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赫鲁晓夫论文,苏联论文,时期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斯大林继任者对亚太地区的政策，也许只有从苏联50年代中期整个对外政策的前后变化上才能看清。斯大林的去世，是减少苏联集权制度内外政策中最不受欢迎的方面的信号；苏联在核武器及运载工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缩短了它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并造成这样一种形势：避免世界核战争的唯一可能性是寻求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谅解。
对于世界格局中这些根本的变化，苏联领导人的回应是：提出了“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赫鲁晓夫将这一思想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基础。应当说，还是列宁论证了两个体系共存的必然性，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必然要求有一个两种制度暂时共存的时期。
斯大林作为列宁的追随者，他没有对列宁的这个推论提出反对意见。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的理论顾问们尝试改变国际关系的性质，建议用“和平共处”这个词来代替在列宁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敌对共存”的表述。事实上，正是这一点，是赫鲁晓夫在发展苏维埃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方面作出的主要的创造性的贡献。“和平共处”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实际上是对“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思想”的简单发展。这一思想是由列宁提出，由斯大林付诸实践的。而赫鲁晓夫则进一步将“和平共处”规定为苏维埃国家外交政策的总路线。由于赫鲁晓夫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和平共处”思想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承认。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有自己的目的，这首先是为了避免能够导致人类毁灭的核灾难。赫鲁晓夫认为，苏联的历史使命一方面是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是防止新的世界大战。为了统一这两个明显互相矛盾的任务，赫鲁晓夫的理论顾问们试图论证“和平共处”是国际间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赫鲁晓夫希望：苏维埃国家令人神往甚至是热爱，而不是害怕它。同时他也想把经费从军事领域转到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方面。总之，他的主要外交思想表明他希望冷战解冻。
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苏联的国际地位，客气一点说，是不高的。当时朝鲜战争持续了3年，战争陷入了困境，各参战国都认识到，这场战争不可能由某一方取得胜利。因此，唯一的出路是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定。这个停战协定是斯大林逝世后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定的。关于朝鲜半岛停战的消息使世界各国松了一口气。这无疑提高了苏联新任领导的威望。结束印度支那8年战争的1954年日内瓦协议，可以说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至于苏中关系，其法律基础是《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是于1950年2月在莫斯科签定的。为阐释这个条约，还签定了许多协定，规定苏联给予中国巨大物质援助。然而，50年代的后半期，苏中关系出现了困难和问题，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个人角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是关系冷漠的主要原因。苏中关系的恶化发端于1956年，而其后的两年又进一步发展。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其他一些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毛泽东对苏联领导人事先不同他商量，并自认为可以单独决定这样重大的问题非常生气。赫鲁晓夫还是一个新的、缺乏经验的领导人，毛泽东认为，在作出关乎世界革命运动命运的决定之前，应该同他这样老的、比较有经验的领导人商量一下。
赫鲁晓夫最初的外交步骤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气愤：赫鲁晓夫力图恢复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而中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很紧张。一方面，毛泽东喜欢南斯拉夫对莫斯科保持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他又对铁托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修正主义不满。当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时，他提出的理由是，“可以有通往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个论点遭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一些成员和毛泽东的严厉抨击。
引起毛泽东不满的还有，赫鲁晓夫试图改善同美国及西方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由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问题毛对美国怀有敌意，并且他确信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战争不可避免，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缓和”政策持十分怀疑的态度。但莫斯科认为，在50年代末，没有必要去刺激美国人，特别是当美国人已经占有明显的核优势情况下，那样做是愚蠢的。
1955年，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访问了印度、缅甸和阿富汗，以示对以民族资产阶级为首的非共产主义制度的支持。1956年，当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领导人的怀疑态度更为加强。毛泽东认为，在这两个事件中，莫斯科的作法极不明智。在波兰事件中，北京支持了哥穆尔卡，并劝告莫斯科领导人不要轻易动用武力。当匈牙利发生反共暴乱时，中国领导人建议苏联领导人不要过早地从匈牙利撤军。不过这些意见分歧当时还不很严重，所以第二年中国领导人还劝说波兰人要进一步保持同苏联的友好关系。
尽管苏中关系已经出现了不和谐，并于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执政的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公开化，但赫鲁晓夫仍然允诺毛泽东，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在1957年签定的关于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的秘密协议中，答应提供核原料样品和有关核武器生产的信息等。然而，1959年赫鲁晓夫却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协议，这使中国领导人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能依赖莫斯科，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进行自己的核计划。也许是命运的一种嘲弄，1964年10月16日中国进行了核试验，而正是在这一天，赫鲁晓夫被宣告下台。1958年赫鲁晓夫提议召开近东国家最高领导人会议，他建议邀请印度参加，甚至未提到中国。
当时产生分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莫斯科和北京在原则上都同意，必须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脱离资本主义阵营。但他们提出的手段是不同的。中国领导人力图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他们只帮助共产党人。而苏联领导人却持一种更实用主义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任何一种反西方的政体，都是苏联潜在的同盟者。因此主张帮助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60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代表会议上，苏中分歧以互相妥协的表述方式暂时得到缓解。即一致同意应该帮助那些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民族民主派。
至于非共产主义的亚洲，苏联领导人继续增加对印度的援助，印度成了苏联在东方的最好的盟友。印度在因北部边界同中国发生争吵时，得到了苏联宝贵的经济援助和支持。苏联利用其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的威慑作用，及它在联合国以外的支持，来帮助印度抵抗西方有利于巴基斯坦的压力。这之后，苏联不听中国对印度的指责，并拒绝接受中国关于同印度冲突的理由和采取的立场。这场争论的结果是苏联公开批评1962年中国对印度的武装反击。当时苏联还提议帮助印度建立飞机制造厂，生产米格飞机。这个提议对于中印冲突具有特殊的意义，并为苏印两国军事合作奠定了基础。
赫鲁晓夫还试图加强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1956年苏加诺总统访问了莫斯科，1960年赫鲁晓夫回访了印度尼西亚。苏联当时曾卖给印度尼西亚大批武器，莫斯科对苏加诺解放在荷兰统治下的西部伊里安岛的行动给以了支持。可以说，苏加诺利用苏联的支持和武器，争取美国对荷兰施加足够的压力，迫使荷兰作出让步。当苏中冲突公开化的时候，苏加诺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站到了中国一边。苏联不得不容忍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的“丧失”。尽管他曾经给过印度尼西亚数量众多的现代武器，在这方面在非共产主义世界中，只有埃及和印度超过了它。因此，当1965年由亲华的印尼共产党组织的叛乱遭到失败时，苏联领导人无法掩饰自己的高兴。
1956-1957年间充满着互不信任和纷争的不牢固的苏中联盟，在后两年，也就是当苏联表现出对中国的切身利益毫无兴趣，甚至是敌对的态度时，终于解体了。由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下的台湾蒋介石政权的存在，是一种侮辱性的挑衅，而北京对此没有任何办法，因为它没有军舰。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挑衅和嘲弄的是，蒋介石还占据着大陆沿海的金门和马祖等岛屿。北京要解放这些岛屿和解除蒋介石威胁的决心始终受挫，遭到了杜勒斯的强硬抵制。北京失败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与没有苏联的支持有关。莫斯科领导人虽然赞同北京统一中国版图的计划，但担心这样会使太平洋地区的形势复杂化，因而决定不卷入解放台湾的战争。苏联领导人拒绝在远东建立联合军事指挥部，并提出了一些要求。这些要求被北京认为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赫鲁晓夫可能想在中国建立核基地，但必须履行的条件是，基地属于苏联，其启动按钮不能由中国人来按。一些中国领导人，包括国防部长彭德怀认为这是值得的，可以接受这样的条件。但最终还是反对意见占了上风。彭德怀元帅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而苏联想在东亚得到像美国在西欧那样的战略地位的意图最终毫无结果。苏中冲突进一步加深，莫斯科转而抨击中国的大跃进政策(1958-1961)，虽然大跃进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中合作。用毛泽东的话说：“大跃进——这是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的革命跃进。”毛泽东希望通过大跃进来立刻解决所有的问题。他认为，只有北京而不是莫斯科，才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在同美国对峙、苏联对中共问题漠不关心的情况下，毛泽东号召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他解释说，中国不能再“依赖一方”（即寄希望于莫斯科），而应当是“两条腿走路”。
苏联的宣传机器讥讽大跃进政策，并指责中国人说，“他们自认为比列宁的同胞更理解列宁”。60年代初，论战基本上还限于意识形态领域，而互相攻击也是间接的。苏联不批判中国而批判它的盟友阿尔巴尼亚，认为它是号召与西方直接对抗的“冒险主义”和“幼稚”的国家。而中国也一样，它不指责苏联而指责南斯拉夫，认为它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推行“修正主义”的观点。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对苏联重新调整政策并寻找世界新的平衡力量。
1959年8月3日，当世界知道了赫鲁晓夫前往美国，并将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进行谈判的消息时，曾引起北京的强烈反对。中共领导人大不赞同戴维营精神，断定戴维营谈判忽视了中国，认为中国是苏美两国接近的障碍。1959年10月，赫鲁晓夫从美国回来之后，很快就又去了北京。这次访问没有发表任何公报。如果中国人问关于台湾问题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都谈了些什么，那苏联领导人是不会给他们以满意的回答的。1960年中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对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质疑和谴责。1960年1月在罗马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上，苏联代表团也攻击了中国。而在同年2月在华沙召开的共产党代表会议上，中国人只是观察员，而蒙古、北朝鲜等国却都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参加者。1960年4月，列宁90诞辰，给了苏中各方全面阐述自己的观点的借口，中国的媒体把争吵公开了。
毛泽东在结束半辞职状况重新工作以后，发表了5个声明来阐述中国的立场，并大肆抨击苏联对美国人的轻信。
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共产党代表会议论坛，其初衷是为了解决纠纷、恢复和谐，但赫鲁晓夫却对中国进行了攻击。
1960年夏天，赫鲁晓夫从中国撤回了12000名苏联专家，并中止了科技合作的计划。正如M.C.贾丕才所回忆的：“一些头脑清醒的活动家曾试图让人们注意：赫鲁晓夫在不久前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从南斯拉夫撤回专家，而现在他本人又这样做，这是对我们的一种嘲弄。但是这些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奥林普山’的众神根本不听平民的意见。”
赫鲁晓夫的这些不友好的行为，正值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领导人认为，这同邀请美国人侵略中国，让国民党发动反抗共产主义制度的暴乱没有什么区别。
1960年11月，公开信和宣传的火药味在进一步升级，为了调和这些分歧，在莫斯科召开了81国共产党秘密会议。经过激烈的争吵之后，会议通过了一个公报。但这个公报不过是一纸空文，根本不能解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深刻分裂。此时，苏中同盟已不存在了，也不再谈马列主义的团结一致。苏联专家的撤走，意味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开始的两国经济合作的结束。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签署的协议，规定了苏联在国际事务中对中国支持的限度。企图在和解政策中利用苏中同盟的打算，因赫鲁晓夫推行的对美政策而碰壁。
贸易缩减了，文化交流也停止了。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受到冲击、封锁，工作人员被扣并遭到搜查。苏联驻哈尔滨的总领事馆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贾丕才回忆说：“1962年秋天，苏联关闭了领事馆，当时我曾劝说到：不要性急，不要这样做。因为关闭容易，以后再开就难了。但当权的人不听，想刺激中国领导人，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北京继续谴责赫鲁晓夫的软弱性和充当帝国主义的助手。1962年，苏联拒绝在中印之战中帮助中国及赫鲁晓夫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从古巴撤走导弹，这两件事被北京指责为“倒退”。
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提出清朝皇帝与欧洲一些国家签定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其中包括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彼得堡条约（1881年）等。这些条约划定了几乎是苏中两国全部的边界线。当中国公民越过苏中边界的事情发生后，两国外交官员又开始了照会斗争。中国方面力图说服苏联：两国之间存在着边界问题，应该加以研究。而苏联方面前十年的惯性似乎还在起作用，为了保持友谊，力图做出不关注那些涉及中国对苏联领土的“历史权利”的文章的样子。
1964年9月，《真理报》的读者很难堪，因为知道毛泽东不仅要求归还150万平方公里的苏联领土（这些领土据说是俄国在19世纪从中华帝国手中夺取的），而且还谴责苏联非法侵占库页岛，侵占波兰的一部分、东普鲁士以及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所有这些及边境冲突和中国正在实施的原子弹研制计划，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极大恐慌。无疑60年代苏联武装力量的迅速增加，是因为在东方出现了这个新的潜在的威胁。同时，也是因为需要对肯尼迪政府增加武装力量的行动作出反应。
在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后几年，苏中之间的论战变得更加尖刻和激烈。中国攻击的主要目标是赫鲁晓夫本人。苏中冲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互相之间的敌意及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个人之间的冲突有关。因此，苏联著名汉学家贾丕才的观点值得注意，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常常想，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谁应对这个不幸负责？我认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个人都有责任。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和观察到，他们是怎么发火，是怎么感情用事。这些情况再一次证明那句名言：‘一个刀鞘容不下两把剑’。”
请允许我用较大篇幅引用一段阿登纳的回忆录：“……俄国代表非常坦率地谈了自己的问题及他们所遇到的困难。赫鲁晓夫说，俄国目前面临的任务有三个。第一，要尽一切可能地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二，必须像美国一样扩充军备；第三，赤色中国问题。1954年秋天，赫鲁晓夫曾率领一个代表团去北京谈判，谈判的结果是俄国不得不向赤色中国作了很大的让步。在我们的会谈中，赫鲁晓夫明显地流露出对赤色中国的忧虑。
总而言之，我认为这次非常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很有益的，这所郊外别墅里的和睦气氛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
俄国代表们离开之前不久，赫鲁晓夫邀我去花园赏秋花。他想借此散步的机会，向我提出一个意味深长的请求。
赫鲁晓夫再次谈到赤色中国，他称中国作为大国未来的问题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他说：‘请你想象一下，红色中国现在已经有6亿多人口，每年还要增加一千二百万。所有这些人都靠一把米过活，这会是什么情况？’说着他举起双手轻轻一拍：‘这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我心里想：‘亲爱的朋友，如果有朝一日你认为不需要在西部保留更多的军队，你会高兴的。’
当时赫鲁晓夫相当突然地说：‘我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这非常困难。所以我请您帮助我们。请帮助我们对付红色中国吧！’然后沉默了一会儿，他补充说：‘也要对付美国人……’
赫鲁晓夫这个希望帮助他的请求，在我逗留莫斯科期间，他提了三次，但我没有同意。因为这样做是对欧洲和美国的不守信义。并且在这个时期，以及在同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没有明确的协商的情况下，去帮助俄国就意味着把脑袋放进狮子口中，这对我来说是最清楚不过的了……”（注：К.Аденауэр，“восnоминання”（1953-1955гг.），вьm.второй，иэg.“Прогресс”，Москва，1968г.，стр.262-263）
众所周知，后来苏联领导人不止一次地用“黄祸”来恐吓西方，并警告说：中国不仅威胁俄罗斯，而且对整个西方也是一种威胁。基辛格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回忆说：1969年3月11日，一位苏联大使曾极力说服他，要他相信：中国问题是全世界的共同问题。8月18日，苏联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突然问同他一起吃早饭的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如果苏联空袭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一个月后，根据克里姆林宫的旨意，伦敦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署名维克托·路易的文章，文章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预见到苏中之间将爆发战争，苏联将空袭位于罗布泊湖的中国核设施；中国的“反毛力量”将呼吁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兄弟般的帮助。
这种历史剧本（除了袭击核设施以外）我们是很所熟悉的。如1956年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2年之后在阿富汗都曾上演过。不过这些演出总是需要取得西方的同意。人所共知，在1956年、1968年都得到了西方的同意。但在1969年美国不同意给予中国防御性的打击。这种威胁已经对中国领导人发生了作用，他们在1969年同意恢复同苏联的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