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主减排目标与低碳发展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目标论文,我国自主论文,低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底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发表了《哥本哈根协议》，标志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取得新的进展。会前我国公布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也标志实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进入新的阶段。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下，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变革的潮流，成为统筹协调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和必由之路。我国把应对气候变化与国内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提出国内生产总值的碳强度下降目标，是转变发展方式，走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道路，促进国内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双赢的战略抉择和重要举措。
一、我国现阶段特征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艰巨任务
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是减缓人为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化石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形成尖锐矛盾，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低碳经济是以低自然资源消耗、低排放、低污染，达到较高的碳生产率，实现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较好的生活质量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内容是：发展低碳能源技术，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低碳社会消费模式，长远实现温室气体近零排放，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①
我国当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在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率方面已做出了巨大努力，节能减排力度世界最大。但由于国内生产总值较快增长，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大、增长快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改变，应对气候变化面临严峻的挑战。1990-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了52％。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8倍，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也增长2.8倍，已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从2005年到2009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下降14.38％，但能源消费总量也增长37％。②每年二氧化碳排放增长量占世界增长量的一半左右，控制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上升幅度仍是艰巨任务。
我国能源领域技术进步显著，能效快速提高，但近年来重化工业和高耗能产业的快速发展，抵消或减缓了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的下降趋势。主要高耗能产品能源单耗持续下降，供电煤耗近10年下降50gce/kwh，效率提高14.2％。2006-2009年关闭小火电机组6000多万千瓦，新投产容量中600MW以上大机组占70％。③改革开放以来到“十五”计划之前，结构节能对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下降贡献率为2/3左右。④但自“十五”计划以来，第二产业比重持续增加或居高不下，且其中高耗能产业增长更快，结构节能的效果不明显。因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充分发挥结构节能作用的任务艰巨。
我国可再生能源、核能发展迅速，比重持续增加，但相当长时期内仍不能满足新增能源需求，煤炭等化石能源仍会继续增长。2005-2008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长近60％，风电装机2007年和2008年均比上年翻番，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由7％上升到8.9％。可再生能源年均增长速度和增长量均为世界第一，但同期煤炭的消费量也增长21％。⑤今后相当长时期，经济仍会以较快速度增长，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和规模仍不能满足新增能源需求，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消费量仍会有较大幅度上升。优化能源结构，发展和建设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体系任重而道远。
另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将引发经济贸易领域的竞争和争端，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将带来新的挑战。碳关税将成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减排压力的单边贸易措施。法国提出对于环保立法不如欧盟严格的国家征收17欧元/t二氧化碳的碳关税。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提出，从2020年起进口产品均要求购买碳排放额度。我国出口产品大多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产品增加值率低，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碳关税将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较大影响。据世界银行估计，按每吨二氧化碳50美元征税，我国出口产品平均税率将提高约10％。当前，我国为生产出口产品所消耗的能源约占全国总能源消费的四分之一，碳关税的影响将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对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企业将带来新的挑战。⑥我国要积极应对新的经济、贸易竞争格局，力争通过国际机制和谈判解决争端，同时加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升出口产品的低碳竞争力。
夺取低碳技术的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是大国参与气候变化领域博弈的重要动因和战略目标。各大国都把低碳技术作为战略必争的高新科技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欧盟等发达国家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也有其凭借自身在能效和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扩充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国际市场，保持和扩大与发展中国家差距的战略意图，我国将面临新一轮以低碳为特征的技术竞争的挑战。我国必须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变革潮流，应对新形势下经济、贸易和技术竞争格局的变动，打造“低碳”核心竞争力。
二、我国自主减排目标的战略抉择
我国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强度是指当年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反映了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需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倒数被称为碳生产率，则反映了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所产出的经济效益。⑦我国和发达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责任和义务也不同。发达国家要遵照《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原则，中近期内要实现大幅度绝对减排。我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能源消费和相应二氧化碳排放仍会合理增长。选择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相对减排目标，反映了我国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关系。这符合《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也符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中提出的到2020年发达国家排放总量应减少25％—40％，发展中国家在排放基准线下偏离15％—30％的要求。
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强度下降速度取决于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下降速度和单位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下降速度的叠加。⑧因此，我国还同时提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构成中的比重由2005年的7％上升到15％的目标。这意味着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供应量需达7亿tce左右，约为2005年的4.4倍，年均增长率需10％以上。届时核电装机需超过7 000万千瓦、水电3亿千瓦、风电1.5亿千瓦，太阳能发电和生物质燃料都需要较大发展。⑨届时单位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可比2005年下降10％以上。实现了这一目标，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强度只要下降40％左右，即可使国内生产总值的碳强度下降45％。
“十五”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强度呈现了上升趋势，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快速发展。2005年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99年的40％升至42.2％，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比1999年也提高了18个百分点，上升至68.9％。⑩尽管在此期间我国大力推进节能优先战略，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仍不断提高，高耗能产品能源单耗不断下降，但由于工业特别是高耗能产业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变化因素抵消了技术节能的效果，(11)使“十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强度又呈上升趋势，这也符合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反映出的共同规律。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普遍特点是能源消费弹性大于1.0，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并持续到工业化阶段基本完成。例如日本从1960-1974年，其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增长了23％。韩国从1971-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强度增长了45％，(12)都体现了工业化阶段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呈上升趋势的特点和规律。
为扭转“十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上升趋势，“十一五”期间我国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下降20％左右的目标，并将其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的重要目标和内容，这也是我国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0％—45％目标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目标，实现了这一目标，也就为实现2020年自主减排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为实现该目标所采取政策和措施的力度是发达国家所不及的，所取得的成效也是最显著的。例如，对风电装机和光伏发电装机分别给予600元/kw和20元/wp的补贴，实行上网优惠电价，对企业节能给予200—250元/tce的奖励等。(13)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对节能降耗的附加投资将达1.5万亿元。在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投入中用于绿色投资比例我国占34％，仅次于韩国居世界第二。(14)从2005-2009年起，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下降了14.38％，非化石能源比重也由2005年的7.1％上升到2008年底的8.9％。到“十一五”末，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强度可比2005年下降20％左右，为实现2020年下降40％—45％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随节能难度加大，而且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实现相同的强度下降指标所需要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也将增大，因此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的资金和技术投入都将比“十一五”期间更大。据测算，“十二五”期间在节能和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将超过2万亿元，而且依靠项目本身收益不能回收投资的具有额外成本的资金额也将由“十一五”期间的20％增加到40％。
我国自主提出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是一个高标准和具有挑战性的目标，是需要付出很大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从发达国家当前的承诺看，到2020年总体上比1990年减排15％左右，将其折算成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的指标测算，到2020年比2005年的下降幅度将不超过40％，其中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下降幅度约为30％。不论从发达国家绝对减排，发展中国家偏离基准线减排，还是都折合成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指标来比较，我国的努力和成效都不逊于发达国家。
我国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强度下降目标与“十二五”、“十三五”期间节能降耗目标可以有机结合，互相促进。2005-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0.7％，“十二五”乃至“十三五”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仍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如果2010-202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8％，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下降40％，碳强度下降45％，届时相应一次能源总需求量亦将达47亿吨标准煤，比2005年翻了一番多，如果未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9％，则一次能源需求将达52亿标准煤，这将对我国能源资源供应保障、能源安全和生态环境带来极大压力，在局部地区或行业会超出其承受能力。从国内可持续发展角度而言，也需要大幅度降低能源强度。因此，我国要加强技术创新，加快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建设，努力使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目标完成得更好。
三、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碳强度是我国实现低碳发展的核心内容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将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重大变革，对世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技术创新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全球保护气候的长期目标下，碳排放空间将成为比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自然资源更为紧缺的生产要素，协调经济发展和保护气候的关系的根本途径在于大幅度提高碳生产率，也就是大幅度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碳强度。到205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将达目前的4—5倍，而二氧化碳排放按发达国家倡导的长期减排目标需至少下降50％，如果同时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则需要全球碳生产率提高8—10倍，(15)将超过工业革命以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相应国内生产总值的碳强度则需要下降80％—90％，因此国内生产总值的碳强度下降的幅度反映了一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成效。
碳生产率高低反映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产生的经济效益的大小。我国当前碳生产率的水平仍然很低，但提高的速度很快。1990-2005年，我国提高90％，经合组织发达国家平均仅提高23％。但2005年我国的碳生产率水平也仅为发达国家的20％左右，(16)这也反映了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特点和规律。我国碳生产率低(或者说国内生产总值碳强度高)的主要原因有：第一，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高，约为50％，第三产业比重仅为40％，而发达国家第二产业的比重不足30％，第三产业比重则达70％以上，第二产业单位增加值的能耗约为第三产业的3—4倍。第二，制造业产品的增加值率低。据测算，我国制造业产品增加值率比发达国家低约20个百分点，低端产品比例高，单位增加值能耗高。第三，我国能源转换和利用技术效率较低。主要高耗能产品的单位能耗较发达国家高15％—30％，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第四，我国能源消费品种构成的高排放特征突出。一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约占70％，而发达国家则以油、气为主，煤炭比重仅约为20％，而且核能、水电等非化石能源的比重也比较高，我国单位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比发达国家高出30％左右。(17)在上述导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碳强度高于发达国家的诸因素中，技术上的差距远小于体现发展阶段特征的结构性因素。因此，这既表明我国在提高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效益方面具有较大潜力，也表明我国要在国内生产总值碳强度指标方面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懈努力。这与我国缩小同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差距是一样的，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从数学上已推导出，碳生产率的年提高率可近似表示为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和碳年减排率之和。(18)其经济学含义可解释为：以提高碳生产率的途径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碳生产率的增长首先要抵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所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然后再降低现有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也就是说，如果实现二氧化碳排量的绝对下降，先决条件是碳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要大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发达国家在后工业化社会，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都较低，附件I国家从1990-2005年仅为2.3％，而中国同期则为10.1％。同期附件I国家碳生产率年提高2.0％，远低于我国4.6％的水平，但二氧化碳排放附件I国家的年增长率仅为0.2％，我国高达5.4％。(19)由此可见，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国家，尽管在减缓碳排放上的努力和成效都远超过发达国家，但发展阶段的特征使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仍将有合理增长，因此，大幅度提高碳生产率，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碳强度，是我国中近期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发展的主要目标。长期随我国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可使碳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大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从而实现碳排放总量的绝对下降。
提高碳生产率，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强度主要途径有：一是节能，包括提高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导致的技术节能，也包括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提高产品增加值率导致的结构节能，从而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强度，二是改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天然气等无碳或低碳能源，降低单位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在保障能源供给的同时，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由于当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重较低，基数较小，尽管发展迅速，但对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碳强度的贡献率并不大。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节能和提高能源效率，仍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强度下降的主要途径。(20)“十一五”以来，高耗能产业通过上大压小和技术改造，推广先进节能技术，能效快速提高，主要高耗能产品能源消耗持续下降。据测算，技术进步导致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年下降率可达2％左右。2005-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下降14.38％，年下降率为3.8％，其中技术节能发挥了主导性作用。
2005年到2020年，如果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5％，年下降率需达到3.9％，其间能源结构优化可使单位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下降约10％，年下降率为0.7％，在此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强度则需要下降约40％，年下降率为3.3％。由此可测算，能源结构优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的贡献率约达18％，而节能导致的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下降的贡献率则需达82％。实现上述节能目标一方面要继续发挥技术节能的主导性作用，另一方面，节能量的一半或一半以上需要依靠结构节能实现。因此，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结构节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综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强度大幅度下降的根本措施在于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这也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切入点。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建设，既包括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包括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促进产品向价值链高端发展，促进高耗能产业的低碳化发展；同时也包括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断扩大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化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另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要改变单纯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导向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以投资为驱动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过快增长势必导致对钢铁、水泥等投资品的强劲需求，进一步带动高耗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将对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的下降起反向作用。在未来发展中，适度控制经济的过快增长，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助于遏制高耗能产业的过快增长，有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促进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的下降。另一方面，即使保持相同的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的下降率，过高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会使未来能源总需求量增长过快，对国内资源保障和环境容量将带来更大压力。同时由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发展需要一个过程，能源需求总量过快的增长仍需主要依靠增加煤炭等化石能源供应来满足，不利于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而新增燃煤电站等能源基础设施寿命期三四十年，具有“技术锁定”效应，其高排放特征将长期存在，这会增大未来能源结构调整的难度。因此，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控制在适度较高的水平，例如8％左右，将有助于缓解国内资源和环境的瓶颈性制约，也有利于控制中近期内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过快增长和未来二氧化碳的峰值排放量，从根本上保障国民经济实现长期持续的较快发展。
四、技术创新是应对新一轮以低碳为特征的经济技术竞争的关键对策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紧迫，对低碳技术需求强劲，推动了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发展。低碳将成为新一轮国际经济、贸易和技术竞争的重要特征。大规模低碳基础设施建设和低碳技术的推广，将需要大量的新增投资，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主要包括：节能和能效技术，如超低能耗建筑、新能源与电动汽车，余热利用，清洁煤利用技术等；生物燃料，先进核能，氢能技术等；新能源技术，如风电和光伏发电技术；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技术(CCS)等。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对电网提出新的更高要求，需要建设坚强网架与智能控制高度融合的智能电网系统，发展大规模间歇式电源并网技术、智能输变电技术和智能配用电技术，以大幅度提高电网安全性，节能增效，适应未来能源供需系统变革的趋势。据UNEP测算，实现全球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减半的长期减排目标，世界2005-2050年低碳技术投资将是基准情景的10倍，年均将达12 000亿美元。我国2009年风电新增装机近800万千瓦，水电和风电新投产机组占总新增电力装机容量的32％；在建核电装机2 067万千瓦(占世界的30％)，也展现了这一趋势。
在低碳能源技术领域夺取竞争优势是世界大国的战略目标。发达国家大都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碳捕集和封存(CCS)等能源技术的发展目标，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激励措施，相应研发经费大幅度增长。例如，北欧国家对每吨二氧化碳征收19—58欧元的碳税政策；德国对发电行业规定2020年可再生能源比例达25％—30％的上网配额；英国政府与51个能源密集型产业部门签订了气候变化协议，若满足能效目标，则减免80％的气候变化税；欧盟内部实行了碳排放贸易制度，涵盖45％的排放量，涉及1.2万家企业。美国政府强调包括生物燃料、风能、太阳能、氢能、碳捕集和封存等新能源及核能带来的长期机遇和竞争力，奥巴马政府计划10年内投入1 500亿美元用于新能源技术研发和示范，并将其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实现“绿色复苏”的重要对策。日本更是强调能源技术创新和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力图以先进的能效技术和管理优势，引领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21)
在以低碳为重要特征的新一轮国际技术竞争中，我国比过去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在：经济实力的提高和完善的装备制造业基础的形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活力增强；经济快速增长，新增生产容量多，市场需求大，有利于新技术研发推广，有利于降低成本，并形成配套工业体系；国内研发力量增强、水平提高，相当多新能源技术领域(如光伏发电、生物燃料、电动汽车、第四代核电技术等)与国外同时起步，与国外差距比传统产业和传统技术小，可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产业。因此，我国具有在新一轮以低碳为特征的国际技术竞争中抢占优势的条件和机遇。
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快速发展前景，对企业而言孕育着巨大商机，但企业的竞争力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低碳经济转型将改变企业的相对成本、相对价格、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进而改变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企业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反应速度和应对能力将影响其自身在若干年后的兴衰。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已越来越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对本行业影响的重要性和严重性，并力图在对本行业产生显著影响之前采取前瞻性的有效应对措施，通过行动来赢得信誉和竞争优势，超越其竞争对手。我国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改变和技术变革的初期就要有比其他竞争对手更敏锐的眼光、前瞻性的思考和超前的部署。加强自主技术创新，转变企业生产方式和经营理念，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低碳技术有广阔的市场需求的有利形势下，打造出一批以低碳为重要特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在新一轮的技术竞争中夺取优势。
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系和管理机制，加强统筹规划，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为企业低碳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公众的有效参与是经济发展向低碳转型的社会基础，社会消费方式的转变是对产业发展的需求导向，有利于促进低碳产业体系的建设。因此，要把低碳消费作为社会公德，引导、规范和制约社会和公众的消费行为，从而形成政府、企业和公众相结合的良性互动机制，这也是一个国家打造低碳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五、统筹协调，走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之路
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责任义务不同，减缓碳排放的目标、重点领域和方式也不相同，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发展方面的内涵和重点也有根本性差别。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脆弱，不仅面临和遭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更面临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当前全球尚有24亿人以煤炭、木炭、秸秆为主要燃料，有16亿人没用上电。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其二氧化碳排放也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例如我国当前70％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发生在工业生产领域。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对产品整个生产链的全能耗进行分析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生产所消耗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承担了大量的发达国家的“转移排放”。最终消费产品和服务所消耗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到全国总排放的40％，尚低于用于投资品生产的排放。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排放主要是生存排放和发展排放以及承担了发达国家的转移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主要体现在改善生存排放，引导发展排放，控制转移排放。而发达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已处于很高的水平，其排放量的三分之二左右发生在交通、建筑等私人和公共消费领域。例如，美国为最终消费提供产品和服务直接和间接所消费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全国总排放量的80％以上，(22)而且还从国外进口大量的日用消费品。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大幅度降低过高的消费排放，抑制奢侈排放。当前对我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低碳是实现发展的途径和手段，也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特征和标志。
我国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未来能源需求仍将会持续增长。(23)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新增基础设施和工业产能如不及时采用先进低碳技术，则其高排放特征将会在几十年服役期内持续存在，这种“技术锁定效应”对未来向低碳转型会带来巨大困难，进一步减排将会付出更大代价。从这个角度来看，加强技术创新，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也是我国当前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相应政策的选择将对未来能源需求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可使未来的能源需求量产生越来越大的差异。因此，我国能源发展战略必须探索新的思路，要从传统的单纯保障供给的思路转变到同时引导和调控需求，引导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消费方式的转变，要在能源供应制约和碳排放空间限制条件下规划未来的经济发展路径和社会形态的转变。当前，研究并制定我国未来低碳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和对策，在保障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同时，使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较快增长的趋势有所遏制。中近期以大幅度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碳强度为核心，不断提高碳排放产出的经济效益，长期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控制。到203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10000美元(2005年价)左右，快速工业化阶段基本完成，主要高能耗产品的产量已趋于饱和，国民经济趋于内涵式增长，能源消费年下降率有可能下降到与目前发达国家相当，约1％—2％左右，能源转换效率和利用效率以及技术水平上总体可达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届时可再生能源、核能等低碳能源技术已有较完整的工业基础和产业规模，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比重到2030年将达到20％—25％。(24)2030年之后，随经济社会发展，新增能源需求争取主要依靠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满足，同时积极采用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相结合的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技术，使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逐步趋于稳定。因此，2020年之后，我国在实施降低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强度目标的同时，可考虑实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争取2030年后尽快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并努力争取到2050年的排放量比峰值年份有明显下降，从而使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脱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以适应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的发展。
当前，我国要把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国内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策相结合，实现保护全球气候与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双赢，(25)要做好三个统筹工作：(一)统筹国内与国际。国内自身需求方面，做到保护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在全球环境方面，保护全球气候，减缓碳排放，实现低碳发展的路径。(二)统筹近期与长远。中近期目标为常规污染物排放绝对下降，碳排放强度下降；远期目标为碳排放达峰值并逐渐绝对减排，逐步建立并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最终实现温室气体的近零排放。(三)统筹局部与全局。国内环境保护与减缓碳排放在政策和措施上具有协同效应，但也有不同的侧重点，要统筹规划。把发展低碳经济与国内已开展的“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绿色经济”的理念、政策和试点相结合，突出以低碳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方式的建设，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过程中突出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节约和清洁利用，同时把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涵从单纯国内环境保护扩展到全球环境友好或全球气候友好。当前，要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地方规划，并将其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建立检查、监督和考核体系，从而实现国内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减缓气候变化、中近期国内环境和生态的改善与长远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统筹和协调。
注释：
①Energy White Paper:Our Energy 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Presented to Parlia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de and Industry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February 2003,http://www.berr.gov.uk/files/file10719.pdf.
②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年。
④何建坤、张希良：《我国“十一五”期间能源强度下降趋势分析》，《中国软科学》2006年第4期，第33—38页。
⑤中国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⑥参见顾阿伦、何建坤、周玲玲：《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内涵能源及转移排放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待发表)。
⑦Kaya Y,Yokobori K,Environment Energy and Economy:Strategies for Sustainability,Delhi:Bookwell Publications,1999.
⑧何建坤、苏明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下的碳生产率分析》，《中国软科学》2009年第10期。
⑨国家发改委能源所课题组：《中国2050年低碳发展之路》，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⑩中国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9》。
(11)何建坤、张希良：《我国“十一五”期间能源强度下降趋势分析》。
(12)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Database,http://www.iea.org/2008.
(1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
(14)Robins,N.,Clover,R.& Singh,C.,A Climate for Recovery:The Colour of Stimulus Goes Green,Global Research.HSBC Bank plc.2009.
(15)Blair T.,Breaking the Climate Deadlock:A Global Deal for Our Low Carbon Future.June,2008,http://www.cop15.uk/nr/.
(16)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Database.
(17)参见何建坤、张希良：《我国“十一五”期间能源强度下降趋势分析》；中国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9》；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Database。
(18)何建坤、苏明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下的碳生产率分析》，《中国软科学》2009年第10期。
(19)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Database.
(20)何建坤、苏明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下的碳生产率分析》；《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组：《减缓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评价》。
(21)何建坤、李伟、刘滨：《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
(22)潘家华、王毅、李伟：《中国低碳之路》，见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
(23)(24)国家发改委能源所课题组：《中国2050年低碳发展之路》，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25)《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组：《减缓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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