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时代领导力的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网络时代论文,领导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1)010-0082-04
一、领导力变革和网络环境之间的关系
网络作为技术的概念，专指的是现代信息网络，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结合的产物。和历史上曾经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促进的任何一次革命性技术一样，网络已不仅仅是个技术概念，它作为社会文化的概念，是“有机组织”，是当代社会一个重要的结构功能实体，它包含了一整套的制度、价值观。而更特别的是，不同于历史上的传统技术革命，网络技术具有巨大的渗透性，它的变革导致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实践方式、管理方式、思维方式等的全面变革，“把网络看成电脑之间的连接是不对的。相反，网络把所有使用电脑的人连接起来了。互联网的最大成功不在于技术层面，而在于对人的影响”[1]。
(一)领导学理论呈现出由“关注自身”到“关注过程”到“关注环境”的研究路径“外视化”倾向，但缺乏对变化推手——网络化影响的直接研究
近一二十年，领导学理论研究进入到了第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研究围绕作为个体的领导者，从领导者特质层面解释领导活动中的个性、情感、价值观及产生的追随效应。第二个时期，研究转向作为关系建立者的领导，研究如何授权、激励和发展团队。第三个时期，研究作为社会建筑师的领导，如何创造愿景和战略方向，塑造组织文化和价值观，并进行领导变革。领导学理论本身呈现出这种由“关注自身”到“关注过程”到“关注环境”的研究路径“外视化”倾向，也是网络化对领导和管理的影响，或者说领导学理论对网络化的一种应对。但领导学第三阶段的研究还是集中在对变化的普遍性讨论和组织的转型上，在大师们的领导学书籍中，无论是加里·尤克尔的《组织领导学》，还是理查德·L·达夫特德《领导学原理与实践》，无论是约翰·科特还是沃伦·本尼斯，电子商务、学习型组织、虚拟组织、全球化、知识工作这些词汇都出现在其中，大家都意识到，领导者需要具备超越传统的管理和组织行为理论，德鲁克基金会还做了极有意义的工作，将几十位大师的思想集中起来，围绕“未来的领导者”进行笔会，这应该说是迄今为止对21世纪的领导力探讨最深入的书籍。但真正直面变化的根本推手——网络化对领导力产生的冲击和挑战，却很少有人刨根究底地涉及，或者很少将两者直接联系起来思考。苏珊·阿农齐奥和朱丽·莱斯写的《网络经济时代的管理创新领袖——e领导》成为凤毛麟角的网络领导理论研究，书中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管理新概念：e领导。但此书主要笔墨在于描画新领导力的品质，而回避了变化的因果研究。要把领导学的时代品格和变革原则真正落在实处，还有赖于一种重要的思维模式的确立，透过领导力变革的现象，揭示领导力变革的内在因果关系，这就是领导学的问题意识。
(二)以往的“知识库存”对网络时代的领导力缺少理论支撑，网络“三大定律”隐喻式指向迷雾后的研究路径
领导力本身是一个很难界定清楚的概念，人们已争论了几十年，能达成一致的是：领导力是一种力量，是决定领导者领导行为的内在力量，是实现群体或组织目标、确保领导过程顺畅运行的动力，即“领导力是一种影响力”。
在众多网络技术的重峦叠嶂中，网络三大定律，似乎是对领导环境变革的最好的提炼和暗示。
第一定律：摩尔定律。微处理器的速度会每18个月翻一番。这就意味着每五年它的速度会快10倍，每10年会快100倍。摩尔定律让我们感受到社会进步的速度，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追赶上这个时代。
第二定律：麦特卡尔夫定律。网络价值同网络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如果将机器联成一个网络，在网络上，每一个人可以看到所有其他人的内容，100人中每人能看到100人的内容，所以效率是10000，10000人的效率就是10000000。麦特卡尔夫定律启示我们：任何两个节点都有可能联结上，当节点越来越合理、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每个节点都是受益者，是多赢的局面。
第三定律：马太效应。在一定条件下，优势和劣势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自行强化，出现“滚雪球”似的累积效果。因此，网络产业往往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和“赢家通吃”的局面。该定律揭示：只有创新，才能更好地跟上时代，才能走在前面。
这三大定律直接指向了速度、多赢和创新，为整个社会变革提供了最原始、最核心的依据，这是一切变革的技术基础，也是促进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性力量，这种力量预言和洞见了领导力变革需要向更灵活、更开放的状态发展，领导力价值观必然要向更民主、更平等方向嬗变。
(三)网络时代的组织方式要求对领导力进行现代性审视
对于新兴的网络组织方式，国外有许多研究，德鲁克认为新组织是基于知识，康妮·格莱泽认为网络组织方式是海豚式管理，美国信息研究所的报告认为网络组织是知识节点的网络，知识工作者组成知识节点，忽视组织的头衔和组织结构等。总之，“网络组织呈现透明化、个性化、直接化、扁平化、全球化、多元化、微型化七大趋势，网络的组织方式出现规模的全球化和个性化，结构的网络化，管理的扁平化和直接化，信息联系的直接性和交互性，组织决策的灵活性和柔性，组织方式的动态性和开放性和人本性”[2]。这些特征都是21世纪前的组织所不具备的。网络要求组织要有一种“恰当的组织形式”，那么“恰当的组织形式”必然要求采取一种“恰当的领导方式”。对领导力进行一种网络驱动下的现代性审视，就成为必需。
二、塑造e领导力的时代品格
(一)网络以资源共享为特征的普遍性和共享性带来领导分权化、民主化
网络的根本价值在于无论网络的主体(人)和客体(硬件和软件)以及中介(信息)如何多样，只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和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网络对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是通用的。在这种普遍性的基础上，个性差异的各个主客体通过网络平台联系起来，互相交流，共同分享。网络技术的这种消除资源孤岛，建立资源共享的根本特征，无疑为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手段。“我看到同样的分权心态正逐渐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这是由于数字化世界的年轻公民的影响所致。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生活观念将成为明日黄花。”[3]由于网络还原了人的平等，现实的管理世界赢得权力的方式也越来越由职位权力移向个人影响力。领导不是职位，而是过程，领导力不是别人赋予的，而是自己创造的。“现在的职业生涯不再是一个角色阶梯，而是关于执行能力不断积累的声誉。”[4]越来越多的组织组合成项目小组，这些团队的领导力不是传统的命令式，而是分担式领导，即没有一个固定的领导者，也不给任何人领导的头衔，这个角色是轮换的，关键是看在特定情境下谁的影响更有效。所以，在网络时代，领导力不再是高层垄断的话题，而是每个人的事。
这就是网络状的领导力分布，是对传统的金字塔形的领导力发起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它宣告传统的集权式领导在后退，分权和民主将成为一种趋势。
(二)网络以即时性和零距离为特征的时空观呼唤领导更加灵活和增强时效性
网络时代，时空观念被一再地数字化和抽象化。时间被压缩，不再是工业时代的标准化、同步化、刚性和连续性的时间结构，变得具有弹性和柔性，网络交往工具使信息传播的中间环节尽可能地压缩而变得即时、互动。空间被压缩，文本、声音和图像等信息形式以数字式传输的高速度和空间距离的暂时消失的性质，将空间压缩成文本和碎片。距离被消弭，深度被平面化，在网络社会里，时间和空间不再是通过地点的联结而维持，一切都流动起来，流动导致了不确定性的急遽增加。总之，网络的时空使现代人不再形成一个可以安然依赖的坐标，“在网络中，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已不是物理距离，也不是时区，而是鼠标的点击，真正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遨游于亦真亦幻之间、虚虚实实之中”[5]。
时空观的变化，带来最明显的效应是人们觉得一切都加速度了，过程和结果都消失了，有的只是当下和瞬间，一切都不确定了，非线性了，人被“悬浮”了起来。
时空观看起来是个哲学命题，和管理学没有什么亲缘，但管理实践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人，人被“互联”了，管理和领导自然就变了。由于网络时空被压缩和扁平，管理时空也打破了传统的制约，呈现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的面貌。21世纪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而且是加速度地变。网络时代的领导力，唯一的适应也是变。变就是保持灵活性、弹性，强调保持对内对外的适应性。对内是以正激励为主的治理机制，拥有一支能自由发挥创造力和才能的团队，提供团队成员发展空间，充分信任(包括自信和他信)、工作激情、爱的能力成为未来领导者不同寻常的品质。对外是适应环境，快速反应，及时决策、现场决策、预案、媒体沟通成为未来领导者在快节奏变化的社会中保持竞争优势所需要的行动、技能和战略。确保领导的时效性成为领导力研究的新焦点之一，因为任何一个有效的领导活动都有一个时机问题，网络时空信息的传递方式，使参与者范围无限扩大，行动时间无限缩短，留给领导者的是以“有限”对“无限”，以“后觉”对“即时”的无奈与尴尬。无论是商业领导者还是政府领导者，无论是应对搜索引擎下无所遁形的监督，还是一个慢半拍的错误反应，都足以导致覆灭。领导的时效性要求领导重心前移，将大量的工作重心由事后、事中移向事前。网络时代，领导者不再满足于等待未来的来临，而是主动预测未来，前瞻和即时本身就是一种有效干预结果的行为。
(三)网络以信息和知识为特征的资源性质促进了领导的创新和持续学习
信息是互不关联的事件和事实，知识是选择过的信息，表示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而知识生产是探索性和创造性的智力活动。马克思曾经形象地揭示了技术和社会的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6]。那么，以此类推，网络技术产生的，无疑是以知识为首的社会。社会学、传播学学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认为，“网络文化是由技术统治者利用人类可以通过技术而进步的这一信念搭台，通过黑客在自由与开放的技术创新方面的表演，在虚拟网络中瞄准再造社会的目标，由利益驱动的企业家对新经济领域的介入，而变为现实”[7]。国外还有一种对信息社会的定义较流行的判断是把重点放在对职业的变迁上。后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体现在职业分布上，即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德鲁克教授也一再强调知识社会是一个以知识为核心的社会，知识资本已经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成为社会的主流。对于知识社会的到来，人们似乎已经形成共识。
网络的这种资源智能型特征，无疑正在改写领导世界的一些规则，信息、知识成为衡量实践活动的一把重要的尺，实践主体转变成为知识型的人，知识社会的领导力成为正在被开发的一个新课题。
虽然我们还不能清晰地描述出知识型社会领导力的全貌，但洞见其最本质的核心，并不困难。创新和持续学习，将是以智能活动为基础的知识型社会领导力的生命线。
倡导创新，保护创新，践行创新，成为领导力的新型标签。“创造”和“生产”的不同，不仅仅表现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主体的不同，也不仅表现为智力和四肢的劳动工具的不同，更是表现为管理上的截然相反。如何理解人性，如何尊重个性，如何运用想象力，如何主动创造需求，如何“求异不求同”，这一系列领导新命题，在强调“求同不求异”标准化的工业时代是无法想象的。
工业社会管理热词是“效率”，网络社会管理热词变成了“创造力”，未来的组织是一群创造力个体联合体，领导者是其中最具创造力的人。如何确保这种宝贵资源的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学习，持续学习，是重要品质。学习，是通过由经验产生的个体行为的适应性变化而表现出来的过程，学习的内容可以是知识，可以是技能，也可以是智慧。学习如何当21世纪的新型领导者，就是最具挑战性的学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创新是以未来为导向的，理解网络时代领导力的学习，绝不是简单的溯求以往的机械记忆，而是基于隐性知识创造规律的学习。
(四)网络以无边界和难预测为特征的复杂性、混乱性呈现领导的挑战和期待
网络本身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非线性系统，由于它以强大的互联网设备为依托，无论身在何处，使用何种终端，都可以与任何人或资源进行可靠的连接，直接突破了时间、地点和设备的限制，呈现无边界特征。“所以空间的传统隐喻——远与近、大于小、上与下、内与外——在网络这里必须重写，也就是被联系和结合的概念所取代。力量不是来自集中、纯粹和同一性，而是来自发散性、多样化和编织各种微妙的联系。”[8]这种由技术带来的无边界，最后演变成不要权威、不要说教、不要基本道德规范的后现代主义，由新技术发展为新文化。人们还沉醉在网络新技术带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新体验时，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网络和历史上任何的技术一样，具有工具和价值的两重性，而且其双刃剑特征的冲突和张力比历史上任何的技术彰显得更强烈，网络提倡的差异、模糊、偶然、多重、无边界，最容易造成混乱甚至犯罪。一部分有识之士在肯定网络技术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时，也沉思如何避免陷入网络技术崇拜甚至统治的境地，沉思如何避免网络人的新型异化。
网络同样给领导实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考验。现实的领导者大都成长在工业文明的社会，其兴趣和兴奋点建构在专业化、标准化、精细化、高效率等概念之上，传统的领导力虽然被包装成各种各样的字眼：激励、沟通、授权，但正如明兹伯格教授简概法约尔的管理思想时所说，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都是同义反复，在说同一件事：控制。网络作为工具，其实在强化这种控制力量。现代领导者在欣喜比过去控制更便捷时(指纹考勤、视频监控、流程作业、网上考核等)，也诧异领导的本质——被追随效应在递减。许多领导者抱怨下属执行力差，却很少反思自己的战略是否符合时代方向。许多领导者困惑于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为什么却不能像战争年代那样充满激情和理想。也有极少数先知先觉者勇敢地进行革命，尝试闯出一片摒弃官僚主义的新乐园，如谷歌模式，如戈尔公司的半世纪的乌托邦实践，但这种开明的决策，在现实的管理中毕竟没有蔚然成风。更为苦恼的是，领导者明显感觉到有许多新的能力是必须的，比如应对媒体，比如处理突发事件，比如组织文化的构建，也有领导者理念上认识到管理的本质不是整人，也不是把人当机器来控制，也不是把人当羊群来驱赶的所谓“领导力”，而是尊重、平等、信任、合作和分享，但实践中怎么落实这些理念仍然模糊不清晰。深层次的混乱对表面的有序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击，领导何去何从，网络需要领导吗？或者说需要我们现在理解的领导吗？领导学理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在新技术面前，“信息决定权力的分配”的模式，从根本上冲击了“权力决定信息的分配模式”，如果领导者变革得不够及时，淘汰是必然的命运。即使变革了，如果不够快或者不够正确，恐怕结局也难预测。至于正确的标准，目前仍在探索之中，整个管理世界对此都充满了期待。
三、结语
在网络时代，领导力的变革必须服从网络逻辑，这是一个铁律。明确这个道理看似简单，实质却充满新与旧、分与合、自由与控制、技术与人文的冲突和构建。毋庸置疑，网络时代领导力将发生戏剧性的转变，将这一变革的驱动力——网络和领导力直接联系起来研究，意在促进领导学学科主题的转换和行为形态的变革，使领导理论和实践在与时代精神的互动中追求突破和发展。
虽然，迄今为止，网络对领导力的影响还处于虽被感知却还不充分的状态，需要更多的人持续地关注和投入地研究，但人们已经可以描摹出的是，在网络时代的领导力架构中，民主和分权是本质，灵活和柔性是趋势，知识和创新是灵魂。网络作为科技的手段对领导活动的影响只是原因，领导力的变革是结果。科技本来是中性的，但一旦介入社会生活，就被赋予了丰富的时代意义和社会属性。领导活动是由人运用某种领导方法和技巧来实现其决策目标的过程，领导结果既是领导活动的质量目标体现，也是价值目标体现。领导的社会性决定了领导完全是因人而生、因人而用的社会行为，领导客体的需要、愿望一旦和社会生活中的某种因素相结合，就会焕发出巨大的能量，产生强大的效应。网络作为新的技术工具所具有的灵活性、便捷性、普惠性、自由性等特征，就暗合了21世纪领导客体巨大的内在价值需求，和追求更平等、更民主、更自在的生活的社会价值取向相互作用并赢得一致，使转换为现实结果的领导力呈现出了趋势性的变革，即也向着开放、民主、人本和柔性的方向发展。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这里碰撞出炫目的火花。网络技术以改变人的观念和生存环境为方式推动领导力变革，同时领导力的变革又会强化和巩固了这种不断向前的力量。
网络终究还是手段，目的肯定是人，正如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媒介是人的延伸”，我们思考网络时代对领导活动具有启示录意义的影响的同时，一定要明白网络的存在价值既不是和人分离也不是控制主宰人，而是一种“延伸”，身体和精神的“延伸”。领导力变革又如何反作用于网络时代？网络需要领导吗？网络给领导力变革带来崭新气象的同时，也呈现出了一系列的新难题。对这些难题的思考，将引领领导学理论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深入。我们相信，这些难题被破解之日，也是领导学研究又走出一片新天地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