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最优财政规模：理论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地方政府论文,中国论文,最优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0)04-0045-11
一、导论
有关中国地方政府规模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政府和各种媒体普遍关注的问题。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和1998年之后持续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中国地方政府规模不断扩张。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提出了《关于党政机关带头发扬艰苦奋斗传统的建议》的提案。据该提案内文披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2003年的25年间，中国的行政管理费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至19.03％，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13.97、12.53、11.93和9.13个百分点。近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费还在大幅提升，平均每年增长23％，远高于同期GDP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6日)目前，中国行政管理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19.2％，远远超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15.6％的上限标准。然而，随着2006年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与近年来政府社会性支出规模的扩大，继续维持庞大的地方政府规模使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都面临巨大压力。因此，从理论上和经验上确定地方政府的适当规模或最优规模，对于有效解决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困境，保持各项社会政策的可持续性，特别是对于地方政府改革方案的设计，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科层组织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要素与组成部分，更是各种体制下的政府的基本组织形式。按照尼斯坎宁的理论，科层组织的核心特征是“官僚机构预算最大化”(Niskanen，1975)。作为由标准的科层组织构成的政府，必然具有不断扩张规模的内在倾向性，因此，控制政府规模的扩张，是目前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基本任务。然而，为了能够理性地控制政府规模，必须首先知道什么是政府的最优规模，以及判断政府规模是否处于最优状态的实证性理论和标准。源于此，有关政府规模的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拟在整合古典经济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说明政府最优规模的存在性，并借用美国经济学家Robert Barro的政府规模的内生决定理论，获得政府最优规模的实证性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利用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后各省经过调整的新的数据集以及中国省级地方政府规模的经验数据，实证性地估计中国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区间以及分区域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区间。
二、政府最优规模的理论与国内外经验证据
现有文献表明，Shell(1967)最早将政府行为纳入到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中。不过在众多的研究者中，Arrow和Kurz(1970)在促进政府规模实证性理论发展方面作出了开拓性贡献。Arrow和Kurz在其构造的理论模型中，将政府行为视为生产性行为，因而消费者效用既是私人消费的函数，也是政府行为的函数。该模型遵循新古典理论的框架，公共支出仅仅影响经济向稳定状态(steadystate)趋近的速度，但不影响稳定状态的增长率。Grossman(1987)是较早将政府最优规模的规范性理论模型化，进而提出政府最优规模的实证性理论的学者。Grossman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内，通过改造Findlay和Wilson发展的模型，整合了以Buchanan等为代表的公共选择论者的观点(将政府视为特殊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以及以庇古为代表的将政府视为慈善的市场失灵纠正者和市场秩序维护者的观点，进而获得了最优政府规模的条件，并利用美国1929-1982年的相关年度数据，实证地估计了其推导出的模型，并计算出代表性年份政府的最优规模。
新西兰经济学家Scully(1995)遵循庇古的基本理论框架，构建了一个不同于Grossman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根据经济增长最优化条件，Scully获得了政府最优规模的理论条件，并利用美国1929-198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出美国政府最优规模为GDP的21.5％～22.9％。此后，Scully(1996)将政府活动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扩展为对社会的影响，包括失业率、收入再分配、识字率、初等教育、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等，并通过构建宏观经济学模型，分别获得了政府支出的社会进步边际收益等于零(MR=0)和政府支出的社会进步边际收益等于政府边际支出时的政府支出水平，即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的理论标准，进而可获得政府的最优规模。通过利用新西兰1927-1994年的时间序列对其推导出的非线性模型进行估计，Scully获得了新西兰的政府最优规模为GDP的20％。在这一政府最优规模下，新西兰的经济增长率将为5％；而实际情况是新西兰政府支出大于GDP的20％，因而实际经济增长率仅为3％。
由于传统宏观经济学模型建立在特定的行为关系(behavioral relationships)假设基础之上，因而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此类模型不断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良好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应该建立在牢固的微观行为基础之上，即宏观行为关系应该从微观个体的效用最大化中内生地推导出来而不是依赖于任意的外生性的假设。基于这一思想，美国经济学家Robert Barro通过构造代表性个体效用最大化模型，在假设政府活动是生产性活动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规模的内生决定理论，进而获得了政府最优规模的实证性判断标准：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MPG=1。
政府支出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是政府规模与结构研究文献关注的一个焦点。从理论上说，人们关于政府支出的不同结构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划分，存在极大的差别，目前主要存在四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先验地认定某些支出为生产性支出。Barro(1990)认为，国防支出有助于保护产权，教育支出属于人力资本投资，因而将其视为生产性支出；而Grier和Tullock(1989)等认为国防和教育支出是非生产性支出。第二种观点根据政府支出在稳定状态的作用来划分该支出是否为生产性支出。Davarajan(1996)等认为，对政府的不同支出先验地划分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做法是不合适的，进而提出了政府支出是否为生产性支出的一种理论划分方式：如果政府的一种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扩大能够提高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率，那么这种支出就是生产性的，否则就是非生产性。例如，如果行政管理费用有正的经济增长效应，那么也可将其视为生产性的。第三种观点是实证性观点，即如果一种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则认为它就是生产性支出，否则就是非生产性支出。这种观点一般认为，政府消费是非生产性的，而政府投资是生产性的。第四种观点认为不同的支出根本不存在是否为生产性的问题，每种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都是非线性的，在其较低水平时为生产性的，而超过某个临界点便变为非生产性的。
为了从经验的角度检验关于政府支出是否为生产性支出的各种理论，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如同理论观点一样，经验研究结果亦显示出重大差别。Landau(1983)、Engen与Skinner(1991)、Folster和Henrekson(2001)以及Dar和AmirKhalkhaili(2002)等发现，经济增长与政府规模负相关。他们的解释是，一方面，政府规模扩张具有经济增长的递减效应，政府规模过大，即超出某个临界点，将产生挤出私人投资的效应，因而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另一方面，政府规模扩大伴随着政府无效率支出的扩大，因而扭曲资源配置的效应随之扩大，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受到阻碍。
经验证据的另一种结果与上述正好相反：人们在不同的样本中发现政府规模扩张促进了经济增长，即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正相关。Ram(1986)、Kormendi和Meguire(1986)的研究发现，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他们的解释是，政府规模扩大强化了政府的私人产权保护功能，公共支出激励私人投资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政府规模扩张扩大了公共物品的投资，进而改善了私人投资环境。
上面总体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促使人们研究政府支出的不同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即利用政府规模的不同测量指标来讨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然而经验研究结果同样自相矛盾。利用“政府消费支出/GDP”与“政府投资支出/GDP”作为政府规模的测量指标，是最为普遍的政府支出结构的分类方式。Grier和Tullock(1989)、Aschauer(1989)、Barro(1991)等发现，政府投资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等)在总支出中的比率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而政府消费性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率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或其增长作用很小，即经济显著性或实际显著性水平较低。Lin(1994)利用“政府消费支出/GDP”与“政府非生产性支出/GDP”作为政府规模的指标，发现两种规模在短期都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影响，但政府消费支出不如政府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Hulten和Schwab(1991)、Munnell(1992)以及Gramlich(1994)研究结论是，没有证据表明政府投资对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并不确定；Devarajan等(1996)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在总支出中比例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Vedder和Gallaway(1998)将政府规模分为五种类别，分别研究每种测量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只有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率与政府净投资支出占GDP的比率存在Armey效应，而其他类型的政府规模不存在这种效应。Gwartney等(1998)的研究表明，政府规模的各种不同指标均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
即使发现政府投资扩张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影响，这种影响在程度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政府层次越低，政府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越小。Holz-Eakin(1988)、Aschauer(1989)以及Munnell(1992)等均利用全国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不同函数形式，估计出的公共资本对私人部门产出和生产率的影响非常大，产出弹性达到约0.40以上。这意味着，给定公共资本存量和产出水平，公共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几乎为60％，即公共资本存量增加一个货币单位，将使产出增加0.6个货币单位。而利用同样方法和样本估计的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大约为30％。正是基于这一观测，Aschauer(1990)指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导致的GNP的增长，是私人投资增加导致的GNP增长的2～5倍。”在地方政府层次上，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大约为0.15，相当于全国层次的一半；在市一级，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却只有0.08，只相当于地方政府一级的产出弹性的一半。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不确定关系，使得人们识别政府不同支出是否一定为生产性的努力，基本上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利用不同时间和国别的样本，甚至同一国别不同时间的样本，所得到的经验结果并不一致。这一现象引发了人们关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另一种猜测，即不论政府在哪一方面支出，都存在庇古效应，即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都存在一个公共物品的社会边际效用等于赋税的社会边际效用损失的点。Vedder和Gallaway(1998)、Sheehey(1993)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而且Sheehey(1993)利用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当政府规模(政府消费支出/GDP)小于15％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当政府规模大于15％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Armey(1995)利用拉佛曲线(Laffer curve)来描述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关系。Vedder和Gallaway(1998)对这种非线性关系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是不对称的，并将这种不对称关系称为“Armey曲线”(Armey Curve)。“Armey曲线”表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一种“倒U型”关系。这表明，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人们可以找到使经济增长速度最大化的最优政府规模。Vedder和Gallaway(1998)利用美国1947-1997年的相关数据和二次项回归方程，估计出此间美国政府的最优规模为17.45％。
Karras(1993)最先利用18个国家的经验数据，对Barro的政府规模内生决定模型进行了实证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样本中代表性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约为GDP的20％。而后，Karras(1996)利用118个国家的数据再次对巴罗模型进行估计，经验估计结果为：非洲国家的政府规模过大，亚洲国家的政府规模过小，而样本中其他国家的政府规模为最优或适度；样本中各个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GDP的23％，OECD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GDP的14％，而南美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GDP的33％。Karras(1997)估计的欧洲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GDP的16％。Aly and Strazicich(2000)运用Barro 模型和Karras的方法，利用1970-1992年的数据估计了海湾国家的政府规模，结果表明，海湾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GDP的12％。
上述这些国际经验证据表明，不同国家政府的最优规模大相径庭，不同国家政府的实际规模与最优规模之间的差距也各不相同。虽然探索不同国家政府最优规模不同的原因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研究中国地方(省级)政府最优规模，以及不同区域省级政府最优规模，对于理性地控制地方政府规模、最大化地方政府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国内学者对政府最优规模问题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现有文献表明，马拴友(2000)最早将巴罗模型和克拉斯方法介绍到国内，并利用1979-1998年中国政府消费的年度数据对中国政府最优规模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表明，中国政府最优规模为GDP的26.7％。马树才和孙长青利(2005)运用中国1978-2000年的预算内财政支出以及预算内外财政支出之和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Barro模型和Karras的方法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中国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为GDP的21.2％，预算内外财政支出之和的最优规模为GDP的24％。孙群力(2006)利用1978-2004年中国分省数据对省级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省级地方政府平均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和最优政府消费分别为GDP的10.6％和10.2％，均低于GDP的14.14％和12.35％的实际平均水平。
在上述国内外的实证研究中，(1)大部文献以国家作为研究单位，利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数据对全国性政府的最优规模进行估计，而不是对地方政府最优规模的估计。(2)虽然孙群力(2006)对中国地方政府最优规模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没有给予明确的说明，例如，经验估计时运用的是OLS方法、GLS方法还是FGLS方法；是否进行了异方差性检验或修正；是否考虑了变量内生性或同时决定性及其修正问题等。由于这些情况不明，其估计结果是否有偏，人们不得而知。(3)只给出了中国地方政府平均最优规模而没有给出分区域的地方政府平均最优规模。由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件等存在较大差异，我们预计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平均最优规模将不尽相同。(4)上述这些国内文献利用的是2004年以前的数据。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后，全国及各地方对经济增长数据和资本形成数据都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正，因而重新估计地方政府最优规模实属必要。
三、变量界定与估计结果
1.变量界定与数据处理
本文中各地区的产出用地区生产总值表示，地方政府规模分别用各省一般财政支出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例表示，劳动力用各地区年底就业总人数表示。各地区数据时限为1978-2005年，其中地区生产总值、资本形成总额等均为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后调整过的数据。各种原始数据均来自各省统计年鉴和《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以及为了与已有研究进行对比，我们根据以1978年为100的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计算出以1978年价格为基准的各地区各年不变价地区生产总值，并通过各年名义地区生产总值计算出各年地区生产总值隐含缩减指数，再用此缩减指数缩减所有与价格相关的数据，使之变成以1978年价格表示的可比数据。
2.样本观测值的统计特性描述
本文利用中国内陆29个省区(不包括西藏和重庆)1978-2005年的统计样本，共756个样本观测值。样本观测值的统计特性较好：样本均值与样本中位数基本相同，斜度适合，峰度值均大于3，而且Jarque-Bera正态性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1，表明样本观测数据遵循正态分布。表明政府规模的两个变量，其变距都很大：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各地区平均值的最大值为0.312，最小值为0.039；政府一般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各地区平均值的最大值为0.444，最小值为0.049。同时，图1给出了政府一般性财政支出、政府消费以及GDP增长率的平均值图。从图1中可以看出，从平均角度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一般财政支出处于最小的状态，而经济增长速度则处于较高的状态；政府消费则从1978年开始不断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局部最高点，然后开始下降，1997年以后开始重新上升，直到2000年达到新的最高点。从总的趋势来看，政府一般财政支出、政府消费与GDP增长速度之间处于逆周期状态。
图1 政府一般性财政支出、GDP增长率以及政府消费的平均值曲线
3.中国地方政府平均最优规模的经验估计结果
利用中国各省数据对上述各方程进行估计时，如果简单地运用面板数据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则存在严重的序列相关和异方差性。当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并存时，通常利用SUR加权最小二乘法(也被称为Parks估计量)来估计方程。但由于对序列相关性的Parks修正只能在观测期间的长度(T)超过横截面样本点个数(N)时才有效(Beck et al.，1993；Beck and Katz，1995)，因此人们通常利用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异方差性和横截面序列相关性问题。即利用下面所谓的“面板修正的标准误差”(Panel Corrected Standard Errors，PCSE)来修正协方差矩阵：
本文在将中国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样本集估计经验方程时，运用WRSE方法进行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的修正，而在估计分区域政府财政支出经验方程时，则利用了PCSE方法，因为该方法使参数的显著性水平获得显著性改善。
表1总结的经验估计结果表明，方程(1)关于政府一般财政支出和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估计效果很好，各变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且经济显著性也较为明显。方程(1)的估计结果表明，模型对经济增长率变异的解释能力为35％以上；在政府一般财政支出方程和政府消费方程中，劳均资本存量增长率变化1个单位，导致GDP增长率分别变化0.473个单位和0.494单位，劳均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与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乘积以及政府消费增长率与政府消费规模乘积变化1个单位，导致GDP增长率分别变化0.356个单位和0.213个单位。特别地，政府一般财政支出方程和政府消费方程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政府支出边际产出为零的原假设，说明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和政府消费为生产性的；两个方程不仅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政府财政支出和政府消费的边际产出等于1的原假设，并且表明政府支出与政府消费的边际产出显著地小于1。这表明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均没有处于最优状态，而且规模均过大。
方程(2)主要估计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最优规模。估计结果表明，各变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模型解释了GDP增长率变异的36％以上；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和政府消费的平均最优规模分别为7.0％和4.1％，远远低于样本中的平均值14.26％和12.47％。从统计的角度上说，这一结果是无可怀疑的，因为各种统计上的标准均不存在问题(见表1)。从实际的角度上说，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最优水平小于样本中的平均值，也是正常的，因为样本中平均政府规模并不一定就表明这一政府规模是最优的，或者说，就表明政府边际产出等于1，否则人们就可以根据政府在某一时期的平均规模来确定最优规模而不是根据理论来确定最优规模了。
方程(3)是对政府规模的另外一种估计，即假设地方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与政府支出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方程(3)的估计结果表明，从总体上说，该模型在拟合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和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方面效果不错。具体表现为：除劳均财政支出增长率与财政支出占GDP之比率的平方项乘积在统计上不显著外，而其他变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显然，方程(2)和方程(3)估计出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平均最优规模非常接近，但对政府消费的平均最优规模的估计存在一定的差距，方程(2)的估计为4.1％，而方程(3)的估计为5.6％。这种差异可以从政府边际产出与政府消费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方程(3)估计的结果表明，中国地方政府消费与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线性关系。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在不断地调整之中，政府支出的范围与政府消费也在不断地调整之中，特别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私营部门或非国有经济也在不断发展，而非国有经济的资本产出弹性要远远大于国有经济的资本产出弹性，或句话说，非国有经济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国有经济的效率，而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效率条件，既依赖于政府部门的效率，也依赖于市场经济或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效率。由于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增长与政府部门效率之间不一定是线性的，因此，政府部门的边际产出与非国有经济的边际产出之间可能不是线性关系。
方程(3)的估计还表明，政府一般财政支出方程并没有拒绝政府服务的边际产出不依赖于政府规模的原假设，表明政府财政支出的边际产出依赖于政府规模，由于参数b＜0，说明政府财政支出的边际产出随着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而在缩小。虽然政府消费的边际产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了不依赖于政府消费规模的原假设，但由于相应参数b显著地为负，表明政府消费的边际产出随着政府消费规模的扩大而缩小，政府消费的边际产出处于规模递减的状态。这一经验结果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消费的平均规模过大。
4.分区域中国地方政府平均最优规模经验估计结果
前面的估计中，虽然在模型中设定了代表个别省份特征的哑变量(dummy variables)，进而考虑到了不同省份的不同特定特征，但这只是为了消除异方差问题。由于中国大陆地理范围非常广阔，东西南北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文化观念以及政府在经济发展政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中国地方政府总的平均最优规模并不能很好地揭示不同区域背景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地方政府最优规模的差异。获得在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不同区域的中国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以便显示出不同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最优规模的影响，能够为地方政府的改革和规模设定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依据，因此，估计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平均最优规模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更具针对性的实践意义。
遵循近年来中国区域研究中人们普遍运用的划分准则，本节将中国大陆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并利用前面的经验模型分别检验关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方政府规模经济效应假设，并估计其最优平均规模。
为了便于比较和说明，我们先给出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2)。表2显示，不同区域间政府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平均值和中位数，按东、中、西部地区的顺序依次上升，与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反向相关关系。
表2总结了不同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与最优平均规模的经验估计。从估计结果来看，分区域估计地方政府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与最优平均规模，与将不同区域地方政府作为统一样本进行估计，从显著性水平的角度上说，要更优越一些。表3表明，各种不同模型不仅在整体上非常显著(F=0.000)，而且不同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均得到了提高。这说明，分区域估计地方政府规模，能够更好控制区域特征变量。从另外的角度上说，区域特征变量对政府规模的经济效应与最优平均规模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与不分区域的样本估计结果(表1)相同，三个区域的政府活动均为生产性的，因为检验结果均拒绝了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MPG)等于零的原假设，而且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为正。表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政府规模的检验结果并没有拒绝MPG=1的原假设，这表明东、中部地区的政府规模较为适中，既不过大也不过小；但西部地区政府规模的检验结果则拒绝了MPG=1的原假设，而且MPG＜1，说明政府支出规模过大。在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是否依赖于政府规模方面，三个区域显示的结果也不同：东、中部地区的检验结果拒绝了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不依赖于政府规模(b=0)的原假设，同时，由于显著地有b＜0，这说明东、中部地区政府边际产出随政府规模的扩大而减小；西部地区的检验结果并没有拒绝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不依赖于政府规模(b=0)的原假设，同时，由于参数b在统计上不显著且为负数，这说明西部地区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同时也表明，西部地区政府规模与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之间的线性关系也不显著。
三个区域的平均政府最优规模显示出一种阶梯型结构：东、中、西部地方政府的平均最优规模分别以11％、10％和7％为中心。东部地区平均政府最优规模的两种估计结果[表3中的方程(5)和方程(6)]非常相近，分别为11.3％和11.94％，这表明东部地区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与政府规模之间线性关系较为明显；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平均政府最优规模的两种估计结果存在较大的差距，表明这两个区域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与政府规模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或者说，这两个区域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
对比表2和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东、中部地区政府财政支出的平均最优规模与平均值非常接近，而西部地区政府财政支出的平均最优规模要远远小于其平均值。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Armey效应，即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结构，而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由于篇幅限制，表3并没有报告政府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最优消费规模，但本文的估计结果表明，不同区域政府消费均显著地为生产性的，政府消费的边际产出随政府消费规模的扩大而减小，不同区域政府最优消费水平均为6％～8％左右，而且其在不同区域间的分布与政府一般财政支出规模在不同区域间的分布基本相同。
5.本文估计结果与现有文献估计结果的比较
由于本文是国内首次运用理论模型对不同区域中国地方政府平均最优规模进行经验估计，因此，在不同区域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平均最优规模方面，没有可供比较的先例。
孙群力(2006)利用1978-2004年中国分省数据对省级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省级地方政府平均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和最优政府消费分别为GDP的10.6％和10.2％。显然，从表1的数据来说，本文的估计结果与孙群力(2006)的估计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源自如下几个原因：一是本文运用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而孙群力(2006)则统一地选择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本文检验结果表明，利用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随机效应模型更好地拟合了经验数据。二是本文对异方差性和内生决定性进行了权数校正，因而消除了有偏性和同时决定性问题。本文曾利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与孙群力(2006)的估计结果基本相同，但这是有偏的，因为存在异方差性问题。三是本文的模型解释了人均经济增长率变异的36％和35％左右，即本文中校正的
为0.36和0.35左右，这是比较符合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状态的；而孙群力(2006)的研究中，模型解释了人均GDP增长率变异的97.8％，即为0.978。一般而言，只有在时间序列模型中，才能得到这样高的，而在面板数据模型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较为细致地考察了国内外大量文献，发现在面板数据模型中，从未获得过如此大的。四是从分区域政府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平均值与政府财政支出平均最优规模的关系方面来看，本文的估计更为合理。因为当将不同区域地方政府作为统一的样本进行估计时，由于西部地区政府财政支出的平均规模远远高于东部和中部各自的平均规模，同时，西部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和平均经济发展水平又远远低于东部和中部各自的平均速度和水平，因此估计出来的最优结果必然低于总体样本的平均值；而当将不同区域分开进行估计时，消除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逆向关系，因而得到东、中部地区政府财政支出的平均最优规模接近于其平均规模的结论，这是符合经验的，也符合统计推断规律。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Barro的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借鉴Karras经验估计方程，运用人均变量模型和1978-2005年分省统计数据，对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平均最优规模与政府消费平均最优规模进行了经验估计，得出如下结论。
1.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是生产性的，即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影响。
2.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边际产出显著地小于1，说明政府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没有处于最优状态，而是规模过大。
3.经验估计没有拒绝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的边际产出不依赖政府一般财政支出规模的原假设，说明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的边际产出与一般财政支出规模有关。同时，政府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边际产出均显现出随其规模扩大而缩小的效应，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地方政府规模过大。
4.本文估计的中国地方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平均最优规模分别为人均GDP的7.0％和4.1％左右，均低于样本中的平均值。这一结果表明，中国地方政府实际规模与最优规模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
5.本文估计的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和政府消费的平均最优规模与孙群力(2006)的估计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但综合各方面信息来看，本文的估计更为合理。
6.本文首次估计了分区域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平均最优规模。结果表明，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经济效应与不分区域时的情形完全一致，但政府财政支出与消费支出的平均最优规模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政府一般财政支出的平均最优规模分别为11％、10％和7.5％左右，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状态相似的阶梯型分布结构。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为了提高中国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提高方面的作用，必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压缩政府规模，提高政府运行效率，降低政府运行成本；优化政府支出和消费结构，提高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水平；加强政府预算管理的制度建设，实施绩效管理，加强绩效评估，增强政府支出的透明度，规范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消费行为；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不同区域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彻底改变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千篇一律而不考虑地区特征的传统政策。
一个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与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也不会完全相同，因此，中国地方政府最优规模是一个动态的变量，而不是一个静态变量。此外，政府最优规模的估计与估计的技术方法以及数据的可靠性密切相关。随着估计方法的改进和数据的进一步完善，人们将得到不同的政府最优规模的估计。受历史数据与方法的局限，本文的估计只是一种尝试性的探索，而不是关于中国地方政府最优规模的确定性结论。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没有分析为什么不同国家、不区域政府最优规模存在重大差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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