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世纪陶渊明研究第三次大开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世纪论文,陶渊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十年代，堪称陶学史上辩争最烈、深入普及最广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众多古代文学研究者，纷纷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估评古代文化遗产，力图迅速建立新的学科体系，以适应新中国各项事业日新月异发展的需要。
全国规模的两次陶渊明问题的大讨论，尤为引人注目。1954年至1957年长达四年之外的第一次大讨论，主要是围绕张芝（李长之）所著《陶渊传论》的评价展开。由于受当时对俞平伯《红楼研究》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大批判运动的影响，庸俗社会学污染学术空气，不但对《陶渊明传论》多有超出学术性研究的无瑞指责，而且对陶渊明及其作品也多所曲解。曹道衡先生针对恣意歪曲陶渊明和学术界的不正之风，于1957年写出了《关于陶渊明思想的几个问题》的长篇论文，发表在《文学遗产增刊》第五辑上，全面论析陶渊明其人其作，提出了令人瞩目而信服的新观点，发展了陶学理论。
1958年12月至1960年3月，又开展了第二次大讨论，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一时间诬陶之说泛起。曹道衡又写出了《再论陶渊明的思想及其创作》的长篇论文，与许多有识的陶学家，对这股歪风邪气展开辩论，拨正了陶研方向。曹先生的两篇论文，都发表在深入研陶的关键时刻，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沿着鲁迅指出的“知人论世”的陶研方向，“顾及全篇，并且顾其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对陶渊明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颇多建树，以其开创性的坚实的理论力度和恰切的方法论，标志着陶学发展的一个新时期。
着眼于生活道路的辨析，全面释解陶学的四大症结
一、关于陶渊明“隐逸”说。
自颜延之首倡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陶征士诔》），钟嵘首倡“隐逸诗人”以来，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朱光潜“浑身静穆”说，以“隐士”、“隐逸诗人”或“田园诗人”、“山林诗人”论陶几成铁案。其中，虽有如黄文焕“以隐逸蔽陶，陶又不得见也”（《陶诗析义·自序》），吴菘“绝非隐逸忘世者”（吴瞻泰辑《陶诗汇注·论陶》）之论，然又与“忠晋愤宋”说紧密相联，导致另一极端。
鲁迅的非“隐士”说、非“田园诗人”、“山林诗人”说，开启了新的陶研的时代。曹道衡作进一步科学的阐释，从《陶集》内证，有关陶的史传和其所处时代条件等外证，论析了陶渊明确实是“和旧说不同的人物”，从而标志着陶学学科理论的成熟性。曹论分析陶渊明的人生道路，指出其早年进入仕途，为“入仕之士”；彭泽辞令归田，为“不遇之士”；躬耕田亩而经济状况愈下，逐渐成为“寒士”，从入仕到归田，直至以躬耕为生，陶渊明从来也没有“出世”，更不是什么飘飘然的“隐士”，而一直是“入世”的。从他借着“鸱
见城邑，其国有放士。念彼怀王世，当时数来止”等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不平看，是满腹牢骚的“放士”，即以诗文为武器对黑暗社会现实进行抗争的伟大诗人。曹论从“不遇之士”陶渊明的仕而归的主客观原因、归隐的性质、归田后作为“寒士”等几个方面，辨析以“隐士”、“隐逸诗人”论陶之诬。
陶渊明归田的客观原因，完全在于东晋黑暗制度和混乱的政局。和封建社会的一般知识分子一样，陶渊明在年轻时代也有着建功立业的壮志。他信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梦想着得到统治者的重用，施展自己的才能，轰轰烈烈地做出一番事业来。《荣木》诗云：“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这种处世的态度，完全是儒家信徒的思想，他对世事的态度是积极的。但是，他面临的是怎样的社会现实呢？
曹论指出，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遭受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代。北中国广大的土地遭到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的侵扰，沦陷了半个世纪之久。这时，鲜卑拓跋氏又勃兴于塞外，逐步地统一北中国，和流亡的南方的汉族政汉东晋和后来的宋、齐、梁等相对立。南方的晋、宋等朝虽有几次出兵北伐，却从没有真正下过收复失地的决心，即如刘裕的北伐，尽管一度灭了南燕和后秦，取得相当大的胜利，也终于虎头蛇尾，中原的失地得而复失。南方国内政治情况一团漆黑，毫无生气。地主、官僚们继承了魏晋以来的恶习，骄奢淫佚，恣情享乐，无止境地榨取人们的血汗。吸血鬼们为了过着“一宴之馔，费过十金”的奢侈腐化的生活，拚命地侵占田地，鱼肉人民。东晋统治集团的残酷剥削，迫使农民过着苦不堪言的生活。魏晋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法”，完全根据门弟的高低选举官吏，“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凡庸竞驰，傲诞成俗”的豪门子弟盘踞着政府各部门中的要职，招权纳贿，互相争权夺利；而普通的人，尽管有多大本领，也只能屈居下品。这种黑暗的制度和污秽的现实，陶渊明不但目睹，也身受了被压抑之苦。他生长在如此黑暗的时代里，在门阀制度之下，非名门望族出身，在当时自然很难得到别人的重视。这就决定了诗人在仕途上必然不能得志，他的抱负决不能实现的命运。
陶渊明归田的主观原因，是不愿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他自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而且“质性自然”，不满现实，又不愿同流合污。他有理想有抱负，却无法舒展。他不肯牺牲理想去向上爬，而他的进步理想在当时又必然要碰壁。他所以自此于伯夷、商山四皓和屈原，正是说明他看不惯那个社会，而那个社会也容不了他的情况。“世与我而相违”，正是最好的说明。
陶渊明归隐的性质，是对黑暗现实的抗议。这一点，曹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陶渊明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环境来理解，指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陶渊明，必须结合知识分子的特点来加以分析。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也是凭着个人的知识、个人的品质，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只有得到统治者的信赖，他们的知识才能有所作为。“学成文武艺，售于帝王家”，不售与帝王家他们就不能有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愿和统治者合作，那就意味着他从此不想有出路，只能受穷一辈子了。
那么，陶渊明归田之后，真的成为“隐士”，“浑身静穆”吗？曹论指出：陶渊明绝意仕进，不再愿意拿自己的知识来为统治者效劳，反而用他的知识——写作诗文来批判当时的现实，反对统治者。
首先，“寒士”的躬耕使陶渊明接近农民，思想感情有了变化。陶渊明的家庭本来不能算富裕，到了二十岁以后，更是衰败下去，三十岁上死了妻子，四十四又遭火灾，对他的经济情况影响很大。对他来说，贫困的生活当然是一种不幸；但从另一方面看，由于贫困的煎迫，使他的命运更接近农民而远离统治者，使他对现实的不满更强烈，这样就更加深了陶诗的人民性。特别是陶渊明归田之后，参加了农业劳动；又由于家境衰败，他参加劳动更多。他的思想感情在躬耕生活中有了新的变化：“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陶渊明已经相当程度地认识到农民耕作的辛苦；同时，对农民与统治者的态度也有了显著的不同。对于统治者，“息交以绝游”，即使在“偃卧瘠馁有日矣”的情况下，江州刺史檀道济馈以梁肉，他还是“麾而去之”。对于农民，“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在这种接触中，思想也不能不受到逐民的影响。这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用起那擅长的武器，笔下的作品来反映现实：描绘农家生活，不论是劳动的喜悦或者饥寒的苦辛；也不论是某种陶然自乐的情绪或者对远古时代的幻想式怀，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农民的思想感情。
其次，陶渊明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宁愿受穷受苦，甚至挨冻挨饿也在所不惜。早年出仕，看透了官场的丑恶之后，他宁愿穷死苦死也不出去做官了。应该看到，陶渊明的归田，并不是很容易的，他没有像真“隐士”那样富厚的资财供其享受；要活下去，非得亲自参加劳动不可。这对于一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并不是一件易事。参加劳动是辛苦劳累的，有时还免不了要遭受灾荒，陶渊明没有动摇理想。“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诗人的意志是何等坚定。
在当时的社会中，若能同流合污，也不是没有爬上去的机会的。陶渊明却甘愿穷苦也不去追求富贵。在得了“赢疾”，穷得没有饭吃之时，面对江州刺史“馈以梁肉”，一方面“麾而去之”，一方面“慨然永怀”。“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以示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
陶渊明用自己的生活道路和人生价值追求证明：他并非是“浑身静穆”的“隐士”，或“隐逸诗人”。从阶级地位而言，他是与统治者对立，靠躬耕自食，趋向劳动人民的“寒士”；从政治地位而言，他是相对于从政为宦的“不遇之士”；归田之后，成为立足于田园的“放士”——以诗文写作反映现实、反抗现实的伟大诗人。
二、关于陶渊明“忠晋”说。
自沈约在《宋书·隐逸传》中首倡“甲子年号”说以来，宋朝应者蜂起，遂成千年陶学一大命题，并论说不一，成为症结。
曹道衡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陶渊明这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环境来理解。一方面，从陶渊明生活道路的实际出发，认为把他的归隐看作是不愿意事二姓的缘故，不符合事实。沈约所称“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不但今本《陶集》中所见情况并非如此，陶渊明的隐居也不能仅仅归结于“耻复屈身后代”。曹论引用梁启超的著名论断：“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竞，廉耻扫地，是渊明最痛心的事，他纵然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丧失掉，这是渊明弃官最主要的动机。从他的诗文中到处都看得出来，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的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陶渊明》）然后指出，陶渊明弃官的原因，他自己是说清楚了的：“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实质上他是看不起当时士大夫社会的丑恶现象，同时他自己也深受这些士大夫的歧视。所以他说；“世与我而相违，复架言兮焉求”；“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都说明陶渊明的退隐，主要不是为了一姓的兴亡，而是看不起当时的上层社会。不然的话，他在桓玄谋反之前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诗中，已经唱出了“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中，更高唱“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这时候非但没有改朝换代，连刘裕本人的地位也不很主同，陶渊明岂能预知晋代的灭亡呢？可见陶渊明的归隐，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耻事二性”。
另一方面，认为陶渊明在晋宋易代后，他对晋朝皇帝完全没有一点留恋，也是不合事实的。《拟古》诗第九首中所谓“忽值山河改”，不能不说是指刘裕篡晋的事。从《述酒》等诗看来，他对晋朝还是有一定程度留恋的。
再一方面，提出强谳陶侃对陶渊明的影响而定其是否“忠晋”说的不同看法。张芝根据陶渊明的曾祖陶侃和外祖父孟嘉的一些事迹，断定他们两人都不忠于晋朝，因此说陶渊明也不忠于晋朝，而比较倾向于桓玄的政权利。阎简弼也引证了不少材料来证明陶侃是忠于晋室的，因此认为陶渊明也忠于晋朝。曹论指出：两先生的意见看来很相反，其实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太强调了陶侃对陶渊明的影响。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祖宗的生活态度是可以给子孙以某些影响的，然而却决不是什么决定性的影响。以陶侃的社会地位及生平经历说，和陶渊明完全不一样。因此陶侃的思想不可能等于或差不多等于陶渊明的思想，陶侃忠晋不忠晋，对陶渊明不可能起什么决定性的影响。至于陶渊明和桓玄的关系，据现存的材料看，也不见得很密切，很难得出他对桓玄政权有好感的结论。
三、关于陶渊明的思想渊源。
宋代论陶家首次提出陶渊明与古代哲学的关系，为陶学增加了陶渊明儒、道、释三大家谁属的千古聚讼的新课题，激烈的论辩不绝于陶学史。但是，以前的论家尽管主张不一，但在论证方向上却大同小异，即从《陶集》中找出某篇、某句、某问题是哪家的思想，多为词语出外的考证，或离题万里的分析，以证其主观之论。
曹道衡是从陶渊明这个具体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列出其受了什么传统思想影响，这影响是怎样在其作品中表现的，又是怎样突破这种影响，从而表现出陶渊明的思想，不用任何传统思想套住陶渊明，从而说明陶渊明属于哪一家。
比如，陶渊明与道家思想关系，曹论提出：在桃花源的理想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也不光是农民的思想意识，其中也有传统思想的成分。最显著的，当然是老、庄思想。老子“小国寡民”的主张，显然与《桃花源记》有着一定的血缘联系；《庄子》中不少地方，也存在着向往上古无君无臣的社会思想。陶渊明继承了这些观点，并且发展了这些观点。因此，他的思想比起老、庄来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在老子的理想国中，并无人人参加劳动以及否定统治者的想法。庄子虽然否定君臣，但又想恢复原始时代的生活，连劳动生产也不要。陶渊明一方面否认了统治者，提出了人人劳动，大家享受；另一方面又为主必须努力从事劳动。这正是陶渊不同于老、庄的地方，也是他高过老、庄的地方。
至于陶渊明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曹论多次强调，陶渊明是“儒家信徒”，“信奉儒家观点”；同时，曹指出诗人在不少作品中，反映了他对劳动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一般古代诗人中，是几乎罕与伦比的。陶渊明认为，劳动是人人的天职，是“可耻”的“贱”事，不应该不劳而获。他还对那批“曳裾拱手”不劳动而“求自安”的剥削者，公开提出了谴责。诗人大胆地突破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儒家传统观念，把劳动看作人的本分。着眼于陶渊明对传统思想的发展、突破，为没完没了的儒、道、释三家归属之争，提出了治学方向和方法论的值得深思的问题。
四、关于陶渊明的社会理想。
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桃花源记并诗》可以说是最传诵的篇目。自唐代以来，从各个角度邓以探讨、评论的篇什甚富，见解颇异。但是，桃源寄托了陶渊明的社会理想，这是较为一致的看法。
五十年代中期，我国两次大规模的陶学大讨论中，论者多涉《桃花源记并诗》，进而探索陶渊明的社会理想。曹道衡针对黄天骥将桃源理想定性为中小地主阶层的本质愿望和有些论者认为《桃花源记并诗》是“麻醉人民”的“反动”诗篇的情况，他勇敢地站起来，深入论析、全面阐释了陶渊明的社会理想。
首先，桃源理想实际上是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思想和要求。
众所周知，陶作描写一幅淳朴、安乐的乌托邦图景。在那里人人劳动，人人享受，没有剥削者和统治者，也没有受苦受难的奴隶。人们在劳动之后，可以“日入从所憩”，得到充分的休息。老人和小孩的生活，也得到充分的保障，可以“纵行歌”和“欢游诣”。生产的东西也很丰足，不但菽稷、桑竹、蚕丝都能保证生产和需要，而且根本没有人世的苛重的“王税”。人与人之间不但没有什么欺诈，而且连智慧也用不到，至于外间世界的一切对他们更是隔绝的，“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样的社会显然不是一般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所能想象得出来的，也不是过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生活的封建士大夫阶级所能具有的。
曹论从陶渊明这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环境出发，指出陶潜所以能提出这样的理想国来，正是由于他不仅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和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个参加了一定的农业劳动且深刻地了解和同情农民的人。如果我们将这种理想国放在当时的条件下来考察，就不难发现它实际上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思想和要求。曹论着重强调，对于陶渊明某种软弱性，不应该过份苛责，而必须充分估计到它的积极的、进步的一面。他已经提出了合理的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这同时也就说明了现实社会的不合理性，应当加以否定。桃源，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乐土，而对封建地主来说，却是他们所竭力反对的。
曹论对黄天骥“渗透了失败的反抗者——所谓退隐的中小地方层——的本质愿望，甚至还融合了农民大众自发底要求”的说法，直接表明不同观点：陶渊明归耕以后，本质上还不一定就是一个农民；然而在他的思想中，反映出若干农民的思想意识却很可以理解。一些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所以能反映出人民的东西来，往往是和人民接触，受人民思想薰陶之故。陶渊明这种理想国本身，与其说是反映中小地主阶层的理想，还不如说是广大农民的要求。正是由于他在政治上遭到了打击，成为了“不遇之士”，在生活受到了磨折，以及亲自参加了一定的劳动成为“寒士”，跟广大农民有着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也就很自然地反映出农民的观点和要求来。特别是陶渊明一贯主张人人必须参加劳动，显然与农民的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将陶渊明的社会理想及其产生根源论析得如此明晰透彻，表现了陶学这一命题的理论高度。
其次，桃源的小生产者的理想，正是当时最有进步性的理想。
有的认为陶渊明要用桃源来引导农民脱离阶级斗争，逃到桃花源中去，因此断言：这个作品是“麻醉人民”的“反动诗”。曹论指出，这个显然是代表着广大农民的呼应的桃源理想，尽管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一种幻想，但生在1500多年前的陶渊明敢于和能够这样想，就是很不容易的事了。对这种理想的评价，不是看它办得到与否，而是看它怎样批判了现实，提出了主张。这种光辉的主张，显然是古代遗产中民主思想成分的结晶，是劳动者和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情感，通过进步知识分子的笔尖公开的流露。
同时，曹论又指出，事实上陶渊明并没有说过桃源真的存在，“后遂无问津者”。他是提出了一个没有剥削的理想，以使读者清楚地认识到现实的不合理，也表明自己的政治理想。1500多年前那时既没有资产阶级，更没有无产阶级，陶渊明从哪儿去找打倒封建社会的力量呢？桃源的小生产者的理想，正是当时最有进步性的理想。从而进一步肯定陶渊明社会理想的进步性。
着力于治陶方法的研讨，深入探究诬陶积弊
千年论陶，瑕瑜互见。有些议论，颇令人费解其所以成言之由。这与治陶方法论失误有明显的关系。曹道衡根据五十年代表现尤为突出的一种学术偏颇，强调了论析治陶的态度和方法问题，表现了一个研陶时代的学术深度。
关于治陶态度。
曹论首先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明确指示，“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进行充分的理论阐述：这是要求我们从作品本身出发，把这些作品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它们对人民的态度与有无进步意义而给以评价。毛泽东说的对人民的态义和有无进步意义，当然是指这些作品中怎样反映了当时的现实，表现了什么思想和态度。如果反过来，脱离了具体的作品而从历史上找出主要的矛盾，要求作者有所反映，那就和毛泽东的指示毫无共同之点了。作家不等于社会史家，一个文学作品尽管反映生活的面怎样广，也不可能写出社会上一切主要矛盾，而多数作品往往只能写出某一个或几个矛盾。可见，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究竟不是一回事。
为了说明机械地要求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反映当时社会上的一切主要矛盾，是办不到的也是不应该的，曹论又引用列宁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的话：“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那末了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来”；然后指出：在这里，列宁要求的是某些而不是一切，事实上对文学作品是不可能要求它反映一切本质的东西的。只要这“某些本质的方面”被正确地反映出来，那就不仅应该肯定，而且应该评为“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对于古代作家不应该脱离历史条件来要求，从既成作品去考察它的社会意义。对文学作品的要求，也应该从作品本身反映的东西来考察它是否显示社会现实的本质，反映得是否深刻、正确；而不是要求它反映出一切主要的与重要的社会矛盾。
曹道衡将以上评价古代作家的原则，运用到陶渊明评论上，针对一些人提出陶渊明时代，“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然而陶诗并没有反映出这一历史面貌”，因此“陶渊明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诗人”的论调，指出：要求陶渊明在诗歌中反映包括三大矛盾的历史面貌来，这显然是到社会史中去出公式套在作品之上，而不是从作品本身出发的。这样要求既不现实也不公平。
关于治陶的方法论。曹道衡首先分析了《陶集》的体裁，指出：陶诗大多是抒情诗，就应该结合抒情诗的特点来考察。抒情诗人大多是简短的诗歌，大部分是通过个人的感受。通过一瞬间的情景和对某一现象的看法，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态度。因此，不能要求抒情诗象长篇小说那样详细地重视社会现实的许多现象，也不可能塑造出那末多的典型人物。抒情诗中的典型形象往往就只是作者自己。作者只是通过一两句话来说明他对现实的感受和看法。因此，评陶就要了解陶渊明对当时社会的某些本质现象反映的方法。
接着，曹先生从陶诗的公开表达和含蓄表达两种艺术反映方法，展开了深入讨论。
第一种，直抒胸襟。《感士不遇赋》中，对封建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雷同毁异，物恶其上”黑暗现实的揭露；“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对封建社会压抑人才的控诉；“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的愤世不仕的决心等等，如千里黄河直泻，痛快淋漓，令人一目了然。他还有许多诗篇写着自己遭遇的饥寒和苦辛，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台中》、《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有会而作》、《杂诗》其八等等。这些诗写的虽然是个人的贫困和苦境，但这种贫困有着一定的概括意义。一个“寒士”尚且“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农民的苦处更可以想象。因此，这些写自身苦况的作品，就其典型意义而言，是相当深刻的。
第二种，曲折的或含蓄的表达方式。曲折地表示诗人的感受和看法，也能真正显示与揭露社会的某些本质。曹道衡主要论析了这样几种反映的方法。
其一，“是古非今”法。陶渊明常常“怀古”，怀念羲、农、重华、黄、虞、东户等，都无非是用上古的淳朴与三代的太平来否定当前的现实。如《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中的“怀古”，实际上是批判现实的具体手段。这也是古代进步知识分子常用的思想武器。
其二，“自然景物描写抒情法。陶渊明在田园诗中用生动的诗句，歌唱美丽的大自然和淳朴的农民生活。在自然景物中寄托了他的全部政治苦闷和理想。在这些景物中，到了慰借，并通过对大自然的歌唱，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和对社会现实的不满。陶渊明欣赏大自然的美，能够在平凡的农村景物中寻找出富于诗意的东西。同时，这些诗篇也都是和他的人生观、和他的处世态度分不开的。写飞鸟，就在飞鸟的形象中寄托了他自己的形象。写孤松的挺拔和不畏霜雪，象征着诗人耿直的不愿和统治者合作，不和黑暗现实妥协的崇高人格。
其三，“暗示”法。关于当时的民族矛盾，陶渊明虽然写得不多，但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赠羊长史》中，陶渊明对关中的克复是满怀欣奋的；但是，已经看到当时的统治者之间矛盾重重，虽然暂时取得了胜利，却不可能持久。正因为如此，所以诗人想到了商山四皓等隐者，“清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疏，拥怀累代下，言尽言不舒”，以含蓄的笔法暗示时局将有变，这已为后来的事实所证实。
其他还有“象征”法，以“八表同昏”象征当时现实的黑暗；“比喻”法，象《读山海经·巨猾肆威暴》中写的恶神，比喻反动的统治者等等。
曹先生的论文发表在五十年代两次空前规模的陶渊明问题大讨论的关键时期，为时诬陶之风颇盛，其论力解症结，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而且，曹先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陶学学科的各个领域的不凡建树，全面地奠定了陶学的基本理论，标明了陶学学科理论的成熟，陶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