自传》到《自由垃圾桶》，从《留下镇上的黄昏》到《校役老刘》，从《奶妈》到《颤悚》，从《政治家》到《坟亲》，都精心选择叙述人，创造林精巧的文本。如前所述，《奶妈》是一篇构思极其精巧的小说，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的开放性叙事视角与第一人称的限制性叙事视角相结合的故事套故事的叙事方式，从而形成了一个三重文本共存的先锋性的文本系列建构。小说的核心文本是讲述奶妈故事的文本。对于这个文本，作者采取了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开放性叙事视角，故事的叙述人是作品中的人物鹏飞先生。小说的全文本是讲述的小客栈里所有人故事的文本。这个文本是由小说的全篇构成，它包含了小说的核心文本。作者采取的也是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开放性叙事视角，讲述这个故事的就是小说预设的叙述人。而将核心文本和全文本联系起来的是“中介文本”，它讲述的是鹏飞先生与奶妈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住客观察到的，由鹏飞先生自己讲述的。因此核心文本就和全文本发生了联系，也产生了形而上的意味。这三个文本互相映衬，形成了一种复调效果，产生了艺术张力，丰富了小小说的思想意蕴。由此可见，魏金枝的小说在文本上具有很强的先锋性的形式意味。正是这种形式意味赋予了他的小说比较丰富的审美意蕴，显示了很强的艺术魅力。 值得注意的是，魏金枝接受鲁迅的影响，并不是生吞活剥、泥古不化的，而是以充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将鲁迅文学艺术内化为自我生长的营养，拓展了鲁迅开创的文学路向。他的小说也习惯于用第一人称叙事，但这个第一人称的叙事者，通常是作品中的主人公，并不像鲁迅笔下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是局外人和次要者。从《七封书信的自传》到《裴君遗函》，从《祭日致辞》到《自由在垃圾桶里》，从《死灰》到《客气》，从《政治家》到《坟亲》等等，都是第一人称叙事。如前所述，《自由在垃圾桶里》的故事是由“我”转述的，构成了一种双重三层次的“看/被看”。这个“我”既是作品中的人物，也是一个叙述人，既是小说文本的组织者，又是推动者，也是主文本的创造者。当“我”听到×君讲到邻居将卖油条的钱抛在地上让小朋友争拾时，“我”却说“那也不过是些孩子的玩意儿呢!”这就激起了×君讲述他的第二件事情——将一班从别县来的吹唱手领回家，卖锅换馒头给他们吃，以致受母亲打的故事。“我”又追问他后来的情况，×君又讲述了他在母亲去世后成为十足的流浪者的情形。最后“我”告诉读者，后来×君对他的态度。这样，小说的主文本凸显了×君的邻居故事的典型性，表现了对他的理解和同情，揭示了社会的罪恶，当然也批判了以×君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误解底层民众，对他们缺乏深厚的情感。而这一切都是“我”转述完成的，这与《祝福》中的“我”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又有所不同。如果从文本中“看/被看”的关系来说，这个“我”，实际是一个带领读者看×君与其邻居的主导者，是一个与×君对话的主要人物。正是因为这个“我”的存在，赋予了这个文本的艺术张力，因为通过“我”来看这件作品，这篇小说就有了更丰富的意蕴。魏金枝这种第一人称叙事已经突破了单纯的形式意味，具有较强的审美价值，与鲁迅的小说是不同的。当然，魏金枝的小说也采用第三人称叙事，从《奶妈》到《白旗手》，从《校役老刘》到《山地》，从《凑巧》到《父子》等等都是的。值得注意的是，魏金枝的小说，即使是第三人称叙事，往往也是隐含着一个居高临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作者。例如《白旗手》是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讲述了一个招兵的勤务因不满招兵委员而带领新兵哗变，投向劫富济贫的老冯队伍的故事。在小说中，我们时时都可感觉到一个站在远远的叙事者“我”的存在，“我”对于这场哗变的兴趣与看法。因此，小说也就具有了思想张力。可以说，魏金枝的小说展现了很强的文体意义，体现了执着于艺术创新的主体状态。 总之，鲁迅小说深深地影响了魏金枝的小说创作，他称得上是鲁迅文学的忠实信徒。一个作家的经典地位，除了以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思想的深刻性、艺术的独特性为基础之外，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些作品所建立的思想与艺术的范式能够不断被后来者继承和光大。魏金枝的小说继承了鲁迅的文学传统和文学精神，接受了鲁迅艺术的滋养，充分表明了鲁迅小说的经典地位。值得指出的是，“文学是基于生活的主体书写”，必须“抒写主体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与发现，传达主体真切的情感与思想”，⑨必须具有独创性才会有价值。因此，作家接受别人的影响，吸取前人的艺术养分，也不能照套和照搬，否则就会失去应有的意义。魏金枝无疑把握了这一点。他并不是套用和照搬鲁迅小说的思想与艺术，而是将它融进自己独特的艺术创造中，既赋予小说以先锋性的艺术品格，又使小说生成了比较丰厚的审美价值。 注释： ①⑨刘家思：《刘大白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6、339页。 ②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82页。 ③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页。 ④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页。 ⑤⑧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40页。 ⑥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38页。 ⑦程光炜、刘勇等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标签：鲁迅的作品论文; 鲁迅论文; 文学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阿q精神论文; 读书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文化论文; 人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