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鸣盛治史的务实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王鸣论文,盛治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鸣盛（1722—1797），字凤喈，一字礼堂，别号西庄，晚年又称西沚居士。清代著名史学家、经学家。浙东学派著名史家钱大昕是其妹夫。王鸣盛少聪颖过人，四岁赴丹徒学署就读，“日识百字”，被前辈们誉为“神童”。17岁入学，屡试第一，乡试中副榜，才名大震。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以汉学考经之法治史，撰《十七史商榷》100卷，是其史学精品，传世佳作。另有《蛾术篇》100卷，对古代制度、器物、文字、人物、碑刻地理等均有精确考证，他以汉学为宗，撰《尚书后案》是研经之作。此外，还有《耕养斋诗文集》与《西洮居士集》两部诗文集。
王氏治史强调“务实”，不驰鹜于论议之学。以《十七史商榷》论，其务实精神主要表现于以下诸方面：
一、覈史籍
王氏对各种史籍认真考覈，如对各旧史撰述者所本、体例当否、论赞之失当、体裁之源流、取材之详略等均有论述。他在论证《史记》材料所本时，据《太史公自序》说：“孔子因鲁史记作《春秋》，左丘明论辑其事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注：《十七史商榷》（下简称《商榷》）卷1《史记所本》）王氏指出， 司马迁著《史记》，其基本资料是《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几部成著，并参以他书，从三皇五帝直叙至武帝天汉年间。裴骃《史记集解·序》、《汉书·艺文志》也同样论证了这个问题。在论及旧史体例失当时指出，《新、旧唐书》中，“赵涓、李纾、郑云逵官非重要，又无大功大过，皆可不必立传，旧皆入列传，殊百烦冗，新既称文省于旧，于此等正宜省之，乃仍存之”。以为与列传体例甚不相符。对《旧唐书》列庾敬休于忠义传，尤觉不妥。他说：“敬休之祖父，不过遇乱逃慝，未尝有抗节不挠、捐躯殉国之事，未可言忠义。至敬休安流平进，乃列为忠义，殆因其祖父而误入之，旧书之谬，于此为甚”。（注：《商榷》卷84《可以无传而有传》）《新唐书》改庚敬休《忠义传》为“列传”，“此求异于新书耳。其实此人毫无事迹删去可也”（注：《商榷》卷84《可以无传而有传》）。在王鸣盛看来，庚敬休《新唐书》改入列传，虽稍合于实际，但完全没必要去写他。相反，“裴枢，旧附在裴遵庆传。而与枢同死之独孤损、崔达、陆扆、王溥、赵崇、王赞皆并命于白马驿者，惟裴遵庆有传，余皆不见有传，此为缺事。又旧宦官中无仇士良，此疏漏之甚者，新书补之，甚善。此外，应载而不载者，两书皆有之。”（注：《商榷》卷84《当有传而无传》）当有传而缺，是《旧唐书》疏漏之处，《新唐书》在人物处理上善于旧书，但应载而不载如《旧唐书》者，亦不在少数。他能从体例运用上找出《新、旧唐书》所存在问题。王氏对新史体之使用，亦有考证。《晋书》以“载记”记割据政权，很有创意，于是他追踪说：“《后汉书·班固传》固述公孙述等僭伪事，为‘载记’若干篇。《晋书》‘载记’之名，盖本于此”。（注：《商榷》卷52《载记》）找到了“载记”体本源。有论赞欠妥者，王氏亦不放过。读《三国志》重在参阅裴注。但王氏以为裴注关羽传注，多有浮妄不实之词。“裴松之注，专务博采，若关云长传，所采〈蜀记〉六条，〈典略〉一条。内惟庞德子会灭关氏家一条，或系实录。其余尽属虚浮诬妄。松之虽亦尚知驳正，然徒劳笔墨矣。观裴注，愈知陈寿史法之严”。（注：《商榷》卷41《关传注多诬》）裴松之于关羽传中所引资料，虽亦能驳正其虚浮，终属徒劳笔墨，与陈寿修史相较，尤显陈氏史笔严密简练。对陈寿《关羽传赞》，王氏亦直书其理解欠确。他说：“《关羽传赞》云，关羽、张飞，世为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夫关公之所以为国士者，以其乃心汉室耳。若其与张辽策马刺杀袁绍将颜良于万众之中，遂解白马之围，公之所以为国士，岂专在此哉？且报曹正为归刘地也。若徒以报曹为公义举，未为知公之心，此赞稍嫌不称”。（注：《商榷》卷41《关张赞稍不称》）关羽报曹，从实质上分析是“其报曹正为归刘地也”，如仅从其杀颜良，解白马之围的表面现象去理解关羽，实为认知非确。对《新、旧五代史》选材，虽薛史重于欧史，但叙北汉刘氏之事，则欧、薛各异。《十七史商榷》说：“然北汉刘氏事，则欧史为详，而薛史反略……其（薛史）叙刘崇，不过六七百字，欧史则一千五百余字，详略已悬殊。”（注：《商榷》卷97《北汉刘氏欧详薛略》）至于崇子承钧，薛只写一句，承钧养子继恩、继元，薛一字不提，欧则写下一千八九百字。“详略相去甚远。且薛史成于开宝七年，继元在位已七年，而竟不书，薛居正但就史官已录抄撮成书，其余概不添补，叹史裁惬人意者，千古罕见”。（注：《商榷》卷97《北汉刘氏欧详薛略》）可见王鸣盛对旧史各书考覈审视是何等详细。
二、考制度
论“三公九卿”制，王鸣盛引《汉书·百官公卿表》，认为班固以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为六卿。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同时强调又一说，司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为三公。“则班以三公六卿为九，正合经义”，（注：《商榷》卷10《三公九卿》）而“伏生大传（《尚书大传》）云，一司徒公，二司马公，三司空公。百姓不亲、五品不训，责之司徒；蛮夷滑夏，寇贼奸宄，责之司马；沟渎壅过，水为害民，责之司空。郑注云，周礼天子六卿，与太宰、司徒同职者谓之司徒公，与宗伯、司马同职者谓之司马公，与司寇、司空司职者谓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举下以为称。然则三公无职，兼六卿乃有职。所以《周礼》不列三公，但有六卿”。（注：《商榷》卷10《三公九卿》）班固“三公九卿”论，虽以《周礼》、《周官》为据，“然亦不过举其要耳，最为简净合宜，故曰通才。至于经义，则不合也”。（注：《商榷》卷10《三公九卿》）“《百官公卿表》篇首总叙，读之知孟坚乃通才，非经师也”。（注：《商榷》卷10《三公九卿》）他指出：“降及汉代，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奉常等为九卿，与周大异矣。”（注：《商榷》卷10《三公九卿》）王氏对整个“三公九卿”制的结论是：“古三公在九卿中，汉三公在九卿外。古九卿为公孤（三公或三孤）与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汉九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大司农、少府也”。（注：《商榷》卷10《事下丞相御史大夫廷尉》）至此，夏周三公九卿与秦汉三公九卿己区分得非常清楚了。同样，对魏晋“九品中正制”王氏亦能溯其源流，述其概要：“魏陈群始立九品官人之法，《晋武帝纪》则云，咸熙二年十一月，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巳。故《三国志》、《晋书》及《南史》诸列传中，多有为州郡大中正者，盖以他官或老于乡者充之。掌乡党评论人才，臧否清议系焉。”（注：《商榷》卷47《九品中正》）不仅说出了举九品的六条标准、充中正官的人选、还附带指出，推行“九品中正”引发起魏晋时期臧否清议的社会风气。
三、辨学术
王鸣盛论《风俗通》学术派别时说：“《应奉传》：奉子劭撰《风俗通》，以辨物类名号，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论曰：‘劭撰著篇籍，甄纪异知，虽云小道，亦有可观者焉’。劭汉俗儒也，《风俗通》小说家也。蔚宗讥其不典。又云，‘异知小道，可谓和言’。《王充传》云，著《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此与《风俗通》品题略同，尤为妙解。盖两书正是一类，皆摭拾謏闻，郢书燕说也”（注：《商榷》卷36《风欲通》）把《风俗通》与《论衡》视为同类，俱入小说家者流。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佛教大盛，中经唐宋至元明清，佛学流派渐多，经书甚多，难用数言述其指归。王氏则引袁宏之论，了然使学者得其宗旨。“《楚英王传》，叙英奉浮屠事。李贤注引袁宏《后汉纪》云，‘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也，将以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练精神而不已，以至无生，而得为佛也。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化通万物，而大济群生。有经数千万言，以虚无为宗苞罗精粗无所不统。善为宏阔胜大之言，所求在一体之内，而所明在视听之外。世俗之人以为虚诞。然归于玄微深远，难得而测。……乃知佛法大意，已尽于此”。（注：《商榷》卷36《袁宏论佛法》）寥寥不及四百言，述佛学大意明白晓然。其辨章学术之能，亦绝非常人所可及。
四、论人物
王鸣盛论刘邦，则与项羽相比而言。秦始皇游会稽，项梁、项羽同观望，项羽见始皇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在咸阳观始皇宫寝器物后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言词坚毅豪爽，刘邦则从内心羡慕贪求。陈胜大泽乡揭竿举义时说：“壮士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与项羽豪情不相上下。“而高祖似更出其下。天下既定，置酒未宫，奉玉巵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其言之鄙至此！”（注：《商榷》卷2《刘项俱观始皇》）王氏深恶刘邦贪鄙市井之气， 其情渗透于刘、项相比之字里行间，使读者览后，有真情自然流露之感。在比较周瑜、鲁肃两位历史人物时，他先提出：“英雄举事，贵争先著，一落人后，便非俊物”。（注：《商榷》卷42《瑜肃异而同》）“周瑜方结刘拒曹，曹甫败，旋欲制刘以取荆，而并图蜀。著著争先，真俊物也。鲁肃与孙权合榻对饮，为画大计，与瑜同耳。至破曹之后，仍劝权以荆州借刘，此则与瑜异者。然肃之计，为孙非为刘。权虽谓此计为一短，但荆州新附，其势吴难独占。两雄相争，徒为敌利。然则肃计亦未为短。故瑜病荐肃自代。二人之计，异而同也”。（注：《商榷》卷42《瑜肃异而同》）对待刘备占荆州一事，瑜、肃确实表现各异，瑜英年负气，事事咄咄逼人；而鲁肃深沉稳健，胸中自有韬略。瑜深知肃劝借荆州，实为孙不为刘。故瑜困病之际，力荐鲁肃自代而不疑，可见二人之计，异而同也。王氏论人物，饶有朴素辩证法意味。
五、订史实
对于诸葛亮诛马谡一事，王鸣盛的见解是：“谡负才名，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才器过人，好论军计，盖其所长在智谋心战之说。亮既用之，赦孟获以服南方，终亮之世，南方不复敢反，此其明证也。祁山之役，令为先锋，统众在前，以运筹决策之才而责以陷阵推紧之事，是使萧何为将，而韩信乃转粟敖仓以给军也，宜其败矣。此则亮之误也。”（注：《商榷》卷41《亮诛马谡》）他认为诸葛亮兵败街亭，亮斩杀大将的悲剧，主要应由诸葛亮负责。“亮之误非误于诛谡，误于用谡不得其当耳。”（注：《商榷》卷41《亮诛马谡》）诛马谡所造成的后果，王氏认为：“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弩下之用，将以成业，不亦难乎！”（注：《商榷》卷41《亮诛马谡》）诸葛亮六出祁出，鞠躬尽瘁，而终难酬其亡魏一统壮志，与他诛俊杰有直接关系。史家素以东晋政权君弱臣强，国势赢弱，故终无大为。王鸣盛则以事实提出不同看法：“东晋君弱臣强，势则然矣。而其立国之势，却不为弱。刘琨、祖逖志在兴复；陶侃、温峤数有诛翦；桓温之灭李势；谢安之破苻坚；刘裕之擒慕容超；姚泓、朱龄之斩谯纵皆奇功也。裕之入吴中，几几欲混一矣，留子义真镇之而还，旋失之，惜哉！”（注：《商榷》卷52《东晋国势不弱》）上述一系列人物及其所建功勋，足以证明东晋国势，决非虚弱。而战将频出，屡战中原，正说明东晋军中人才济济，战斗力较强。既然如此，为何东晋比伐中原终无成效呢？王鸣盛借用王买德一段对话，揭出了真实原因：“王买德谓赫连勃勃曰：‘关中形胜地，刘裕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返者，欲速成篡耳事，无暇有意于中原。’”（注：《商榷》卷52《东晋国势不弱》）东晋这些大将，本可大有作为，但因一味贪求权力之争，无心留意于恢复中原，于是几度狂风暴雨式地袭击中原终是徒劳无功而返。王氏盛赞：“买德之言，实为破的。”（注：《商榷》卷52《东晋国势不弱》）这是王氏治史善于揭开历史表面现象，订史实看本质的又一明证。在考订唐名医孙思邈年龄上，“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至今（高宗咸亨四年）九十三矣”。（注：《商榷》卷92《孙思邈年》）如科学计算一下，开皇辛酉至咸亨四年实为73年，何言九十三岁。以此问题“询之乡里，咸云：（孙思邈）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眼见。”（注：《商榷》卷92《孙思邈年》）再参以文献资料，《旧唐书》方技类《孙思邈传》，周宣帝时陷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太宗即位召诣京师，援以爵位，不受；显庆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不受；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卢照邻师事焉。思邈尝从幸九成宫，照邻留在其它，为序曰：‘癸酉之岁，余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孙思邈处士居之’”。（注：《商榷》卷92《孙思邈年》）从天皇辛酉至卢照邻作序仍为73年，右从周宣帝时（孙思邈隐居）至咸亨四年则是百年以上。孙思邈又何言73岁呢？王盛认为：“思邈盖不欲以长生不死惊骇世人，故自隐其年而诡云，开皇辛酉生故云。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注：《商榷》卷92《孙思邈年》）”《旧唐书》刻本依孙思邈之说，计其年龄，自开皇辛酉岁至高宗咸亨年，本为73，却刻成93。“但七十三而云九十三者，此传刻之误耳。原本亦误”。（注：《商榷》卷92《孙思邈年》）把73刻成93，固然是传刻之误，但孙思邈硬把百岁老人缩小为73岁之人，是原本就不真实了。所以误刻93，亦可不为误了。为订正史实，王氏连一个人的具体年龄，都不惮其烦地反复考证，务求其实。其治史之严谨亦可见一斑。
六、正脱、衍
旧史流传历数千百年，且转抄流移，代代相因，难免有错字、脱文或衍字衍文。这就要求学者多蒐善本，仔细校刊。于旧史正文中改错、补脱、删衍。即下深功逐字逐句篇逐卷去精校。《十七史商榷》中，改错、补脱、删衍处比比皆是，可见其用力之精勤。高车族，本为北方少数民族，“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狄，历北方以为高车。……《魏书》有敕勒诸夏”。（注：《商榷》《高车脱文》）高车族，《北史》无载，《魏书》缺文。王氏认定《北史》无载是因“今刻本脱，非《北史》本然。”（注：《商榷》《高车脱文》）再如崔纵奏疏中有：“在宫者既合序迁有功者，又颁褒奖”，（注：《商榷》卷73《崔纵类误字》）一句中，“颁”字当为“须”字之误。《新唐书》“安西节度使，《通典》作‘镇西’。”（注：《商榷》卷8《十节度使异文， 脱文，衍文》）“平卢节度使统榆关守捉榆。《通典》作渝。渝本水名，从水为是”。（注：《商榷》卷8《十节度使异文，脱文， 衍文》）“旧《房玄龄传》贞观四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封魏国公。十一年改封梁国公。《贞观政要任贤篇》，三年拜尚书左仆射，封梁国公。《通鉴》193卷，房玄龄以三年二月戊寅与杜如晦同拜仆射。 《政要》是。又《旧书》玄龄卒年七十，《新书》作七十一，一字衍。”（注：《商榷》卷86《房玄龄异文》）“《史记·高祖纪》，秦二世元年秋，陈胜等起蕲，至陈而王，号“张楚”。下即紧接诸郡县多杀长吏以应涉。然后继以沛令欲以沛应涉。以便入高祖事。《汉书》则于涉为王下添入遣武臣张耳、陈余略赵地，武臣自立为赵王。二句横亘其间，文势隔阂，后再补赵王武臣为其将所杀，与上相应。实皆冗句（衍文）。”（注：《商榷》卷8《两增句》）王鸣盛总是逐字句地订正旧史之错字， 脱文及衍文。以务实之举嘉惠后学。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清楚地交待了自己的著书目的及治史思想。他说：“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不过出其读书校书之所得，标举之以诒后人。”（注：《商榷序》）因为“学者每苦正史淤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缪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注：《商榷序》）王氏强调，以已毕生之劳，俾读史者得便，嘉惠后人，就是他著《商榷》的唯一目的。他也表露过这种甘为人梯的铺路精神。“与夫以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注：《商榷序》）其精神境界之高，于此可现。王鸣盛在谈自己治史思想时说：“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注：《商榷序》）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研究历史，正是他进步史学思想之所在。伴随实事求是而来的，必然是严谨缜密的科学方法。他认为要求得典制事迹之实，只能横下一条心，下点苦功夫。他在论及治史的求实方法时说：“二纪（一纪12年）以来，恒独处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读，亦随读随校。贻借善本，再三校勘。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及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缺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注：《商榷序》）这种繁琐的劳役，巨大的付出，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精力。对此他却说：“以予之识暗才懦，碌碌无可自见，猥以考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庶几启导后人，则予怀其亦可稍自慰矣！”（注：《商榷序》）他一生苦中求乐，为求真实，孜孜不息，无怨无悔，这也正是所有史学工作者应当具备的一种精神。王鸣盛在序文最后说：“夫书既成……聊复自道其区区务实之微意，弁之卷端。”（注：《商榷序》）王鸣盛反复强调的“区区务实”精神，也正是一种治史的科学精神，有巨大的生命力。今天对于我们从事历史文献研究和历史科学研究工作的广大专家与学者来说，无疑仍极富借鉴价值。
收稿日期：1999—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