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说美育到死方休的教育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育论文,教育家论文,到死论文,蔡元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06)02-0107-07
“我说美育，一直从未生以前，说到既死以后，可以休了。有错误的，脱漏的，我再修补，尤希望读的人替我纠正。”[1] (P397)这是蔡元培在1922年《美育实施的方法》中所发出的感叹与呼吁。
作为曾任民国第一位教育总长并且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教育界泰斗人物，对于美育倾注了如此心力，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学识广博的蔡元培在主持北京大学期间作为教授亲自讲授的惟一一门课程，就是美学。有人以蔡元培关于教育的议论精粹编写《新论语》，言下之意是把蔡元培比作当代“孔子”，无论这种比喻是否恰当，至少说明蔡元培在现当代中国教育领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当时那种动荡的社会中，在当时那种由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变的关键时刻，有这样一位有威望、有影响的人物大力倡导美育、普及美育，实在是北大学子和国人的荣幸。
提到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他“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主张，并对此进行诸多分析评论，甚至因为美育对于宗教不具备替代的作用，认为蔡元培的观点过于理想化而忽略了蔡元培美育思想的整体精神与精华。
在我看来，从今天我国国民整体素质与美育的发展状况看，有必要对蔡元培美育思想的主旨、尤其是它的当今意义给予重视。本文将对蔡元培美育思想在现当代美学中的重要地位与今天的现实意义进行论述。
一、突出美育在教育方针中的重要地位
作为一位教育家，在蔡元培几百万字的全集中，他最集中论述的有关教育的问题就是美育。他是把在中国普及美育当作一个毕生不懈努力的事业，把培养中国人健全的人格与艺术化的人生当作终生追求的理想。
实际上，在蔡元培于1912年民国政府创立之初就任教育总长之日起，就开始致力于美育在中国的倡导与普及的毕生事业。同时，在进行由旧教育到新教育的改革举措之初，即把美育列入了新教育的总方针之中。1912年2月11日出版《临时政府公报》第13号文件，乃蔡元培任职后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对新教育之意见》，在这个可以说是施政纲领性的文章中，他论述了美育在新教育中的地位，美育的内容和作用，美育在中外历史上的发展，美育与其他几种教育相辅相成的关系，美育在教育中应该占的比重等问题。① 在他看来，美育在教育领域是具有与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德育教育、世界观教育同样重要的地位，而且上述几种教育也往往经由美育教育而实现，他说：“世界观教育，非可以旦旦而聒之也。且其与现象世界之关系，又非可心枯槁单简之言说袭而取之也。然则何道之由？曰美感之教育。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此为康德所创造，而嗣后哲学家未有反对之者也。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厉害之现象而流转。至美术则即以此等现象为资料，而能使对之者，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例如采莲煮豆，饮食之事也，而一入诗歌，则别成兴趣。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可骇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图画，则转堪展玩。是则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著也。人既脱离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即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2] (P5)他用非常形象的比喻说明了美育在这种五种基本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譬之人身：军国民主义者，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2] (P6)由于处在旧、新教育的改变之中，蔡元培这里没有直接使用德、智、体、美的表述，但从整篇文章的论述中明显可以看出，所谓军国民主义，相当于体育，实利主义相当于智育，公民道德相当于德育。
在发表了《对新教育之意见》后，同年7月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当民国成立之始，而教育家欲尽此任务，不外乎五种主义，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是也。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3] (P16)
在后来的教育生涯中，蔡元培只要有机会主义就要提及美育的问题，无论大小场合，尤其是在各类学校的讲演中，美育都是他自始至终强调的一个主题。在谈到教育问题时，他也总是将美育放在与德智体同等重要的地位。
二、以深厚的美学研究为美育的理论基础
在蔡元培的所有论著中，涉及美学、美育和艺术教育的论述和文章大约有七、八十篇之多，而集中讨论美学与美育问题的也有近三十篇，构成了中国近代一个比较完整的美育理论体系。
蔡元培的美育理论体系是以他深厚的美学修养和理论观念为根基的。蔡元培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接受西方美学思想的学者之一，同时进士出身的他又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而且他自己多次强调了对艺术的热爱②。除了在北大主讲《美学》课程外，他还写了一系列美学理论、美学史、艺术史方面的研究性与介绍性的文章，最主要的论著包括：《哲学大纲》(1915年1月)、《华工学校讲义》(1916年夏)、《康德美学述》(1916年)、《美术的起源》(1920年5月)、《美术的进化》(1921年2月15日)、《美学的进化》(1921年2月19日)、《美学的研究法》(1921年2月21日)、《美术与科学的关系》(1921年2月22日)、《美学讲稿》(1921年秋)、《美学的趋向》(1921年秋)、《美学的对象》(1921年秋)、《简易哲学纲要》(1924年3月15日)、《真善美》(1927年)、《美术批评的相对性》(1929年4月28日)、《中国之书画》(1931年10月)、《〈美学原理〉序》(1934年10月15日)、《文学在一般文化上居于怎样的地位》(1935年5月18日)、《文学和一般艺术的关系怎样》(1935年5月18日)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对美学问题的讨论非常全面。
首先，对美学研究在哲学中的地位，他给予了论述。在《哲学大纲》中，他把哲学分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部分，而在价值论中包括道德、宗教思想和美学观念三个方面。在他看来，哲学分为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历史哲学两种，美学属于精神哲学。美学与科学、道德是相对待而存在的：“美学观念者，基本于快与不快之感，与科学之属于知见，道德之发于意志者，相为对待。科学在乎探究，放论理学之判断，所以别真伪，道德在乎执行，故伦理学之判断，所以别善恶；美感在乎赏鉴，故美学之判断，所以别美丑，是吾人意识发展之各方面也。”[4] (P339)这在当时大多数人根本不知“美学”为何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启蒙，尽管他所用的基本上是德国古典哲学体系，但在内容上加入了许多中国古典哲学的生动材料。
其次，通过《美学讲稿》、《美学的趋向》、《美学的对象》、《美学的研究法》、《真善美》、《康德美学述》等系列文章，对美学的基本内容及其在西方晚近的发展，其研究方法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讲解。
第三、他还写了一系列关于艺术的文章，诸如《美术的起源》、《美术的进化》、《中国之书画》、《美术批评的相对性》等。因为在他看来，艺术教育虽然不是美育的目的，但无疑是美育最重要、最直接、最行之有效的手段，所以国人应该对艺术的特点、中外艺术史的发展有一定的了解。
三、中国现代第一个完整的美育理论体系
正因为具有雄厚的美学与艺术的理论背景，故他在提出其美育的系统思想时，既言之有据，又游刃有余。同时，蔡元培对美育的提倡导具有一种循序渐进与持之以恒的可贵精神。他关于美育的主要文章包括：《以美育代宗教说》(1917年4月8日)、《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1919年12月1日)、《美育实施的方法》(1922年6月)、《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1927年12月)、《以美育代宗教》(1930年12月)、《以美育代宗教》(1930年12月，同名的另一篇文章)、《美育》(1931年)、《二十五看来中国之美育》(1931年5月)、《美育与人生》(1931年)、《美育代宗教》(1932年)等。此外在其他许多讲演中，他也反复重申在这些文章中所陈述的主张。综合分析这些论著，可以见出他所构建的一个完整的美育理论与实践体系。其中许多主张，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不失为我们今天教育指导思想中应该借鉴的精粹。
1.美育以养成健全人格为目的、以情感教育为核心
关于美育的本质，蔡元培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和通俗明白的解释，美育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健全人格的培养：“美育之目的，在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5] (P133)实际上，在他看来，整个教育的目的无外乎达成完满人格和培养人性。早在1915年在巴拿马的万国教育会议上代表教育部所发表的长文《一九○○年以来教育之进步》中，他就强调了教育的目的最终是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在“小学教育”中他指出：“小学教育既以遵循天性、养成人格为本义，则于身、心两方面，决不可有偏废，而且不可不使为一致之调和。”[6] (P48)所谓养成健全人格的教育，就是要将知识与情感、理性与感性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不能有所偏颇：“前年我国审查教育会，把普通教言的宗旨，定为：(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以上四育，都宜时时试验演进，要一无偏枯，才可教练得儿童有健全的人格。”[7] (PP.259-262)所以，美育的本质与教育的本质一致的，都是健全人格的培育为最终目的。
但是，美育在达到“养成健全人格”这一目的的方式方法上，却有着与其他三育不同的地方，也就是它具有“情感教育”的特征。
蔡元培在多篇文章与讲演中强调了美育这种专门针对人类情感的作用，尤其说明了“情感教育”有着其他教育方式所无法实现的特殊功能。在他看来：“美育，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8] (P599)可见，美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是通过美学的理论，针对人的情感陶冶而进行的。正是在“情感教育”这一点上，美育与德育、智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是因为：“人生不外乎意志；人与人互相关系，莫大乎行为；故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适当之行为，即以德育为中心是也。顾欲求行为之适当，必有两方面之准备：一方面，计较厉害，考察因果，以冷静之头脑判定之；凡保身卫国之德，属于此类，赖智育之助者也。又一方面，不顾祸福，不计生死，以热烈之感情奔赴之；凡与人同乐、舍己为群之德，属于此类，赖美育之助者也。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8] (P599)所以，抓住了“情感教育”这个关键问题，蔡元培随后的一系列探讨与倡导美育问题的论文与讲演都具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之后，凡是谈到美育时，他都反复强调美育的这种突出特征，正因为涉及情感性，所以美育与知识、意志教育不同，反而与宗教非常接近，从而也为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找到了根据：“知识、意志两作用，既皆脱离宗教以外，于是宗教所昂有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9] (P87)
之所以针对情感的美育如此重要，这是因为，情感乃是人类最重要的心理活动，如果教育只重视知识与理性而无视于人的内心情感的引导与滋养，情感就有可能泛滥于烟酒赌博等有害的消遣。蔡元培在当时就看到了压抑或放任情感会带来的恶果，如他在《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中讲到西方近代科学进步并非只是依赖于知识的发达，同样也依赖于其艺术的发展：“外人能进步如此的，在科学以外，更赖美术。人不能单纯工作，以致脑筋枯燥，与机器一样。运动吃烟饮酒赌博，皆是活泼脑筋的方法。但不可偏重运动一途。烟酒赌博，又系有害的消遣，吾们应当求高尚的消遣。西洋科学愈发达，美术也愈进步。有房屋更求美观，有雕刻更求精细。一块美石不制桌面，而刻石像，一块坚木，不作用器，而制玩物，究竟有何用意？有大学高等专门学校，更设美术学校、音乐学校等，既有文法书，更要文学。所建设的美术馆、博物馆，费多少金钱，收买物品，雇人管理，外人岂愚？实则别有用心。过劳则思游息，无高尚消遣则思烟酒赌博，此系情之自然。所以提倡美术，既然人得以消遣，又可免去不正当的娱乐。”[10] (PP.340-341)这一论点在今天看来也非常重要，因为，人不是机器，人是有血有肉的有机体；人除了靠理性规范自己的行为，靠知识推动社会的进步外，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所以人类的进步不应只是知识、科技与理性的进步，同样也依赖于情感世界的不断提高与升华。也就是说人类的进步，应该以外在物质世界与内存精神世界的协调发展、共同进步为前提。片面、单方面的发展都会造成人性与社会中各种弊端的产生。
更为重要的是，蔡元培超前地看到了如果只注重理性与知识的教育而忽略了情感教育，则会导致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因为欧洲近代由于科学发达，只注重讲求因果实在的知识教育，而忽略了人的情感关注，造成人的精神世界失去调养，自杀现象时有出现：“人之意志，分为二：一方面情感，一方面智识。有情感，有智识，于是可讲求因果。但人有困境遇之关系，不能求因果之实在者。盖在从前，有宗教的作用，穿透因果真理，虽看破世情，一切无动于衷，而宗教中犹存情感，尚有忧游之余地。今从科学上穿透因果之真理，则觉一切均可牺牲，于是往往抱厌世主义，在欧西科学发达之国，甚且演成自杀者，亦不少也。此单重智识不及情感之故，纯注意科学之流弊也。欲求[救]斯弊，原惟美术，有美术，斯生美感。美感，不仅手工、图画、诗歌有之，无论何地何时，或何种科学，苟吾人具情感，皆可生美感。如见动物之一鸟一兽，植物之一草一木，以情感的观察，无一不觉有美感也。”[11] (P478)这一点在当今我们这个经济日益发展、科技不断进步的社会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在发生在大学校园中的许多可悲事件已经说明，忽略了以提升情感，完善人格为目的的美育，是我们教育中的缺失。
蔡元培还专门对科学与艺术的进行讨论，为的是说明只是着眼于科学，不仅人生索然无味，而且没有艺术与情感的滋润，人的创造性也会枯竭：“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索无聊的状态。无聊不过于生存上强迫的职务以外，俗的是借低劣的娱乐作消遣，高的是渐渐的成了厌世的神经病。因为专治科学，太偏于概念，太偏于分析，太偏于机械的作用了。譬如人是何等灵变的东西，照单纯的科学家眼光，解剖起来，不过几根骨头，几堆筋肉。化分起来，不过几种原质。要是科学进步，一定可以制造生人，与现在制造机械一样。兼且凡事都逃不了因果律。即如我们今日在这里会谈，照极端的因果律讲起来，都可以说是前定的。我为什么此时到湖南，为什么今日到这个第一师范学校，为什么我一定讲这些呢，为什么来听的一定是诸位，这都有各种原因凑合成功，竞没一点自由的。就是一人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世界的成毁，都是机械作用，并没有自由的意志可以改变他的。抱了这种机械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不但对于自己竞无生趣，对于社会毫无爱情，就是对于所治的科学，也不过‘依样画葫芦’，绝没有创造的精神。防这种流弊，就要求知识以外兼养感情，就是治科学以外，兼治美术。有了美术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12] (PP.327-328)说的多好，设想在我们今天的知识体系中、治国治校之策中如果仅仅偏重专治科学，显然其流弊还不仅仅是没有创造精神，对于社会毫无爱情；而且所培养的学生难免单面人、性格不健全的结果，从而伤害他人、危害社会的现象出现也不可避免。
实际上，随着现代科技理性的无限扩张，由于竞争所造成的片面强调知识的力量而忽略了人的情感，过分依赖于理性的控制力而压抑人的感性的释放所引起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当代许多思想家、科学家的反思。爱因斯坦有一段名言：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大学的观念》一文中也强调说：“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质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通过教育使具有天资的人，自己选择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自己把握安身立命之根。谁要是把自己单纯地局限于学习和认知上，即便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那他的灵魂也是匮乏而不健全的。”[13] (P25)说明了，在现代世界，如果只看重知识的力量，在短期内可能会取得一定的进步或成功，但长期看，却会留下隐患。
认清这一点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支配下，我们的教育理论往往把个体的成长描述成一个由感性向理性、从具象感知到抽象思维的过程，从而形成一种错觉，似乎教育的任务就是促进人的理性发展、开发人的思维潜能。同时在教育资源相对紧缺的实际情况下，我们的学校教育和社会舆论(包括教师与家长的观念中)都把重点放在各种考试成绩(目的是能够考上好大学，将来找到好工作)这一个侧面上，由此认为知识教育是第一位的，甚至认为美育、艺术教育、情感教育是与智育、知识积累争夺时间。如此对受教育者感性的压抑和对情感的忽略，造成了几十年前蔡元培这样的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所预言的各种问题的频繁发生。这时回过头来再读蔡元培的文章，才感觉到，他在许多场合，时时都在提醒教育者和广大民众应该看到，知识的教育一定要美育相互配合，才是塑造具有完备人格的未来人才的关键。像他在《教育界之恐慌及救济方法》中说的：“至实业教育，亦宜与美感教育调和，若农业与自然之美，工业与美术之美，在在注重美育发达，人格完备，而道德亦因之高尚矣。”[14] (P15)在《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中指出的：“大学院看艺术与科学一样重要。艺术能养成人有一种美的精神，纯洁的人格。”[15] (P214)他已经认识到了，人是感性和理性、精神和肉体的统一体，人的发展应该以全面的、整体的发展为目标，教育在培养人的理性能力的同时，不应忽视或抛弃人的感性能力(如直觉、想象等)的培养。
2.美育的实施以艺术教育为主要途径、以潜移默化为特点
蔡元培对美育的提倡除了对其本质、特征有明确的理念外，同时也一再强调美育在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是可有可无的或者从属于其他教育的。在蔡元培看来，德、智、体、美四种教育构成了现代教育的整体结构，而美育处于神经传导的重要地位。因此，他在分析各种教育方式在整个教育结构中所应占的比例时，给予美育仅次于智育的比重：“其内容则军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其四十，德育当占其二十，美育当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则占其五。”[14] (P6)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蔡元培对于美育的提倡不仅停留在理论论述的层面上，还致力于将其落实在实际的操作当中。
他专门撰写论文讨论美育实施的方法，把美育的实施当作全社会和他个人终生的事业。他说：“照现在教育状况，可分为三个范围：一、家庭教育，二、学校教育，三、社会教育。我们所说的美育，当然也有这三方面。”[1] (P668)从个人来说，从孕妇的胎教开始，到公共育婴院、幼稚园、普通教育(小学、中学)、到专门教育(各种艺术学校)，美育始终伴随着其成长。当其走出学校后，社会美育便承担起这方面的作用。蔡元培把社会美育分为专设机关与地方美化两个方面。前者包括美术馆、美术展览会、音乐会、影戏馆、历史博物馆、古物学陈列所、人类学博物馆、博物学陈列所与植物园、动物园，后者列举了道路、建筑、公园、名胜、古迹、公共坟地等环境设施，他还对各种专设场馆与环境设施的作用一一作了解释。
其中最精彩的是他对孕妇胎教和公共育婴院所作的介绍，可以看出他的实施方案的细致入微和用心良苦。如其中说：“公立胎教院是给孕妇住的，要设在风景佳胜的地方，不要为都市中混浊的空气、纷扰的习惯所沾染。建筑的形式要匀称，要玲珑，用本地旧派，略参希腊或文艺中兴时代的气味。凡埃及的高压式，峨特的偏激派，都要避去。四面都是庭园。有广场，可以散步，可以作轻便的运动，可以赏月观星。园中杂莳花木。使四时均有雅丽之花叶，可以悦目。选毛羽秀丽、鸣声清雅的动物，散布花木中间；须避去用索系猴、用笼装鸟的习惯。引水成泉，勿作激流。汇水成池，畜美观活泼的鱼。室内糊壁的纸，铺地的毡，都要选恬静的颜色、疏秀的花纹。应用与陈列的器具，要轻便雅致，不取笨重或过于琐巧的。一室中要自成系统，不可混乱。陈列雕刻图画，都取优美一派；应有健全体格的裸体象与裸体画。凡有粗犷、猥亵、悲惨、怪诞等品，即使描写个性，大有价值，这里都不好加入。过度刺激的色彩，也要避去。备阅览的文字，要乐观的、和平的；凡是描写社会黑暗方面，个人神经异常的，要避去。每日可有音乐，选取的标准，与图画一样，刺激太甚的、卑靡的，都不取。总之，各种要孕妇完全在平和活泼的空气里面，才没有不好的影响传到胎儿。这是胎儿的美育。”[1] (PP.668-669)从地址的选择、建筑的式样、环境的布置、室内设计的格调、艺术作品的选取，乃至空气是否污浊、墙纸地毯的色彩，都考虑的十分周全。这显然是因为美育的特点是针对人的情感的潜移默化的活动，所以每个点滴都不能忽略。
育婴院与幼稚园也同样是婴幼儿美育最重要的场所，所以也应该从环境、设施、工作人员的服饰、态度都要特别讲究：“孕妇产儿以后，就迁到公共育婴院；第一年是母亲自己抚养的；第二、三年如母亲要去担任他的专业，就可把婴儿交给保姆。育婴院的建筑，与胎教院大略相同，或可联合一处。其中陈列的雕刻图画，可多选裸体的康健儿童，备种种动静的姿势；隔几日，可更换一套。音乐，选简单静细的。院内成人的言语与动化都要有适当的音调态度，可以作儿童的模范。就是衣饰，也要有一种优美的表示。在这些公立机关末成立以前，若能在家庭里面，按照上列的条件小心布置，也可承认为家庭美育。儿童满了三岁，要进幼稚园了。幼稚园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过渡机关，那时候儿童的美感，不但被动的领受，并且自动的表示了。舞蹈、唱歌、手工，都是美育的专课。就是教他计算、说话，也要从排列上、音调上迎合他们的美感，不可用枯燥的算法与语法。”[1] (PP.669-670)
可以看出，蔡元培把美育看作是一个全社会都应该努力的重要任务。正因为如此，他感到当时中国这方面的设施非常缺乏，故他在大力提倡美育、发表一系列美育理论文章的同时，也致力于改造中国原有的相关场馆环境和建立新的艺术教育机构。如对于公坟他认为中国人的坟地既浪费土地，又杂乱无章，毫无美意，可以模仿西方的办法，有计划的建造公墓：“墓旁有花草，墓上的石碣有花纹，有铭词，各具意匠，也可窥见一时代美术的风尚。还有一种是火葬，他们用很庄严的建筑，安置电力焚尸炉。既焚以后，把骨灰聚起来，装在古雅的瓶里，安置在精美石坊的方孔中。所占的地位，比土葬减少，坟园的布置，也很华美。”[1] (PP.669-670)
蔡元培倡导美育不遗余力，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将毕生的努力倾注于这项事业上。在美育的实施上，他既有理论，同时也见诸于行动，利用他当时在教育界的地位和影响，实实在在地工作，想方设法地创造有利于美育实施的条件。正是在他提议和不断努力下，1927年10月和1928年3月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今上海音乐学院)和杭州国立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相继诞生，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专业艺术学院。在《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中，他说明了设立国立艺术学院与美育的重要关系：“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的知识，而普及于社会。是故东西各国，莫不有国立美术专门学校、音乐院、国立剧场等之设立，以养成高深艺术人才，以谋美育之实施与普及，此各国政府提倡美育之大概情形也。”[5] (P133)
同时，他还把美育的实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运动联系起来，他专门写了一篇《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的文章，提醒那些致力于文化改革的人们，在文化改革的运动中如果忽略了美育和艺术，光喊许多大口号于事无补，应该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他说：“现在文化运动，已经由欧美各国传到中国了。解放呵！创造呵！新思潮呵！新生活呵！在各种周报上，已经数见不鲜了。但文化不是简单，是复杂的；运动不是空谈，是要实行的。要透濒复杂的真相，应研究科学。要鼓励实行的兴会，应利用美术。科学的教育，在中国可算有萌芽了。美术的教育，除了小学校中机械性的音乐、图画以外，简直可说是没有。”[16] (P739)接着他说明了文化运动如果离开了美育与艺术培养，不是通过这些手段来超越厉害，净化心灵，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产生出三种流弊：“不是用美术的教育，提起一种超越厉害的兴趣，融合一种划分人我的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单单凭那个性的冲动，环境的刺激，投入文化运动的潮流，恐不免有下列三种的流弊：(一)看得很明白，责备他人也很周密，但是到了自己实行的机会，给小小的厉害绊住，不能不牺牲主义。(二)借了很好的主义作护身符，放纵卑劣的欲望；到劣迹败露了，叫反对党把他的污点，影射到神圣主义上，增了发展的阻力。(三)想有简单的方法，短少的时间，达他的极端的主义；经了几次挫折，就觉得没有希望，发起厌世观，甚且自杀。这三种流弊，不是渐渐发现了么？一般自号觉醒的人，还能不注意么？”[16] (P739)他还批评当时的文化运动只局限在文字界内，并没有涉及文化的全部，而对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没有很好的研究和发挥其作用，更没有机会让大众欣赏；相反，大众接触到的文化艺术品都是一些格调低俗的东西，这虽然是针对当时社会上上各种运动有感而发，但今天看起来也相当有意义。蔡元培进一步说明了社会的进步、公民文明水平的提高，既要依赖于科学知识的教育，同时也离不开艺术与审美的普及教育，并且对如何对公民实施这种教育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也就是，一方面，要有艺术方面的专门教育，通过建立各类艺术学校和综合大学中的艺术专科来培养专门人才；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文化设施的建立为全体公民创造一个良好的艺术文化环境，使其能够广泛地接触文化艺术作品，受到艺术的熏陶。同时，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环境的规划、街道景观的设计、花草树木的种植、各类建筑的式样乃至广告印刷品的陈设等诸如此类有可能影响大众的文化设施，都应该从审美的角度精心考虑，因为它们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情感与品味，发挥着美育的作用：“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专门练习的，既有美术学校、音乐学校、美术工艺学校、优伶学校等，大学校又设有文学、美学、美术史、乐理等讲座与研究所。普及社会的，有公开的美术馆或博物院，中间陈列品，或内私人捐赠，或用公款购置，都是非常珍贵的。食临时的展览会，有音乐会，有国立或公立的剧院，或演歌舞剧，或演科白剧，都是内著名的文学家、音乐家编制的。演剧的人，多是受过专门教育、有理想、有责任心的。市中大道，不但分行植树，并且间以花畦，逐次移植应时的花。几条大道的交叉点，必设广场，有大树，有喷泉，有花坛，有雕刻品。小的市镇，总有一个公园。大都会的公园，不只一处。又保存自然的林木，加以点缀，作为最自由的公园。一切公私的建筑，陈列器具，书肆与画肆的印刷品，各方面的广告，都是从美术家的意匠构成。所以不论那一种人，都时时刻刻有接触美术的机会。”[16] (PP.739-740)
注释：
①他在1937年底所写的对自己一生爱教育与从事教育事业的总结性文章《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再次谈到：“四十六岁(民国元年)，我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前三项，与尚武、尚实、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两项，却完全不同。以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至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看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
②“诸君都是在专门学校肄业的，所学的都是专门的科学，而我所最喜欢研究的，却是美术。”见《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2月22日讲演《美术与科学的关系》。在1935年他年近七旬时所写的文章《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中，他也说到：“所以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所最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