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姆随笔：英国商业时代的精神造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随笔论文,造型论文,精神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查尔斯·兰姆在1823年和1833年出版了《伊利亚随笔》及其续集，终于为他的思想找到合适的表达形式，这不仅对他个人具有意义，更重要的是，在他那里“一种英语散文文体达到了它的顶点”。据认为，这一看法早已被“广泛接受”。（注：G.A.Wauchope,Introduction,Essays of Lamb,Ginn and Company,1905,p.xxvii,p.xxviii.）就兰姆随笔的经典地位而言，情况的确如此，然而涉及到这种文体的具体涵义时，各家观点却难以达成一致。
最先对《伊利亚随笔》作出反应的是伦敦《月刊》杂志。 该刊1823年2月号载文认为，兰姆随笔给英国读者带来了“快乐”， 但这快乐很大程度上被一种“古奥”、“做作”的文风败坏了。“作者的文体植根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作家，许多地方带着他们的美妙，也充斥着他们的缺陷。”某些篇章中“新颖独创的主题及其令人愉快的处理风格，使读者赏心悦目”，与此同时，另一些篇章却显露出“令人震惊的粗陋”和“荒谬的幼稚”，让人感到“厌恶”。（注："Essays of Elia",The Monthly Magazine,February 1,1823,pp.62—3.）这段评价为兰姆随笔的面貌特征勾出了轮廓：蹈袭先人的古奥文风，主题的独创性及其在读者情感上造成的强烈效果（不论做出何种价值判断）。但论者无法将古奥做作与新颖独创、赏心悦目与令人厌恶等对立的因素协调起来。后来的研究大体是以这一矛盾框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人们根据各自的立场与趣味，或者强调其中的某一（某些）方面，或者改换角度对这些因素重新加以排列，并适时加入新的发现，使研究更为细致、深入，也更为复杂。
哈兹里特承认兰姆的语句多从先辈作者的“模子”里铸出，致使这种文体极易被谴责为缺乏创造力的“矫揉造作的个人作风”（mannerism）（注：W.Hazlitt,The Spirit of The Age, J. M.Dent & Sons,1928,p.348.），但他本人对此表示欣赏。 在兰姆随笔还未结集、用伊利亚的名字定期出现于《伦敦杂志》的时候，他就曾明确表示：“兰姆先生是唯一能使我在阅读中感到愉快的古老英语文体的模仿者；他如此透彻地浸润于那些作者的精神之中，以致模仿的意思消失殆尽。”再说，那些随笔主题中内含的思想活力与生活直觉，业已抵消旧时文体带来的古怪别扭的感觉。论者尽管偏爱兰姆的古旧文风，但仍无法从正面肯定文体的模仿印迹，而是从作品中发掘出某些对抗性因素和其中古怪的、不自然的成分。他认为伊利亚名下最好的一篇是《拜特尔太太谈打牌》，因为它摆脱了那些陈旧的言辞，重归“纯净英语之源泉”。 （注：W.Hazlitt,On Familiar Style,Table Talk, J.M.Dent & Sons,1925,p.245,p.347,pp.344—6.）作为那个时期“最大的批评家”和兰姆亲密的朋友，哈兹里特的感觉是极为敏锐的，但他未能对兰姆文体中的矛盾现象做出圆满——至少让兰姆满意——的解释。或许正是诸如此类的看法，迫使作者出面为自己的风格辩护，他在《伊利亚随笔续集》序中写道：
我承认，它们很粗陋——一批未经修饰的拙劣的东西，令人厌恶地装扮于一种古旧的样式与言辞的造作堂皇的外衣里面。如果不是这样，那些东西就不是他的了；一个作者在一种自我愉悦的古奥里感到自然，总比用他不习惯的方式装出的所谓自然要好。（注：Preface, by aFriend of the late Elia,Elia And The Last Essays of Elia,E.V.Lucas ed.,Methuen & Co.Ltd.1912,p.171.）从作者的趣味和修养来看，这样的写作风格应该说是一种自然生长的结果。兰姆熟谙十六七世纪英国文学。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自不必说，对罗伯特·伯顿、托马斯·布朗、托马斯·富勒和班扬等人某些作品的见识，在当时的文学圈内也罕有匹敌，（注：W.Hazlitt,The Spirit ofThe Age,J.M.Dent & Sons,1928,p.348.）而他的《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英国戏剧诗人选萃》（含注释），改变了时人眼中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面貌，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T.S.艾略特说“现代关于伊丽莎白时代人的所有看法似乎都来自兰姆”。（注：T. S.Eliot,"Four Elizabethan Dramatists",Elizabethan Essays, Faber &Faber Ltd.,1934,p.8.参见《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79页。）看来兰姆同那一代远逝的文学家，特别是那些散文大师，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和性，他们的精神和文风如同呼吸的空气进入并修改着他的思想和趣味，构成他写作的组成部分。结合兰姆对他们的透彻理解及其高度的融合力，便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这种魅力非凡的文体的产生原因与风格特征：每一页文字都是与英国文学古典模范频繁交流的产物，独创与模仿、个人趣味与伊丽莎白时代的“高贵精神”浑融无间。据认为，如果那一时代（19世纪上半叶）谁有资格享有“古老英语文学神秘花园中的遗产”，那就是查尔斯·兰姆。（注：H.T.Tuckerman,"Characteristics of Lamb",The Southern
LiteraryMessenger ,September 1840,p.654.）
同文学遗产的交流会通，解释了兰姆与传统的生动关系，但还不足以说明兰姆随笔的复杂性质。我们注意到，那些散发着古老熏香的高贵名字同日常的甚至是琐屑的事物一起用随意的方式谈论着，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集锦”。《伊利亚随笔》问世前，兰姆在写给出版者的一封信里说，他想在文集前加一段“献给友好而贤明的读者”的题辞——某种序言性质的文字，希望他们不要用绝对的字面意义来理解他的作品，而应把它们当作“一种饭后的交谈”；但几乎同时他又打消了这一念头，认为这些随笔不需要什么序言，“它们全是序言”，因为“序言无非就是同读者的谈话”。将随笔写作定义为一种“谈话”，对理解兰姆文体特性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谈话的写作，意味着作者与读者处于一种平等的交流关系。面对“友好而贤明”的交流对象，写作者的语气应是亲切的；考虑到对方的判断力并对此表示尊重，这种写作又应是富于暗示性的。由于缺乏明确的目的和严密的逻辑秩序，这种“饭后的交谈”就“不可避免”地保持着“种种初始思想的不完整性”。（注：Eliaand the Last Essays of Elia,E.V.Lucas ed.,p.337n,pp.76—7,p.372n,p.68,p.67,pp,390—1n,p.32,p.162.）这里“思想的不完整性”，实际上指的是表达上的不完整状态，是“种种初始思想”的未完成状态的呈现过程。兰姆在给P.G.帕特默的信里说：“我们思想的秩序应该成为我们写作的秩序”。人们在谈话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总会有点偏离话题，“你一定得重视那些最初涌现的非连续性症状”——“那最初的混乱的无序”。从这种观点出发，作者解释了他随笔中大量出现破折号的原因（这是他此信的实际动机）：在他思考的过程中，“破折号最先出现”。（注：To P.G.Patmore,Sept.1827,The Letters of Charles Lamb,Simpkin,Marshall,Hamilton,Kent& Co.Ltd.,p.383.）这种思想秩序在《穷亲戚》开始部分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穷亲戚——是一种浑不似的人物，这是一种叫人厌烦的交往，——一种令人反感的亲近，——一种使人良心不安的因素，——这是当你事业兴旺如日方中之时，偏偏向你袭来的一片莫名其妙的暗影，——这是一种不受欢迎的提醒，——一种不断重现的羞辱，——一种度用的糜费，——一种对你尊严的无法忍受的压力，——这是一种成功之中的缺憾，——一种发迹之时的障碍，——一种血缘里的污染，——一种荣耀中的瑕疵，……这使得你的仇敌为之得意，——为此，你却要向朋友们加以解释，——这是一种可怜无补之事，——收获季节偏来一阵冰雹，——一磅蜜糖之内却加一两酸醋。（注：《伊利亚随笔选》，刘炳善译，三联书店，1987年， 第237页。）密集的破折号，使语句处于一种极为松驰的结构关系里，这种散漫的行文方式，正好吻合了主观经验的内在形式。破折号连接的一般为同位及补充说明的成分，这表明众多的语句始终停留在一个层面上，种种意念同时涌现，相互触发，却又止于萌芽状态，人们通常所谓具有同一性或纵向发展的“精致结构”几乎永无达成的希望。
《伊利亚随笔》中的话题，往往很难得到结构上的保障而贯彻始终，它们的作用似乎就是使文章获得一个起点，由此出发，各种有关或无关的因素都可能改变其发展的方向、节奏和长度，最终成为某些不相干的东西。《古瓷器》的第一句话说：“对于古瓷器，我怀有一种女性似的偏爱”，题意明确，然而不久“堂姐”便接过话题，就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开始“漫聊”起来，结果由后来者主导的谈话内容占去全文七成以上的篇幅。《牛津度假记》、《三十五年前的基督慈幼学校》等采用的都是这种构成方式。阿瑟·西蒙斯称兰姆的写作方式使人们看清“什么造就了随笔家”，首要的便是“一种美丽的无序”：彼此对立的冲击和吁求同时出现，没有主观的优选，然而无序之中却又显示出秩序，这些分离而又关联的因素以形成某种“图案”（pattern）而告终。 （注：Arthur Symons, "Charles Lamb",Monthly Review,November 1905,p.54,p.46,pp.54—5, pp.54—5.）德· 昆西认为兰姆随笔放弃持续性和精心结构的追求，其意义既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结构的“萎缩”虽使“真与美”呈露出自然形态，同时也扼制了它们的发展。（注：De Quincey,"Charles Lamb and His
Friends", NorthBritish Review,November 1848,p.194.）也有人径直指出，兰姆随笔的形式是“文学花园中最脆弱的植物之一”，只发出嫩弱的枝叶，少有“花朵那样的积极因素”，它是一种“智力的花边织物”，一种“无规则的，消化不良的产品”，这种随笔从不剪裁，而更多地“依靠作者个性的供养”。（注：B.Brophy,M.Levey, C. Osborne, "TheEssays of Elia",Fifty Works of English
and AmericanLiterature
We could Do without,Stein and Publishers,1968,p.39.）
无论是美丽的“图案”，还是脆弱的“花边织物”，都暗含着一个相同的思想，即兰姆随笔是其个性观念自发活动的产物，只是对这一产物的评价不同而已。这种思想在兰姆研究中很有代表性。实际上，兰姆尽管坚持认为思想的秩序应该成为写作的秩序，但他的写作并不是思想的赤裸表现；尽管他的随笔摆脱了早期诗歌中对形式刻意追求的痕迹，也不能说是作者个性未经修剪的结果。即便在他的那些最个性化、最不讲规则的文字中，细心的研究者还是能辨认出它们在形式上与前辈作家的渊源关系，比如《穷亲戚》开头一段使人想到富勒和布朗作品中的类似手法。（注：G.L.Barnett,Charles Lamb,Twayne Publishers,1976,p.110,p.113.）兰姆随笔的基本风格是谈话式的， 整体效果是随意的，然而那些东拉西扯的离题话、突兀的转折和松懈的结构，都是这位“训练有素的文体家”精心调理的结果，兰姆每一篇作品的诞生几乎都经历了一个“缓慢”甚至是“痛苦”的写作过程。（注：G.A.Wauchope,Introduction,Essays of Lamb,Ginn and Company,1905,p.xxvii,p.xxviii.）他只能如此， 否则“那些东西就不是他的了”。1820年“伊利亚”出现于《伦敦杂志》之前，兰姆的文学选择几乎都不甚成功，在诗歌、小说、戏剧及新闻写作诸领域均未产生一篇引起社会广泛注意的作品（与玛丽·兰姆合写的普及性著作《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除外）。而他写给朋友的私人书信，却无意中为他打开一片特殊的领域，在这里，他的气质倾向得以自如发挥，他的天赋潜能得以充分显露。在书信——一种书面交谈的体式——亲切笔调与随意结构的基础上，兰姆建构了一种特性文体。这种文体有着极强的弹性和顺应性，可以吸收英语文学古老“花园”中的神秘养分，随时因写作主体情思的变化和材料性质的差异而调整自己的形态，并使作者以往尝试的多种体裁成为显示其丰富性的有效成分。
与其说兰姆选择了一种文学体式作为自己的表达工具，不如说这种文学体式拯救了兰姆，使他的写作获得了生命。作者也以自己独有的思想方式为英语散文的传统注入新的活力。在前辈随笔家培根以密集的阵容宣讲道德教义，斯梯尔、艾迪生以智慧而略为僵硬的口吻展开温和的社会评论的地方，在同代人哈兹里特、德·昆西使随笔成为精致的批评和诗化散文的时候，（注：O. C. Williams, Introduction, TheEssays of El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0,p.x,pp,vii-viii.）兰姆采用了一种更为灵活的交谈体式， 它既接近于蒙田所创“尝试性谈论”的随笔本义，也顺应了19世纪英国期刊文体趋于亲切随意的时代风尚。
二
沃尔特·佩特在一篇专论中说兰姆的散文“彻底地实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写作时如此紧密地贴近实际事物的具体性，它们的任何部分都不曾因为纯粹的抽象理论的介入而在他的视野里模糊起来，在一种无限的同情中，他赢得了一种持久的道德影响”。（注： WalterPater, "The Character of the Humourist :Charles Lamb",The Fortnightly Review,September 1,1878,p.466.）文中特别提到兰姆的《扫烟囱的小孩礼赞》，并将它与威廉·布莱克《扫烟囱的小孩》一诗归入同一种“悲悯情调”。雇用或强迫儿童从事扫烟囱的职业，在1840年被废止之前，曾是英国社会关注的道德焦点。孩子们涂满炭污的头脸出现于烟囱高耸的顶端时，常常高喊“扫啦！”（sweep ）以通知雇主工作完成，并作为招揽生意的广告。对此情景布莱克写道：“雪中一个黑色的小不点，／‘扫啦，扫啦’凄厉地呼喊！”诗中“扫啦”的原文用“weep”（哭泣）替换了“sweep”， 这既可能是实际听到的声音（“sweep”从烟囱顶端传下来，前边的清辅音“s”模糊不清），更可能是诗人主观的感受。兰姆《扫烟囱的小孩礼赞》一文，在某种意义上是布莱克《扫烟囱的小孩》的翻版。作者说他喜欢那些“细嫩的嗓音”：“他们稚弱的职业声调，听上去就像小麻雀的唧唧鸣叫（peep）”。这里兰姆用“peep”替换了布莱克的“weep”，将后者感受的凄惨哭泣转化为轻快的鸣啼。这篇随笔在1822年5 月号《伦敦杂志》初刊时还有一个副标题：“五朔节抒怀”，明白地指示出与布莱克同题作品的不同情调。有论者分析道，兰姆以“嬉戏的轻松态度”处理扫烟囱小孩的悲惨生活，没有直接呼吁立法禁止“如此不可原谅的残酷”，也没有抗议那个“无情的社会”，不是作者没有同情心（他待他们很慈爱），他的那些话是看见“苦难的个人”从心里产生的一种感觉，而不是看见“人类的堕落”从头脑中发出的理性表达；然而从儿童的不幸遭遇中看见欢乐，这种同情便显得肤浅和有限，未能达到仁爱（philanthropy）的阔大境界。（注："Charles Lamb's Essays", The Methodist Re-view,May 1887,p.388,pp.384—5.）
《对于京城乞丐衰落的抱怨》也是类似的情形。兰姆反对英国议院减少伦敦乞丐的动议及有关收容措施，视乞丐的褴褛衣衫为大都市中具有观赏价值的“风景”和“名胜”。将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轻松化，使之变成令人愉悦的审美对象，的确“彻底地实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的疑虑。上述评论和佩特的观点，都是从“具体性”这一角度来解释兰姆的审美趣味和道德态度的。后来有论者把佩特等人的观点加以发挥，认为兰姆是一个“具体主义者”（particularist）。他看重的是事物的直接性质， 无论做苦工的儿童还是困厄的乞丐，无论广场上的古钟还是拥满人群的伦敦街市，它们的消失将使人类在感受世界的具体性以及由此构成的丰富趣味性方面变得贫困起来。（注：B.Jessup,"The Mind of Elia",Journal oftheHistory of Ideas,April 1954,pp.257—8,pp.252—3.）着重于事物的具体特性是兰姆所处时代的文学风气。以前作家们习惯于用总体的方式处理题材，后来则更注意事物的细节。这首先表现在游记、小说方面，新时代的写作方式以其对风景、服饰和其他社会风习的细致描绘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兰姆将这种方式引入随笔写作的领域，改变了从培根至斯梯尔、艾迪生一脉沿续的偏重抽象道德教诲的传统局面。兰姆随笔细节安排的有效程度超乎时人的意料：“穷亲戚”介于亲昵与敬畏之间的窘促的敲门声，“扫烟囱的小孩”微笑时牙齿上惊动黑夜的闪光，“南海公司”堂皇而神色抑郁的砖石大厦，对朋友的婚姻生活艳羡、妒忌又无奈的老“单身汉”，“三十五年前的报纸”专栏记者笔下追踪的太太小姐们的肉粉色长统袜……读者不是远远地向着渴望的方向张望，而是“看见了事物”。（注：H. T.Tuckerman, "Characteristics of Lamb",The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September 1840,p.654.）
这种“具体主义”在兰姆随笔写作中最“积极的”成果大概要算《女巫和另外一些黑夜恐惧》。文中描述了作者儿时看到《圣经》故事中的恐怖插图后的心灵伤害：从四岁到七八岁，“夜的孤单与黑暗便是我的地狱”，“即使在白天，如果不把脸朝向窗子，我一次也不敢走进睡觉的房间”。而父母根本不知道将幼小的孩子单独留在黑暗中会是怎样的情景——夜间醒来对于友爱手臂和亲切声音的无望探求如何震撼着他们可怜的神经。更严重的是，“那面目可憎的图画”“将一种样式赋予我的梦”，以致“我的想象也采取那种形式”，它在孩童的内心让种种恐怖沿着特定方向生长出来，成为永久的“原型”和“蓝本”。作者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有他的朋友李·亨特之子的教养环境，避开“迷信的玷污”。（注：Elia and the Last Essays of Elia,E.V. Lucased.,p.337n,
pp.76—7,p.372n,p.68,p.67,pp,390—1n,p.32,p.162.）诗人骚塞认为兰姆的“现代哲学”方法不是儿童成长的“应走之路”，并得出结论：《伊利亚随笔》一书缺乏“更为健康的宗教感情”。（注：Elia and the Last Essays of Elia,E.V.Lucased.,p.337n,pp.76—7,p.372n,p.68,p.67,pp,390—1n,p.32,p.162.）对此当代学者蒂勒森指出，兰姆揭示一个特定的儿童心理是怎样，而非惯常所相信的“应该怎样”。兰姆是最早发现儿童心理为文学表现的重要领域的作家之一，《女巫和另外一些黑夜恐惧》中包含了狄更斯之前英国文学对儿童心理的最深入的记录。本篇表现出的“以生活的本来面目描绘生活”的写作方式，是19世纪中叶小说家追求的最高准则，兰姆则是这种写作倾向的先导。随笔临近结束时，作者紧张的情绪又轻松起来，“我现在已经平静，进入到写散文的适宜状态”，回忆中“那不祥的内陆渐渐沉落”。论者认为这样的结尾方式穿透了喜剧和崇高，这在当时没有一个诗人“胆敢”采用。（注：G.Tillotson,'The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Certain" Essays of
Elia",Some British Romantics,J.V.Logan,J.E.Jordan,N. Frye,ed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6,p.96.）
如果把《扫烟囱的小孩礼赞》、《对于京城乞丐衰落的抱怨》及《女巫和另外一些黑夜恐惧》朗读一遍，便会感觉到这些随笔从头至尾几乎没有几句话是直截了当的，几乎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和值得读者记住的结论，（注：A.Birrell,"Charles Lamb",
Macmillan 'sMagazine,May 1886,pp.276—7.）有些方面甚至可能如骚塞所说缺乏“健康的”的感情；而从另一角度看，它们又呈现出生活的具体性、丰富性和复杂性，某些内容和表达形式展示出文学的新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程度。作者似乎无意专注于某一事物和情感的完整表现，他注意的是它们中间的一个个片段，与它们相关或对立的内容都可能得到容忍和同情，这使得他的思想及情感立场令人捉摸不定。在《不完全的同情》中，兰姆对自己所属的精神类型做了细致的剖析：
我所指的那些具有这种官能的人，他们的心智是暗示的而非综合的。他们从不自命具有非常清晰或准确的观念，或能以清晰准确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观念。他们智力的库藏中（坦白地说）没有什么完整的物件。他们满足于分散的真理碎片。真理也从不向他们显示她的正面——最多是其容貌的侧影。他们对于某一体系的最大奢望不过是些隐指与瞥视，初始与粗陋的尝试。它们或可挑动起一个小小的游戏——而后将它留给那些更为复杂的头脑、更为强健的肌体去完成。照亮它们的光不是北极星般固定持久，而是变换闪烁的：时而盈满，时而暗淡。他们的交谈依情况而变化。他们常随意说出一句情理之中或情理之外的话，无论是非曲直都由它去，并以此为满足。他们不会总像在宣读誓言似的那样讲话——理解他们说出的话或写出的东西必须打几分折扣。他们很少等到事情的成熟，而在嫩绿的抽穗期便将它投进市场。他们乐于将那些才露头角的有缺陷的发现公诸同好，不会等到它们充分发展。他们不是体系化者（systematizers），而只会在探试中更多地误入歧途。（注：Eliaand the Last Essays of Elia,E.V.Lucas ed.,p.337n,pp. 76—7,p.372n,p.68,p.67,pp,390—1n,p.32,p.162.）这种反体系的思想方式使他可以同时欣赏对立物的双方，某一特定时刻所采取的态度“依情况而变化”（accordingly）， 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立场。他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说：“我自己应该在‘不完全的同情’这个标题的限制之内得到理解。对于人们的各个民族或阶级没有任何直接反感。个体降生并结为人群，他们各自的天性如此对立，以致无法置于同一领域。我曾遭遇我道德中对立的两极……”（注：Elia and the LastEssays of Elia,E.V.Lucas ed.,p.337n,pp.76—7,p.372n,p.68,p.67,pp,390—1n,p.32,p.162.）。
兰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其作品不具任何功利意义。作者以审美的方式谈论沉重的内容，将问题的核心轻松化，如美国新人文主义者莫尔所言，自然主义者眼中的残酷图景变成了轻快的游戏。（注：P.E.More,"Charles Lamb", Shelburne Essays,second series, G. P.Putman's Sons,1905,p.94.）然而在看似未经预谋的散漫叙述中，兰姆似乎没有真正放弃社会教益的目的。1824年一位诗人编辑了一本《扫烟囱小孩的朋友及其文选》，目的是让人们在“孩子们登高生涯的艰辛”里感觉到“兴趣”，从而导致立法以缓解他们的痛苦，其中兰姆的名字被排入“最受欢迎的几位作者之列”。（注：Elia and the LastEssays of Elia,E.V.Lucas ed.,p.337n,pp.76—7,p.372n,p.68,p.67,pp,390—1n,p.32,p.162.）
从整体上看，相信感官尝试到的事物与人类行为的具体性、多样性和变化性，反对认识的体系化，使兰姆的具体主义表现为思想上的怀疑主义和道德判断上的相对主义。其特点在于对任何形式的信念系统的微妙逃离，其方法是让它们在种种具体描述中面目模糊，以至变为对自身的嘲讽（《论烤猪》），或者视为“文明的游戏”（《拜特尔太太谈打牌》）。而当具体事物取代抽象体系成为表现的中心景象，这种具体主义便是佩特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了。
三
尽管《伊利亚随笔》的文体及思想呈现出非连续的、变动不居的随意性面貌和反体系倾向，但进一步的阅读表明，它们具有某种一致性，某种贯通始终的精神和不变的追求，那就是对生活的信仰，正是这一点使作者与众不同。西蒙斯说兰姆是“生活的天才”，他的写作才能只是生活才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部分是留给别人怀念他用的”。（注：Arthur Symons, "Charles Lamb",Monthly Review,November 1905,p.54,p.46,pp.54—5, pp.54—5.）几乎可以认为，只有从近乎宗教信仰的角度解释兰姆的生活态度，才可能理解他的人格与写作的精神气质，以及这种精神气质对他个人和他所属时代的意义。
在给华兹华斯的一封信里兰姆写道：“我的理论是享受生活，可我的实际却正相抵触”。（注：March 20, 1822, The Letters
ofCharles Lamb,Simpkin ,Marshall,Hamilton,Kent & Co.Ltd.p.296.）兰姆是家中的幼子，六兄姐中四人早夭。其父为内殿法学院主管律师的助理兼仆人，兰姆在法学院内出生并度过学前的时光。主人家的贵族气派赋予兰姆精致的生活及艺术品味，而父亲作为仆人的微贱身分则带给他与生俱来的自卑，这增强了他追求“高贵”生活的本能要求。然而构成他生活内容的却是一系列失败和打击：基督慈幼学校的孤独，天生口吃剥夺他“在高等学府怡情悦性”的机会。21岁时因失败的爱情一度住进精神病院，同年其姐玛丽在精神错乱中误杀母亲，兰姆亲见事发现场，那“恐怖的一幕”永远改变了他的生活，未及尝试青春的浪漫便独立承担起照顾玛丽和家庭的经济负担。从1789年起先后在“南海公司”和“东印度公司”度过了36年的普通职员生涯，特别是在东印度公司长达33年的簿计工作，对兰姆精神品格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在写给朋友们的书信里对此深怀感触：“你不知道，日复一日，从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全部的黄金时间，没有放松，没有插曲，不断呼吸着四壁之内禁闭的气息，让人有多烦闷”。这只“沉重的手”给他带来的还不在于“眼前的痛苦”，而是它“拿去了获释的希望”（1822年3 月20日致华兹华斯）。几十年来， 像囚徒一样拴在写字桌旁， “我差不多跟桌子的木头长成一体了”（1822年11月11日致B.巴顿）。这个巨型贸易公司的商业事物几乎占据他的一切：“我的大脑、皮肤、血肉、骨骼、身躯、灵魂、时间，都是它们的”，总之它们“拥有我的肉体和精神”（1820年1月10日致柯尔律治）。 然而兰姆接受了这一切，表现出一种“神圣的屈从”。他说：“我决心在邪恶中快乐地生活。我试图认为，所有人都不过如此，并且尽可能低地估计人类的本性。这样看问题，一切超出预想的品德，都是上帝的赠予和美好的例外”。（注：B.Jessup,"The Mind of Elia",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April 1954,pp.257—8,pp.252—3.）他相信，只要以宽忍的精神生活着，生活终将弥合它自身的缺憾，如果不是这样，那也无可修补。
与同时期作家的革命主张相比，兰姆显得谨小慎微。他生活的年代里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如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英法战争，拿破仑征战欧洲，英国议院改革以及纺纱机和火车头的发明，这些都没有对《伊利亚随笔》产生多少影响（只有《三十五年前的报业生涯》稍稍触及法国革命）。他甚至站在英国文学主流之外，友人柯尔律治、华兹华斯及骚塞等人的浪漫主义激情不能使他兴奋，却热心于伊丽莎白时代的往日荣耀。（注：O.C.Williams,Introduction,The Essaysof El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0,p.x,pp,vii-viii.）德·昆西说，兰姆“从一代代新的革命喧嚣前面退却”，沉溺于“怀旧与家居生活的没落形式”。（注：De Quincey, Charles Lamb,Biographical Essays, Tick nor and Field,1861,pp.168—9.）哈兹里特在《时代精神》里说，兰姆“不在人群中阔步”，他离开人行道选择了一条相反方向的“地下途径”，以便“躲避现在”，退居宁静的内心生活。他又说“伦敦的大街是他的仙境”，那里充满童年的神奇，兰姆所做的就是“将其平庸的传统编织进光亮无边的浪漫”。（注：W.Hazlitt,The Spirit of The Age, J.M.Dent & Sons,1928,p.348.）实际上兰姆的兴趣中心就在“伦敦的大街”，那是他生命的安慰和灵感的源泉，没落和浪漫是他借以抒发都市生活情感、使之更富效果的手段。在华兹华斯邀他到乡村小住时，兰姆在回函中写下了一段著名文字：
我的日子全是在伦敦过的，爱上了许多本地东西，爱得强烈，恐非你们这些山人同死的大自然的关系可比。河滨路和舰队街上铺子的灯火，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和顾客，载客和运货的大小马车，戏园子，考文特花园一带的忙乱和邪恶，城中的风尘女；更夫，醉汉，怪声的拉拉蛄叫；你如不睡，就会发现城市也没睡，不管在夜晚什么时刻；舰队街不会让你感到片刻沉闷；……所有这一切都深入我心，滋养了我，怎样也不会叫我厌腻。这些景物给我一种神奇感，使我夜行于拥挤的街道，站在河滨的人群里，由于感到有这样丰富的生活而流下泪来。这种感情可能会使你们感到奇怪，正同你们对乡野的感情使我觉得奇怪。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不是把我的心一本万利地借给这些城市景物，那我这一生又在干什么呢？（注：January 30,1801, The Letters of CharlesLamb,pp.156—57，译文见王佐良《并非舞文弄墨——英国散文名篇新选》，三联书店，1994年，第122页。）正如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 ·序言》是大自然浪漫精神的宣言，兰姆的上述文字则集中体现了商业大都会的神韵。
在浪漫主义者不堪忍受都市的嘈杂与罪恶而吟诵单纯原始的乡村生活时，兰姆却在街道拥挤的人群中为有“这样丰富的生活而流下泪来”。他像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接受生活的全部教义：它的丰富性和自足性，及由此而来的福佑和毁坏。在他看来，上帝只创造了一个世界，如果要在这唯一的世界上快乐地活着，只有将心“一本万利”地投入进去，除此别无选择。就像卡莱尔曾对他嗤之以鼻，兰姆也厌倦于不知节制的“雪莱主义”和跟世界作对的“拜伦主义”。（注：To B.Barton,October 9,1822 & September 11,1822,The Letters of CharlesLamb,p.303,p.300.）在《退休者》中他借用一句话为自己36 年的职业生活做了总结：“在繁华的伦敦市，我是一个小小的职员”。
与乡村“死的自然”（dead Nature）相比， 都市日夜不息的生命流动令他感动，同时他也痛切地意识到个人生活的卑微与烦闷。这使他产生一个强烈需求：赋予烦闷的日常事务以趣味，让卑微的个体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品质，以期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补偿。《南海公司》的职员，如同他们的作者，尽管地位微贱，但都相信自己有着某种高贵禀赋而不同于芸芸众生。作者用伊丽莎白时代崇高华美的言辞满足他们对于“重要性”的渴求，同时又以戏弄的语气对他们的虚荣加以同情地嘲讽。现实中的微贱与想象中的光荣之间的落差令人感伤，但这种情绪被同时产生的喜剧效果冲散，使情感保持于一种平衡状态。作为“伊利亚”名下的第一篇文章，《南海公司》为整个《伊利亚随笔》定下了基调，商业都会的时代气息，苍凉幽深的怀旧情绪，私人生活的壮丽展示，自我局限的反讽意识，相互对立的矛盾情感，都在一种游戏的语气中调和起来，显示出兰姆独具特色的幽默精神。
这种幽默精神的核心是一种宽忍的处世态度，其目的是同生活和解。作者在写作中“纷纷然遭遇往日的失望”，让过去的挫折和对头“在想象里”得以克服或宽恕。（注：Elia and the Last Essays of Elia,E.V.Lucas ed.,p.337n,pp.76—7,p.372n,p.68,p.67,pp,390—1n,p.32,p.162.）《梦中的孩子》里那曾给他造成精神伤害的昔日恋人，幻化作他自己的儿女，听他讲述“他们死去的可爱的母亲”，正当此时，孩子们离他而去，告诉他那不过是“比虚无还不如”的梦幻；现实没有改变，而他的哥哥约翰却在不久前“永远地去了”。兰姆的幽默基于深层的沉重，往往“在某一时刻，不知不觉地把读者从欢笑转回到哭泣”。（注："Charles
Lamb'sEssays", TheMethodist Review,May 1887,p.388,pp.384—5.）但作者不想改变什么，而是在一种悲剧的崇高感觉中，重返卑微的生活。
在《关于上世纪的喜剧》中兰姆写道：“我承认我自己高兴有一段时间到道德良心的严格管辖之外透透气，——别总生活在法院的控制区域里面，——而时常做做梦什么的，去想象一个没有任何干预限制的世界”，这样“我就能以更充沛更旺盛的精力回到监禁我的囚笼里去，我就能更满意地带着镣铐，因为呼吸了一股想象的自由空气。 ”（注：Elia and the Last Essays of Elia,E.V.Lucas ed.,p.337n,pp.76—7,p.372n,p.68,p.67,pp,390—1n,p.32,p.162.）这段话可以说是英国商业时代的人生观与文艺观独到而又颇具典型性的表达。其独到的典型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它是英国拘谨传统的组成部分，植根于18世纪的虔敬思想，并下启维多利亚时代的自我抑制精神。（注：G.Watson, Lamb, Hazlitt, De Quincey,
TheLiterary Critics:A Study of English Descriptive
Criticism,The Woburn Press,1973,p.123.）兰姆本质上是一个规矩的市民，虽然在写作中经常不拘形式，有意惊动习俗，但在“任何其它场合”，他都会赞同与之相对的立场，而在他所有不够节制的地方，都含有某种“好职员”的内容。 （注：Arthur Symons, "Charles Lamb",Monthly Review,November 1905,p.54,p.46,pp.54—5,
pp.54—5.）二、它反映了社会进入商业时代的心理需求。压抑、受挫、失望和焦虑是商业社会中的普遍情绪，公众对前辈作家的道德教化已失去兴趣，对同时期浪漫主义者的激进或隐退的内心独白缺少相应的辨识能力和足够的耐心。此时兰姆却将注意力由关心作者主观情感的精致表现转移到文艺作品给观众读者造成的情感效果，让人们在自由乃至放纵的愉悦中暂时忘却通行的道德准则，以复活那消耗殆尽的热情，从而使生活变得更可忍受。
这种自我抑制的自由主义，表现了兰姆幽默精神超乎想象的容受性。一方面，在东印度公司的记帐室里，他以33年不变的忘我精神、处理业务的高效率及商业文书写作的准确简洁，成为行业中人的“典范”（patron saint）；（注：A.Birrell,Introduction,Essays of Eliaand Last Essays of Elia,J.M.Dent & Sons Ltd.,1954, pp.xiv—xv.）另一方面，在《伊利亚随笔》中，他用亲切的、无拘无束的交谈方式，仿佛在向知心朋友而非社会大众诉说自己内心深处对于生活的失落感，同时以嘲弄的语气和故作崇高的修辞淡化感伤的个人色彩。这种节制而富于个性感染力的文体，在公众心里形成一种“私人话语幻象”。（注：G.L.Barnett, Charles Lamb,Twayne Publishers,1976,p.110,p.113.）西蒙斯说，在拥有柯尔律治、华兹华斯和雪莱一类人物的“伟大时代”里，唯有兰姆的感受是“准确无误的”。在别人“直截了当”地往目标挺进而步入迷途之时，他看似总在中心之外漫步，但走的却是近路，因而比他们任何人都“更靠近中心”。（注：Arthur Symons, "Charles Lamb",Monthly Review,November 1905,p.54,p.46,pp.54—5, pp.54—5.）这样兰姆便因其对于现实生活的适应性和对于变化中的商业社会需求的敏感，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成为“时代精神”的体现者。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F.R.利维斯编辑的《批评集》中收录的一篇文章。作者汤普森认为，兰姆所以能上升为“经典”，是因为他“用退化了的文学要求去满足未受教育的读者”。他不让读者为自己“重新确定方向”，不去“惊扰”他们的自满自足，而是迎合他们的“非理性、怪癖和偏见”。兰姆的崇拜者多为那些“对严肃艺术与理性怀有敌意”者及“大街上没有思想的人”，他们敬佩兰姆的文体，是因为那些闲聊的片段组合成的随笔就像一个信筒，“不加区分地吞进大众邮件”。而兰姆留给后人的“主要恩惠”还不是他的文体风格，而是他的“虚假人格”（fake personality）：在严肃文学被认为是“可疑的”、“远离人群的”时代，作家最好还是小心谨慎地“向读者认同，服从他们，采取他们能够理解的态度”。（注：D.Thompson,"Our Debt toLamb",Determinations:Critical Essays,F.R.Leavis ed., Chatto
&Windus,1934,pp.202—11.）文章作者虽意在否定兰姆，却从另一意义上支持了本文试图说明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