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与现实困境
——基于河南W县的经验分析
□伍 麟 刘天元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 要：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化解当前社会矛盾、培育理性平和社会心态的迫切需要，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环节，更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在财政和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境下，W县政府结合县域实际，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卓有成效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路径；但也面临政府购买服务的窘境和技术下乡“水土不服”、政府雇员游离在外、横向县直部门间嵌入不足、精英俘获有限资源、平台建设趋向“摊大饼”的困境，这些现实问题普遍存在于政府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因此，各地政府在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应因地制宜，动态调整，主动渐进地修正与完善路径缺陷，从而规避治理失灵。
关键词： 社会心理服务；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社会治理；技术边界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不仅表现在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宏观变化，而且也体现在国民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嬗变，边际性或两极化是当前国民普遍的社会心态特征，具有边际性人格的人被称为“边际人”[1]。帕克将边际人形象化为“文化上的混血儿”，其置身于两个世界中，但无论对哪一个世界而言，他们都是外来人，对自我概念充满矛盾，不同文化的接触容易使其产生道德混乱，且以最显著的形式外现化[2]。当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传统与现代的颉颃、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积极与消极的共存[3]，正是这种“边际性”的直观表现。同时，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巨大的社会压力使得国民普遍面临焦虑，物欲、拜金、享乐、仇富、“娱乐至死”等消极矛盾的心理体验或极端社会情绪持续涌现，由此催生的社会矛盾和突发公共事件层出不穷。“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辽宁开车撞人事件”“上海砍杀小学生事件”等公共事件不断在网络发酵，引发网民激烈讨论。上述恶性事件不仅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威胁公众生命安全，而且将政府社会治理工作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为其实现精细化治理和“善治”提出了挑战，也促使政府不得不关注国民良好社会心理的培育问题。
即便不能行道，选择出任学官也不失为一种权变。因为南宋灭亡后，天下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元朝建立了强大政权，依靠少数遗民以及其他一些反对力量，不可能推翻其统治。《紫芝亭记》对赵孟兆页的出仕与隐居进行了阐述：“是当其方隐而不拒于出也,迹未尝不似商山翁;既出而不难于隐也,道未尝不若元鲁山”[2](P18)，实则表达自己仕隐两可的态度。他在《仲弓为季氏宰问政一章》中，借评价历史人物表达自我想法：“季氏不可仕，而天下皆季氏，则贤者有终身不仕而已，贤者不仕，则不贤者必仕。贤者不仕而不贤者仕，则天下愈病矣”[2](P339)，则更明白体现了智者的处世态度。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民社会心理和社会心理服务工作。早在2006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提出要“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201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首次将社会心理服务作为政府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2018 年，中央10 部委联合出台了《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明确要求“将心理健康服务融入社会治理体系、精神文明建设”。纵观党和国家一贯清晰的政策文件发现，加强社会心理服务、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当前政府面临的亟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内容[4]。
师：同学们我们再来看，文章写了花开的四种形态来表现广玉兰旺盛的生命力，这四句话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听老师读，你们好好体会画面感，待会交流你的所见。
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作为服务国家的重大现实需求被提出。然而，对于学术界而言，这是一个新生概念[5]，现有研究相对零散，尚未展开系统研讨。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探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内涵，区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与“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指出其实质是“社会心理的服务体系”，核心是聚焦并解决社会宏观层面的普遍性、群体性和涌现性的负性心态和心理问题[6]；二是定位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即将社会心理服务视作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维度，视作政府实现“善治”的重要路径[7]；三是基于宏观视角分析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困境[8]，并从协同合作的视角设计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路径，即应联合政府、高校、社区和第三方部门等多元力量，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专业化、多类型、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9]。学者们从理论层面针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如何建设做了诸多研究，但缺乏结合实际操作层面的经验总结和路径构建，对基层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可能面临的现实困境尚未涉及，进而对基层政府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开展没有完全发挥“智库作用”。
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初衷是为社会公众提供社会心理服务，疏导负性情绪，塑造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因而人民群众必然是其建设的客体，是其服务的对象。在社会心理服务联系点建设初期，W 县坚持“全县一盘棋”的思路，开展“六进”活动（进机关、进乡村、进学校、进医院、进企业、进监所），定期为不同群体提供免费心理知识讲座、公益团体活动等，以此扩大服务覆盖面。然而，作为典型的农业大县，W县政府没有足够财力支撑全县范围内多次大规模的社会心理服务活动开展，无法将服务“滴灌”到每一位民众。因此，立足县情，W县选择“抓主要矛盾”，以“六严控”人员（刑满释放和社区矫正群体、社区戒毒康复群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和涉艾群体、流浪乞讨群体、非正常上访群体、邪教及特殊利益群体）作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切入点，对其定向开展社会心理疏导、情绪纾解、心理干预等服务。
鉴于枪声定位系统的应用特点，无线传感器网络采用双簇头机制：主簇头和副簇头相互协作的工作模式，如图2所示。当枪声事件导致主簇头失效时，副簇头能够迅速担负主簇头的任务完成网络数据融合，并将数据融合的结果广播给网络内的所有节点。
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河南W县的经验
5.考核奖惩到位
图1 河南W县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运行流程
（一）服务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客体
事实上，部分基层政府早已组织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① 早在2016年中央综治办印发《关于建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联系点的通知》，选取北京丰台区等12个地区作为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示范联系点。 ，经过探索，初步取得了一些建设经验。本文以中央综治办2016 年遴选确立的12 个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示范联系点之一——河南W 县作为田野调查点，对该县负责和参与联系点申报建设的政法委等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联系点建设“明星单位”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街道书记和综合治理中心主任、社区书记和治安主任、村庄书记、政府购岗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人员等进行了大规模深度访谈。根据调研获得的详实资料，尝试构建W 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路径，剖析其在探索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现实困境，以此推进学术研究与现实实践对话，以期对其他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从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上个月全国CPI数据显示，食品价格依旧是影响CPI的重要因素：上个月我国食品价格环比下降1.2%，影响CPI下降约0.25个百分点；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5%，影响CPI上涨约0.49个百分点。
（二）谁来做：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主体
为解决“谁来做”的问题，W县形成了“上层领导+科层部门间横纵交叉+专业社会组织”的建设主体。第一，在组织架构方面成立高规格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任组长，主管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下设重点人群、青少年群体、企业职工群体、农村留守群体、城市社区和重点学术课题研究6个专业工作小组，分别由县委常委任工作小组组长；在政法委内部抽调人员搭建独立办公室，由政法委书记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具体执行与协调。第二，在具体工作开展方面形成科层部门间横纵交叉的服务主体。就横向服务主体而言，强调做好县直各部门间的配合与嵌入，具体涉及政法委、公安局、司法局、卫计委、民政局、信访局、教育局等18个相关部门；就纵向服务主体而言，加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庄之间的上下联动，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第三，在专业人才和专业技术方面诉诸专业社会组织。通过公开招标、遴选比较，与Z组织达成合作，签订购买服务合同，借助Z组织的专业力量为县域各类特殊群体提供高质量和专业化的社会心理服务① Z组织为W县政府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购买的专业社会组织，主要职责是帮助W县政府进行专业化的社会心理服务相关工作。 。
（三）在哪做：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载体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推进需要依靠有效载体实现落地，W县先后独立出资1200万元用于搭建平台。第一，开展大规模阵地建设。在县城层面，依托县综治中心和Z组织临时办公地（由政府出资租赁供Z组织免费使用），挂牌成立县社会心理服务工作中心；在街道和乡镇层面，挂牌成立了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站；在社区和村庄层面，挂牌成立了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室；采取“以奖代补”和“先建后补”的方式，鼓励基层单位自筹资金规范化新建或改扩建心理咨询室、沙盘室、宣泄室、团体活动室等。第二，统一配备专业硬件设施。由县级财政出资为县城、街道/乡镇和社区/村庄统一购置专业的心理服务设备，诸如心理沙盘、宣泄模拟人、放松椅等。第三，添置“软件”。政法委以政府购买岗位的形式，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购岗人员，并聘请Z组织对其进行基本心理知识和初等实践操作方面的培训，培训结业后将其派遣到各个街道、乡镇和社区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站，少部分留在政法委、婚育工作站等部门。
（四）怎么做：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
芭蕉现存俳句983首〔1〕，其中约40首俳句带有表示颜色的词，带“白”字的24首，带“青”字的11首，带“红”字的4首，带“紫”字的2首。在芭蕉的色彩意识中，“白”“青”占绝对优势。此外，尚有为数较多的间接表示颜色意味的词，如“月”“雨”“雪”“露”等表示“白色”或“无色”的词，由此可见，芭蕉的色彩意识总体倾向于自然色，对于浓丽的色彩有回避倾向。
2.培训学习到位
通过召开“千人动员大会”和开展“知名学者专题授课”等活动，W县政府帮助综治、民政、司法等部门干部和工作人员初步了解、认识了心理学和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同时，在村庄和社区开展“线上”和“线下”双线宣传活动，线上开通热线，提供24小时的心理知识宣讲和援助服务；线下通过“五大员”（驻村民警/辅警、治安主任、妇联主任、残联专职委员、村医）、村干部或网格长等入户宣传，为民众宣传社会心理服务建设工作和相关心理学知识和小窍门等，提高民众关注度和认知度。
抽象美术于20世纪初产生于国外，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没有与之对应的作品。而中国的草书，则可以看作是一种抽象的艺术。
为使县域本土人才能够独立开展基本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W 县政府聘请Z 组织对全县相关部门干部、职工、“五大员”等进行基础知识培训和社区心理指导师应用培训等心理教育培训140多次，培训人数1.7 万余人次。培训费用采取“政府补贴一部分、个人缴纳一部分”的形式，以此减轻财政负担和激发参加人员积极性。Z 组织采用“五级梯队成长”模式，设置了差异化的班级和课程，参加人员可根据自身水平和工作需要选择相对应的等级课程，以此满足不同层次的学习需求。
3.排查筛查到位
在农村村庄，W 县充分发挥“五大员”熟知村情民意和已具备初步心理知识的优势，由其负责走访排查农户，重点关注六类特殊群体；同时，兼顾摸底农村村庄可能存在的邻里纠纷以及潜在的生活失意、心态失衡和性格偏执人员等。在城市社区，一般由信息员、网格员、网格长、治安主任定期巡访摸查社区居民纠纷和心理状况。此外，运用Z组织开发设计的心理测评软件对民众进行心理测评，及时掌握和评估民众心理状况；根据既定的标准，将测量结果分为“红、黄、绿”三类，红色代表重点对象，黄色表示关注对象，绿色为一般对象，与此对应建立三色三级管理防护预警机制，将红色人群纳入重点巡防名单，指定定点负责人员，由其定期回访观察。
根据实际调研情况来看，除受县域天然特征制约外，W 县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还面临诸多现实困境，且这些困境普遍存在于当前政府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因而需引起重视和警惕。
W 县制定了一套有效的横向/纵向联动处置机制，以期快速响应、及时解决民众出现的心理问题。以农村村庄为例（纵向联动处置），如若“五大员”在巡访中发现村民出现负性情绪、矛盾纠纷、心理问题等，其将及时介入，运用自身掌握的心理知识和工作经验自主解决。如若在能力范围内无法解决，“五大员”将逐层上报，一般在村庄层面，由村长、乡贤、老党员等共同参与，即可有效化解问题。一旦问题在村庄或乡镇层面无法解决，将由乡镇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站采用多种方式（平台热线、网络、电话等）自下而上将信息上报政法委。政法委预先评估是否需要借助Z 组织的专业力量，如若需要，政法委将与Z 组织共同协商，确定解决方案。解决方案中若需要专业心理服务人员的参与，政法委将向Z组织下发个案疏导委派单，Z组织在接单后，经过分析、研判、匹配，派遣专业心理咨询师前往。心理咨询师接手案件后，开启个案资料收集，制定服务方案，实施心理疏导和服务，心理服务结束后，还需根据个案情况，定期跟踪追访或者安排其他服务介入，以期完全有效解决问题。城市社区也遵循纵向联动处置机制，只是各层级负责人员与农村村庄有所差异。
他是中国最早一批为公众所知的侍酒师，从参加第一个侍酒师认证开始，他就坚定地选择了一直走向MS的路径，这样清晰的目标，至少我在圈内是很少见的，十年坚定不移的坚持，更是少之又少。
横向联动处置的实现主要依靠“六结合”工作，即将社会心理服务建设与“党建”“扶贫”“信访”“矛盾化解”“一外四留”“乡村治理”工作相结合，使社会心理服务精准嵌入到政府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在县域任何一项治理工作中，县直各部门一旦发现被服务者存在心理方面的问题，需要专业心理咨询师介入，就迅速启动与政法委和Z 组织的协同合作。比如在信访工作中，制定“信访+社会心理服务”的工作模式，当信访部门无法有效解决性格偏执的上访老户问题时，其通过政法委与Z组织建立合作联系，由心理咨询师介入开展心理矫治，先纾解其心理问题，再由信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解决上访老户的现实诉求。
在没有得到中央专项财政资助的情况下，W县结合既有社会治理工作，通过不断的基层实践逐渐厘清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路径（见图1），即将其作为推动政府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有效工具，与扶贫、信访、党建、乡村治理、留守群体关爱等其他政府工作相结合，充分动员县域内有限资源，合理借助专业社会组织力量，构建有效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路径。
针对社会心理服务的主要负责单位、执行单位和具体公职人员等的具体工作内容与职责，设计了详细的考核奖惩指标。以心理测评软件的推广和信息普查任务为例，规定村庄内注册和普查用户应达到60%，完成或超过工作目标的设有现金奖励。对县直单位、单位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将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成效纳入单位或个人的绩效考核，但是所占比重不高。
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现实困境：基于社会治理视角分析
4.联动处置到位
（一）供需适配偏差：政府购买服务的窘境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推进社会治理常态化的手段，这不仅利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降低服务成本，也能最大化地克服官僚制的低效[10]。为向民众提供高质量的社会心理服务，W 县主动购买社会服务，与Z组织签订合同，但就双方目前的合作来看，两者均存在问题。首先，W县政府对民众多元化服务需求识别缺位。W 县落后与文明、关系与法理、留守与外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社会问题集聚且复杂，民众对社会心理服务的需求呈现多样化，但政府基于维稳考量，仅面向“六严控”人员提供社会心理服务。事实上，“六严控”人员占县域总人口的比例相当小，绝大多数民众的心理测评结果为黄色或绿色（介于心理健康与亚健康之间），其对社会心理服务的需求理应获得政府关注，但政府目前的服务尚未涵盖到这一大类群体。其次，Z组织处于悬浮化状态。Z组织与W县政府属于平行关系，两者间的合作松散，尚未形成有机团结，Z 组织没有完全内嵌到W 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Z 组织虽在W 县设立了工作点（政府免费提供），但平常未派遣专业心理咨询师驻守，一般只在政府有需求时从总部临时抽调人员前往服务，因而，经常出现服务的不连贯（即针对同一服务对象，Z 组织相继派遣不同专业人员）。服务的不连贯不利于Z组织持续深入地了解服务对象，也使其提供的心理服务好似“蜻蜓点水”，浮于表面，难以实现精准施策，甚至不能达到W 县政府的委派要求。另外，W 县政府尚不能依靠自身力量鉴定Z 组织提供的心理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心理咨询、心理疏导、心理干预等心理服务工作具有极强的专业性、无形性、历时性和动态性特征，事实上很难对其价格、服务质量和服务效果划定清晰客观的衡量标准[11]。同时，囿于缺乏本土化的专业人才，W 县政府不具备能力和技术对Z组织服务的过程实施嵌入式监管，双方尚未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这也使得W 县政府购买服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1.宣传普及到位
（二）技术“下乡”难：乡村内生性力量排斥
政府借助技术治理可以完成对公共与私人生活领域的数字计算[12]，杜绝政府施策时可能受到的个人情感和关系等非理性因素和人格化特征的影响，实现理性决策与“就事论事”，提升政府的社会治理效率。然而，从W 县的现实来看，其技术化手段（心理测评系统）的运用结果不尽如人意。首先，村庄内生力量的排斥和村民对心理测量技术的误解导致技术“下乡”困难重重。W县农村属于典型的“小亲族”型村庄[13]，村庄内存在天然的运转机制和非正式制度，且在熟人社会中，村民极注重个人私密（即家丑不可外扬）。一般而言，在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治理下，村民的隐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保障。倘若外来技术强行嵌入，极易冲击村庄内生的机制和规范，甚至有可能使得个人私密借助技术放大为整个村庄的“谈资”。同时，村民对心理学、心理问题、心理测评技术存在严重的污名化，通常将其与“精神病”“神经病”“招摇撞骗”等联系在一起。村民普遍认为自己心理健康，没有必要注册这些“骗人玩意”；如果村干部坚持游说，村民甚至认为村干部是在“侮辱我”。其次，存在信息失真的问题。我国目前的心理学知识谱系主要从西方国家传入，心理学量表基本以西方文化为情境，如若没有较好地结合中国情境进行本土化，很容易产生测量误差。市场上现有心理测评技术多从学院派中衍生而来，主要服务于大城市中的文化水平较高阶层，而W 县农村多为“四留守”群体，他们受教育水平低，难以准确理解大量的专业词汇和测量题项，无法独自操作测评软件或者实事求是地完成测量量表。即便部分年轻人迫于村干部的权威和压力完成测评，他们的行为也存在明显的糊弄成分，测评结果的有效性和可信性无法保障。根据实地调研发现，为了完成测评软件注册使用人数的考核，W县各个村庄普遍存在村干部或工作人员为村民“执笔作弊”的现象，统计结果注水严重。
（三）局内的“局外人”：政府雇员游离在外
为了充实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人才队伍，W县向社会公开招聘了一批政府雇员，早前发布的招聘简章中指出购岗人员入职后将从事社会心理服务相关工作，但从现实调研来看，大多数雇员没有实质性地参与这一项工作。W县政府雇员工作存在随意性，他们好比“救火员”，政府部门哪项工作紧急，需要优先处理，必须立刻无条件参加，因此其工作内容方面难以实现连续和有条不紊，往往是这项工作刚上手，就需脱身适应下一项工作任务。虽然有少数雇员从事社会心理服务工作，但因工作流程设计的问题，其内心也充满游离感。以婚育家庭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站为例（设立初衷是对婚育家庭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疏导和咨询服务，减少因家庭/婚姻矛盾发生民转刑或极端恶性案件），该工作站现有两名政府雇员，主要工作内容是依靠个人经验甄别前来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的夫妻是否为“潜在离婚夫妻”以及是否需要心理调解和心理疏导。两名雇员的工作台位于婚育中心大楼一层不起眼的角落，从视觉空间上极具“边缘感”；同时，因其工作的本质是对潜在离婚群体的末端干预，且完全依靠个人观察和经验，故而碰壁的情况占比大，干预成功的案例少，这不仅挫伤了雇员工作的积极性，而且也使其怀疑工作的意义和必要性，难以培育对工作的认同感，甚至认为自己是婚育工作流程中的“局外人”。此外，W 县现有的政府雇员由政法委统一发放工资，不存在绩效考核，每个月领取固定薪酬，工资水平较低。政府雇员难免会与有正式编制的同事进行横向比较，对照彼此的工作任务量和薪酬，一旦发现自身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将会产生严重的不平衡感和不公感，进而影响他们对组织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四）“碎片化”政府：部门隔阂与条块分割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目的是解决宏观层面的社会心理问题，因而需要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这项工作，需要科层内横向政府部门之间通力合作。W 县虽然在实践中建立了“县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牵头、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方行动主体，但是科层内横向各部门之间仍旧存在政策弹性，一些部门对事关社会心理服务的工作任务采取选择性执行，部门之间尚未建立“命运共同体、绩效共容体”，甚至滋生了严重的部门政治，即部门博弈、部门不合作、部门碎片化[14]。以W县政法委和民政局之间的合作为例，政法委曾计划提议在民政婚姻登记流程中嵌入婚育家庭社会心理服务的相关工作，即由民政局工作人员向前来登记结婚的准夫妻推荐婚育家庭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站的相关服务（比如情感咨询服务等），建议其在日后婚姻生活中有需要时可前往咨询，或者由其询问前来离婚的夫妻是否需要婚姻调解，并推荐其前往婚育家庭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站接受心理疏导服务等。倘若民政局与政法委在这项工作上能够达成合作，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婚育家庭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站人员前期的筛查误差，而且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婚育家庭的事前干预，避免事后干预的低效性，极大提升工作成效。然而，民政局基于专业和行政分工的说辞以及部门利益，只愿意配合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务，不愿意承担额外的工作任务。政法委与民政局作为W 县政府两个平行的横向部门，彼此之间不存在权力上的隶属关系，双方无法通过“权力—服从”的模式形成合作，因而，在这项工作上，两个部门之间呈现明显的碎片化治理，条块分割严重。政法委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将对婚育家庭的社会心理服务进行“硬植入”，但却收效甚微。
派驻机构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力量，实践中监督是否得力一定意义上来自于是否切实实现了派驻机构自身的监督，是否真正杜绝了派驻在外出现的“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之间监督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这一问题。尽管中央一直强调形成监督合力，但是最为直接的监督必须尽可能最给力，否则很难真正实现有效的监督合力。尤其在移动互联飞速发展的今天，对于派驻机构的监督应在立足国情、结合传统的基础上，大胆进行改革、创新与拓展，特别是在形式内容、方式方法等方面要寻求更新更好的途径。
（五）精英俘获现象：政府资源选择性下沉
精英俘获是指旨在为多数人而转移的资源被少数人占有，而这些少数人通常在政治、经济方面最有能力、最强势[15]，他们能够凭借自身优势，在国家或政府政策、项目实施的过程中获利或者影响政策和项目的实施以及效果[16]。W县在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联系点中也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即县级政府有限的资源在下沉到街道和村庄时具有选择性。例如，B 街道综合治理中心主任极具政治能力，在政法委下派政府雇员时，不断积极游说上级部门，最终获得两个名额，而其他街道只有一个名额。同时，W 县的“弱势村庄”也受到“精英村庄”的挤压，离县城较近、经济基础好的村庄能够较容易地获得县级政府调配的公共资源，而位置偏远、没有集体产业的村庄获得政府帮扶的难度则较大。以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室建设为例，W 县采取“先建后补”的形式将县财政资源下沉到村庄，但弱势村庄没有财力实现“先建”，因而无法得到政府的“后补”，在社会心理服务平台建设方面完全落后于精英村庄。事实上，弱势村庄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或留守群体，村庄群众心理问题更为突出，理应获得政府更多的公共资源支持，却无奈只能沦为精英博弈的牺牲品。政府资源的选择性下沉和精英俘获，塑造了W 县以经济水平为基础的差序格局，城乡之间、富裕村庄与贫困村庄之间差距悬殊，这不利于社会心理服务建设的整体推进和平衡发展，也易使弱势村庄干部和村民产生“相对剥夺感”，甚至在愤慨与不公情绪的催化下，易爆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危机[17]。
（六）“摊大饼”式发展：阵地建设“一刀切”
在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开展初期，W 县秉承“服务更多群体、惠及更多群众”的初衷，在县域内掀起大规模的阵地建设。诚然，阵地建设为后续工作开展提供了场地保障，但其不考虑县域实际情况，“一刀切”的方式难免落入“运动式建设”的困境而广受诟病。一方面，W 县财政收入有限，“摊大饼”式的阵地建设给并不宽裕的县级财政带来较大压力；另一方面，将阵地建设铺展到全县范围内，致使工作的重点和主次无法区分，本该重点资助和发展已有相关基础的关键领域（教育、信访等），却因“大水漫灌”和“撒胡椒面”式的发展模式没有得到政府专项资金的支持，因而难以实现“以点带面”的发展和塑造品牌效应。此外，在W 县农村村庄中，村民之间需要调解和沟通的问题一般集中在邻里宅基地或田地纠纷、婆媳矛盾、亲子关系等方面，这些日常琐碎完全可以依靠熟人社会内生性的力量妥善解决，比如乡贤、“门子”中的长辈、村干部、当事人双方均信任的第三方等，因而，在农村村庄大规模添置沙盘、宣泄人、放松椅的作用不大。农村村民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基本无法理解和操作专业性极强的沙盘，村干部尚未具备较高水平的心理学知识和应用能力，即便村民使用了沙盘，村干部也无法帮助其解读分析。由此可见，一刀切的阵地建设，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财力，而且投入农村的专业设备大多空闲，使得资源浪费严重，有限资金的使用没有得到最大化回报。
四、结论与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而加强和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正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切入口。作为国家首批设立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示范联系点，河南W 县在结合既有工作基础上，通过不断的自我探索和尝试，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建设成就，极具典型性和示范性。本文结合实际调研情况，详细梳理了W 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主要可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坚持党的领导统揽全局、聚焦重点人群、开展与专业社会组织的协同合作、完善软硬件基础和建构“五到位”的运行机制。W县的实践为探索和凝练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思路提供了样本与经验支撑；与此同时，在初始建设阶段，囿于外部资源和自身经验的匮乏也产生了各项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W 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效，影响政府社会治理的深入推进，因此，需引起各地政府的重视和警惕，在具体实践中尽可能地规避和主动修正。在此背景下，有关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也应当从关注“如何建设”的问题，逐步转变到“如何有效建设”的层面；换言之，除了搭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框架外，政府应系统思考如何将其与社会治理有效结合，如何在各项社会治理工作中发挥好社会心理服务“润物细无声”的作用，防止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演变为阶段式的工作任务。
此外，各地政府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仍需妥善解决以下三方面问题。第一，处理好“特殊与一般”之间的关系。社会心理服务理应面向全体民众，针对特殊人群与一般人群提供相宜的服务。当然，在受财政经费约束的情况下，将社会心理服务的重点放置在特殊人群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最大化实现资金的有效利用，但同时也需顾及一般人群的利益与公平，重视他们广泛存在却又“不紧急”的心理服务需求（比如心理测评介于健康与亚健康之间的群体的诉求）。政府可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将社会心理服务惠及到一般人群。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涉及政府多个业务部门，也是各个部门开展工作、推进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因而有必要打造多部门“共建共享”的建设主体，尤其对财政预算有限的县级政府而言，可探索多部门共同出资或整合各类专项资金的筹资模式，以此应对经费不足问题，逐步将社会心理服务的对象扩大到一般人群。第二，合理确定技术手段在农村社会运用的边界。一方面，农村社会存在天然的非正式制度和规范，这些内生力量可以帮助村民解决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部分矛盾和心理问题。大规模地统一建设沙盘室、宣泄室等，其初衷虽是服务村民，但与当前农村村民和村干部整体受教育水平以及专业设备使用能力不相符，对村民心理问题的解决收效甚微。因此，政府可在实际工作中动态化调整，节约此项经费支出，用于其他重要事项。另一方面，随着现代性的侵入、乡村社会的变迁以及村民走向个体化，农村社会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和规范能够发挥的作用逐渐弱化（比如能够让村民信服且德高望重的老人在减少、村民对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认可在增强等）。而当前因村庄经济和面子竞争的加剧导致村民心理方面的问题日趋复杂化，对一些心理问题严重的村民，尤其是潜在的心理问题患者（比如长期生活失意者、性格偏执者、心理抑郁者等）而言，单纯依靠村庄内生的机制无法妥善处理，必须跟进社会心理服务和运用专业化技术手段。可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在农村的开展势在必行，但政府还需辩证对待，避免因“全盘接收”而产生排斥问题，充分论证和确定好技术在农村社会使用的边界。对于诉诸村庄天然力量可解决的心理问题，政府只需做好引导即可；对于有特殊心理服务需求的村民，政府应主动出击、及时介入，逐步将专业的社会心理服务下沉到农村社会。第三，制定和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绩效考核。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需要规划好顶层设计，设置高规格的领导小组，以便从宏观层面做好组织和引导。然而，从现实来看，基层政府常常处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工作状态，人力资源不足与各项治理任务繁重紧急之间的矛盾突出。因此，即便架构了高规格领导小组，面对基层繁重任务，他们往往只负责掌控宏观大方向，对于业务部门的具体执行情况可能无法实时跟进，对其工作中出现偏差的反应可能不灵敏，有时可能无法迅速做出调整和督促。此外，相较于传统的政府职能和部门任务，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新生工作，目前并未全面纳入各级政府部门和干部考核中，尚不具备组织层面的考核压力，出现部门政治在所难免。故而，政府应加快制定和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考核指标，引导和督促职能部门从思想上重视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行动上切实履行好各自的主体责任；针对横向部门间存在的博弈和推诿问题，领导小组应及时介入、快速响应，通过下派考核指标、巡视督导、行政问责等策略向其传递压力和进行约束，以此推动横向部门通力合作，建立绩效共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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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Approach and Practical Dilemma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ounty W in Henan Province
WU Lin,LIU Tian-yuan
Abstract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is an urgent need to resolve current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to cultivate rational and peaceful social mentality,and is also a key link in the construction of“healthy China”and even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lative lack of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combining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county, county W government explores an effective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in practice.However, it is also faced with dilemmas such as an awkward situation of government purchase of services, an“unacclimatized”transmission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o the county, a dissociation of government employees,a lack of embedding in the horizontal county departments,elites’capture of limited resources,and platform construction toward“urban sprawl”, those practical problems generally existing in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social governance. Therefor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adjust measur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dynamically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gradually correct and improve defects of the approach,so as to avoid the governance failure.
Key words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social governance; technology edge
中图分类号： C91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21（2019）06-0086-08
收稿日期: 2019-05-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VZL009）
作者简介： 伍麟（1975-），男，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刘天元（1991-），女，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魏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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