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理论：研究路径、评论及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民主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前言 20世纪以来发生了三波民主化浪潮，第一波发生在1878～1926年，第二波发生在1943～1962年；第三波始于1974年葡萄牙军事政变，席卷了南欧、拉美、非洲等地区的许多国家。①整个20世纪全球民主的平均水平呈现出三个高峰(见图1)。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来，在缅甸、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和乌克兰等国家发生和发展的政治变革，以不同方式宣告了又一波政治转型的到来。因此，对整个20世纪及21世纪初的民主转型理论进行系统梳理显得非常必要，这对于解释新出现的案例和民主转型理论的发展及创新，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图1 20世纪全球民主的平均水平(1900～2000年) 资料来源：Seva Gunitsky,“From Shocks to Waves:Hegemonic Transi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8,Issue.3,2014,p.562.Measured as the global average of the Polity IV index,rescaled from 0 to 100。 民主化研究从政治发展理论，经由民主转型理论，到近来的民主巩固理论，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民主化研究体系。②近些年对民主化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民主转型、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三个领域。目前国内关于民主转型理论的综述性文章呈现四个特点：一是仅从某一具体的理论流派入手，探究理论内部的发展逻辑；③二是要么只从国内维度，要么只从国际维度进行回顾；三是对国内维度和国际维度不做区分；四是没有对这两个维度进行整合性的回顾。民主转型理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国内对民主化理论梳理的“碎片化”现状，使得民主转型理论呈现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况，本文尝试弥补这些不足。 本文第一部分为前言，简单介绍本文写作的背景、目的及现有研究的不足。第二部分论述民主转型理论的研究路径，以及这些理论在路径内各自的发展。第三部分介绍民主转型理论研究的国际维度和国内维度的关系以及两者的联结。第四部分对民主转型理论研究路径进行评论。第五部分是对民主转型理论发展的论述。第六部分是对本文的概要性总结。 二 民主转型理论研究的路径 关于民主转型的理论，学界主要采用“两分法”和“三分法”进行归类，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分类组合。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将其分为“宏观取向”和“微观取向”两类，他认为宏观取向的研究注重探寻客观条件，如经济和社会条件等；微观取向的研究注重政治本身而非政治之外的条件，集中于政治行为者及其战略，强调利益和洞察力，把问题看成是关于可能性和选择的问题。④普里德汉姆(Geoffrey Pridham)和塔图·范汉伦(Tatu Vanhanen)将其分为“功能学派”和“起源学派”，功能学派包括强调经济因素的现代化取向和强调阶级权力变化的结构取向，起源学派强调精英选择的转型取向。⑤波特(David Potter)将其归为三类：一是现代化研究途径(modernization approach)，强调许多有关现行的自由民主或成功民主化所必有的社会与经济因素；二是结构研究途径(structural approach)，强调有利于民主化的权力结构变迁；三是转型研究途径(transition approach)，强调政治过程及精英的开端与选择，以解释威权统治迈向自由民主的原因。⑥施米茨(Schmitz)认为，现代化理论可以被视为结构取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将其简化为结构取向途径和行为者取向途径。⑦ 借鉴施米茨的分类，本文将民主转型理论划分为结构研究路径和行为主体研究路径两个类别。但无论如何归类，这些学者都是用社会与经济发展、政治文化变迁、历史遗产、阶级和民族、权力结构、政治制度、政治领导和国际环境等变量来解释民主转型发生的原因和条件。⑧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关于民主转型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国内因素，之后，学者们开始关注国际因素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这可以以1990年作为分界线。⑨通过梳理和总结，笔者认为民主转型理论基本因循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两个维度，通过结构研究和行为主体研究两个路径展开发展，其中国内因素包括国内结构和国内行为主体，国际因素包括国际结构和国际行为主体。不同的维度和变量，构成了不同的解释逻辑，发展出了众多丰富的理论。下面分别从结构研究路径和行为主体研究路径的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逐一进行分析，勾画出简略的民主转型理论研究谱系(见图2)。
图2 民主转型理论研究谱系 资料来源：本图为笔者绘制。 (一)结构研究路径 结构研究路径的核心假设是民主化的道路取决于结构性因素，特定的结构性力量会引导政体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但在什么才是这种结构性力量的问题上，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释逻辑。从结构主义研究路径的国内维度来看，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力、阶级等各种解释变量；从结构主义研究路径的国际维度上来看，有国际体系、国际政治格局、地区性地缘政治格局和重大的政治事件等变量(见图3)。
图3 结构研究路径：国内结构(左)与国际结构(右) 资料来源：本图为笔者绘制。 1.结构研究的国内维度 结构研究的国内维度的主要成果是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社会学的民主化理论。⑩下面将分别对这两种理论进行回顾。 第一，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历经兴起(20世纪50～60年代)，衰落(20世纪70～90年代)和复兴(21世纪初)三个阶段。(11)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发展与民主具有相关性，经济发展带来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变化，而这些变化促进民主的出现和稳固，这一派的理论将民主视为由各种先决条件所决定的结果，研究者以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为主导，以大量跨国社会科学研究数据库为基础，进行量化分析。(12)方法和数据的不断推陈出新，使得现代化理论研究更加严谨和缜密。(13) 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是公认的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之人。他发现民主和经济水平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14)在民主化程度更高的国家，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的平均水平要高很多。(15)沿着经济与民主这一命题，大批学者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16)杰克曼(Robert Jackman)给6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程度数据库，他通过回归分析，在支持了民主的“经济门槛说”的同时，发现进入“门槛”之后，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后果会边际递减。(17)波伦(Kenneth Bollen)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推行民主化时间的早晚对于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没有显著影响，能显著影响民主程度的是其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化程度。(18)巴罗(Robert J.Barro)除论证了李普赛特的观点外还发现，国家大小、殖民遗产和宗教对是否实行民主化没有显著影响，但是经济和教育水平却显著地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生活水平各类指标的提高，可以预测其民主程度的逐步提高。与之相对，那种没有经济发展基础的民主政体往往不能持久。(19)英格里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加入了政治文化这一中间变量，他认为如果是经济发展引发了民主转型，它首先要通过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来实现。(20) 还有学者提出，在经济发展水平之外，经济的不平等程度也会影响民主化。波伊克斯(Carles Boix)提出并论证了收入不平等阻碍民主化发展的观点，他提出了两个因素：一是收入不平等；二是资产的流动性。他发现收入越平等，民主化就越容易实现，因此，他认为现代化过程其实是一个流动资本增加的过程。(21)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罗宾逊(James Robinson)也重视收入差距对民主化的影响，他们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而非线性关系。(22)胡利进一步从收入不平等的国家在何时促进民主化入手，论证了收入不平等的国家应在达到中等经济水平时促进民主化。(23) 尽管有关现代化途径的研究成果斐然，其发展也因研究方法和数据的发展及完善而历经半个世纪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对其质疑的声音也不绝于耳：首先，对现实的经验事实的解释力不足。奥唐奈认为，推动现代化的方法的基本假设在经验方面的有效性需要进一步检测，民主并不只是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导致民主。(24)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只能在最富裕的国家得到证实，而在那些正在经历经济增长的国家里不可能出现民主化，而且当一个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变得比另外一些国家更加富裕的时候，更可能出现民主化的是贫穷国家，而不是变得富裕的国家；(25)其次，数据的有效性和真实性方面。那些后发展国家的早期资料和数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经常受到质疑。最后，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两者都被黑箱化。社会群体或个人的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如何与宏观社会经济与政治变化建立起关联仍存在问题，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因果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 第二，历史社会学的民主化理论。该理论以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为主导，采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深入历史深处，将解释的焦点集中在历史变迁的长期结构上。(26)自李普塞特提出民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观点后，不少学者沿着这一路径，将依赖于民主化的结构性条件扩展为政治文化变迁、种族分裂与冲突、政治制度和政党体系、殖民遗产等，他们强调这些因素与民主化之间的关联，从而发展出了历史社会学的民主化理论。(27)这种理论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以权力和阶级为解释变量的理论。摩尔(Moore Barrington)认为一国的阶级结构和国家权力结构是其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政治的走向取决于一国重要的阶级之间的互动关系。(28)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采用历史比较分析方法，在支持了经济现代化带来民主化的观点外，他还认为经济发展壮大了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的崛起才是民主化的最核心因素，工人阶级具有财富再分配的冲动，是民主制度天然的支持者，这才是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化的根本动力，而非政治文化或中产阶级的影响。(29) 二是以政治文化为解释变量的理论。有关政治文化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过高潮，但后来一度衰微，到80年代后期再次复兴。(30)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A1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通过将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五国的政治文化进行对比后，提出了“地域民(愚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参与者文化”的经典分类，这几种文化中，在卷入与冷漠、理性与情感、共识与分歧方面，都维持平衡的参与型文化(公民文化)模式，最有利于建立和保持稳定的、有效率的民主政治体系，新兴国家的民主化不仅是建立正式的民主制度，关键还在于培育一种公民文化。(31)公民、臣民和愚民在不同类型国家的分布(见图4)。
图4 公民、臣民和愚民在不同政体类型国家的分布 资料来源：阿尔蒙德、多尔顿、鲍威尔和斯特罗姆等：《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杨红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54页。 李普塞特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宗教信仰、历史经验等文化因素对民主化具有重要影响，由于基督教所产生的个人主义特别强调对个人的尊重及对反对者的宽容，最有利于催生民主化，那些在历史上与基督教国家有密切联系的国家则更容易发生民主化。(32)亨廷顿对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历史考察发现，自19世纪以来，多数民主国家一直是西方国家，他据此推断，以世俗理性和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西方文化模式最适合或者是唯一适合民主政治的文化模式。(33)达尔还提出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的信仰，特别是在政治活动中的信仰，会阻碍或促进民主化的发生，因此，包含着对民主政治信仰的政治文化模式最有利于民主化的发生。(34) 与大多数学者相信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孕育了有利于民主政治产生和生存的政治文化一样，大部分学者认为，东方的各种文化模式不利于甚或阻碍了民主化的发生。卢西恩·派伊(Lucian Pye)承认儒家文化传统不会阻碍现代化，但是他认为儒家观念更容易产生集权、等级制的政治秩序，而不是民主的政治秩序。(35)施伯勒(Robert Scalapino)认为，亚洲各国的文化传统具有强大的集体主义观念，而个人主义观念太弱，缺乏维护个人权利的自由精神和政府对于反对意见的宽容精神，因此，它不利于亚洲民主化的发生，并使得已经产生的民主十分脆弱。(36)还有学者在论述东亚的民主政体时指出，儒家文化反对政治上的妥协，相信知识阶级领导国家是天经地义、责无旁贷之事(不承认有相互竞争的利益)，对国家采取集体主义与有机论的概念(不利于政治竞争规则的建立)，因此是妨碍民主、反对运动发展的重要障碍。(37) 英格里哈特重新界定了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认为社会资本、规则意识和政治信任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而他关注的核心要素则是自我表达的价值(self-expression valties)，他认为自我表达的文化强调个人的自主性、自由和自我表达，与民主政治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对于民主制度的出现和繁荣具有重要的作用，而那种相信民主可以在任何社会轻易建立、忽视潜在文化背景的观点与事实不符。英格里哈特还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模式从传统文化或生存文化向自我表达文化的过渡，会使该国家的民主化逐渐变得不可避免，并最终导致民主政治的实现，现代化通过改变文化模式作用于民主化，有特殊传统文化模式的影响，现代化不能产生自我表达文化的国家，民主化将难以发生。(38) 文化因素是民主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变量，但是文化因素作为解释变量面临的困难很多。其一是文化概念难以界定，它包含的因素和层次很多，宽泛的边界使得文化因素难以操作；其二是文化的内容强调心理层面，主观性强而难以把握；其三是它未能厘清特定的文化模式是如何产生民主的，因果逻辑机制未能建立起来；其四是不断发生的经验事实对此构成的挑战。(39)同时，普沃斯基等一批学者对1950～1990年发生民主化转型国家的大规模统计分析也表明，文化模式与民主化之间没有任何相关性。(40)如此看来，文化因素或利于或阻碍，但无法决定一个国家的民主化未来。 2.结构研究的国际维度 无论是民主化的结构主义研究路径，还是能动主义研究路径，均将其研究范围不自觉地局限于主权国家范围内，其国际维度通常被忽视。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生产、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使得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增长，经济主权不断丧失，政治和经济领域区分愈加模糊，全球交流、技术进步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得民主的价值不断扩散，不断推进的民主化伴随着更多的全球治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出现，也使得国家的自主性进一步削弱，它们按照西方模式在全球推进民主价值和制度。(41)民主化的国际因素变得越来越无法忽视。 最早从国际视角进行民主化系统研究的是亨廷顿和普利汉姆(Geoffrey Pridham)。亨廷顿基于对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发现，国际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一是外部强制力的影响；二是外部和平方式的影响。(42)普利汉姆以南欧为案例，力图在国内政治变迁和国际环境之间建立起关联。(43)随后，他开始关注国际维度的主要要素，如政治文化、国际安全、欧盟、苏联等的影响。(44)普利汉姆据此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认为可以从情境变量、国际行为体和国际影响的形式这三个方面对国际因素进行研究，情境变量包括：转型期外交政策的变化、地缘战略环境、国际经济状况、转型期的重大国际事件以及国际体系；国际行为体，指不同的国际组织或跨国组织以及国家行为体；国际影响的形式，主要指采取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手段，包括隐蔽的或公开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强制性或劝诱性手段等。(45) 怀特黑德提出了国际因素的“3C”分析框架(传染Contagion+控制Control+协定Consent)。(46)同一时期，施密特将其进行了完善，补充了条件性(Conditionality)这一模式，形成了“4C”的分析框架。(47)2014年，斯瓦·甘里斯基(Seva Gunitsky)提出了“国际体系与CIE模式”(强制Coercion+影响Influence+模仿Emulation)，(48)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因素在民主转型研究中的重要性。 上述学者从国际视角入手分析民主转型，使得民主转型理论研究产生了范式转移。但一个普遍的缺陷是，这些学者没有分清这些因素的内在关系，基本上把这些因素混合使用，为了便于厘清国际视角在民主转型研究中的发展，笔者将它们分为四个方面：国际性结构因素、国际行为主体、机制(模式)和措施，后三个方面将在行为主体研究路径部分进行详尽论述，本节将主要分析国际性结构因素。 学者们提出的影响民主化的国际性结构因素，主要有四种：(49)一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国际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可能对一个国家的政体变迁产生重要影响，这些事件有的与本国有关，例如战争，尤其是战败，(50)日本就是因为在二战中战败，使得由美国接管，然后移植了美国式的民主政体；有的事件与本国无关，但信息化和互联网发展，使得其影响力超越地理限制，扩散到地区和全球范围。(51)波特也谈到包括战争、军事联盟、外交关系等国际联系对此的影响。(52) 二是地区性地缘政治格局。施密特认为，地区性地缘政治格局甚至比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或全球背景更能对民主化进程产生影响，无论是传染机制还是共识机制，都只能在这个层次上有效地发挥作用。(53)例如，南欧和中东欧的民主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欧盟的直接影响，特别是在民主巩固阶段，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变化和欧盟的约束，则是东欧地区民主化的主要动力，并主导着转型过程。(54) 三是国际政治格局。国际格局，是指在一定的国际体系规则制约和影响下，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的主要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国际格局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行为体本身的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际格局中的主要行为体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格局研究，则主要针对在具体的空间范围内国家之间力量的对比和政策选择。(55)例如，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从“两极”格局转换到“单极”格局。在两极格局下，世界各国被划分到美苏两大阵营之中，它们之间关系或缓和或紧张的局势，对各国的民主化产生或发展影响巨大，各国的民主化须服从于冷战的总体要求和美苏的战略需求。(56)冷战结束后，东欧剧变使得社会主义模式的示范作用急剧下降，美国“一超独大”和大多数民主体制国家治理下的富裕、安全和强大，使得民主政体对一些国家更具吸引力。 最后是国际体系。国际体系是一个最高层次的宏观抽象概念，它将国际政治领域内所有行为体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考察和理解，国际体系是一个规则系统，规定了系统内主要行为体的基本特征，以及系统的运行规律和基本状态，国际体系是单元与互动规律的统一，其内生于国际政治行为体的互动之中。国际体系的规则系统在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并稳定下来，但国际体系形成以后又具有孤立状态下所不具备的效能，并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国际体系研究主要针对国际政治宏观发展的趋势与状态。(57) 斯瓦·甘里斯基提出国际体系的变化、霸权的波动及转移(hegemonic transitions and shock)提供了政体变迁的强大动力，它不仅导致了民主化的浪潮，也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的浪潮(见表1和图5)。
图5 非霸权转移时期与霸权转移时期、霸权政体与非霸权政体的数量对比 资料来源：Seva Gunitsky,“From Shocks to Waves:Hegemonic Transi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570。 通过统计，斯瓦·甘里斯基发现1920年前后、1939～1958年，以及1985～1995年，是霸权波动最为剧烈的时期，也是霸权转移的时期。20世纪20年代，民主制度不能解决很多问题，而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却似乎有利于很多国家的现代化；在大萧条过后，更多的国家开始模仿法西斯主义；20世纪40年代末又出现了一次霸权波动，很多国家开始模仿苏联，此时的苏联也有这个能力强制移植自己的模式；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也使得民主政体几乎一统天下，美国有强大的能力强制移植自己的制度，其他国家也因美国的成功愿意模仿它，即使在美国国内不断出现问题、在国际上不断犯错的情况下，仍阻止不了其他国家愿意追随美国的行为。(58) 他通过经济发展、政治历史、邻国规范传播、国家文化这些变量，发现民主化与国内因素以及规范的水平扩散似乎关系不大，霸权的纵向影响往往要比规范的横向传播更加有效，外部援助也难以解释民主化的“扎堆”出现。他认为原因在于霸权的转移提供了一个导致“政体强制移植”的机会窗口，霸权的转移使得崛起国迅速扩张其贸易网络，培植更多的代理人；霸权的转移还是影响国内制度发生改变的催化剂，使得有的国家模仿崛起国，因为崛起国模式的成功，使得其他国家羡慕这样的国家。(59) (二)行为主体研究路径 结构主义研究路径在统治了民主转型研究几十年后，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考验。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对行为者的关注，使得行为主体这一研究路径开始成为主流，研究重心从各种结构性条件转向了推动转型过程的行为主体。从国内维度来看，国内行为主体主要是政治精英和大众，从国际维度上看，国际行为主体主要有西方大国、区域性组织(欧盟、东盟等)或地区性政治力量、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等(见图6)。(60)
图6 行为主体研究路径：国内行为主体(左)与国际行为主体(右) 资料来源：本图由笔者绘制。 1.行为主体研究的国内维度 行为主体研究路径将行为主体作为主要的分析单位，国内维度上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政治精英、大众。许多学者把目光聚焦在政治精英之间，或者政治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博弈行为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一大批学者围绕着政治精英的信念、能力、战略选择、内部关系和互动、利益算计等方面展开研究，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林兹(Juan J.Linz)承认社会经济结构对于民主化具有重要作用，即便如此，也仍然为政治精英留下了充足的选择空间，而他们的选择可能增加或减少一个政体稳定或持久的可能性。在危机状况下，领导人尤其是具有独特能力和性格的个别领导人的存在，可以是决定性的，而且无法为任何模型所预测。(61) 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施密特和怀特黑德认为，民主化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过程，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使得偶然性事件、不充足的信息、急切和鲁莽的选择、模糊的利益和动机、不确定的政治身份以及特别个体的政治才能，在决定政体变迁的结果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任何民主转型都是威权政体内部政治精英之间分裂的结果，他们之间的协商可以减少转型过程中的冲突，增加竞争者之间相互妥协的意愿，最成功的民主转型就是通过政治精英之间的协商实现民主政治的建立。(62)奥唐奈、施密特和怀特黑德将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精英分为保守派与改革派，而将反对派政治精英分为温和派与激进派(见表2)。 普沃斯基认为，统治精英之间的分裂是民主化开始的关键因素，威权政体内部政治精英之间的分裂和公民社会的互动导致了自由化，而一旦自由化开始，就会通过政治领导之间的协商与合作走上民主化道路。他还借用奥唐奈和施密特的观点，把政治精英分为威权集团内部的“强硬派”和“改革派”、反对阵营里的“温和派”和“激进派”四类，并认为只有温和派与改革派结盟，才能实现有保证的民主；温和派与激进派结盟，会产生无保证的民主；改革派与强硬派结盟，威权政体会在做出让步后保存下来；而温和派和强硬派结盟，威权政体就会原封不动地存续下来。(63)罗斯托(Dankwart Rustow)也强调是政治精英之间的斗争启动了民主化进程，没有政治精英有意识地进行妥协和选择，民主政治就不会在某个历史性时刻建立起来。(64) 类似地，波特等人也将民主转型中的政治行为者划分为两个联盟，一是威权统治联盟，包括“强硬路线派”“软性路线派”；二是反对势力联盟，包括“机会主义者”、“温和主义派”和“激进主义派”(见表3)。(65)
卡尔(Terry Lynn Karl)和施密特从精英与大众的互动来考察民主转型，他们认为，在民主转型问题上并没有普遍一致的规律，任何细小的差异和细微的选择，都可能导致重大的不同结果，而且特别强调偶然性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66)他们认为，从X轴上看，转型的策略就可以沿着一个从单边诉诸暴力向多边愿意妥协的连续谱变化，在这两极之间存在大量模糊的行动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各方相互威胁、身体恐吓及强制行为都有可能发生。而在Y轴上，转型的动力来自被排斥在旧体制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之外的底层行动者(大众)，向在权威主义体制内占据统治地位的上层精英发生变化。(67)在四个极端上，卡尔和施密特排列出了政治转型的四种理想类型：一是协定，当精英同意在他们之间做出妥协的协商策略；二是强加，当精英有效地单边使用强迫手段来使体制发生转型并成功地阻止了当权派的抵制；三是改革，当大众自下而上动员起来并且不是通过诉诸暴力来实施一个妥协的结果；四是革命，当大众武装起来并在军事上成功击败以前的权威主义精英。而在这四个极端之间，存在大量的行动者及其策略的混合选择。(68)精英与大众的互动关系和策略选择如下(见图7)。
图7 精英与大众的互动关系和策略选择 资料来源：欧阳景根：《民主转型与巩固：民主化理论模式的评析与民主巩固的序列分析模式建构》，《比较政治学研究》第3辑，第40页。本表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微调。 帕尔马(Giuseppe Di Palma)也强调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他用“设计”一词来表示政治精英的努力在推动民主中的作用，在所有政治精英采取的战略中，他特别强调容纳所有竞争性集团的包容性战略，通过该战略，所有重要集团的利益在民主化过程中都能得到考虑，竞争性集团就不会诉诸极端的暴力手段追求各自的目标，他们也就会遵循政治领导做出的决策和新的民主制度和规则。(69) 总结起来，精英主义分析这派认为，从威权政体开始崩溃到新政体建立这段时期，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在此期间，既可能建立民主政体，也可能建立新的威权政体，政治精英们的信念态度、利益计算、策略选择和行为互动等博弈行为对最终的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即使是在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等客观条件不利的情况下，政治精英的努力也能推动民主化发生、发展，构建起民主体系。 2.行为主体研究的国际维度 国际行为主体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大国(美、苏、英、法、德等)和区域性组织(欧盟、东盟等)或地区性政治力量；二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三是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如各种民主援助组织。(70) 国际行为主体主要采取何种措施对一国施加影响，以促进其民主，亨廷顿认为主要包括：一是外部强制力的影响，典型的方式是通过武力，迫使一个国家的军人退出政坛，实行民主化；二是外部和平的方式，包括运用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和文化的渗透等手段。(71)波特提出了包括军事联盟、战争、外交关系等国际联系的影响，联合国、世界银行等超国家组织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还有那些多少处于国家控制之外的外部联系、全球范围内的社会间联系，包括不同政治空间上的全球的、宗教的、民族的和地方的联系，全球的经济和金融过程，全球性的劳动分工，全球性的信息传播和通信网络等。(72)戴尔蒙德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扩散、示范效应、和平演变的压力、制裁的限制、援助的条件性，民主援助政策和通过强力推进民主化(军事干预)。(73)林茨和斯蒂潘在关于南欧、南美和东欧民主转型的比较研究中，关注国际因素的三个方面：外国政策、时代精神和扩散效用。外国政策实际上决定与民主有关的结果，时代精神是指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没有主要的意识形态对手，民主已成为一种趋势或潮流；扩散效用是指一组国家之间的联系越密切，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成功转型，将会改变其他国家认识到政体选择的范围。(74) 对于这些措施，谈火生对其进行了总结，它主要有：国际交流、成功示范、民主援助、制度约束、制裁、军事干涉和强制移植等。在这些措施中，前四种属于“温和性措施”，这种措施通过温和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一个国家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演化；后三种属于“强制性措施”，这种措施以强制性的、严厉的方式逼迫一个国家朝着民主化的方向转型。(75) 第一类，温和性措施。一是国际交流。民主体制作为一种最为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其规范性的力量是民主化非常重要的推动力，(76)国际意识形态的这种长期影响在国际交流中产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人员等的交流，经济交流最为普遍。二是成功示范。这是指一个国家实行民主化后带来的成功和强大，使得别的国家羡慕这样的政体形式，进而模仿，进行民主化转型。三是民主援助。西方大国和地区性政治力量，以及世界银行等跨国机构，会通过各种援助的方式来推动威权国家向民主体制转变，这些援助往往会通过国际的或该国国内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具体实施，在这些援助计划中，经常附加政治条件，如人权、民主的形式标准、公平的司法程序、言论自由、和平集会等，其目标是通过援助来软化政权的力量，加强国内那些倾向于民主化的集团力量。(77) 第二类，强制性措施。一是制裁，包括经济制裁、军事制裁和政治制裁等多种形式。经济制裁有设置贸易壁垒、限制投资、冻结资产等；军事制裁有武器禁运、设置禁飞区；政治制裁有阻止该国加入重要的国际组织或地区性组织，对该国的行为进行公开谴责，断绝外交关系等。外部行为者通过这些方式对非民主政权施加压力，促使其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前进，制裁往往是大国乐于使用的手段。二是制度约束，它指一些地区性政治力量或国际机构将其成员资格与民主化关联起来。(78)例如，欧盟的制度性约束机制虽然规定其成员国必须是民主国家，但是它没有为申请加入的国家设定民主化的具体时间表，而是通过非强制的方式，以自身的稳定和繁荣为示范，以巨大的经济利益为诱饵，这对加入欧盟的国家来说，不仅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机遇，而且意味着重返欧洲和国际社会，欧盟是用这种严格的制度规范对欲加入的国家产生了强劲而持久的影响。西班牙、土耳其和匈牙利等国都表现得非常明显。(79)还有一个案例是东盟。东盟在吸收缅甸加入后，利用“建设性接触”政策的非强制性约束条件，逐渐将缅甸带入民主化轨道。三是军事干涉(military intervention)和强制移植(coercive implantation)。这两种形式是战后美国常用的手段，作为“世界警察”，美国经常通过军事干涉的方式来干预一个国家的政治变迁，使之符合自己的全球战略利益。战后初期，美国直接派兵接管了日本、德国，将“美国版”的民主模式移植到这两个国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它又通过直接的军事干涉辅之以经济援助，在拉美、东南亚和非洲一些国家复制美国式的民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更是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强行推行美国的民主制度。 对于国际因素以何种模式或机制推动和影响民主化，怀特黑德和施密特将其归为四类：一是其他案例的传染，即传染模式(contagion)，指通过接近民主国家或者正在实行民主的国家而被传染后产生民主；(80)二是支配性力量的控制，即控制模式(control)，是指某一大国通过援助或制裁一类的措施，在另一个国家推进民主；(81)三是国际与国内行为者互动所达成的共识，即共识模式(consent)，是指通过国际因素和国内团体之间一系列复杂的互动，自下而上地产生新的民主关怀和期望；(82)四是多边制度所施加的约束性条件，即条件约束模式(conditionality)，是指通过审慎地制定一些多边制度来约束威权体制，引导它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前进，这些约束性条款是有报偿的，遵守这些条款能带来好处。(83) 斯瓦·甘里斯基总结了三类机制：一是强制(coercion)。如果出现霸权的迅速转移，有的国家就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强制对外移植自己的政治体制。二是影响(influence)。如果出现霸权的迅速转移，崛起国就会迅速扩展其贸易网络，并培植更多的代理人，影响其民主化。三是模仿(emulation)。如果出现霸权的迅速转移，有的国家就会模仿崛起国，因为崛起国模式的成功，使得其他国家羡慕这样的国家。(84) 对上述模式进行合并，斯瓦·甘里斯基提出的强制模式基本等同于怀德黑德所说的控制模式，影响模式约同于传染模式。但在怀特黑德和施密特之外，斯瓦·甘里斯基增加了一个新的模式——模仿模式。条件约束模式和控制模式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大国施加条件进行双边协调，后者是大国单边控制或强制。条件约束模式与共识模式的区别是，前者是强制性的，而后者是自愿的。传染模式或影响模式是客观被大国传染，而模仿模式是主动去模仿成功的国家政体形式(见表4)。
三 国际维度与国内维度的联结 1990年以前，国内因素的研究和影响力占绝对性的优势。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的民主化经验使得前述国内因素无法充分解释其民主化发生的原因，这些国家革命的原因和成功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的政策变化，革命的观念也是从外部输入的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革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对新政权的反应和态度，这么多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完成了民主化过程，这基本无法用国内因素来解释，与其他地区(如南欧)相比，在东欧地区的政体变迁中，国际因素的作用更为关键。(85)谈火生提出，国际因素所施加的压力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改变国内的政治机会结构以及行为主体的行为，从而影响内部的政治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方式。(86) 第一，从结构角度来看，国际因素可以改变国内的政治机会结构，从而为民主化创造条件。国际因素所产生的压力可能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特别是温和的政权支持者们的立场发生改变，只要他们能与民主派进行联合，民主化进程就有可能启动。与此同时，国际交流和国际援助可以提高国内公民社会的行动能力，并壮大国内反对派的力量，而制裁则增加了威权政体的镇压成本。民主化进程的启动并不需要所有关键政治行为者都变成民主派。相反，只要反对派和统治集团中的温和派能劝说那些死硬派，使他们相信改革能得到更多，民主化进程即可启动。(87) 第二，从行为主体的角度来看，国际因素可改变国内的行为主体的行为(策略和偏好)。这分两种情况：其一，国内行为主体的基本信念未改变，但在国际压力下，出于策略的计算而选择民主政体。例如，当胡安·卡洛斯国王启动西班牙民主化进程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策略计算的结果，科尔曼曾用博弈论来分析了这一过程。(88)其二，国内行为主体的基本信念改变，即国际因素促使了国内行为主体认同民主的价值，从而导致其行为改变。一方面，民主观念和规范的扩散主要通过制度性约束、国际交流等方式，使得国内行为主体逐步接受民主价值；(89)另一方面，西方民主国家成功的榜样示范，使得国内政治精英和广大民众对民主价值的主动学习、接受和内化。因此，这对于民主化启动，结构性变化和行为主体改变的意义都很大，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行为施加影响的作用机制如下(见图8)。 关于民主化研究的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关系方面，基欧汉认为国际层面的解释应充当任何分析的第一刀，国际层面的解释，既不是研究国内政治的替代者，也不仅仅是对国内政治研究的补充，它是比较分析的前提条件。(90)怀特黑德认为，民主化的关键是国际支持和内部民主力量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对于内部民主力量成长的影响。(91)丛日云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要依赖于内部条件的发育成熟，但同时外部因素也是影响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变量，外部影响可以加强或延缓民主化的进程，在一些国家，外部影响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92)尽管国际因素影响的有效性取决于国内状况，外部压力需要通过某种机制转化为一国的国内政策，但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无法割裂，应对不同的外部行为者和国内政治变迁的不同层次之间的互动进行深入分析。二者应得到同等对待和重视。
图8 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行为的作用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补充完善而成，参考谈火生《民主化进程中的国际因素》，第175页。 四 对民主转型理论研究路径的评论 (一)对结构研究路径的评论 结构研究路径认为，民主化的道路取决于各种结构性因素，特定的结构性力量会引导政体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但在什么才是这种结构性力量的问题上，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逻辑。从结构主义研究路径的国内维度来看，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力、阶级等各种解释变量，这些变量发展出了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社会学的民主化理论。从结构主义研究路径的国际维度上来看，有国际体系、国际政治格局、地区性地缘政治格局和重大的政治事件等变量，这些变量发展出了“3C”、“4C”和“国际体系+CIE”的分析框架。 结构研究路径的共同缺陷是只关注客观结构条件的决定作用，它们或许能够解释民主化发生的动力，但是无法解释为什么民主化在这个时间发生而不是在另外的时间发生，也无法阐明民主转型的过程。(93)客观的结构条件只对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可能发生的事件构成约束，而不能决定这种历史情境的结果。此外，对民主化的结构取向研究的质疑和挑战还来自行为主体研究路径，他们认为民主化并非结构取向认为的一旦各种条件具备，民主化就自动产生，民主的规范和表现不是民主化的前提，而是民主转型的结果，转型过程更多的是行为者决断的过程，而不是由各种结构性条件决定的过程。(94) (二)对行为主体研究路径的评论 行为主体研究路径将行为者作为主要的分析单位。国内维度上的行为性因素主要是政治精英和大众，学者把目光主要聚焦在政治精英及其博弈行为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上，一大批学者着重研究政治精英的信念、能力、战略选择、内部关系和互动、利益算计等方面。国际行为主体主要包括西方大国及欧盟等区域性组织或地区性政治力量、政府问国际组织或机构和非政府国际组织等。国际行为主体主要采取国际交流、民主援助、成功示范、政经制裁、制度性约束、军事干涉和强制性移植等措施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化方向。其模式主要是通过案例传染、主导大国控制、国际与国内行为者达成共识、多边机制约束性强加和模仿机制等来推动和影响一国的民主转型。 行为主体研究路径的优点在于强调了这些行为主体的政治行动和能力，关注的重点是政治体系中最有影响、最具有能量的动态的人。行为者和国家都处在特定的结构性条件所构成的环境里，那些正在发挥作用的长期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因素的作用无法忽视，把行为主体看作是不确定性环境下民主转型的垄断力量，这种以主观力量和事件的具体结果为导向的解释，也使得行为者研究路径的缺点显而易见。政治行动者并不是在“真空”中发挥作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结构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政治行为，行为者研究路径必须把政治行动者的主观意志、战略选择与结构条件联系在一起。(95) 基于两种研究路径的各自优势和缺陷，林兹和斯蒂潘试图弥合这种分歧。他们分析了不同的政治体制特征对民主转型模式的影响、政治行为者在不同领域内的互动对民主巩固的影响，指出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受到政体类型和活动领域的限制，导致了差异的民主化转型路径和民主巩固状况。(96)他们还强调政治精英的选择不是发生在高度不确定性的偶然环境中，而是依赖于以往政治社会结构提供的机会和限制，过去的历史影响到现在的选择，现在的选择由之前的选择构成，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具有高度的连续性，并巧妙地塑造着政治精英的选择和活动的范围，他们认同政治精英的行动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也认同政治精英必须在特定的结构条件下行动。(97) 五 民主转型理论研究的发展 笔者通过梳理20世纪以来的民主化转型理论，发现其发展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方法和数据的推动。无论是量化分析还是博弈论方法，或是历史比较和案例分析方法，这些研究方法的发展和新数据的出现，都在丰富和推进着民主转型理论的发展。 第二，新案例的推动。旧的民主转型理论不断来自新的案例和经验事实的检验和挑战，这也构成了民主转型理论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无论是民主化浪潮的第一波、第二波，还是第三波，几乎每一波的出现都推动着新的民主转型理论出现。 第三，解释的有限性的推动。民主转型理论每一种解释模式的普适性都有限，任何一种单一的变量都无法解释所有的现象，解释的有限性也使得学者们不断去发现和找出民主转型的新的解释变量和逻辑，从而推动了民主转型理论的发展。 正是因为上述三个发展特点，民主转型理论才不断丰富和进步。当然，无论是民主转型理论研究的国际维度和国内维度，还是结构研究路径或行为主体研究路径，民主化发展的原因因时、因地而异，寻找一个共同的、普遍存在的自变量，并设定这一自变量来解释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并不容易做到，也几乎都不会成功。理论的多重性和经验的多样性，意味着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足以解释所有国家或是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对所有国家的民主发展和转型是必不可少的，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都是各种原因结合的结果，这些产生民主的原因的结合，因国家不同而不同。(98)用单一的变量来解释不同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非常困难。 进入21世纪，有关民主转型理论的国际维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有成为主流的趋势，但以国际因素为主要解释变量的研究，面临理论性欠缺及其解释性欠缺两大挑战。虽然冷战结束后产生了一系列颇具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但迄今还未发展出与民主转型有关系的核心理论，(99)即使有一些的话，这些理论的解释性：和普遍性也都不是很强，它们往往能够解释基于特定案例提出的理论，但对其他案例的适用性就明显欠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一些研究对国际因素概念缺乏清晰、严谨的界定。这样使得以国际维度为研究方向的工作没有边界，作为分析变量的国际因素面临难以操作的现实，学者们无法就其包含的内容、衡量的指标等问题达成共识。(100) 二是国际因素存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使得无论是理论的解释性和普遍性还是实证分析，都面临巨大困难。(101) 三是一些研究对国际维度的整体性把握不够。现有的分析模式或理论，无论是“3C”“4C”分析模式，还是“国际体系+CIE”分析模式，这些研究都未对结构(条件)、行为主体、机制和措施等进行一定的区分，这些研究存在对国际维度的整体性把握不够的局限(当然，这与民主转型的国际维度研究还处于发展的初期和开拓阶段有关)，使得现有研究总体上缺乏清晰的定位和框架。 四是受思维定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学者们经常将研究对象的范围不自觉地局限在某一国家内部，忽视或缺乏对一波一波接连出现的或是对某一类型民主化国家集中出现的情况进行集体性考察。第二，学者们常常将国际因素作为解释民主转型的次要因素或前提条件，往往习惯性地将国内因素作为决定性因素进行考察。思维定式的形成阻碍了以国际因素为主要解释变量的理论的发展。虽然，亨廷顿对第三波民主转型国家、普利汉姆对东欧和南欧的民主转型国家和斯瓦·甘里斯基对法西斯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和民主转型国家的集体考察，是这一研究方向的可喜变化，但对于摆脱这一思维定式的影响还远不够。 上述这些原因，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维度方面理论的出现、发展和创新，要想在国际维度的理论上取得更进一步发展，学界需要克服上述方面的困难或不足。 六 结语 民主转型研究贯穿20世纪整个西方政治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前结构研究路径在整个民主化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此后行为主体研究路径开始成为主流。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关于民主转型研究基本集中于国内因素，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学者们开始关注国际因素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民主转型理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非常庞大，通过对这些理论的梳理和总结，笔者认为民主转型理论基本因循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两个维度出发，以结构研究和行为主体研究两个路径展开。不同的维度和变量构成了不同的解释逻辑，发展出了众多丰富的理论。 关于民主转型研究的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关系方面，笔者认为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应该得到同等对待和重视，二者无法割裂。即便如此，笔者也承认国际因素虽然能够很好地解释每波民主化浪潮中出现的非民主国家的转型，但是国际因素本身不能完全解释某一特定国家的民主化“过程”，就如同宏观的结构路径无法解释特定国家的政治和制度变迁一样，应对不同的外部行为者和国内政治变迁的不同层次之间的互动进行分析。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行为主体顺从外部的结构性压力(国际和国内)，还需要学界做更深入的探究。 民主转型理论的发展还呈现出几个特点。一是方法和数据的推动；二是新的案例的推动；三是解释的有限性的推动，这使得民主化理论不断向前发展。民主转型理论的国际维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国际因素有成为主流的趋势，但以国际因素为主要解释变量的研究面临理论性欠缺和理论的解释性欠缺两大挑战。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对国际因素的概念缺乏清晰界定，研究边界模糊；二是国际因素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三是对国际维度研究路径缺乏整体把握；四是受思维定式的影响。 上述这些原因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主转型的国际维度方面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要想进一步推动民主转型国际维度上的理论的进步，学界需要在上述方面做出较大努力。 注释： ①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30～43页。 ②王菁：《西方民主化研究的演进逻辑》，《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3期，第82页。对民主和民主化定义的讨论不胜枚举。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提出民主的程序性定义得到普遍承认，他认为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最强有力的、最有影响的集体决策者中的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在这种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竞争选票，基本上所有成年公民都能参加选举和投票，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将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看作是民主的实质，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他认为民主化是威权体制转变为民主政体，或有限民主政体转变为完全民主政体的一个高度复杂的转换过程。戴尔蒙德(Larry Diamond)提出选举民主和自由民主的划分。乔治·索伦森(Georg Sorensen)认为，民主化是指朝向民主路程的政治变迁，第一阶段牵涉非民主政体的瓦解，第二阶段是民主秩序的要素获得确立，第三阶段是民主政治获得进一步发展，最后阶段是民主习惯成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参见Joseph A.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sm and Democrac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6),Chapter.22～23; Larry Diamond,“Is the Third Wave Over,”Journal of Democracy,Vol.7,No.3,1996,pp.25～28；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4、8页；Georg Sorensen,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Processes and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Oxford:Westview Press,1998),p.62。 ③当然，这样对于介绍理论和深入理解理论内部的发展链条至关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 ④See Adam Przeworski,“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Guillermo O' Donnell,Philippe C.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eds.,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Prospects for Democracy(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 ⑤Geoffrey Pridham and Tatu Vanhanen,eds.,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London:Routledge,1994). ⑥大卫·波特：《最新民主化的历程》，王谦等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公司，2003，第14页。 ⑦谈火生：《民主化进程中的国际因素》，《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4期，第166页。 ⑧燕继荣主编《发展政治学：政治发展研究的概念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71～276页。 ⑨谈火生：《民主化进程中的国际因素》，第165页。 ⑩谈火生：《民主化进程中的国际因素》，第166页。 (11)刘瑜：《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吗?——现代化理论的兴起、衰落与复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17页。 (12)刘瑜：《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吗》，第16页。 (13)这些数据库主要有：自由之家指数(Freedom House)、政体第四代指数(Polity IV)、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转型指数(Transformation Index)等。网站分别是：http：//www.freedomhouse.org；http：//www.systemicpcace.org/polity/polity4x.htm；http：//www.eiu.com/；http：//www.bti-project.org/bti-home/。 (14)See 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3,No.1,1959,pp.69～105. (15)See 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3,No.1,1959,pp.76～77. (16)这些成果有：Ross Burkart and Michael Lewis-Beck,“Comparative Democracy: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41,1994; Cutright,“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Measure and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8 April; Robert J.Barro,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The MIT Press,1998); Larry Diamond,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等。 (17)See Robert Jackman,“On the Rel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Democratic Performance,”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7,No.3,1973. (18)See Kenneth Bollen,“Political Democracy and the Timing of Develop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44,No.4,1979. (19)Robert J.Barro,“Determinants of Democrac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7,No.61,1999,p.60. (20)刘瑜：《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吗?》，第20页。 (21)See Caries Boix,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22)See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23)刘瑜：《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吗?》，第22页。 (24)通常举的例子是一战后的德国、二战后的土耳其、现如今的印度和新加坡。 (25)Guillermo O'Donnell,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pp.4～8. (26)谈火生：《民主化进程中的国际因素》，第166页。 (27)大卫·波特：《最新民主化的历程》，第17页。 (28)参见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9)Dietrich Rueschemeyer,et al.,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1992),p.76. (30)郭定平：《论民主转型与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第17页。政治文化研究的方法创新，尤其是大量调查和数据的积累，使得定性与定量方法得以结合，一定程度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这些大型调查项目主要有：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欧洲晴雨表(Euro Barometer)、非洲晴雨表(Afro Barometer)、拉美晴雨表(Latino Barometer)和亚洲晴雨表(Asian Barometer)。 (31)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与民主》，徐湘林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第517～553页。 (32)Seymour Martin Lipset,“The Centrality of Political Culture,” Journal of Democracy,No.4,Fall,1990,p.82. (33)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浪潮》，第362～363页。1990年的58个民主国家中，37个西欧和拉美国家、6个东欧国家、9个前英美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只有6个国家与西方文化渊源不深，而在第三波中实现民主化的30个国家中，26个要么是西方国家，要么是在西方有重大影响的国家。 (34)罗伯特·达尔：《多头政治：参与和反对》，谭君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140～145页。 (35)Lucian W.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cs(Bost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55～60. (36)See Robert Scalapino,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Perspectives on Twentieth Century Asi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37)詹姆斯·科顿：《东亚民主政体的进步与局限》，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285～286页。 (38)Ronald Inglehart,Modernization,Culture Change,and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2～9；为测量价值观念，英格里哈特在欧洲价值调查的基础上(the European Values Study，EVS)，将跨国文化调查扩展到世界各个国家，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民意调查机构——世界价值化调查(World Value Survey)数据库，其网站参见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jsp。 (39)例如，在那些学者们认为政治文化不利于民主化发生的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都发生了民主转型，还建立起了稳定的民主政治体系。 (40)Adam Przeworski,et al,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26. (41)See Grugel Jean,Democratization:A Critical Introduction(New York:Palgrave Publishers Ltd,2002). (42)Samule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p.86. (43)See Pridham ed.,Encouraging Democracy: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Regime Transition in Southern Europe(London:University of Leicester Press,1991). (44)See Pridham.,Herring and Sanford,eds.,Building Democracy: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London:Leicester UP,1994). (45)Pridham,“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Theory,Practice and Inter-Regional Comparisons,” in Pridham,Herring and Sanford,eds.,Building Democracies: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p.11. (46)Laurence Whitehead,“Thre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 in Whitehead ed.,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Europe and the America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3～24. (47)Philippe C.Schmitter,“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upon the Choice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in Neo-Democracies,” in Whitehead ed.,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Europe and the America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30;“3C”“4C”概念由王菲易提出，参见王菲易《国际因素与民主化：转型学研究的新领域》，《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33页。 (48)See Seva Gunitsky,“From Shocks to Waves:Hegemonic Transi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8,Iss.3,2014,pp.561～597. (49)笔者加入了第四种(即国际体系)。See Seva Gunitsky,“From Shocks to Waves:Hegemonic Transi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p.561～597；前三种可参见谈火生《民主化进程中的国际因素》，第168～169页。 (50)例如，葡萄牙、希腊和阿根廷因为专制统治者的战败，导致了其殖民体系的解体，从而使战后一批被殖民的国家走上了民主化道路；苏联的剧变，也使得其卫星国纷纷走向民主化。See Philippe C.Schmitter,“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Upon the Choice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in Neo-Democracies,” 1996。 (51)例如，1974年葡萄牙革命对西班牙国内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葡萄牙革命在西班牙催生出一个军人民主联盟(简称UMD)，这个由数百名年轻军官组成的秘密组织致力于将国家改造成一个民主的国家。See Powell Charles,“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Democratization:The Case of Spain,”in Laurence Whitehead ed.,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Europe and the America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52)David Potter,ed.,Democratiza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1997),pp.29～30. (53)See Philippe C.Schmitter,“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Upon the Choice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in Neo-Democracies,” 1996. (54)Rupnik J,“Eastern Europe: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1,No.2,2000,pp.115～129. (55)夏安凌、封帅：《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国际论坛》2008年第5期，第47页。 (56)例如，1956年匈牙利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试图启动民主化进程时遭到了苏联的军事镇压；1973年美国中情局通过支持反对派，在智利推动了一场军事政变，使得一个和平民主的智利变成了军事独裁国家。参见谈火生《民主化进程中的国际因素》，第168页。 (57)夏安凌、封帅：《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第47页。 (58)Seva Gunitsky,“From Shocks to Waves:Hegemonic Transi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566. (59)Seva Gunitsky,“From Shocks to Waves:Hegemonic Transi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567～592. (60)谈火生：《民主化进程中的国际因素》，第169页。 (61)Juan J.Linz,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p.4～5. (62)Guillermo O'Donnell,Phillippe C.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pp.5～19. (63)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包雅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50页。 (64)Dankwart A Rustow,“Transition to Democracy:Toward a Dynamic Model,” in Geoffrey Pridham,ed.,Transition to Democracy(Cambridge: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59～87. (65)大卫·波特等编《最新民主化的历程》，第21页。 (66)Terry Lynn Karl and Philippe C.Schmitter,“Modes of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Southern and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No.128,1991,pp.269～284. (67)欧阳景根：《民主转型与巩固：民主化理论模式的评析与民主巩固的序列分析模式建构》，第40页。 (68)欧阳景根：《民主转型与巩固：民主化理论模式的评析与民主巩固的序列分析模式建构》，第40页。 (69)Giuseppe Di Palma,To Craft Democracy(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9. (70)谈火生：《民主化进程中的国际因素》，第169页。 (71)Samule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p.86. (72)David Potter,ed.,Democratiza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1997),pp.29～30. (73)Larry Diamond,The Spirit of Democracy: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New York:Henry Holt & Company,2008),pp.107～135. (74)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蒂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第78～81页。 (75)谈火生：《民主化进程中的国际因素》，第170页。谈火生对这几种措施分别进行了具体的论述，本文在他的基础上展开补充和完善。 (76)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蒂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第79～80页。 (77)例如，与欧盟设定的一系列约束性条件相配套的是一整套培训项目，该项目在1990～1996年，共投资近1500万欧元，用以在拉美地区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这些援助强化、拓展和深化了该地区的民主化。See Carothers Thomas,Aiding Democracy Abroad:The Learning Curve(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999),pp.51,260～265,304。 (78)1962年发布的《比克尔巴赫报告》明确规定加入欧共体的政治标准：欧共体不接受那些政府缺乏民主合法性，人民不能参与政府决策(无论直接参与，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来参与)的国家成为其成员。See Ali Resul Usul,Democracy in Turkey:The Impact of EU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London:Routledge,2011),p.44。 (79)See Pridham,“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Democratization:Theory,Practice and Inter-regional Comparisons,” in Pridham,Herring and Sanford,eds.,Building Democracy: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 (80)20世纪以来的四个系列的民主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这一模式：(1)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德国、奥地利、意大利都在五年之内实现了民主化；(2)葡萄牙、西班牙；(3)秘鲁、厄瓜多尔、阿根廷、玻利维亚、乌拉圭、巴西在十年内实现了民主化；(4)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个系列在一年之内所有这些国家都实现了民主化。See Whitehead,“Thre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 in Laurence Whitehead,ed.,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Europe and the America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3～24。 (8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分之二的民主国家，至少部分是源于外部有意识地干涉或强迫。战后欧洲的多数民主政体是在外力作用下重建起来的，比如西德、意大利是在盟军的占领下建立起来的。英国在战后向其大部分前殖民地国家输出民主制度，这些国家迈向民主的次序和速度取决于英国的去殖民化的时间表。南部非洲各国的政治进程，受控于世界强国，在冷战时期，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安哥拉、莫桑比克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分别受到各自背后大国的实质性保护.冷战后又通过联合国在该地区推进和解和民主化。See Whitehead,“Thre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pp.3～24。 (82)Whitehead,“Thre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 pp.3～24. (83)Philippe C.Schmitter,“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upon the Choice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in Neo-Democracies,” in Whitehead,ed.,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Europe and the America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30；例如欧盟为其成员身份设定的政治条款是建立民主制度和保护人权，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规定只有满足某些特定的政治标准，才能予以发放贷款。 (84)Seva Gunitsky,“From Shocks to Waves:Hegemonic Transi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567～576. (85)See Pridham,“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Democratization:Theory,Practice and Inter-regional Comparisons,” 1997. (86)谈火生：《民主化进程中的国际因素》，第173～175页。 (87)See Przeworski,“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1986. (88)See Josep M.Colomer,Game Theory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The Spanish Model(England:Edward Elgarm,1995). (89)See Jeffrey T.Checkel,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例如南欧和中东欧各国在申请加入欧盟的过程中，由于制度性的约束而逐渐认同自由、民主的欧洲观念。 (90)Robert Keohane,“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risis of Embedded Liberalism,” in John Goldthorpe,ed.,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16. (91)See Whitehead,“Thre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 1996. (92)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第92页。 (93)甘锋：《民主化的理论系谱：从现代化理论到结构化理论》，《理论与改革》2012年第5期，第159页。 (94)Kitschelt,“Comparative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Rational Choice Theory:The Case of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heory and Society,Vol.22,1993,pp.4～428. (95)甘锋：《民主化的理论系谱：从现代化理论到结构化理论》，第159页。 (96)Juan J.Linz and Alfred Stepa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p.7～15. (97)Graeme Gill,The Dynamics of Democratization(Macmillan Press,2000),pp.89～90. (98)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97页。 (99)王菲易：《国际因素与民主化：转型学研究的新领域》，第38页。 (100)王菲易：《国际因素与民主化：转型学研究的新领域》，第38页。 (101)王菲易：《国际因素与民主化：转型学研究的新领域》，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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