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模式的选择与再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选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生了两件有关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一是在改除苏联模式弊端的进程中，苏东发生了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二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初步形成。这两者的极度反差，激起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模式的进一步思考，苏联模式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这种选择有没有其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模式能不能创新？中国是如何对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再选择的？这些问题是我们深刻反省苏联模式的利弊得失、自觉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必须首先弄清楚的问题。
（一）
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选择社会发展模式时主要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是社会实践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国情，从本国实际出发选择社会发展模式；二是理论指导问题，即如何正确对待和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社会发展既不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又不脱离本国的实际。
从社会实践上看，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下列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上？社会性质是由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直接决定的，而生产力是判断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完成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现实社会主义与马恩所论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处于不发达阶段。然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对这个问题，在认识上并未完全处于清醒的状态，要么将社会主义混同于过渡时期，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要么将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误认为是发达阶段，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经过建国以来近30年的摸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才搞清了“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2页）
第二，经济文化处于何种发展水平上？应如何改变？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之初仍然是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农业国，工业化、生产的社会化和商品化程度极低，社会经济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国民文化素质普遍低下，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大量存在，公民的民主法制意识淡薄，在全国范围内由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条件还远不具备。在解决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之间矛盾时，各国普遍存在着失误。没有始终如一地把握住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是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是片面地变革生产关系，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致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脱节。结果不仅没能很好地利用优越的社会制度促使社会生产力有一个相应的大发展，相反造成了社会生产发展的混乱和停滞，在当代历史进程中多次错过有利的发展机遇。
第三，社会力量构成状况怎样？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是由“职业革命家”带领尚未完全觉醒的群众采用“突然袭击”方式进行的。所以，革命取得胜利后无产阶级几乎是小生产者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再单凭少数革命家的热情是不能奏效的。如何迅速壮大无产阶级队伍和迅速提高自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素质？如何正确对待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新的知识分子？如何处理好与小生产者的关系和建立稳定可靠的工农联盟？这都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能否巩固的严峻问题，是执政党制定政策的立足点。
第四，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引起了资本主义各国的恐慌，他们联合起来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以及后来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围攻与扼制也是一种必然。但社会主义国家客观上亟需用先进的技术装备来改变落后状况，亟需资金发展社会经济，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尽管资产阶级不会对社会主义国家主动伸出援助之手，但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和广泛联系的世界市场，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有开放的可能性。应不应该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怎样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肯定的成果发展自己？社会主义各国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出慎重的抉择。
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为分析工具，以资本主义发展中心地带的社会基本矛盾与发展趋势为研究对象所得出的结论。马恩的一些论断与社会主义国家之现实，显然没有定位在同一社会发展层面上。这使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处于两难境地：如果照搬马恩创立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在许多方面不能直接回答现实存在的问题；反之，又担心失去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特质。如何从实际出发，选择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
（二）
苏联模式是在谋求解决上述矛盾和突围困境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始于十月革命后的列宁时代，成型于二三十年代的斯大林时期，流行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各国。苏联模式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的主要特征是高度集中和高度集权。其形成的原因，一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客观需要，二是教条地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必然，严峻的国际形势所迫也是一个因素，斯大林性格的专断有一定的影响。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俄国向共产主义社会直接过渡的尝试。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领导就马上着手准备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他们虽然预计到国内普遍存在的小生产者会给直接过渡造成阻碍，但又相信这种阻碍是可以克服的。国内战争时期，小生产者唯恐地主和资产阶级复辟后对自己的伤害与吞噬，屈就着“自私和散漫”的本性，暂时服从国家对他们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管理、监督和计算，这种表象更增加了俄共领导对直接过渡的自信。但是，当战争结束以后，国家仍然要对他们的经济活动实施绝对领导时，他们就再也不能容忍了，1921年春天，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极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迫终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使列宁认识到，如果没有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同意，无产阶级就不可能使俄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只有经过一系列“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的办法，才能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509页）
新经济政策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实行农业合作社，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之目的在于“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做买卖的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要的一切。”（同上，第768 页）通过合作社与千百万小农结成联盟，来改造小农的私有习性并把农业经济纳入国家管理轨道。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和方式。列宁认为商品、货币、市场等概念虽然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但在目前资本主义要比小生产和与小生产者相联系的官僚主义好得多，恢复资本主义就是恢复无产阶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强调，对商品、货币、市场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加以利用。另外，新经济政策在政治方面十分强调国家权力的作用。列宁说：“我们所说到‘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上，第670页）这种把党与国家并列， 尽管在无产阶级先进部队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而无产阶级又只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小部分的情况下，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却为后来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在理论上埋下了伏笔。
农业集体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加速实施使苏联模式的形成走上了快车道。1936年苏联宣布进入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也随之基本定型。在由国家来统一组织和管理整个社会生产的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上造成的结果必然是高度集权。首先，政府是社会经济唯一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加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政府机构和人员的加速膨胀过程，政企不分、机构臃肿、人员庞杂、官僚主义、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由此而生。其次，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当社会经济按本身规律运行而国家计划又不能容忍时，以集权的行政命令成为政府的经常行为。再者，由于无产阶级队伍相对弱小，缺乏管理经验和知识，制定经济计划和协调经济发展的任务自然而然地高度集中到了少数人身上，政企不分发展成了以党代政。
苏联模式能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广泛推行，原因在于：第一，苏联模式使苏联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的转变，并经受了二战的考验，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选择苏联模式理所当然。第二，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状况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基本相同，效仿苏联模式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第三，苏联模式与人们当时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相一致，选择苏联模式也有其理论依据。第四，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也是苏联模式得以推广的重要原因。
（三）
社会主义模式是社会主义本质借以有效实现的手段、方式和途径，它可以而且必须不断地创新。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是对苏联模式重新认识和对新模式的探索，但社会主义模式有其社会主义性质的规定性，在创立富有生机的社会主义新模式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一个前提，遵循三个原则。
一个前提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革的目的在于革除生产关系中不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经济基础的旧模式的弊端，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创新模式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这就是说在探索新模式的过程中，决不能迷失社会主义方向，决不能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必须在坚持这些的前提下，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时代要求，来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原因就在于此。
第一条原则是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页）社会主义模式应根据本国的历史条件、社会特点、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的意愿来选择。充满活力、丰富多样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繁荣昌盛的标志，也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模式、匈牙利道路等都是对苏联模式创新的尝试，可惜的是在接下来的模式探索过程中放弃了应遵循的前提，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明确了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着眼点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现实。
第二条原则是要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反思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既有正确的理论也有错误的认识，既有顺风时的高歌猛进，也有逆风时的发展低谷，关键要正确对待历史。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升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选择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第三条原则是要认清国际环境和把握时代特征。社会主义建设首先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的，但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当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脱离国际大环境，更要符合时代特征。这就要求社会主义模式的创新必须要放在世界和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使社会主义建设与时代同步，并成为时代的主流。中国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滑坡的关键时刻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是与正确认识复杂变幻的国际局势，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冷静沉着地对苏联模式进行创新分不开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形成的时代背景。
模式的再选择过程是结合当代国际国内新情况，不断克服苏联模式弊端和探索更适合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的过程。在社会主义改革大潮风起云涌之际，极个别国家僵化地对待苏联模式，固守传统，不思变革，使社会发展失去了活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不到体现。苏联东欧诸国彻底放弃马列主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从改革走向改制，重新返回到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中国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符合国情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和进步举世瞩目。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指针；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全面探讨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成功地实现了模式的再选择，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模式创新提供了新鲜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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