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别差异和全球经济失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别论文,全球经济论文,差异论文,人口论文,年龄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人口年龄结构和储蓄率、投资率以及经常项目余额的关系
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人的经济行为特征不同，宏观加总后，一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不同年龄段人口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关系——就会影响一国的宏观经济变量。
讨论宏观上人口年龄结构同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其微观基础是不同年龄段人群储蓄和投资行为有不同特征。有关年龄和储蓄关系的经典微观理论是“生命周期理论”：个体未成年时，收入很少以至没有收入，消费高于收入，进行负储蓄；进入成年，收入不断增加，消费低于收入，进行正储蓄；年老时，收入减少，消费增加，消费高于收入，进行负储蓄。年龄同投资关系的已有研究较少。一般的分析认为，更多的年轻人口会增加劳动力供给，需要增大投资以维持社会人均资本量不变；而要保持年老型社会人均资本量不变，只需较少投资。由于经常项目余额(或国际资本净流动)是储蓄和投资的差额，要说明人口年龄结构同经常项目余额的关系，就要同时考虑人口年龄对储蓄和投资两方面的影响。
Higgins(1998)用10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和储蓄及投资的关系做了详尽的实证研究。他分别以一国总储蓄率、总投资率和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百分比作为被回归变量，以该国各个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人均GDP等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共分为15个年龄段，分别为0-4岁，5-9岁…，65-69岁，70岁以上，相应的有15个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变量。不同变量的回归系数可解释为该年龄段人口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数量变化对相应自变量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其实证结果如下。
第一，年龄对储蓄率的影响：更多的15-19岁以前年龄段的人口和更低的总储蓄率相联系，且越为年轻人口，总储蓄率越低。20岁到55岁间人口比例的提高正向影响总储蓄率，其中，35-39岁之间人口比例提高对总储蓄率的正向影响达到峰值。更多的55-59岁以上的人口和更低的总储蓄率相联系，且更多的高龄人口会在更大程度上降低总储蓄率。
第二，年龄对投资率的影响：35-39岁以前的年轻人口比例的提高和更高的投资率相联系，在这个区间，年龄变化对投资率的影响程度先增大后减小，峰值大概在20岁达到。35-40岁以后人口比例的提高同更低的投资率相联系，55-59岁人口比例的提高对投资率降低的影响达到最大，而高于60-64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的提高对投资率降低的影响逐步减小①。这一结果说明，较为年轻的人口结构需要有更高的投资率以保持人均资本水平不降低，而老年型人口结构则同更低的投资率相联系。
第三，年龄对经常项目余额的影响：25-29岁以前人口占比增加倾向于使经常项目向逆差方向变动，其中，10-15岁人口占比增加使经常项目逆差增加程度最大。30-34岁以后到60-64岁以前，人口占比的增加倾向于使经常项目向顺差方向变动，其中，45-49岁人口的增多在最大限度上使经常项目向顺差方向变动。65-69岁以后，人口占比增加使经常项目再次向逆差方向变动，且越高年龄段人口的增加越会使经常项目向逆差方向变动。
Higgins的上述计量实证结果，讨论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投资率和经常项目余额三者的影响，大致可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当一国的未成年人口占比很高时，该国储蓄率低，但由于劳动人口供给增加使投资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倾向于使总储蓄率小于总投资率，经常项目出现逆差，国际资本净流入。第二阶段：当一国逐渐走向成年型年龄结构时，该国储蓄增加，但投资放缓，经常项目转为顺差，国际资本净输出。第三阶段：一国步入老龄化后，储蓄率降低，投资率先降低后上升，使得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减少，最终出现经常项目赤字，要靠国际资本净流入来弥补本国储蓄不足。
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储蓄率、投资率以及经常项目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60年代中期以前，伴随着婴儿死亡率下降但婴儿出生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呈年轻化趋势，即未成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第二阶段：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逐渐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1970年代末期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出生率，减少了未成年人的比例，进一步促进了人口年龄结构向成年型转变。到20世纪末期，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完全成为成年型。进入新世纪，我国在婴儿出生率维持在较低水平的同时，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而老年人口死亡率降低，使得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了老龄化迹象，但并没有表现为全面老龄化。我国目前仍处于成年型人口年龄结构阶段。
在人口统计学中，全依赖率＝不工作人口／工作人口＝（未成年人＋年老人）／工作年龄人口；未成年人依赖率＝未成年人／工作年龄人口；年老人依赖率＝年老人／工作年龄人口②。全依赖率反映工作人口的负担水平，其变化取决于未成年人依赖率和年老人依赖率两者的变化。一国全依赖率相对较低的时期被称为“人口红利”期。
目前，我国总人口中有大约72%处于15-64岁，属于工作年龄人口占比较高的时期。未来10-15年，我国工作年龄人口将会继续稳定增长，14岁以下需要抚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明显下降，老龄人口缓慢增长。总的判断是，我国的当前和今后10-15年人口负担将比较低，将处于“人口红利”期。较高比例的工作年龄人口使中国经济储蓄率升高而投资率没有同等程度的提高，使经常项目出现顺差，国际资本净流出。因此，我国目前和今后10-15年高储蓄率和经常项目顺差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所处阶段的客观结果，是在成年型人口年龄结构下个体储蓄和投资理性选择的宏观加总表现。
但是，我国10-15年的“人口红利”期是一次性的。从2020年左右到2030年，中国将经历人口结构演变的第三阶段：解放初期的婴儿潮人群退休，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出生的一代在数量上无法接替前人，使得人口中劳动者比重下降，老年人口③依赖率上升成为主导力量，提高我国的全依赖率。到这一阶段，我国“人口红利”将消失，储蓄率会下降，经常项目顺差会减小，以致经常项目出现逆差。
以上的分析说明，长远看来，我国在“人口红利”期通过贸易顺差换回了外汇，积累了外汇储备，并向海外输出资本，这其实等同于在海外储蓄了一笔资金。等到15年到20年以后，我国老龄化程度加剧、全依赖率不断上升时，我们就需要动用这笔海外储蓄，通过贸易逆差来满足老龄化社会的消费需要。因此，目前通过贸易顺差换得的外汇储备，其意义已超出了弥补国际收支缺口、保持汇率稳定等常规意义，而是具备了应对中国未来养老的战略价值，是中国为应对15到20年后的“养老”而在海外积攒的储蓄。这些储蓄将来还会通过贸易逆差被用掉。“人口红利”期的贸易顺差其实是在海外储蓄养老金的结果。
三、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别差异和全球经济不平衡
全球经常项目余额加总为零，所以真正对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同经常项目余额关系有意义的是国与国之间年龄结构的相对差别。由于各国所处的人口年龄阶段不同，各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相对差异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各国经常项目在全球的相对位置。
（一）先了解全球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总态势。Bloom和Canning(2005)揭示了世界范围内的全依赖率、未成年人依赖率和年老人依赖率的变化规律。在1970年以前，由于新生儿的死亡率降低而出生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未成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未成年人依赖率不断上升并占主导，导致总依赖率不断上升。从1970年开始，由于出生率的不断下降，未成年人口的比重开始减少，虽然老年人比例上升逐渐明显，但未成年人人口比例下降更为显著，其影响超过了老年人比例的上升，导致世界总依赖率呈现下降趋势。由于医疗条件的改善、生活方式的改良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死亡率降低且人的预期寿命延长④，老年人的比重不断提高。到了2010年前后，同未成年人的依赖率下降相比，老年人依赖率上升占主导，使得世界总依赖率开始缓慢上升。可见世界人口年龄结构会经历“年轻型”、“成年型”、“年老型”三个阶段，这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过程大体类似。
（二）Bloom和Canning(2005)将世界划分为东亚、美国、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南亚和欧洲五个地区，来分别看工作人口／不工作人口⑤的变化趋势。我们将借助于他们的研究，通过对不同地区年龄结构变化相对趋势的把握，来预测全球经济失衡地区分布的变化。
从1970年代后期以后，东亚地区工作人口／不工作人口上升最快，使东亚地区在1990年前后成为世界上工作人口相对数量最多的地区，并于2010年前后达到最高点，之后以较快速度下降⑥，但仍比其它地区有相对更多的工作人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25年前后，以后东亚地区工作人口相对少于别的地区。所以，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看，199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经常项目出现顺差并持续到目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亚国家从1990年以来工作人口相对于世界别的地区是最多的。如果如Bloom和Canning所预测，东亚地区的相对“人口红利”可以持续到2025年，东亚地区就会将目前的经常项目顺差再保持20年⑦。所以，“人口红利”期东亚地区的贸易顺差是相对年轻的东亚为将来储蓄养老金的结果。
1990-2020年期间，欧洲相对于美国来说更为年轻，从而使得美国同欧洲地区相比，更倾向于出现经常项目逆差。但是由于欧洲以更快的速度步入老龄化，在2035年以后，欧洲将会比美国“更老”。可以预测，到那个时候，欧洲可能总体上会出现贸易逆差。
各个地区进入“人口红利”期的时间各有早晚。南亚地区大约在2030年后工作人口的相对数量会超过其他地区⑧，进入人口相对红利期，到那个时候南亚地区的经常项目就应该会从逆差转向顺差。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会在更远的将来进入相对“人口红利”期⑨，进而可能在更远的将来，出现经常项目顺差。
（三）最后看具体国家。我们首先看主要发达国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同其经常项目余额的关系。表1和表2是主要发达国家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和未来变化趋势。
Feroli(2006)模拟估算了G-7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资本在G-7国家间流动的影响。他们从历史的G-7国家人口年龄数据出发，估计人口变动趋势的基本经济参数，用于预测未来人口年龄变化的状况。他们的模型结果显示，从2010-2030年G-7国家中的相对年轻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将成为储蓄的净输出国，其他的五个国家将成为资本的净输入国。
Batini,Callen和McKibbin(2006)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常项目的影响。他们将全球分为四个区域——日本、美国、以欧洲国家为主的其他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结果主要是：最快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日本将首先出现储蓄减少、经常项目余额减少以至出现赤字，欧洲国家在较小的程度上面临相同的问题，而相对年轻的美国将会在未来出现经常项目盈余。
最后，我们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放在一起研究。表3是16个典型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和人口年龄结构2005年的数据。
第三列由第二列除以第一列得到，是经常项目余额占同期GDP的百分比。计算第三列分别和后面三列的统计相关系数，依次得到-0.17，-0.19和-0.43，说明更为“年老”的国家，或者说全依赖率更高的国家，更倾向于出现经常项目赤字，这同本文的基本结论相一致。
四、结论
随着出生率降低和人们预期寿命延长，世界正在共同经历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向年老的转变过程。但由于各国人口年龄结构变迁的历史起点、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强弱和政府人口政策各不相同，从横截面上观察，各国就会处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不同阶段，有的相对年轻，有的相对年老，未来变化的速度也各不相同。正在发生的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以及各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相对差别，为我们研究各国储蓄和投资关系以及经常项目盈余和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本文试图说明世界各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相对差别和各国在全球经济中经常项目的相对位置以及国际资本流动方向的关系。研究结论可以简单概括为：“成年型”国家表现为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净流出；“年轻型”和“年老型”国家表现为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净流入。商品和资本由“成年型”国家向“年轻型”或“年老型”国家流动。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进程，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来解释经常项目余额、国际资本净流动和全球经济不平衡，实际上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性视角，它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经常项目出现盈余和赤字乃至全球经济出现不平衡的某种长期性。同时，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调整，也会是一个相对更为渐进的和有序的过程。
当然，影响一国储蓄和投资关系以及经常项目盈余和国际资本净流动的因素是很多的，人口年龄结构只是其中之一。用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别差异来解释经常项目和国际资本净流动只能是一种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国家经常项目盈余情况与该国人口年龄的相对水平之间的关系不会同本文的分析预测结果完全一致。
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来分析我国当前的经常项目顺差和未来经常项目的变动，对于科学认识我国当前经常项目顺差的性质，避免盲目乐观是有重要意义的。本文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国目前的贸易顺差其实是我国在“人口红利”期在海外储蓄养老金的结果，是年轻的中国为应对15到20年后的“养老”而在海外积攒的储蓄，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真正全面到来以后还会通过贸易逆差被用掉。
注释：
①70岁以上人口占比对投资率的影响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
②未成年人界定为0-14岁，年老人界定为65岁或以上，工作年龄人口界定为15-64岁。
③到2030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将占总人口的25%（Cai和Wang,2005）。
④全世界人口的预期寿命1900年为30岁，2000年为65岁，3000年预计为81岁(Lee,2003)。
⑤相当于全依赖率的倒数。
⑥由于东亚国家的出生率下降速度更快。
⑦享受“人口红利”也是东亚国家经济能够保持高增长的原因。一些估计显示东亚国家经济奇迹的三分之一可以归因于人口年龄结构的相对年轻化(Mason,2001; Bloom,1998)。
⑧以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主的南亚地区的出生率会晚于别国而开始降低，从而降低年轻人依赖率和总依赖率。
⑨目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中，由于艾滋病广泛流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工作年龄人口死亡率较高；同时，较高的出生率使得这些国家未成年人依赖率高。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这些国家工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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