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年的新机遇--对上海文化的新思考_上海论文

新三年的新机遇--对上海文化的新思考_上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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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过去三年的社会发展,使“上海新三年”的说法具有了强大的感召力和鼓舞力,而文化建设对于振兴上海的极为重要的意义,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上海的文化建设可以具有哪些思路,也是许多人士热心思考和关切的问题。为此,本报与银河宾馆、上大文学院电视系、上海影视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了这次研讨会。去年年初,研讨独立制片人的“银河会议”业已产生了积极的认识与实践推动作用。现在我们将此次与会者的发言摘要刊出,供大家参考。

对文化发展的战略思考

史中兴:我们今天邀请本市的专家学者和文学、影视创作人员就文化建设在上海新三年新机遇中的地位和文化机制构建问题展开研讨,是希望这种研讨能像一只报春的燕子,呼唤来一个文化繁荣的春天。经济振兴是文化繁荣的基础,但经济振兴不会自然带来文化的繁荣。这需要宏观把握,完善机制,也需要舆论呼唤。去年此时,在这里举行过一个同样性质的研讨会,着重研讨了制片人制度,还收获了一些具体成果,如电视剧《孽债》就是在会上由导演和制片人接头、酝酿的。黄蜀芹导演说那次会对《孽债》起了催生的作用。这也就是舆论呼唤的作用。我们希望今天的会通过交流沟通,不但使我们对新三年中的文化建设开阔思路、深化认识,也能就文化机制的构建和完善,创作人员最佳创作心态的建立,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并且还能像去年那样,催生出一些体现我们时代精神,贴近生活、受到观众广泛欢迎的好作品。

王元化:这些年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思想史、文化史,由于精力照顾不过来,很少读小说作品和看电影电视。对今天讨论的题目,恐怕要交白卷。比如关于题材问题,我觉得实在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我们对这一问题几乎讨论了几十年。过去反胡风时批判到处有生活,反右时批题材广阔论,以后柯庆施提倡大写十三年,批判写历史等等,都谈得够多了。如果有新的观点需要探讨,当然还可以进一步深入讨论。可是并没有。我认为三中全会后对这问题的讨论似乎已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为什么还要翻来复去把那点道理谈个没完呢?既然中兴同志一定要我讲几句话,我只得来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常常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度,做任何一件事都希望一锹掘个井,马上见效,但这种便宜事是没有的。我认为要繁荣创作,还是要注意根本,打好基础,练基本功。这就不能凭小聪明侥幸取胜。因为繁荣创作归根结底还在作者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我倒不一定像一位朋友那样主张,作家要学者化,但作家应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文化素质。文化水平文化素质不高,创作也就上不去,繁荣不起来。自然,文化的体制对于繁荣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体制如果不能促进艺术繁荣反而拘囿创作发展,那当然需要进行改革。过去我曾说解放以来,我们的文化体制主要采取了苏联模式,这就是行政化和垄断性。比如在编书、印书、卖书的专业出版单位之上设置一个非编、非印、非卖而又管编管印管卖的局这样一个行政机构来进行领导。表演系统(如剧团、交响乐、民乐、芭蕾舞等表演单位),电影系统(如电影厂、电影院、发行公司),以及广播电视系统(如电台、电视台)等,也都一样,由一个非专业的行政机构(文化局或广电局)等来进行领导。这一领导不仅是指政府机构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应有的管理职责,而是直接对专业单位的每一环节都可进行发号施令的干预。而发行机构则是由一家垄断(书籍由新华书店,电影由电影发行公司)。这种体制就成了文化发展的一种障碍。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出台,文化市场也逐步形成。上述文化体制也在开始发生变化。这是可喜的现象,但也应该注意使文化市场成熟起来,向健康的道路发展。今天出台不久的文化市场,像商品市场一样,也有以“炒”的办法,用伪劣商品蒙骗读者观众的情况。不要以为市场经济一出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其实我们应该学的应该做的事还很多。要防止一窝蜂瞎起哄的浮躁作风。最近从报上看到,认为有些作品因为“炒”得不够,所以影响不大。论者把“炒”解释做“捧”,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瞎起哄的浮躁作风,这种作风是很不好的。

徐中玉:现在的许多文艺作品,我认为题材还要扩展,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还有很大的表现余地。群众的看法和心理需求在电视上没有得到充分表现,真正使我们看了感动的作品很少,往往是闲聊多,谈追求的少,虽无害处却无生命力。比如现在知识分子的物资待遇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来谈知识重要呢?就知识分子本人来讲,不能“君子固穷”。而社会如何认识和解决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题材。王朔的作品有好处,但我不主张抱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我们现在带有批评精神的作品少。

上海文化环境是比较好的,文学创作过程这一方面的事情就应该继续做好。市场经济之下,社会有了发展,但这并不是说一切都好了,实际上存在和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也很多。往往我们讲的东西与实际不符。学生书本上的与社会上看到的也不同。文学作品取顺随不批评的态度,我始终认为不好。

余秋雨:在社会大转型中,上海应该成为一个文化枢钮所在。法国大革命,再早的文艺复兴,没有精神与文化的引渡,是很难想象的。三十年代上海也曾使文化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作用地。现在我们抓文化有一种误解,一抓就是两件事,一是评奖,一是搞文化活动,把这理解为一种文化建设的终极性的标志。我们当然不反对评奖。但是就文化的本体而论,许多评奖和活动都只是一种排场性的行为。许多地方搞这个节那个节,搞过就搞过了,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建设其实并不起很大作用。有一些作品得了奖,却基本没有观众。比较而言,上海在这些方面还好一点。

对上海来讲,重振文化的关健是机制。这几年上海的文化管理机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还不够,上海能不能出现一些带有民间色彩的文化企业家和文化事业家,从而由一些高层次的真正懂行的文化实业将上海的文化优势充分体现出来。三十年代,许多大学者还是集中在北京,可是要出书,却非到上海出版。此外,经营方式更现代的电影厂,唱片社,大剧场等等,使上海成为文化制作经营的口岸。由于有这样的机制,人才也会慢慢集中……

机制起来以后,上海的创作本身也应该提高。上海创作的比较大的问题,是一方面缺少能使作品成大气的历史感与思想深度,另一方面又缺少市俗的轰动效应。莎士比亚的戏剧当年在伦敦引起巨大轰动,就在于他能在历史深度与市俗风情上,搭建起一座“桥”。

郑礼滨:上海文化整体形象的树立,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应引起领导、艺术家的充分考虑。法国人活泼,日本人精明,美国人幽默,德国人严肃,那么上海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龙头,又应建立怎样的整体形象呢?我认为应用当代的艺术作品来塑造当代的上海人,这就要求创作者们保持心情舒畅,改革后的机制应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氛围,让创造的春天重回上海。上海开埠七百周年之际,曾经是一个极好的文化讨论和建设的机会,但是我们却没有认真做好。现在我们应设计一个文化建设工程,让别人一到上海,就感觉到一种欣欣向荣的精神面貌。

赵长天:我们要讨论上海怎么会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要讨论上海怎样产生独特的历史的。上海并不一定因为是经济中心城市而一定会经常产生第一流的大作品和好作品。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也可能在偏远的农村城镇产生。然而上海却能在集散与市场方面成为全国的中心。比如:影视、报刊、出版。影视在上海肯定产生大影响。报刊、杂志在上海很有发展传播的土壤。书的出版也应该发展,但上海在这些方面却有些萎缩了。这不是上海后退,而是别人赶上来了。文学创作在上海也并不理想。创作环境的好坏多谈也无意义,它的变化总是缓慢的,总体也是向前的。目前存在的一种情况,是自己束缚自己情况严重。心理上不够自由。自己能否给自己一个好一点的创作心态,这直接影响着创作的质量。另外的问题,是创作与社会的融合。上海的变化在全国来讲是最大的,这本身赋于创作许多素材。其次,上海的作家往往缺少思想。作家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对于生活有思考。上海可以搞精致的小东西,却搞不了有思想的大作品。以前由于政治因素上海的限制较多,但现在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上海这个城市有各种各样的人,上海的开放与深圳不同,它是有文化土壤的。上海是个吸引全国高层次人才的地方。机遇是多的,“老上海”可能去把握它,而大批这几年来上海的“新上海”,或许更有活力更有可能去把握这样的历史机遇。

梅朵:在经济大潮冲击下,跟着沉浮并不合理,既然站在这个岗位上就要显示自己的价值。历史留给我们的沉重负担不要去回避,文化氛围对艺术家的创作有很大影响。我认为艺术创造首先要有宽松的环境。历史重担,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我总是思考着艺术家的困境。同时我们应该十分关注大众文化的传播,具体来说,现在的电视已经成为每个人日常接受的文化,它是提高我们民族文化素质的重要一环。我们的文化艺术家应该重视这个领域,使这个接近大众的通俗传播形式,更加富有人文精神的意蕴,这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毛时安:随着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文化人来说就有一个以怎样的姿态来接受挑战的问题。我认为现在的表层文化是做的非常好,这是没错的。但如何搞好软件、提高市民素质似乎更为重要。不如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是不是有可能从一个具体的事情开始,比如搞一套《上海市民必读》,专门谈论提高上海市民的素质问题。上海是全国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城市,还有最现代的艺术理论,加强文化建设要有宏观决策,不能想到哪里干到哪里。当然知识分子、艺术家本身也有素质和定位的问题。

沙叶新:文化的困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其实这不奇怪。每个世纪都有自己的智慧。我以为本世纪的智慧不在文化事业上。本世纪有过二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有人统计是20多万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科学技术空前发达繁荣,智慧集中在国际和科学上。本世纪诺贝尔文学奖不能跟以前的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比,更不能跟文艺复兴比。其他艺术家、画家也不能与上一世纪比。真正的思想遗产、文化智慧,留给下一代究竟有多少?因此看中国,也不必大惊小怪。现在大家谈论很多,有些问题被点到了,但没有点透。我提一点,就是既要发挥体制内的积极性,也要发挥体制外的积极性。我很推崇一些青年人成立的“现代人剧社”,一年搞了四个戏,影响很大,一些体制内很难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凭着他们的活力,都给解决了。上海有些方面也比不过北京,那儿有很多作家、演员、画家、歌手没有单位,成了“自由职业者”,许多文化经济人也云集北京。如果上海没有这种体制外的运作,难以改变局面。

文化体制的改革与建设

叶志康:去年,广电系统主要对电视剧制作作了大改革。设立了制片人制度,改变了原来的导演制,调动了人员的积极性,无论是产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前年电视剧生产是八十部集,去年是二百部集。从改革之后的实践来看,这次改革是成功的,大家对这样一个体制充满了信心,创作思路非常活跃。改革机制符合电视剧发展规律,可以使现在的队伍发挥他们更大的作用和潜力。

要有好的片子首先要抓剧本,原来对剧本有较多的审批程序,而审定本子的人又对本子的结果不负任何责任。其实我们审定的标志就是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想我们创作人员一般都会自觉地去依照这个标准。现在不再像过去那样,各级部门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决定一个本子的命运,一个剧本不再需要一级一级拍板。这样就加快了许多。

现在我们已把95年创作的大剧目基本确定了,上半年要拍《上海人在东京》、《若男和她的儿女们》、《大迁徙》等,准备采用招标投拍的方法。其次,各制作室自己也抓了一些电视剧。电视剧要鼓舞人,首先要打动人,要用艺术手段去吸引人,光靠“炒”是“炒”不热的。在这个基础上使人民群众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有道德,有情操的公民,这就是电视创作中所要的导向。《孽债》首先是观众爱看,导向是从家庭伦理上来启迪我们的爱心。

我们准备成立少儿制作中心,专门来搞少儿节目,还要开设外语节目,新闻专题等。

李歇浦:我介绍一下上影厂的情况。94年我们实行了体制改革,成立了两个工作室四个制片公司,七月一日正式开始运作。虽然目前不均衡情况仍较严重,但克服了吃大锅饭的弊端。94年全年完成了14部影片,3部合拍片,5部跨年制作,可以说94年大制作较多,如:张艺谋导演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吴思远投资,陈逸飞导演的《人约黄昏后》;陈凯歌的《风月》……上海的大环境较好。经济上去了,电影事业也吸引了不少优秀的导演。除了以上几位以外,像吴子牛等中青年导演均看好上海,愿意到上海拍片。

文化在新三年是条不可或缺的战线,而其中的体制运作又非常重要,电影的生产方式过去受前苏联的影响很大,完全转变可能需要较长时间,现在虽然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习惯的思考模式仍限制思想解放。

目前特别要解决的是投入和回收的问题,避免行业垄断(导致低成本制作的恶性循环)。各电影厂可以直接发行,但是实际上的发行体制是四十多年形成的,电影自身发行力量薄弱,“东方发行公司”如何走向市场正是我们思考的问题。打破行业垄断,上海应有条件。出作品关键在于人才,上海要吸引人才,更要培养人才,出现一支具有号召力的编、导、演的队伍。

汪天云:随着上海三年经济变化,上海所关注文化建设的问题也越来越急迫。我觉得当一个民族、国家、城市的整个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文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近来,我们教育台开辟了爱国主义教育节目。用世纪的姿态来重新评估我们的历史变得越来越重要。上海对文化宝库的把握才刚刚开始,对历史的思考象征一个人对未来的把握。海外现在拍摄旧上海题材的作品很多,为什么我们上海不能先走一步。在过去的100年历史中,有许多不能忘怀的东西,现在我们把握得还不够。旧的东西对观众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上海是大工业,大金融的城市,为什么一九九四年没有一部工业题材的作品。其次,儿童影片的拍摄也缺少,现在有许多中小学生对政治历史方面的知识是很缺乏,这也说明要对青少年文化重视。

胡运筹:近两年来全国有线电视发展很快。从几百家发展到一千两百多家。全国有三千万家庭收看。上海有线电视发展也很快。从七、八万户发展到一百多万户,上海市区55%-60%市民在收看。新的有线电视观众质量也高。《家庭影视剧》的平均收视率达40%。形势对我们提出了高要求,这同样为作家的作品提供了更多的与观众见面的机会,同时为上海文化界开拓了一个窗口。我们的节目目前主要不是靠自己制作,而是靠购买。有些不适宜进入无线电视的节目可以在我们这里得到机会。外国制片商很有眼光,认为有线频道多,机会多,容易打入。因此这也大大开拓了上海的文化市场。由于有线资源丰富、频道多为专业频道,这为文化艺术带来了新思考。作为台长,我想依靠文化界朋友的努力一起再开一些新频道。我们下半年将搞一个“影视频道”,我希望大家一起来出谋划策。有线台丰富与否,不仅取决于有线台,还取决于社会各界的关心。

赵孝恩:去年来参加银河会议时,给了我一个启示,即人才培养问题。我决定来上大文学院就是去年会议的结果。今天电视系的同学都来了,他们将是未来的电视人。我们坚持依靠社会办学,办学走向社会。我来到了文学院才深深感到:国家对教育的拨款实在太少了。影视传播学院不能只靠政府投资,还要靠社会投资。对文化界、影视界来讲,这是专门培养电视人才的学校。请各方人士多加关照,对电视艺术系的学生多加扶持。

创作环境与创作心态

黄蜀芹:今天,我首先是来道谢的。去年的“银河会议”我也参加了,我们就是在那次会上开始策划拍摄《孽债》的。所以,我今天要在此向文汇报等主办单位和参加这次会议的领导和同仁们表示由衷的感谢。这次《孽债》创了上海的收视纪录,说真的,我很感动,很感谢上海人民的厚爱,这对我来说已经胜过获什么奖或者是赢得什么高级的评论。老百姓喜欢这部片子,没有人下命令叫他们喜欢,这是他们自己喜欢看,这种喜欢是由衷的,对我而言这是极其有意义的。

关于文化思考,我还是谈一些个人的感受,我只能说,上海的文化环境比较好。当然希望此后会更加好,因为文化领导和文艺工作者之间要相互信任,这种信任是双向的。如果相互防范的话,就有许多事情不能做,不好做了。

就创作者个人来说,我对于上海的文化领导比较信赖,但我觉得自身超越功名的创作心态也很重要,这是一种自我放松。我们不能只要求环境。在任何一个社会,作为艺术家都要自己放松自己。

除了放松的心态,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应该保持一定的艺术良心,不能瞎来。比如说吧,现在商业大潮,有许多片子拍得乱七八糟,甚至不堪入目。就创作者本人来说,不能被商潮冲垮了,要保持冷静的创作心态,我认为艺术良心最大的一点是对待生活要真诚,前一阵记者采访我时,我也这样说。他说,您太谦虚了。我说,不!是我骄傲了,因为这一点,实在很难做到。其实,任何艺术作品,最后评判的还是这一点。

艾明之:文化新思考包涵很多方面,今天我想谈谈电影方面的情况。

中国电影并未从严峻状况中摆脱出来,数字表明,几年前,电影观众达270亿人次,但去年下滑到仅70亿人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一、广大观众审美情趣,娱乐形式趋于多元。这种情况还会继续。

二、前段时间有人一度主张搞无主题、无情节、无人物的三无作品,这类搞深沉的片子吓跑了一定量的观众;也有人只把电影作为商品,但他忽略了电影也是一种艺术。

三、过去,上海、北京都有电影剧本创作所,当时许多上乘之作都是当时团结了很大一部分作家参与创作的结果。而如今许多电影厂却取消了文学创作部门,我不免疑惑,今后如何组织创编人员,写出好的作品呢?

对电影事业,我们当然不必悲观和妄自菲薄,但是也要冷静客观地去思考问题。我去日本,日本的电影市场也不景气,一些500-600座的小型电影院只能坐满100-200个,即使像东宝这样大规模的电影公司效益仍在日益下降。他们电影创作的环境十分宽松,机制早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了,不存在国内的一些问题,但为什么仍不景气呢?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杨时文:新三年里要出影视力作,首先要有力作的剧本。以往一些成功的电影作品,往往是从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的,不少成功的导演,都是踩在文学的肩膀上更上一层楼的,像谢晋、张艺谋就是如此。但目前对改编工作重视不够,因此一些本子缺少文学基础,没有扎实的基础,力作从何谈起?其次是剧本创作时间仓促,也是影响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人形容现在剧本的创作情况时说,好比电饭煲的插头已插上了,米还在淘呢。任务紧,没有给剧本留出提高的时间,都是一些急就章,难免粗糙。再有文学剧本创作的操作上,还是基本沿袭过去的一套,编剧、编辑一旦明确了,总是一杆子到底,别人就是很难插手,尽管不称职,也没办法换。所以去年稿费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好本子还是不多,可能操作上的不适应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雨人”的编剧就换了五个,外国不少本子采取流水作业的办法,有人专门负责对话,有人加笑料,集众人的智慧提高质量,我们是否也可以借鉴?

陆寿钧:支撑我们这个社会的,是无数的小人物。影视艺术是大众艺术,它们的主体,就应该好好去切准人民群众的脉搏,真实体味老百姓心中的所思所念、喜悦苦恼,真实朴素地反映市民的生态心态,摆脱虚伪,追求真诚,这样的作品,一定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认可。这几年,上海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观念变革,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艺创作应该说是具备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问题是我们创作者要沉下心来,具体地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叶辛:可能因为自己也搞创作,所以平常在看电影看电视的时候,常常就多了一点心思。比如前段时间看一部电影,是描写法西斯统治下的一个德国女歌星的命运和生涯的,其中有许多展现主人公心态的细节以及许多巧妙的故事切入口,充分显示了创作者智慧与创造力。我就在想,如果是我们去写这么一个同样的题材,恐怕不会有这样活跃的构思。这是什么原因呢?前几天遇到一位老演员,她随便跟我谈起她十多岁就到上海学艺以及此后一生的经历,丰富而生动。我又想,如果我们以此为创作素材,弄不好又会是那么一个思路:她在30年代如何,抗日战争又如何,接着又是解放战争,全国解放……这当然也可以,问题是我们习惯上就脱不开一种“套子”。

说这些,是想指出,就具体创作而言,除了有一个很好的外部环境之外,自己在创作观念创作技能的转变提高上,也必须十分重视。对我们很多人来说,突破自己,超越自己,也将是一个实实在在而十分重要的问题。

石晓华:像《孽债》那样有冲击力的作品还太少。北京的影视剧改编文学作品的较多,在上海,作家队伍虽强大,但在与影视队伍有机结合方面,并未花功夫研究。上海的文化人都很努力,主要缺少一股力量,一个环节将各方面紧密结合起来,捏成一团。还有,有的人情面观点太厉害,没有实实在在操起批评的手术刀来剖析同仁的作品的勇气,这样,会阻碍作深一步的探讨与研究。我在创作方面也有苦恼,虽然主旋律与严肃作品搞得较多,但在创造有关南浦大桥这类工业题材作品时仍未有新的突破,给观众的冲击力度始终不够。

方艾:如今新闻界对有“大”字的作品,如大导演,大制作,大明星都炒得厉害,我们也确有过上亿元的大制作,但质量与利润皆不甚高,而《孽债》并非大制作,经济效益却很不错,其中的道理,大家可以琢磨。我就比较欣赏黄蜀芹导演淡薄功名的创作态度,我们的作品应该对上,要对中华民族负责;对下,要对老百姓负责,特别应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鲍芝芳:上海作为一流城市应该有一流作品。上海如何出符合自己形象和声誉的作品?前一时期形势对上海不是很有利。几个月后因为《孽债》效应使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讲上海的创作同样可以产生轰动效应,在搞创作当中自己也有体会:当代题材有很多东西可以写,我们反应面不宽。“白领阶层”就是一个可以挖掘的社会现象。上海文化团体的实力不错,但单个作战不行,很叫响的作品少。在新三年中应该有这样的作品。

张戈:去年研讨会出了个《孽债》,今年会后如果有好片子请来找我。有好的题材多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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