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要打牢，产业要壮大创新是科技进步的关键——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科学院论文,科技进步论文,中国论文,工程院院士论文,访谈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深才能叶茂
中国科学院院士 赵忠贤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基础研究有了较快的发展，主要表现是：论文水平、质和量都有很大的提高与深入；在国际交流方面，也从听人讲到平等对话再到深层次的合作，并在某些方面占领先地位，如高温超导体研究。
不仅如此，我国的基础科研在其它领域也取得了国际级的成果，如对青藏高原隆起的研究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其它如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学科的某些研究从理论到实践到开发应用都有自己独创性的成果。
20年来，我们为基础科研建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建立了15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出了一批人才和有影响的成果，为下个世纪的科学研究创造了条件。
但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以物理学为例，我们与国际上的差别最重要之点是：什么方面都有人在搞，但人力财力有限，在深入程度上比别人差，很少有形成自己的流派、学派的领域，这跟原先的基础和人员储备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扎根、发展起来的东西太少，其原因是稳定的支持不够，缺少耐心。有时是狗熊掰棒子，赶风潮。
当近代科学发展之时，中国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科学研究只能是在外国发展的基础上，增添一些光彩。解放后，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体系，为扎根创造了条件。但由于一些影响，真正在中国生根的少，只是给别人添叶。现在，很多科研单位的研究，大多是在给国外生根的大树做课题。国内同行之间则没有共同语言，自己的基础研究无根，无主干。在发达国家情况则正好相反，如苏黎士IBM实验室研究人员25 人，研究课题差不多囊括了我们所的各个方面，而他们之间都可以共同讨论起来，我们则是各顾各，未能形成共同的根。我们动不动就讲专业不对口，关键是基础差，根没有扎下去。基础有根了，可以培养优秀人才，在别的地方发芽，甚至长出大树。只有根扎下去了，才能进行学科交叉，一通百通。
基础科学研究之根只能扎在自己的土地上，才能真正枝繁叶茂，互相促进发展起来，形成国家的科学技术储备，真正起到基础科研的作用。
目前，全世界科学研究的组织方式有如拍电影，某人有好的研究方向，就好像有了好的剧本，由在该领域的杰出科学家做导演，将该领域的科学家组织起来，有主演，有配角等，研究就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我们现在形不成这种拍电影的方式，从世界潮流来看，我们必须走这条路。
我对未来的估计，随着我国社会的繁荣稳定、经济的发展，科学也必将出现大繁荣。我国重视科教兴国，有全民共识，再加上一些科技政策落实和科技管理的改革，再过一二十年，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在世界上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稳定的条件下，有一支精干的队伍，又是以拍电影的形式组织研究，加上好的评价体系，假以时日，我国会有很多的研究可以跻身诺贝尔获奖水平。
（杨桃源 采访）
创新才能进步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 侯云德
现代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是最近几十年的事，近十年又是国际生物技术蓬勃发展的十年。生物技术从学科上讲属于生命科学，生命科学相对物理学、化学而言发展比较缓慢。但随着遗传密码的破译，限制性内切酶和基因载体研究的进展，1972年世界上第一批重组的DNA 分子诞生，以及几种不同来源的DNA分子装入载体后被传入到人肠杆菌中表达，等等，基因工程正式踏上历史舞台。生物工程技术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到80年代，基因工程技术不但完全渗透到传统生物技术的各个领域以及医药、工业等领域，而且它本身也已经发展到了更高的蛋白质工程阶段。利用基因工程和蛋白质工程技术，人类不仅已经可以在分子水平上对微生物、植物、动物本身等不同种属之间的基因进行随意的剪切拼接，而且来源不同的微生物、植物、动物和人类间的基因也可以任意地重组传递，可以在试管内，按照人的意志，来加工、改造、创造新的生命形态，即新的蛋白质。举个例子，新加坡出口兰花，天然兰花没有紫色的，科学家通过基因技术可培育出紫色的兰花。科学家将一种治棉铃虫的毒素基因转入棉花，培育出抗虫棉花，对人无害，但棉铃虫一咬就死。这种抗虫棉花现在美国、中国等大面积推广种植。现在这方面一个很大的热门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上将这一计划与原子能计划、航天计划一起称为下个世纪科学三大计划。通过这项研究，科学家可以把人类全部基因的排列顺序搞清楚。这一计划预计到2005年完成，可能在2003年就可提前两年完成。除了人类基因组外，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基因组研究也在进行中。
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的研究在飞速发展，这些技术在农业、医药及化工、环保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农业和医药方面，在国际上已经迅速形成巨大产业。美国有人预测，到2025年，基因工程产品的价值约为2 万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今后10年，仅农业基因技术一项在世界各地的销售总额将超过3000亿美元。
在我国，“863”计划的实施，使我国生物技术从无到有。 与发达国家相比，就技术本身而言中国并不落后，国外现在有的技术，如基因扩增技术，基因的合成、测定技术，蛋白质的合成、测定技术，分子克隆的方法，等等，国内都能做。在“863”计划中， 原计划到本世纪末，有10种医药基因产品问世，但到现在国内已有15种产品投放市场。我国在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技术、水稻基因图谱、动物转基因技术上取得的进展，使我国在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总体水平接近发达国家。
但是，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领域，几乎所有新基因产品都出在美国，美国在这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为什么最新的技术、最新的产品不出在中国而出在人家那里？这里最主要的是我们缺乏创新。中国应当在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同时，加强科研成果的转化。诺贝尔奖英国人拿得最多，但他们许多研究成果都被别的国家拿去转化、开发了，一些国家像日本便汲取他们的教训，在应用方面和成果转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现在日本人有了钱，看看基础这一块跟不上了，又转过头来加大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工业化水平也较落后。我们说我们的技术可以跟得上，实验室研究出了成果，但从掌握一种技术到利用这种技术生产出商品，尤其是大规模生产，中间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解决，成果的转化受阻，就谈不上产业化了。缺乏创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涉及到科技投入问题。我们全国的投入还比不上人家的一家公司。而且还存在力量分散的问题，投入分散，研究力量分散，形不成一个整体。当然，科技投入受整个国民经济水平的限制，我们现在还不可能达到美国或其它发达国家那样的水平。怎么办呢？这几年国家计委、国家科委（现为科技部）以国内一些科技研究实力雄厚、有创新有成果、基础较好的企业和科研单位为依托，成立了一些工程中心，扶持他们进行成果转化，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到下一世纪，将得到全面发展。许多国家加快了这一领域的发展步伐，这既给我们带来压力，也给我们带来了机会。正视差距，迎接挑战，是中国政府和中国科技界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胡俊凯 采访）
培养中青年解除人才瓶颈
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乐
数学是非常抽象的，很难给人以感性的认识，而且连续性很强，很难跳跃。除极个别的课题外很难就某一个课题，说它达到了什么水平。就这一学术领域的内在要求而言，若有数学思想、数学队伍、好的学术环境，并且有一批自己的学术带头人和研究骨干，走出自己的创新道路，作出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和有较大意义的成果，在这些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说，在这个领域内我们达到了国际水平。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某一应用课题或文章，就要说成是国际先进水平，这是狭隘的，甚至是荒谬的。
数学是一个较大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人约有20个二级学科，每一个二级学科又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在其中复分析领域内，我们中国人做过大量的工作，华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和张广厚，还有一些人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我不大愿意说我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这应该由别人来评价。对华老的工作国外非常重视，引用也很多。有人称我们是中国学派。但我认为国外在这一领域也相当强，水平也很高。
我认为我们的问题是：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怎样补充年轻人。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是创造性极强的学科，而且创造性的思维中包括推理、计算、证明，工作量极大。这种创新性的工作要求30岁左右最合适，这也形成了规律。20世纪是数学发展最快的时期，尤其是世纪末期，发展非常迅速，每个领域都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出了大量的成果和方法。从国际上通常的规律看，年轻人非常努力，拿到博士后，才在某一学科分支里开始入门。这是一个人最宝贵的阶段，因为他的基础已打好，同时，他年轻，精力比较旺盛，创新精神比较强，杂务较少，一些创新性很强、影响性很大的成果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的。国外把这一时期客观地压缩在6年的时间里。在国外一个博士毕业后找的第一份工作， 不是终身性工作，是合约性工作，一般签2—3年，最长签6年，在这6年里必须非常努力，作出较大成绩，才有可能有大学聘请你做长期的研究工作，否则没有人聘请你，可能意味着你在这一领域内被淘汰。改革开放初期出现过“科学的春天”，社会舆论导向自然科学，吸引了一大批有较好基础的年轻人走向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但那时大学毕业后工资偏低，这使较多有发展潜力的人走向了国外，现在这批人中最优秀的基本上在国外，只有少数在国内。现在人才流向国外的问题略有好转，但是在社会更注重实际的情况下，很难吸引年轻人走向基础科学领域，国内流失要比过去大得多，而应用领域比我们要好一些。例如：1978年，数学所招收第一届研究生20人，来投考我们所的人数是1500人，现在我们招20人，只有40人来投考，又不见得有一流大学的学生来考，学术水平差一些的学生较多。应该调整基础科学的政策，使我们的科技政策更全面，能够把优秀的年轻人吸引到数学研究领域来。
（刘和安 杨桃源 采访）
集中力量抓住重点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 朱高峰
信息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缺乏信息则会产生严重的市场失效。通信是信息交流的载体，中国多年来致力于发展通信事业，利用经济转轨和新技术发展的机遇，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目前最主要的通讯手段仍然是电话，80年代初全国仅有电话400 万部，普及率为0.4%。到目前为止，全国的电话容量已超过了 1 亿部。1998年电话普及率将达到10%，普及率提高了近30倍。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今年电话装机将超过2000万部，而美国历史上最多一年装机 700万部。
值得提到的是中国移动通信的发展。从全球范围看移动通信的发展不足20年，中国大规模的发展是最近5年的事情。在短短的时间内， 我国的移动电话总保有量已经达2000万部，排名居世界第三位，仅仅次于美国、日本。预计明年可跃居第二位。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发达国家的电话普及率已达80—90%，我们与之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些差距主要表现在农村电话普及率低。截至9 月底，我国城市的电话普及率达到27.6%，农村电话普及率要达到城市的水平，大约还需要10—20年时间。
从通讯设备本身来讲，主要是移动通讯，由于发展速度快，近年全部通讯投资中约有一半是投资于移动通讯。但由于没有国产设备，引进的技术中，技术含量也很低。核心的问题是体系不顺，形不成集中的拳头，造成一些失误。比如程控交换机总的来讲是成功的，但有的也很分散。04机研究成果被过早地扩散，最终造成自己互相之间的剧烈竞争。我认为高技术领域必须实行一定时间的自然垄断，只有高度垄断才能有高回报，高回报才能维持高投入，高投入才能支撑更高的发展。由于力量分散，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附加值低于整个工业的附加值。比如计算机已到了亏损的边缘。在组织形式上形不成规模，相互不合作，最终的结果是都成不了赢家。
关于集成电路。我国的基础较差，发展路子走的是“赶超战略”，我认为为赶超而赶超这是不对的。因为集成电路的生产必须走产业化的路子，要实行产业化才对。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以科研水平为中心，多年来科研的主干是独立于经济发展之外的科研体系。1996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60亿块，国内生产10多亿块。主管部门发表的数据却表明，我国出口集成电路的单价居然高于进口的单价。这就表明，进口的集成电路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国内能够生产的。有识之士提倡“中档战略”，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在高科技领域，由于国力所限，我们应当继续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的基础研究我们必须自己搞。我们拥有这么大的市场，这么多的人口，不自己搞不行。况且我们目前的国力也有这个能力。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不要一切都仅仅从市场出发，为所谓的吃饭而解决吃饭。基础研究不解决当前的吃饭问题，尤其是有关高技术的基础研究，仅靠市场机制是无法解决的。关键要集中力量、抓住重点，不能搞分散，包括组织分散和项目分散。
（赵忆宁 采访）
要斗智不要斗财
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绶琯
天文学是一门观测的科学，主要依靠先进的观测仪器和运算设备进行研究，在这一方面，美国是世界天文学的中心。自70年代开始，美国在天文方面每十年的投入为六七十亿美元，一部哈勃望远镜造价即达20亿美元。这种投入力度，无人能及。由于设备、研究手段先进，全球的顶尖天文学家都要借助美国的观测设备搞研究，一些一流的研究选题还要排队。即使排上了队，一些大型的设备一次也只能租用几个小时。美国因此而汇聚了全球一流的天文科学家，成为了全球天文研究的中心。这一点，其它国家是无法匹敌的。
但这并不是说其它国家就无所作为。科学研究除了仪器设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本身研究思路和角度。正如毛泽东所言，“决定战争胜利的关键是人而不是物”。从大批天文学的诺贝尔得奖者来看，他们的研究，并不是在最大、最先进的仪器设备上完成的，而是因为提出了独特的研究方法或角度、见解。在这一方面，我国的天文学研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在某些方面还处于领先的地位。例如，北京天文台的艾江祥研究员，用他自己研制的望远镜可以观察和记录太阳磁场两个不同点的变化，而传统的方法只能记录一个点。他研制的望远镜，比国外的观测和记录更精确、快速；再如，北京天文台的一架60厘米的望远镜，谁都不想用。但这种望远镜有一个优点，就是视场很大，缺点是敏感度不够。对此，北京天文台的陈建生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创见的思路，利用望远镜视场大的优势，加上DDD加大其敏感度， 则可解决一次性多个观测对象的快速记录问题。再与计算机结合，可以跟踪和发现一批一批的小行星。行星是围绕恒星运转的，旋转的是行星，通过对小行星的快速跟踪拍照，将不动的去掉，则可算出被跟踪的小行星的运行轨道。利用这种观测设备和运算方法发现的小行星很多。这些新发现的小行星被人测到三次即被承认。
尽管当前世界天文学的发展很快，但仍有一项研究很薄弱，那就是光谱记录。天文研究中重要的物理信息都来自光谱——元素、温度、电场、磁场。目前一万个被观测到的天体中只有一个有光谱。世界各国拼命做大望远镜只是为了光谱，而光谱只能一个一个拍，还得精选。80年代用光纤，一下子可以拍几百个，但要拍更多的光谱需要望远镜有更大的视场，而视场一大，望远镜就做不大。其解决途径是，使视场加大，同时也使望远镜加大。从这一思路出发，南京天文仪器制作中心的苏定强教授和我以及其他一批研究员研制出了大天区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这个仪器，国家投资2.3亿，制成后安装在北京。
这些在世界有重大影响的新设备、新方法的成功表明，我国天文学只要选准目标、巧用设备、在国际前沿的大型设备上作自己有独到创新的东西，我国天文学在很多方面是会有所突破的。只有在丰富的创新思想的土壤上才能出现一大批世界一流人才，这应该是我们应走之路。
目前一谈到基础研究，大家就觉得投入不足是最大的问题。这也确实是个问题，但投入再多，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一年投入六七亿美元。这就涉及到一个科学方向问题，与世界领先水平竞争，我们是斗财，还是斗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力度在不断加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科学创新上与世界竞争。天文研究是基础研究，黑洞研究水平再高，也不可能拿黑洞来卖钱，但用于研究黑洞的相关技术却是可以用来做生意的。科学研究所解决的是物质世界的特殊问题，但应用于科学研究的技术则是社会的技术储备。当前按适当比例投入科学研究的经费不可能再按相应的比例变成人民币，但其相关的技术储备则是全社会甚至是全人类都能受益的。因此，要正确理解科学与技术，技术与生产的关系。
（杨桃源 采访）
强化社会进步的基础与先导
中国工程院院士 左铁镛
材料一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也是高新技术发展的基础和先导。人们曾用材料作为时代划分的标志，比如石器时代、铁器时代、青铜时代等等。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蒸气机为标志，而蒸气机是以钢铁材料的出现作为基础。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子革命，它的出现是以单晶硅及其加工为基础和先导。现在微电子技术向光电子和光子技术发展，正在引发一场新的、以信息技术为标准的工业革命，功能晶体材料将是光子技术的基础和先导。各国都把材料和材料科学与工程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成为现代科技的三大支柱之一。一般按使用范围和性能把材料分为两大类：一是传统材料，像钢铁、无机非金属、高分子、有色金属等，特点是量大面广，它是现代工业经济的基础材料；一个是新材料，就是最近发展当中，一些具有优异性或独特性的材料，它是现代工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
从传统材料上看，我国几大传统材料产量均居世界前列。钢铁产量突破一亿吨，居世界首位；水泥年产超过五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陶瓷、高分子材料、有色金属生产都在国际上排前列。
从新型材料来看，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研究，有很多重要的新材料已经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像晶体材料，几个主要品种都是我国率先发明或作出规模，一些关键技术有了相当的发展。通讯信息、导弹、卫星等部门需要的材料自给率越来越高。
从基础研究上看，我们的基础研究队伍很强大，水平也较高，在发展中国家排前列，包括我们的论文和论文引用数量在国际上排序居前列，有广泛的影响。
虽然如此，对我国材料科学与产业的发展也要有个清醒的认识。
从传统材料看，品种、质量和国外还有差距。比如汽车用钢板、造船钢板、石油、天然气管线用的大口径管材、高层建筑所用高标号水泥、航空、航天、电子所用的材料等还要进口，传统材料在质量品种和性能方面和国外有较大差距。从产业总体上看，整个技术装备水平和工艺落后15—20年。
在新材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缺乏创新，多半是跟踪、仿制，性能和消耗指标与国外有较大差距。二是新材料大规模生产工艺和技术上还有问题，小规模的多，产业化的少，所以没有形成一个很强大的新材料产业。新材料如果不能率先形成产业化，将滞后我们国家其他高新技术的发展。
我们的基础研究也是跟踪的多，创新的少。基础研究的队伍和研究方向比较分散，经费投入不足，所以开创性不够。基础研究不系统，不能为我国形成有自己产权的产业需求提供指导和支撑作用。
国家历来重视材料发展，从三个层面来安排材料的发展。传统材料生产，强调以技术改造和科技攻关为主线，把国家的原材料、支撑性的、基础性的产业抓上去；新材料方面，国家将积极推动“863 ”向产品转化，并列出15个重点项目，包括光电子材料、特种工程材料、稀土材料、能源和环境材料等。按科技部要求，这15个项目完成后都要转移到产业中去。
在基础研究领域，“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973）即将启动， 明确提出材料研究要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其中涉及到材料科学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传统的产业如钢铁水泥的材料科学研究，与“863 ”和国家攻关计划衔接起来，为之提供支撑；二是高新技术用材料制备技术的基础研究，包括超导、纳米、稀土、功能晶体材料发展的基础研究；三是材料学科自身发展的基础问题，比如计算材料学，用计算机进行成分设计、组织设计、合成和制备，向计算机化发展。这样到2005年以前，希望我国在材料的基础研究上有个更大的发展，在国际上取得一席之地。
（史湘洲 采访）
中国不能再错过机会
中国科学院院士 邹承鲁
生命活动是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生命科学是研究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自然界所有生物的起源演化、生长发育、遗传变异等生命活动的规律和生命现象的本质，以及各种生命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50年代兴起的分子生物学开创了现代生物学的新时代。分子生物学在研究构成生物体的各种生物大分子的水平上阐明生命活动规律，揭示生命现象本质。
下个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将增加到15亿，人民的生活和健康问题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根本的出路只有依靠科学，培养优质、高产、抗逆、抗病虫害的动植物品种，提高单产，所有这些都要依靠新的、建立在现代分子生物学基础上的农业科学。人类的生命面临着免疫系统疾病、遗传性疾病、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以及某些传染病如乙型肝炎的严重威胁，这些也都要依靠生命科学的发展来解决。
生命科学与其它学科互相融合，一方面解决了自然界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也在更高层次上开辟了新的技术领域。运用物理学研究的成果—X射线衍射技术，阐明了遗传物质DNA双股螺旋的三维空间结构，成为生命科学发展中的里程碑。从此，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和技术科学界面上生长起来的现代生物学成为更加精密的科学。分子生物学的新概念和高度自动化的技术结合，将在下世纪初完成人类基因组30亿个碱基对的全部测定。如果印成书，以每页3000个印刷符号计， 将是一部100万页的巨著。
这一宏伟的科学成就不仅将使我们从根本上掌握人体所有生命活动的遗传信息，并将为彻底解决各种与遗传有关的疾病奠定基础。生命科学的成就也会成为工程原理和技术思想的源泉，对人脑和感官系统的信息接受、加工和存储的认识，可望推动信息科技的进步，从而导致计算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高技术领域的革命性变化。
50—70年代中期，由于分子生物学的推动，国际上生命科学的发展十分迅猛，而我国却错过了这个机会，拉大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几十年来，在自然科学的各大学科领域中，我国一直没有对生命科学予以充分的重视。
当前，我国生命科学的人才外流现象十分突出，这是由于国际上对生命科学的普遍重视，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人员求职比较容易。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如果中国没有一支好的生命科学家队伍，21世纪的人口控制、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科学种田、环境保护等都将是空谈。
（浦树柔 采访）
重大攻关需要“国家队”
中国工程院院士 郑健超
充足可靠的电力供应是现代社会的基础，电力消费在终端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的高低，通常被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统计数据表明，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0—6000美元的目标之前，人均装机容量已经超过1千瓦。 到下个世纪中叶，我国要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人均装机1 千瓦的水平看来是必要的。这就是说，届时全国的发电装机容量应达到15亿千瓦（是目前美国总装机容量的2倍），比目前要增加12.5亿千瓦。 要实现这一目标无疑是十分困难的。
国外研究表明，电力占终端能源的比例越大，单位产值的能耗越小，这是因为，在保证相同的能源服务水平的前提下，使用电力这种优质能源最清洁、方便、易于控制、效率最高。因此，国内外专家一致认为：“电力技术是通向可持续发展的桥梁”。电气化战略是我国未来能源战略中的一个关键步骤。
能源技术领域首要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降低单位产值的能耗，即能源强度。能源强度通常被作为衡量能源利用效率的宏观标准，它与一国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效率、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有关。按照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计算，我国近年来创造1000美元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约为日本的12倍，美国的5倍，同时也远高于巴西、 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当然，也应看到，1995年我国能源强度比1978年下降了50%，年均降低4%，但未来50 年能源强度是否还有大幅度降低的可能呢？
能源的高效转换和利用技术为大幅度降低能耗提供了可能。这些技术包括：高效清洁的发电技术、高效输配电技术、联合循环技术、高效照明技术等等。联合循环是指将燃气轮机和蒸汽轮机组合起来的一种高效率的发电方式，可以大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近年来，全世界每年新增的火力发电厂一半以上都是采用这一技术的。
电力在输送分配过程中的损失是相当大的，我国输配电系统的全部损失加上电厂自用电可达输送电量的20—25%，即仅有75—80%的电能达到最终用户。因此，需要研究高效输电技术。这些技术包括：灵活的交流输电技术、新型直流输电技术、现代配电技术、需求方管理技术等等，无论是技术本身的应用研究，还是有关设备的制造，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都很大。
对于体现国家目标的重大关键技术或项目，国家应当考虑组织精干力量，保障投入，实施攻关。能源领域更是如此，如果关键技术没有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必将受制于人。
目前我国所实行的科研项目自下而上的申报、评审制度容易造成重复建设。据我所知，仅燃料电池的研究，全国已经或将要搞的就有20多个单位。建议国家建立自上而下的专业（项目）指导计划，严格评审程序，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标，择优录取，这样才能集中优势兵力对重大技术问题进行攻关。
（浦树柔 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