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玲[1]2000年在《东坡词心初探》文中指出词是心灵的文学。东坡善于在词中抒写其丰富而复杂的主体意识和生命状态，表现了对人生苦难的超越。而且，他在进行词体创作时有意识地注入诗歌的元神，使其词呈现出具有特殊个性的诗人之词的面貌。因此，从词心的角度考察东坡词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本文分叁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论证东坡词心即诗心。从东坡的词体观念出发，说明东坡词具有明显的诗化特点：从本质论上看，东坡以诗心入词，全面展示诗人的个性、气质和精神品格；从创作层面看，东坡以诗笔写词，把诗的题材、功能、意境、表现手法等大量引入词，为词的发展拓宽了道路。第二部分分析东坡词心的独特性成果。首先介绍独特性成果的表现，从词里大量运用题序、词作赠送对象的转变、开创“檃括体”之风等方面考察；其次对独特性成果进行客观的评价，说明东坡以诗心入词的功与过。第叁部分阐述东坡词心的本质内核。指出东坡旷达人生观的成因及表现；分析东坡清旷词风的表现形式和审美效果；最后说明“旷”在宋代具有共时性特点，但不同士子“旷”的向度不同，“有东坡之心胸，始可为东坡之词。”
张春义[2]2003年在《东坡词的哲学背景初探》文中指出东坡词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哲学背景。东坡词既是苏轼“士以气为主”理论中“刚”、“大”、“正”主体内蕴的形象显现 ,同时也是其凌眇万物、挥斥八极之人格气度的文学外化。东坡“词心”澄澈旷远 ,体露出生生不已、往而有住、日趋日新的“近思”精神 ,其相对永恒和自由旷达的精神内蕴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性命自得”之说与实践理性精神的体现。东坡词“月白风清”境界烛理洞彻、超拔旷逸 ,体现出心性合一、自性与万象相融的超眇之美 ,从根本上说 ,也与苏轼“事理皆融”、“表里洞达”的哲学主张有着某种亲缘关系
张幼良[3]2004年在《当代视野下的唐宋词研究论纲》文中研究指明当代(1978年底至今)这一时段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转型的时期，随着文化生态的演化，当代唐宋词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研究话语也随之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中国当代文艺学领域发生的叁次研究观念、思潮和方法的变革都在当代唐宋词研究史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从思想启蒙到主体论批评，从方法论到本体论批评，从文化视野到回归古典，当代唐宋词研究走过了二十余年的不平凡历程，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格局。 本文在总体检视当代唐宋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历时性角度，分阶段梳理唐宋词研究的发展轨迹，揭示其嬗变的内外原因；从共时性角度，分板块描述当代唐宋词研究在思维、方法、话语方面的特点，分析一些重要词学论着的学术价值、评量其学术贡献。又以个案分析为例，重点解读叁类研究话语的特色和方法。然后以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为例，从宏观上分别展现两个时期唐宋词研究的不同面貌；从微观上透视唐宋词研究名家的学术型范和个性，探求其学术价值，评判其地位得失，指出其方法论的意义。最后则对新世纪唐宋词研究的发展态势作一点个人的展望。
江兴棕[4]2017年在《刘熙载《艺概》词学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晚清着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刘熙载所着《艺概》,是我国继刘勰《文心雕龙》后又一系统的文艺理论批评着作。《艺概》中的《词曲概》论词部分,是刘熙载词论思想的核心,在我国词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立足刘熙载的个人生平和学术思想,结合中国古代词学理论的发展状况,以《词曲概》为依归,重点剖析刘熙载对词的理论探讨及其理论特色。文章共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对刘熙载《艺概》词学理论进行溯源。刘熙载生活于晚清社会统治极不稳定而词学理论却高度繁荣的时期,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对其词学思想的形成影响深远。另外,在此之前,中国的词学理论已经历经了宋、元、明及清前中期的发展,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刘熙载在不断汲取我国传统文艺批评思想与历代词论家理念的基础之上,融合时代文化的学术因子,构建起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词学理论体系。第二部分主要分析刘熙载对词的理论探讨,也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由于此部分论说内容较长,为文章叙述之便,故将分上下两部分进行分说。此处主要探讨刘熙载对词体本身以及词的创作与欣赏的认识。在《艺概》中,刘熙载不仅对词体有着清晰的认识,还为词的具体创作提供了诸多可行的理论指南,为后世学词者指出了入学法门。他不仅对词的创作主体作了严格的道德衡量,对词的接受者,他也有着严格明确的理论要求。第叁部分主要论述刘熙载《艺概》词学理论的特色。《艺概》虽诞生于词论着作繁盛的清代,但刘熙载却以其独特的理论批评视角,构建起了不流于时弊的理论主张。他综合当时各派理论的合理因素,熔铸到自己的词论体系之中。第四部分主要阐述刘熙载《艺概》词学理论的地位与影响。刘熙载《艺概》中所体现出的词学理论,虽未能成为一时词坛思想的主流,但亦为后学称道,谢章铤、冯煦、沈曾植、陈廷焯、江顺诒等都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沈祥龙、王国维等,更深受其启发。刘熙载词论颇系统而精深,富有识见,对后世具有较大的影响,但其亦未能跳脱出我国传统文艺批评模式的束缚。
宋秋敏[5]2008年在《“流行歌曲”视角下的唐宋词》文中研究表明从一定意义上讲,当代流行歌曲可以视作唐宋词的隔代延伸与变异,而反观唐宋词的本质属性与基本风貌,则也可以视作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本文拟从流行歌曲的视角对唐宋词进行重新审视和重新诠释,并希望将古老的唐宋词与流行歌曲作一番“古今勾连”和“比较研究”,这样的研究,或可突破纯学术的研究而萌生新意,将唐宋词的研究引向“面向现实”与“有补于世”的新境地。第一章:唐宋词“流行歌曲”的属性论证。曲子词是我国诗歌与音乐结合的新形式,而燕乐作为隋唐时期的新兴俗乐,它的流行是“倚声填词”的前提。倚声填词,一方面,由于音律和声律的双重束缚,词受到了比近体诗更多的限制;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在音乐的影响下,词体形成了句法灵活、韵位多变等特点,这就较近体诗更为解放,也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而且,在歌曲流传的过程中,唐宋词又形成了“独重女音”的审美风尚,并逐渐建立起“别是一家”的协律理论系统,这又进一步确立了它在中国音乐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唐宋词的流行性也相当突出,表现出创作主体阵营的扩容与创作者身份的多元化、“平民”氛围的营造与受众主导地位的确立,以及传播手段的大众化和多样性等特点,这也更加明确了其大众文化的归属。第二章:“流行歌曲”视角下唐宋词的“另类”社会功能和文体特性。唐宋词具有与现代流行歌曲相似的商业功能、娱乐功能和社交功能等实用功能,以及艳情性、通俗性、时尚性等“另类”特性。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唐宋词的可歌性和流行性等属性通过改变社会文化心理来影响唐宋词的整体风貌和发展方向,最终促成了这些“另类”社会功能和文体特性的定型;而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这些词体特性的彰显,唐宋词的流行歌曲属性进一步强化,从而最终确立了它在我国古代流行歌曲史上的特殊地位。第叁章:词与乐关系的发展变化及词体的演进。词与乐的结合是中国音乐文学史上最典型的形态之一。一方面,词受制于乐,词的体制特性和声律特点都受到燕乐的深远影响,词与乐一度关系密切,水乳交融;另一方面,由于诗歌与音乐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诗歌又不可能完全成为音乐的附庸,在“主音”与“主文”的矛盾冲突中,词与乐的关系不断发展变化,音乐性从强势到逐渐淡化,而文学功能则不断增强,词体由原来的音乐附庸,最终演变成为独立的新型抒情诗体。文人词摆脱音乐最终独立,这从音乐的角度讲,固然是一种遗憾,但从文学的角度讲,则又未尝不是一种解放或创新。对音乐的疏离虽然消弥了歌词“别是一家”的特立性,但同时却也确立了它在文学史、诗史上的独特地位,这正是词体文学性不断发展完善的必然结果。第四章:唐宋词与当代流行歌曲的比较研究。从文化归属上来说,唐宋词与当代流行歌曲都属于大众文化。因此,二者具有着较为相似的“另类”社会功能和文体特性。不仅如此,它们在主题选择和“包装策略”上,也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和共同的倾向。情爱主题和怀旧主题乃是中国古典文学所最常表现的主题,以男欢女爱和伤春悲秋为主旋律的唐宋词,其中就尤多男女之情和怀旧情绪的倾诉。而纵观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流行歌曲,此类主题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唐宋词与当代流行歌曲中的情爱主题和怀旧主题,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散放出了各自不同的时代气息和展现出了面貌各异的文学景观。而且,由于情爱主题和怀旧主题乃是唐宋词与当代流行歌曲所包孕的丰厚人生意蕴中的一个分支,所以通过对词中此类主题的审视和剖析,也就有可能以点窥面地感知当代流行歌曲之于唐宋词在题材内容方面的传承与变异。这不仅具有文学方面的价值,也体现出一定的文化意义。商业包装是现代流行歌曲商业化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而作为当时“流行歌曲”的唐宋词,其风靡于社会各个阶层,最终成为“一代之文学”,也同样离不开它在传播方式、情境营造、题材选择和情感取向等方面成功的“包装策略”。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流行歌曲所采用的不少“包装策略”都可以在唐宋词中找到源头。第五章:请君莫忘前朝曲,旧阙新翻总关情――唐宋词对当代流行歌词创作的借鉴意义。当代流行歌曲与唐宋词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这就使得两者之间有了很多“共同语言”。当代流行歌词若能向唐宋词诗意化的词境、词心回归,不但有助于扩展当代流行歌词内容,有助于提高创作者和欣赏者的文化品味,而且有助于保持民族艺术的独立性,这对于当代流行歌词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唐宋词又是一部形象化的“心灵百科全书”,而大多数唐宋词人,则是当时的文化精英,也是善于将人生诗化的行家里手。他们对于世事的沧桑变化、人生的悲欢离合以及自然山水的关照和反思,使作品充满了理性的光芒和哲思的力量,这些精神财富即使在当代,也能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使心浮气燥、追名逐利的当代人,得到心灵的净化和抚慰。此外,本文又在附录中收录了一部分借鉴和传承了中国古典诗词与传统文化、且较为成功的歌词实例,以资参考。
马强[6]2014年在《沤社研究》文中指出民国词研究是当下词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这里。民国词社是民国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本文选取民国词社中的沤社作为研究对象。沤社是民国时期的重要词社,1930年秋冬之际成立于上海。沤社社员二十九人,来自于全国各地,社员身份多样化,包括了民国时期着名词学家、清代遗老、民国政要、书画名家、大学教授等。沤社词人的词作具有鲜明的特色,他们在词集文献整理、词选编纂、词话写作、词学研究等方面也均有杰出的成就。本文主要研究沤社词人的词作与词学。本文首先考察沤社与民国诗社、词社的联系,然后探讨他们的词作特色与词学研究,最后探讨沤社对民国时期词学发展的重要意义。绪论部分回顾学界对沤社的总体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主体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沤社整体情况,这一部分分为两章,第一章探讨民国前期的词学发展,以及沤社成员与民国诗社、词社的联系,第二章考察沤社成立及集会情况与社集《沤社词钞》。第二部分探讨沤社成员的创作,这一部分根据他们的词学师承分为疆村门人、散原门人、沤社其他词人叁类,分别进行探讨。第叁部分探讨沤社成员的词学成就,这一部分从沤社词人对倚声之学的研究、词选编选、词话理论叁个方面分别加以研究。结语部分回顾总结沤社对民国词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戴倩[7]2012年在《“词心”“词史”与蒋春霖词》文中认为“词心”与“词史”是词学理论批评中有着不同的内涵和价值取向的两个概念；在清代词人词作中，将“词心”和“词史”体现为真切的生命体验并兼容为词体艺术而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是蒋春霖及其《水云楼词》。长期以来，在词学批评实践中，人们往往忽视了“词心”与“词史”之别，而在最广义上使用“词心”概念，因而把“词史”也涵盖其中，这使得这两个概念一并失去了其应有的词学批评效应。本文试图首先从源头出发对“词心”、“词史”做一些辨析：“词心”者，“古之伤心人”的无限哀婉之心，是将个体生命置于宇宙天地之间的无限伤怀，并体验为词体艺术形式；“词心”概念指向的是生命关怀。“词史”者，词人的“词史”之心流露出的社会历史情怀，是社会政治、伦理政教、时代盛衰之感慨所系，并体验为词体艺术形式；“词史”概念指向的是社会关怀。“词心”与“词史”在词之声情、词情、词境和价值取向上均有不同。正是由于在词学批评实践中“词心”、“词史”概念使用的模糊性，往往导致了对于蒋春霖词认知和把握上的不准确。历来对于蒋词的评价，多集中于其“词史”价值，且以蒋春霖的“词史”之心代替了“词心”。本文认为，蒋春霖是一个融“词心”与“词史”于一身的词人，并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进行了论述；蒋春霖词是“词心”、“词史”兼备的艺术形态，既有“词心”之作，也有“词史”之作，既有“词心”之价值，也有“词史”之价值，本文从蒋词文本入手，并将其与同时代的项鸿祚词、薛时雨词比较，进行了粗略探讨，旨在较完整地把握蒋春霖词。蒋词在词学接受上出现分歧，这正与蒋词既有“词心”也有“词史”有关，也与接受者对它们有不同的认同有关。谭献、王国维、吴梅对于蒋词的接受分歧最具有代表性，本文对此也进行了粗浅的讨论。本文认为，蒋春霖词兼有“词心”与“词史”，从这一点来说，它在近代时期是最为突出的；在清词史上乃至整个中国词史上也极有代表性。
彭文良[8]2010年在《苏轼诗词比较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普遍认为诗词之间在内容上有分工,认为“诗言志”、词言情;审美方面存在着明确的区别,认为“诗庄词媚”、“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在创作实践中也严守这些界限,所以同一作家的诗与词在内容与风貌上多不相干,甚至截然不同,形如出自不同人之手。而苏轼则“以诗为词”,“词侵诗疆”,“小词似诗”,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藩篱,这为我们深入比较他的诗词,以及讨论其诗词关系提供了可能。本文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复分叁节:第一节论述目前学界关于苏轼诗词比较、关系研究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第二节,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章节安排及研究方法。另外,由于苏轼诗集、词集内容极为丰富,自宋至清的笺释及编年成果亦极多,有必要做系统的梳理,故再辟一节专述之。第二章,按照时间顺利梳理出苏轼诗词的发展情况。本章分四节,分别讨论苏轼诗词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四个时期的诗词情况。在具体的叙述过程,又分纵、横两个维度:横向上,分别考察每个阶段的诗词在内容、艺术上的异同;纵向上,四个时期合在一起则相当于一部苏轼诗词发展史。本章是全文的基础,同时也是全文的重点章节之一。第叁章打破时间顺序,跳出时序限制,着眼于苏轼诗词之间的相同一面综合考察。本章的考察,又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第一节首先从微观、现象层面入手,从具体的作品出发,分析苏轼诗词之间的互相影响关系;第二节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入手,关注全部作品,综合比较苏诗与苏词在创作倾向、主题、风格、观念上的共通之处。第叁节主要从理论高度,从相对抽象的角度考察苏轼诗词关系。第四章从文体观念、意识的角度切入,偏重于苏轼词体观念之考察,着眼点在求苏轼诗词之异。本章要分叁节:第一节辨析苏轼在诗词间的分工意识,第二、叁节结合文论与作品梳理苏轼词体观的形成历程。
朱存红[9]2011年在《王鹏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纵览清词的发展历程,浙常两派先后主持坛坫,至清季而“桂派”崛起,为词坛“作一光荣之结局”。而作为“桂派”领袖人物和清季四大词人之首的王鹏运,尤为清季词坛提纲挈领的关键人物。王鹏运交游广阔,从其词作出发,可以考见与他以词相唱酬的有近60人,未见唱酬而有词学交往的10余人,其他交游30余人。根据半塘各词集所收词作情况,结合其生平仕履,可将其词作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1893年7月以前,为半塘任职内阁、在京优游度日专心学词的时期,有《袖墨集》和《虫秋集》。第二期从1893年7月至1899年,为半塘担任台谏恪尽职责、同时屡举词社的时期,有《味梨集》、《鹜翁集》、《蜩知集》、《校梦龛集》。第叁期从1900年至1901年3月,为半塘对国事深感失望、身丁巨变而将满腔忠愤寄托于词的时期,有《庚子秋词》、《春蛰吟》。第四期在1901年5月以后,为半塘弃官后不问政事、优游名胜的时期,有《南潜集》。半塘词作可大体按创作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根据其早期词作的内容和题序及其他相关材料,可以较为具体地考察该期半塘参加觅句堂唱和、中书词人唱和以及在大梁参加诗词唱和的情况。半塘的学词途径大致有模拟前代词作和联句和韵两种形式。由于半塘勤于锻炼词艺,精心地修改完善自己的词作,且毫不吝惜地删汰自己不甚满意的词作,还经常虚心向词友请教并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故能成为一位词坛大家。同时,半塘在京时经常组织词社,邀请同僚及其他新老词友参加唱和,对词坛后辈奖掖有加,并勤加指点,故能成为清末词坛上公认的一代领袖。半塘词学思想的研究文本包括其所撰词籍序跋、涉及词论的有关词作、《词学丛书》眉批以及况周颐《蕙风词话》对半塘词学思想的引述。半塘的词学思想所涉及的范围广泛而深刻,其论词要求知人论世,反对淫艳之词；强调情真,赞赏情深；注重比兴寄托,推崇自然含蓄的语言；其词律观通达而敢于突破；其词体观本色当行；其词学宗尚能由南追北,兼宗两宋。通过对况周颐《词学讲义》要点探源和《蕙风词话》渊源举证可以发现,况周颐词学思想的要点主要渊源于半塘,其许多具体的词学观也传自半塘,可以说王鹏运是一位了不起的词学理论家。半塘词作按题材大致可分为咏物词、愁情词、随感词、纪游词、闺情词、忧国言志词、离别怀人词、艳情词、题图题照词、节令词、游仙词、思乡词、纪事词、友情词、悼亡词、咏史怀古词、评词词、亲情词、祭祀词、酬赠词、联句词、拟作词等类。结合半塘词的题材可将其内容概括为忧国伤时与言志抒怀,亲情、爱情与友情,思乡之情与仕隐之二难选择,忧愁与感触的记忆痕迹,男子作闺音与艳冶的记载,游踪与聚会,体物抒情与词人社集等方面。悲苦沉郁的情感和雄浑委婉刚柔相济的词境,共同构成了半塘词作沉雄悲婉的主体艺术风格。当然半塘也有部分词作的风格不在此范围内。典故使用的普遍和高超,丰富了半塘词作的内涵,并营造出烟水迷离的词作氛围。比兴寄托在半塘游仙、咏物、闺情、艳情、咏史、愁情、随感诸题材词作中都有使用。半塘词的格律随其创作经验的丰富渐趋谨严而又敢于创新。半塘学习前代词人从王沂孙入手,再由姜夔、辛弃疾、吴文英以上窥苏轼、周邦彦；主要学习某一词家的同时,还曾向上述其他诸家及其以外的词人学习；至光绪二十五年以后,大致不主一家,并且由南追北,上及北宋张先、柳永、晏几道诸家,欲取两宋各大词人之所长,由此逐步形成了其沉雄悲婉的独特风格。半塘学词以龙继栋、端木埰为导师,从常州词派出,开创了临桂词派；半塘“开清季诸家之盛”,其创作成就卓着,又声望极高,号召力和影响力很大,是当之无愧的清季词坛盟主。本论文的创新点在于：首次利用了笔者新发现的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印斋词卷》抄本和上海图书馆所藏《梁苑集》等半塘手稿,利用了前人很少使用的半塘旧藏《词学丛书》眉批及《王鹏运奏折》,对有关王鹏运的材料进行了全面的收集,纠正了前人使用时的若干谬误,发现了若干新材料。所用半塘词作文本《王鹏运词集校注》为新撰的收词最全、校注较精的本子,据此可对王氏现存词作进行大致系年。对半塘生平家世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辨析,纠正了前人的若干谬误,澄清了一些事实。首次对王鹏运同其词集所见人物的交游做了比较全面的考察。首次对半塘现存全部词作进行分期并归类考察。充分利用有关材料全面归纳出半塘的词学思想,并通过将半塘词学思想与况周颐词学思想的对比考证,首次发现作为清季突出的词学理论家的况氏,其主要词学理论及词学观来源于半塘,得出了王鹏运为清季重要的词学理论家的结论。
徐拥军[10]2010年在《唐宋隐逸词史论》文中认为隐逸与文学的结缘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便有几首写到隐逸的作品,此后,隐逸成为历代文人抒写的重要题材。隐逸与词的结合在早期的敦煌词中就已出现,中唐时在文人词体制确立过程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并最终形成了隐逸词这一大词的门类。本文将对唐宋隐逸词史进行勾勒叙述,展现不同阶段隐逸词的风貌。第一章主要论述唐五代北宋前期隐逸词。第一节对唐五代的隐逸词进行梳理,并分析唐五代隐逸词的创作特点。第二节论述北宋前期隐逸词的创作概况,重点论述柳永的隐逸词。羁旅行役和贬谪是隐逸词创作的诱导因素,失意的词人脱离了歌宴酒席的环境,使他们完成了温柔乡向水云乡的转变,柳永的创作是这种转变的标本。第二章论述北宋中后期的隐逸词。北宋中后期社会矛盾开始激化,为缓解社会矛盾,有志之士开始进行社会变革,但不幸的是这种改革却陷入了士大夫之间的意气之争,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党争。畏祸及身的心理使他们开始主动寻求解脱,隐逸或对隐逸的向往是对仕途厌倦的愿望表达。在这种背景之下,隐逸词的创作开始兴盛起来。另外,此时的宋词在创作观念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苏轼拿起以诗为词的武器,引导了词的新一轮改革,这也是北宋中后期隐逸词兴盛的原因之一。这一时期苏轼和晁补之的隐逸词是这个时期创作的代表,清旷是苏轼隐逸词的主要特色,晁补之一方面发展了苏轼的风格,另一方面又将内心的愤激之情掺入其中,成为苏辛之间的桥梁。另外黄庭坚等人也创作了不少隐逸词。第叁章论述南渡时期的隐逸词。金人的入侵将歌舞升平的士大夫们推向了流离失所的灾难生活当中,有志之士们纷纷投入战斗以求取得抗敌救国的胜利,但是随着形势稍有好转,统治者们便抱定坐稳半壁江山的决心,以求和换取苟且的安定。抗战的斗士们被主和派纷纷排挤出朝,或贬或害；还有一部分干脆做起隐士来,过着眼不见心不烦的逍遥自在的生活,于是隐逸便成了他们的精神避难所。这时期的隐逸词人有朱敦儒,叶梦得、中兴四大词人,张孝祥等人。朱敦儒以其创作使隐逸词的创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潇洒闲适,语言浅近的希真体是朱敦儒的隐逸词的主导风格。另外一部分词人继续着苏轼的风格。第四章论述南宋中后期的隐逸词。这一时期隐逸词创作的一个较为明显的现象是东坡风与希真风的流衍,文中归纳了这两种现象,并探析了个中的原因。另外,这一个时期和战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陆游和辛弃疾两位隐逸词创作的大家,便是这种斗争下的悲剧性的人物。陆游的隐逸词有沉郁逋峭和闲适淡然两种风格,这与他徘徊在儒道之间的思想个性有关；辛弃疾的隐逸词则表现为悲慨苍凉下的超旷放达,这与他的英雄心态与谪居心态有关。第五章继续论述南宋中后期的隐逸词。这一时期的隐逸词有些是对前一阶段隐逸词的延续,吴潜、刘克庄是这个时期的代表,基本上继承的是辛词的风格,却又表现出诸多不同。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寒士词人的隐逸词,他们表现出不同于仕宦词的隐逸心态和审美风貌。当然最有特色的词家是姜夔,他的隐逸性格与词风生成关系密切,直接导致了他清空淡远的词境和高洁的词品。第六章论述南宋遗民词人的隐逸词。这个时期的隐逸词颇代表了遗民的心态,在抒写隐逸之时难以忘却的是对故国的深情,以及表现出来的对于人生价值失落的无奈、对历史的反思和责任的消解的重新选择,他们希望构建一个清雅的隐居环境来安顿自己的心灵。张炎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他的隐逸词体现了他的清空的审美思想,“伤痕与追忆：超越的沉重”、“还乡与重构：精神的栖居”是他隐逸词的两个重要主题。张炎的《词源》可看作宋词的理论终结,其中的“清空”说与隐逸文化密不可分,文中通过考察解释清空的“古雅峭拔”一词的含义,发现张炎此语不仅通于论词也通于论乐和论画,因而找到了“清空”说与文人画“逸”格的内在关联,从而使张炎对唐宋诸词家的评价问题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参考文献：
[1]. 东坡词心初探[D]. 李惠玲. 华东师范大学. 2000
[2]. 东坡词的哲学背景初探[J]. 张春义.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3]. 当代视野下的唐宋词研究论纲[D]. 张幼良. 苏州大学. 2004
[4]. 刘熙载《艺概》词学理论研究[D]. 江兴棕. 浙江师范大学. 2017
[5]. “流行歌曲”视角下的唐宋词[D]. 宋秋敏. 苏州大学. 2008
[6]. 沤社研究[D]. 马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7]. “词心”“词史”与蒋春霖词[D]. 戴倩. 安庆师范学院. 2012
[8]. 苏轼诗词比较研究[D]. 彭文良. 吉林大学. 2010
[9]. 王鹏运研究[D]. 朱存红. 广西师范大学. 2011
[10]. 唐宋隐逸词史论[D]. 徐拥军. 苏州大学. 2010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苏轼论文; 文化论文; 刘熙载论文; 艺概论文; 王鹏运论文; 流行歌曲论文; 宋词论文; 学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