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三五”国际经济环境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_世界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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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5)11-0011-07

      DOI：10.16528/j.cnki.22-1054/f.201511011

      一、“十三五”时期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与特点

      (一)全球经济仍将深度调整，有望实现整体复苏

      1.“十三五”时期世界经济将保持中低速增长态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全球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告一段落。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缓慢复苏态势，但结构性分化明显，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步伐加快，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存在较大下行压力，世界经济形势总体有所改善。然而，受发达国家货币与财政等宏观政策的“再调整”、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困境、全球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各国创新与增长动力长期不足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面临较多不确定性，经济增长缺乏新动力、公共债务高企、全球治理失当、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各种风险仍在积累并不断显现。因此，“十三五”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将处于危机后的深度调整中，世界经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将保持中低速增长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全球经济和贸易平均增速将维持在3.4%和5.6%左右，明显低于国际金融危机前5年3.7%和8.3%的平均水平。

      2.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国家差距将进一步收窄。在世界经济保持中低速增长的同时，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分化的局面也将继续延续。消费需求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但受抑于短期内缺乏显著经济增长点、科技与产业创新处于探索开拓阶段等因素，预计2015-2020年美国经济将继续温和复苏，GDP实际年均增长有望维持在2.5%左右，高于欧元区和日本。遭遇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双重打击，欧元区复苏进程曲折、缓慢，虽然消费者和企业信心等主要指标出现好转，但鉴于人口老龄化、内部体制僵化、监管缺失等结构性问题，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解决，预计在外部不出现大危机或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十三五”时期欧元区经济将逐步走出衰退，总体呈现缓慢复苏态势。安倍“第三支箭”是决定日本经济内生动力能否增强的关键，而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日本经济增长。同时，受二次提高消费税、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债台高企、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缓慢等因素制约，“十三五”时期日本经济快速复苏的可能性较小，经济仍将维持低速增长。新兴市场国家持续发展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受结构性矛盾、发达国家政策调整、国际资本波动、大宗商品价格震荡等多种因素制约，新兴经济体整体增速将有所放缓，但强劲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优势、能源资源储备丰富及劳动力供给充裕、成本低廉等因素将缩小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特别是部分亚洲国家将实现较快增长，并带来全球经济格局的转变。世界银行预测，新兴经济体在2020年左右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总体而言，“十三五”时期新兴经济体整体经济增速有望保持在5.5%左右，增速显著快于发达国家，世界经济格局也将呈现明显的“南升北降”趋势。

      (二)新一轮技术革命孕育而起，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快速推进

      1.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向各领域渗透。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看，每一场经济危机都伴随着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出现。尽管新一轮技术革命短期内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有望实现局部突破。据《全球趋势》预测，大数据、社交网络等信息技术，3D打印、机器人等自动化与制造技术，生物能源等资源技术以及医疗卫生技术等技术领域的变革，或将成为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的突破口。同时，以互联网、云计算和信息技术深度应用为特征的信息产业对经济领域的渗透不断增强，3D打印技术、物联网、云计算等正在重塑产业发展格局，互联网的兴起正在改变传统行业的运营模式，并且各国也更加重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纷纷将其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全球产业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加大对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融合发展，全球产业变革已初现端倪，新能源、新材料、云计算、物联网、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前沿技术成为未来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并将推动产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化。但目前看，新兴技术还处于发展初期，取代传统产业将经历一个较长期的过程。此外，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背景下，未来各国资源要素禀赋优势和全球供需结构将进一步推动全球产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各国正在进行更高层次的角逐，抢占高端制造业制高点。

      (三)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趋紧

      1.全球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结构变化与增速放缓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随着20世纪50～70年代出生人口逐步迈入老年化以及新增人口急剧下降，全球人口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加剧，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由2015年的8.2%上升至2030年的11.4%。同时，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生育观念改变等影响，世界银行预计全球人口增长率将逐渐下降，预计2015-2020年全球人口增速将放缓至1.06%，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削弱劳动年龄人口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且人口老龄少子化对各国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系统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大了政府财政支出压力。穆迪报告也显示，2020年世界上将有13个国家成为“超高龄”国，超过65岁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0%以上。

      2.资源、能源供给约束强化。从全球范围看，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仍将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虽然2020年前全球人口增速有所放缓，但从整体看，全球人口增长趋势不变。据联合国预测，2025年全球人口将从2015年的73亿人增至81亿人，到2050年将达到96亿人。①显然，人类对矿产资源和化石能源的需求将日益旺盛，资源短缺将进一步加剧，也将带来生态环境的进一步破坏。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加剧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愈加凸显。在此形势下，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向。“十三五”期间，全球能源体系的革命性变革将加速推进，发达国家及诸多新兴经济体对绿色经济、低碳发展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加深。同时，随着页岩气开发在更多国家的广泛应用，将推动全球能源结构改变，并导致全球市场供求关系的转换。

      (四)全球治理模式出现变化，国际经贸规则加速重构

      1.全球治理模式向更加公平、合理及多元化方向调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治理模式出现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地位提升，以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结构面临挑战。特别是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贸规则重塑、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扩大市场开放度、气候变化以及能源安全等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是大势所趋。同时，全球治理体系将朝着更加多元化方向调整。多年来的“金字塔”结构的全球治理体系有望重组，尤其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库的成立显示了金砖国家间的金融合作迈出坚实步伐，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将逐步上升。此外，G20机制将进一步夯实和提升，IMF和世界银行的职能进一步调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区域性事务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补充与完善。

      2.高标准贸易协定加速全球经贸规则重构。伴随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高标准的规则越来越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全球治理博弈的方式之一。金融危机后，美国更加强化主导地位的作用，高度重视经贸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显示出重构国际贸易新规则、新秩序的强烈愿望，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为典型。其中，意向加入这两个自贸协定的国家GDP总量大，贸易规模约占全球一半比重。一旦两项协议签署，将成为未来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谈判的新标杆，并引发世界经贸格局新一轮的调整。特别是其涉及的劳工、环境、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非传统领域的条款，将提高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经贸规则的标准，进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另外，美国正在推行的服务贸易协定谈判(TISA)具有高标准、广覆盖的特点，也显示出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战略布局。

      二、“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趋势与动力

      (一)传统比较优势弱化，经济步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我国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等诸多问题显露，产能过剩、房地产和财政金融风险等问题突出，特别是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削弱明显。长期以来，充足、廉价的劳动力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优势之一。但随着我国人口步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新阶段，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尽管我国仍是劳动力大国，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劳动力优势正在逐步弱化，并出现了劳动力增速放缓、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力成本上涨等趋势，且该趋势呈现进一步强化态势。传统比较优势的弱化意味着我国经济将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我国GDP增速已由2007年的14.2%下降至2014年的7.4%(见图1)。“十三五”时期，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难以实现两位数增长且将面临一系列挑战，但我国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将带来巨大需求潜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正在形成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布局和实施也将继续释放巨大潜能，这些因素将保证我国经济增速维持在中高速水平。

      (二)工业规模扩张空间收窄，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工业化进程取得明显进展，确立了工业的主导地位。但随着我国传统比较优势的弱化，我国工业增加值占比自2006年开始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增加，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该趋势更加明显。从发展阶段看，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要素投入逐渐向依靠质量提升转变，投资率大幅下降，消费率稳步上升。2013年，我国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未来越来越多的工业品产量都将达到峰值。因此，“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在增长率降低的同时，将加快转变增长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包括加快三次产业结构调整、需求结构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实现经济增长由三次产业协调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

      

      图1 1981-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三)外贸拉动经济增长动力有限，“资本输出”进入重要发展期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对外贸易的世界份额快速提升。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发展外向性提高，贸易顺差逐年增加。2013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当前，我国外贸已进入低增长的“新常态”，进出口规模占GDP比重在2006年达到63%的高点后，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见图2)。从未来世界经济走势和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看，外贸将难以继续发挥以往在拉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巨额的贸易顺差既造成我国外汇储备额的迅猛增长，也引发不少贸易摩擦，更带来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开始实施，活跃的海外投资日渐成为经济新亮点，并形成新的增长潜力。目前，我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6600亿美元，遍布世界各地，位列全球第11位；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外商来华的直接投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预计“十三五”期间，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自贸区战略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将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海外投资比重将逐步增加，“资本输出”将进入重要发展期。

      

      图2 我国进出口占GDP比重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四)产能过剩矛盾有望得到缓解，“一带一路”战略带动经济稳定增长

      当前，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从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看，我国是一个投资比重偏高、消费比重偏低的经济结构，这导致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及光伏等新兴产业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当前，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已开始启动，并将在“十三五”期间全面部署实施。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一方面，我国将联动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另一方面，沿线国家急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哈产能合作框架协议”的初步达成以及中巴签署460亿美元的合作项目将开启合作新契机。预计“十三五”时期，我国产能过剩矛盾有望得到缓解，在很大程度上，“一带一路”将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三、“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调整经济结构的攻坚阶段，也是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迈向更高经济形态的重要阶段。一方面，全球经济正处于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阶段，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与条件也将发生重大变化，这为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技术、市场、资源能源、国际规则以及金融改革等新的要求；另一方面，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增强，我国将借此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总体看，外部环境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挑战，且机遇大于挑战。

      (一)重要机遇

      与21世纪头十多年相比，未来十年我国战略机遇期在性质上有重大差异。从国际背景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国际环境对我国传统发展模式的吸纳空间日益接近极限。“十三五”时期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变化期。

      1.对外经济合作领域扩大，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随着区域一体化异军突起，国际经济结构处于深刻调整之中，这使我国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面临新的机遇。美欧积极推进再工业化、非洲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均产生强烈的吸引外资需求，这为我国通过“走出去”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发达国家的研发、技术、品牌等高端资源，以及发展中国家能源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提供了良好机遇，且我国已具备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基本条件和思想准备。

      2.加强全球资源整合，加速低碳经济发展。未来五年，全球经济将朝着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方向发展，这对我国来说将是巨大机遇。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均表示愿同我国加强在环保领域的合作，这使我国处于较为有利的主动地位。通过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合作，我国可整合与扩大新能源、环保等领域的对外合作，以较为合理的价格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设备，以此加速低碳经济发展。

      3.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新兴产业蓄势待发。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制造业数字化和生物技术等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日益兴起，各国都在加大对新兴技术领域的投资。新技术革命也对我国带来渗透性影响，形成了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这给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机遇。同时，我国赶超效应仍然存在。我国可通过模仿、购买专利、引进国外高端产业、进口先进技术设备，率先实现突破，达到赶超目标，并跃升至新兴产业价值链高端。

      4.国际金融制度改革成共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系统性弊端和风险，为我国在国际金融领域提升话语权带来机遇，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为提升我国支配全球金融资源的能力创造了广阔空间。尤其是在贸易支付和对外投资中，人民币将得到广泛应用。未来，将有更多的国家把人民币作为储备外汇，且在世界范围内将建成更多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和清算银行。

      5.全球治理面临改革调整，国际话语权有望增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已不能适应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这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不断提升国际经济地位提供了新的机遇。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启动份额和投票权改革等，均为我国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但我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同时，应避免独立制定国际规则，而要积极融入全球治理中。

      (二)主要挑战

      相比前十多年，外部环境的多变性给我国带来的挑战有增无减，其复杂性和艰巨性明显上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全球科技产业变革加大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压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弱化，粗放型投资驱动模式不可持续，搭乘传统全球化“快车”以吸引外资、扩大出口的机遇逐渐消失。从中长期看，全球经济保持中低速增长态势难以较快改变，未来较长时间内都将处于调整中。这对我国长期依赖美欧市场的出口增长模式形成严峻挑战，倒逼我国必须将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转移到加快技术创新和提高劳动力素质上。

      2.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生态环境约束。目前，我国对外能源资源依赖严重，生态环境约束强化，多个重化工行业产能过剩。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近年来我国为治理污染、节能减排、开发新能源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了很多有益成果。但“十三五”期间，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环保意识、治理污染，这项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此外，气候变化对我国也是一个艰巨挑战，能否尽快探索出新型工业化模式是我国工业化后期面临的一大挑战。

      3.新一轮全球化高标准规则对我国国内规制形成挑战。以美国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化高标准规则日益兴起，其主导的IPP和TTIP将我国排除在外，并纳入劳工、环境、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非传统领域并制定高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规则是法治化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努力方向，但对我国国内相关规制的改革也形成较大压力。

      4.经济实力提升使我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压力加大。在国际权力结构重构背景下，我国在国际体系调整中如何定位、如何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国际形象以及如何引导周边区域重构等，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新问题，我国在国际上面临的期待、责任、压力和挑战也将明显增多，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将更容易成为国际矛盾的焦点。此外，未来五年国内外环境互动将更加紧密和频繁，如何增强统筹内外两个大局的能力，是我国必须面对的重要考验。

      四、“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应对外部环境的对策建议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着大量新机遇与新挑战，且在某种程度上，机遇与挑战可能相互转化。对此，我国必须与时俱进地调整对外开放战略，着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经贸环境；充分利用外部机遇，加快企业“走出去”；有序推进金融开放，防范金融风险；着力提升软实力，增强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一)以经济全球化调整和深化为契机，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等因素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贸易大国，但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球竞争聚焦到价值与效率的新趋势下，我国应以经济全球化调整和深化为契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着力提升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培育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延伸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同时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一是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大力引进附加值与技术含量更高的外商投资项目。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落后产业转移，推动与发达国家的产能合作，加强高端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及传统制造业高端产品和技术等的引进。

      (二)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平台，加快企业“走出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在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及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我国经济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对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一是引导产业梯度转移，推进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二是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加快国内企业有效实现资本、技术、管理的向外投放。三是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功能作用，推动资本快速向外输出。目前，我国已具备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转化的能力，而“亚投行”将增加我国对外投资收益率，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三)加强双边和多边自贸协定谈判，推动对外经济合作快速发展

      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我国需要积极调整对外经济战略，促使国际投资格局的新变化成为我国扩大对外经济合作新的红利。一方面，应加强多边和双边及区域贸易合作，积极推进和提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另一方面，积极参与WTO框架内的多边贸易谈判，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向前发展。此外，加快构建“中国自贸区网络”路线图，深化与自贸伙伴的投资、贸易合作，进一步推进自由贸易园区的建设试点。

      (四)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深化国际金融合作

      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金融开放的核心。目前，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已在缅甸、越南、柬埔寨、新加坡等东盟国家迈出重要一步；同时，我国已与周边诸多国家和地区签署边贸本币支付结算协定、货币互换协议等。而我国发起设立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将加快人民币在区域内的自由流通，促进人民币由“周边化”向“区域化”转变。另外，我国可与新兴经济体扩大货币合作范围，建立人民币国际结算通道，既有效规避汇率风险，又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已不能适应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而新兴经济体整体崛起对原有的全球秩序和利益格局更是产生巨大冲击。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有望进一步加强。但也要看到，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性转变。对此，顺应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重构的趋势，我国应充分发挥自贸区的先导作用和各种区域、次区域的合作机制，并在联合国、IMF、世界银行、WTO、亚太经合组织等框架内，加强与美欧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沟通协调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团结合作，进而从现有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新规则构建的积极参与者和维护者，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①参见：《联合国：世界人口到2025年将达81亿》，载于《中国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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