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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3-0001-06
布哈林曾说过,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不能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简单重复:因为我 们所生活的时代不是马克思所生活过的时代的重复”[1]。列宁的社会主义观在将马克 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为实践的过程中,有一个重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与时俱进的 一个范例。
一、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的社会主义构想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曾多次阐明自己的社会主义观。就社 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而言,列宁一直坚持了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19 02年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时,列宁针对普列汉诺夫草案中关于价值目标不够明 确的问题,提出:“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进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所准备起 来的社会革命……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十月革命胜利 后,在俄共(布)八大制定第二个党纲时,列宁再次坚持了“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 发展”这一目标。但在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构想方面却有重大变化。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的社会主义构想可概括为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命题。
其一,“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为了消灭阶级,首先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 ……其次,就要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作者。”[2]“全体公民都 成为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3]他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全 社会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特征。
其二,“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列宁说:“至于社会主义,那么大家知道, 它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都是可笑的。”[4]他 特别强调:“自由贸易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奴隶制。”[5]
其三,“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列宁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就是计算”[6]。苏维 埃应当成为调节俄国全部生产的机关。“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 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的工作的机体。”[7]“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 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8]总之,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9]
上述设想,与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的新世界完全一致。正是根据上述设想,十 月革命胜利后立即通过了《土地法令》,宣布永远废除土地私有权,实行土地国有化。 紧接着宣布实行银行国有化、大工业国有化,在农业中推行共耕制,并建立最高国民经 济委员会作为制定调节全国经济生活总准则和总计划的机构。
1918年施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尽管是出于“战时”的需要,也是与列宁当时对社 会主义设想完全一致的。把中小工业也收归国有,甚至5人以上有机械动力,20人以上 无机械动动力的工厂都收归国有,以及加大推进农民集体化的力度,进一步消灭了私有 制;实行余粮收集制,即实行国家对粮食的垄断和分配,禁止私人买卖和取消货币流通 ,都在实践消灭商品经济;住房、水、电、粮食均统一由国家计划供应,以及进行义务 劳动等,也是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所要求 的。正是因为如此,列宁在实行余粮收集制的最初时刻就强调:“把这些原则坚决贯彻 下去,直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10]遗憾的是,这些措施既不是生产力发展 的要求,也不符合农民的意愿,只能靠说服教育,甚至“坚决无情地实行强迫”才能贯 彻。这种强迫不是执行中发生的偏差,而是赫然写在文件中的,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 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宣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我们主要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能 够实行国家强制,以便从采取必要的最迫切的、农民完全可以接受完全可以理解的措施 入手,来发展农民经济。”[11]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指责布尔什维克,说他们的 工作“都是强制”时,列宁坦然回答:“是的,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12]对于这种 强制性的国家垄断体制,农民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战争结束后,他们采取各种方 式进行反抗,遍及全国的饥荒,席卷八个省的农民暴动,水兵参与的喀琅施塔得叛乱, 使新生的苏维埃俄国面临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列宁沉痛地总结了这一教训,说这次 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斯基使我们受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危险得 多。正是在总结这一错误的过程中列宁对社会主义开始了新的思考。
二、建立“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
1921年春开始施行的新经济政策,成为列宁社会主义观演变的契机。20世纪80年代以 来,我国学术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作了大量深入的研究,这一研究突出了列宁关于经济 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探索和重新选择,即从原来的直接过渡转向迂回过渡。 但较少注意到与过渡道路选择相联系,必然是对社会主义本身的重新认识与思考。如前 所述,战时共产主义是通过“强攻”的办法消灭阶级,消灭商品经济,达到使整个社会 成为一个管理处的目标模式。而新经济政策则要鼓励小生产发展,允许自由贸易,这一 恰恰相反的“迂回”能达到原来的目标吧?它的直接目的地在哪里?实践必然要提出这个 问题。当时俄共(布)党内外也有不少人提出这个问题。列宁正是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 中,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理念。因此,有必要把列宁回答这个问题的思路作一个系统的 考察。
1921年初,列宁在俄共(布)十大的报告中提出:“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首先而且 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这两个阶级之 间的关系如何,是斗争还是妥协,直接决定着俄国的命运。把工农联盟问题提到社会主 义成败的高度是由俄国的社会特点决定的。列宁再一次强调:“第一个特点……就是我 国无产阶级不但是少数,而且是极少数,占大多数的是农民。”[13]这个特点决定了俄 国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才能获得胜利:一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 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二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之所以 需要和农民妥协,是因为“这两个阶级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小农需要的东西同工人需 要的不一样”[14]。由于俄国无产阶级是一国首先夺取政权,期待已久的欧洲革命又没 有爆发,在希望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成为俄国“革命后备军”没有实现的条件下,如果 国内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又使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倒向资产阶级,俄国无产阶级必 将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遭到失败。因此列宁特别强调:“在其它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 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社会主义革命。”[15]尽管当时列宁认为这种妥 协是相当糟糕的。
在从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之后,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工农两个阶 级的联盟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和沙皇制度中结成的政治军事联盟转移到经济联盟的基础 上。为此必须满足农民的经济要求。小农作为生产者,要求能自由支配自己的产品;作 为小商品生产者,要求自由贸易。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使农民在完成国家税收之 后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产品,并有投入地方经济流转的自由,就满足了小农的经济要求 ,使农民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关心生产,发展生产,既改变小农自身岌岌可危的状态, 又能给城市工人足够的粮食和原料,为恢复工业打下基础,从而使工农两个阶级的联盟 能够巩固。
但是,列宁认为,“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16]。“结果是小资产阶级 和资本主义就会在一定的……贸易自由基础上复活”[17],这是不是向资本主义过渡呢 ?列宁针对党内外不少人认为“这似乎是从共产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制度”等错误认识 ,从俄国国情出发,提出了“两次过渡”的构想,他说:“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 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 过渡的一种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 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18]根据这一构想,俄国向社会主 义过渡的模式应该是:战时共产主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两次过渡的构想是列宁社会主义观的演变的关键。他提出了“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 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概念,尽管对其“种种特点”尚未展开论述,但其基 本特征已初见端倪。首先,这种社会主义没有消灭工农两个阶级的差别,其基本社会结 构还是由这两大阶级组成的。第二,工农两个阶级的经济结合是通过产品交换实现的。 不是余粮收集制,也不是粮食税,而是用大工业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才是社会主义的 基础,社会主义的实质。他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它在哪里?在同农民的 商品交换中!”[19]第三,这种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是战时共产主义向共产主义(包括 第一阶级)过渡的中间阶段。
俄国当时正处于“两次过渡”的第一阶段,即从战时共产主义向小农占人口多数的社 会主义过渡,以粮食税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是实现这个过渡的形式。据此,列宁强调, 全部问题,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把在小农国家中不可 避免的资本主义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培植”国家资本主义,并在不久的将来 ,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我们常常引用列宁关于“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 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 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20]。这段话作为迂回过渡的经典论述,但把利用 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理解为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中间环节,这种诠释是很难 自圆其说的。诚然,利用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从最终意义上将 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但是建立在私有制和商品交换基础上的租让制、合作制、租 借制、代购代销,其本身却不会达到消灭阶级、消灭商品经济的目的。也就是说通过资 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这一中间环节不能直接通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而只能“迂回”到 农民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社会主义阶段。只有再通过一次社会改革,即第二次过渡才能 进入共产主义(包括其第一阶段)。
小农占人口多数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全新的构想,是从俄国实际出发,对过去的社会主 义观的一种修正,但它还没有完全摆脱旧的框框,即它仍然是建立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 基础上的。列宁所期望的工农间“正常的商品交换”仍然是排斥市场和货币交换的,因 而它背离了商品经济规律,一旦推向实践,就证明行不通。1921年10月,列宁发现商品 交换的设想失败了,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农民觉得自己的农产品在市场上销售更方便、 更自由、更能体现自己的商品的价值,而不愿同国家交换,致使私人市场比国家强大。 布尔什维克只好决定再退一步,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2 1]。列宁告诫全党,不管商业离共产主义多么遥远,但这是我们唯一走得通的路。因此 ,必须使国家变成一个批发商,共产党员必须向商业这门科学进军。只有商业才“是无 产阶级先头部队同农民结合的唯一可能的环节”[22]。
对商业看法的改变,又引起列宁对合作社作用的重新评价。合作社是旧俄时代就已经 出现的小商品生产者的集体经济组织,其主要形式是流通领域中的消费、供销、信贷合 作,也有少量生产合作。列宁称其为“资产阶级的机构”或“集体的资本主义”。战时 共产主义时期由于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合作社功能完全丧失,供销社被归入粮食 人民委员部作为分配粮食和其它消费品的机构。新经济政策开始后,为了实现工农业商 品交换,列宁又把它视为国家资本主义加以利用。1923年初,他口授的《论合作社》一 文中说:“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 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23]合 作社的意义首先表现为它是农民私人利益与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结合点。它既可以保护 农民的私人利益和私人买卖利益,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可以使农民联合起来,把 这种积极性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由国家与合作社签定合同影响农民的贸易与生产,限制 自由贸易的消极作用。因此,合作社的发展同社会主义的发展完全是一致的。
自罗伯特·欧文以来的很多合作社工作者,都曾幻想通过合作社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 会主义和平过渡,由于他们没有估计到阶级斗争夺取政权等根本问题,因此这种“合作 ”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幻想。然而,“现在国家政权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 ……全部生产资料……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今天“合作社 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24]。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列宁慎重宣布:“与 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5]这一“根本改变 ”表现在哪里呢?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的论述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实践 相比较,有以下明显的区别:第一,不再消灭工农两个阶级的差别,但要使个体农民变 成社会化的农民,即变成通过合作社与社会分工和协作联系起来的农民;第二,不再消 灭商品经济,而且要“紧紧抓住”商业这个链条,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 第三,坚持计划经济,但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26]。应从市场的存在出发, 通过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神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 货币流通。国家应该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上述分析可见列宁已完全形成了一种 不同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构想,即农民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社会主义。布哈 林在评价列宁这一思想时曾说:“如果我们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使农民合作化了,那么, 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但这一公式不会同样适合苏维埃英国。……这里在建设类 型上可能有更大的独特性”[27]。布哈林还把这种社会主义称为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 ”,认为对此我们丝毫不应当感到难为情,因为这是俄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有的学者认为,把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同以前的思想作对比来说明他对社会主义的看 法根本改变了是不符合列宁原意的,因为列宁紧接着说这种根本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 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 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面去了。因此,列宁讲的“根本改变”只是工作重心转 移。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列宁讲的是“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整个”和“根本”决不是工作重心转移可以包容的。第二,工作重心的改变首先 是由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引起的,这在1918年初和1921年初已经开始了。1923年初 再次提出工作重心改变主要是由社会主义观的改变引起的。如果仍然坚持封闭“苏哈列 夫卡”,仍然坚持在没有大工业来武装农业时就建立农村公社,仍然坚持用“强制”的 办法来实现由国家统一安排生产和分配,政治斗争在所难免。但是经过合作社这种使农 民感到简便、易行、符合他们利益的组织形式来引导农民进入社会主义,进入农民占人 口多数造成的社会主义,农民会感到是十分自然的。因此,列宁认为要做的事“仅有” 一件,即进行文化革命,一方面使居民文明到能够懂得参加合作社的好处,使农民有做 文明商人的本领,另一方面提高科技水平,用工业产品来武装农业,实现完全的合作化 ,不仅使他们在流通领域内联合起来,而且“实现生产中各种形式的联系和联合”。[2 8]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因此,工作重心当然要转移到和平的 “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
三、一国建成的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是列宁社会主义观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十月革命胜 利后,列宁把俄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寄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1918年上半年,国内 战争爆发后,他指出:“如果不能坚持到其它各国工人起来大力支持我们,我们就会死 亡”[29]。鉴于俄国经济落后,即使政权巩固,向社会主义过渡也要依靠发达国家无产 阶级的援助。1918年3月,列宁在党的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说:“我们不知道,而 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这取决于有相当规模的欧洲社会 主义革命何时开始,取决于它轻易地、迅速地、或是缓慢地战胜自己的敌人,走上社会 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30]那时,列宁也坚信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会很快爆发,1918年 10月22日,列宁指出:“可以完全肯定地说,革命不是一天比一天,而是一小时比一小 时更接近了”[31]。
列宁认为仅靠俄国自身的力量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与他对农民的评价有关。列宁一直 认为,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1902年制定党纲时,他曾引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农民 “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来说明自己的观点。1905年革命中, 他肯定农民在民主革命中可以和工人阶级结成同盟,同时又指出他们对社会主义是动摇 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后备军只能是“西欧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因此,十月革命 胜利后,党制定的阶级路线是“中立中农”。1919年俄共(布)八大虽然决定对中农采取 联盟的策略,但此后列宁仍告诫共产党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 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32]自然很难依靠他们去建成社会主义。
1920年下半年,列宁发现欧洲革命形势并未如先前预料的那样迅猛发展,俄国社会主 义革命的巩固,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不得不从国内寻求力量。加之1921年春天俄国面 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使列宁开始重新思考工农关系,于是提出了经济落后的俄国社会主 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除欧洲无产阶级的支援外,就是同国内农民结成 联盟。只要在10年到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常的关系,在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推迟爆发的情 况下也可以取得胜利。1922年底,他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指出:“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 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 免。”[33]可见,列宁此时已更关注国内条件,确认工农两个阶级的关系直接决定着俄 国的命运。
1923年,欧洲革命的希望更加渺茫,而新经济政策推行之后,工农联盟已日益巩固, 经济迅速恢复,列宁在对合作社的重要性和巨大意义给以重新评价之后指出:“国家支 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 农结成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 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 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34]至此,列宁对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已作了重新估价, 即认为上述条件可以使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种通过合作社建成的社会主义,显然 是指农民占人口多数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这种估计并不意味着列宁完全忽视了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国际条件,他十分清醒地估 计到敌人力量的强大和自身的严重弱点,十分耽心在这种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 在经济破坏的条件下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面对这一困 境,列宁指出:尽管西欧已造成某种“社会和平”局面,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把东方卷 入世界革命的总漩涡,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要取决于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 多数的国家,因此,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绝对有保证的。同时又强调:“但是我们关 心的并不是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这种必然性。我们关心的是我们俄国共产党,我们俄国 苏维埃政府为阻止西欧反革命国家扼杀我们所应采取的策略。”[35]并指出这种策略就 是极其谨慎地对待农民,“保持工人政权在我国小农和极小农中间的威望和对他们的领 导”,就是“建立文明”。可见,列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构想是考虑了国际因素的。
四、宝贵的启示
十月革命胜利到列宁逝世仅有七年时间,实践的局限和1922年已开始的疾病折磨,使 列宁最终未能完成他自己提出的“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的科 学论证。但列宁社会主义观演变的思路已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列宁让我们懂得了社会主义不是“制定的”。他在俄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就强调: “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正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 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36]。本着这一思路,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失败之后,坦然承 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不仅根据俄国实际,修改了马克思根据西方发达国家 的历史条件提出的口号和策略,也修改了自己过去的认识,包括已写入党的纲领和文件 中的某些理论观点。他大胆地提出“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的种种措施,把 商业国家“经济生活的试金石”,放弃共耕制代之以“资本主义 + 社会主义”的合作 社,如此等等,引起了国内外很多共产党人的震惊与愤怒,招来了无数的质询与抗议。 但实践表明,正是这些政策,使俄国摆脱了困境。与那些只记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 体结论而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人相反,列宁放弃的只是那些不符合俄国国情的东西 ,坚持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唯物史观和辩证法。
列宁还使我们懂得:社会主义不是仅凭“革命热情”,依靠“坚决性”进行“不妥协 的斗争”就可以实现的。在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后,他明确宣称这是“改良主义的办法” 。他说:“凭什么说‘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能够而且应该只采取革命的方 法呢?这是毫无根据的。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的、绝对错误的。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 上,从纯理论原理来看,这种说法的不正确是不言而喻的。”[37]必须审时度势,作必 要的妥协,以便团结占人口多数的小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这些看似离社会主义更远的策略实际离社会主义更近。
列宁没有一刻不关心国际局势的发展,并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和世界政治经济形势 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既能把握住时代的本质,对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充满信心,更 注意观察局部的变化,提醒全党关心在欧洲革命推迟的情况下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以 便保存自己,巩固和发展自己。
列宁社会主义观演变的过程,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一个范例。让我们 还是用布哈林评价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一句话作本文的结束语:“除去社会主义革命的 利益之外,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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