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的金融开放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战略论文,金融论文,总体方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然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会给大家留下很多未来可以继续完善的印象，但是，从它开放的内涵、业务升级的范围、采用的市场化手段上，我们都能感受到上海正在充分用好政府赋予的制度红利，正在落实创新驱动的国家发展战略，正在肩负着为全国开拓一条新时期转型发展的成功之路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对于增强中国社会对未来繁荣发展的信心，无疑是一个非常及时的——发展主动权又回到我们身边——重大的“利好”事件。为了能让其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持续正面影响，我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谈一些金融要素管制放开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金融开放加速和金融风险管理的平衡问题
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今天“一行三会”领导最关注的问题。虽然，在管理方式上达成了很多共识，但是真正操作起来确实难度很大，日本和东亚国家当年的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它们和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渐进战略完全相似，在成功地完成了经济腾飞，进入到金融开放推动产业优化的阶段，都出现了巨大的挫折，甚至断送了前期经济腾飞的“东亚奇迹”。而且，令人寻味的是，一开始金融开放的谨慎态度根本不亚于我们现在，回应了很多当时海内外的担忧和唱空东亚经济的言论。但是，墨西哥危机爆发后，没过两年，东亚就出问题了。事后分析，我们都能找到它们做得不对的千百种理由：比如，币种错配、期限错配、产业空心化等。事实上，东亚国家造成这些结果(不能把它们看作是东亚危机的原因)的最大根源就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一开始经济腾飞阶段，压制金融开放，确保利率和汇率处在一个“低位”的水平，这有利于制造业的融资和出口，但是，当出口市场饱和，企业流失海外的时候，这些国家都试图通过金融开放来促进产业升级，但结局就是导致发生了上述现象，最终逃脱不了危机。第二阶段金融开放时，实际上让大家疏忽的问题是资金正在游离于实体经济部门之外(一般而言，金融开放所导致的资产价格的变化速度和程度都要高于其他经济指标变动造成的价格变动，这样很容易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向，造成效率损失)：股价的虚高，甚至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当初都被理解为产业升级带来的必然效应，所以，谁都没有重视，直到再过几年，危机全面爆发时大家才知道东亚模式也走不通。
另外，东亚国家的金融开放战略和拉美国家以及前苏联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市场改革的方式完全不同，是典型的教科书式“渐进模式”，而且一开始大家真的相信只要采取这种模式，拉美和东欧民营化改革就一定会成功，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一直很困惑“渐进模式”的失败，认为只有“爆炸式”的改革开放，才会造成失败的结果，最后，很多学者把在我看来是将“结果”的问题放到了“原因”层面上去解释，终于得到了一种安慰，就是东亚也是自己没有按另一本教科书式的模式(资产结构平衡模式)推进。
今天我们可能都已经淡忘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且历史上这类危机从来没有间断过)，或者自认为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中国不会再出同样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Rogoff先生发表专著《这次不一样吗？》，他的结论是从800年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中找出来的——都一样！所以，在今天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战略进入到一个全面推动阶段之际，我想提一个醒：那就是危机的最大原因不在于速度的选择，甚至顺序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金融发展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需要，而且在起初金融开放阶段，由于繁荣的状态(实际上已经演变成非理性的繁荣)，谁都没有在意风险，坚信金融开放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功。
所以，今天为了减少这样的风险，确保上海自贸区不会成为投机冒险家的乐园，我们一定要重视“价值链金融”服务模式。即使后续可能会发生来自内、外金融领域的负面冲击，也不会让中国整体陷入到像东亚那样系统性风险全面爆发所导致的金融危机的困境中去。再退一万步说，即使陷入金融危机，也会像美国那样，不会损害自己实体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而且金融风险是由参与到上海自贸区的所有内外投资者和相关利益者共同分担。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是开放的国家，某种意义上，都无法避免外部冲击，甚至无法逃脱危机的困扰。但危机造成的严重后果，对当事国来说，自己承担的代价就会小多了。我们应该把其中“扩大投资领域开放、加快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完善行政法制领域的制度保障”的四个重要事实环节，理解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互相割裂的任务。更不能像过去那样，片面理解为新一轮开始抢夺“政策红利”的绝好机会的到来——寻求区内和区外可能存在的巨大的套利“空间”。
总之，市场所有的参与主体，无论是贸易服务业还是金融业的，无论是市场投资者还是市场监管者，都应该认清一个事实“开放”一定会带来“繁荣”的效果。但是它有两种形态：一是市场资金追求套利机会所带来的短暂的、高成本的非理性繁荣上，往往只停留在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局部繁荣(或者以它为主角带动相关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热潮)；另一个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建立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的“价值链金融”模式所带来的长期的低成本的理性繁荣，它的经济效应，就是大家期待的由“资本、技术、人才”等核心要素的自由流动所创造的经济的繁荣。一句话，我们不能仅仅以眼前繁荣的现象，来衡量上海自贸区发展的健康状况和国家金融稳定的程度。
二、为何要“一线放开、二线管住”？
虽然，今天大家通过集思广益、深刻挖掘，对上海自贸区的重要意义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都有了较高程度的共识，但是，对自贸区未来的运作机制，尤其是区别于以往“政策红利”(保税区、工业园区等)的新探索，认识不足，甚至判断这轮“制度红利”是否出尽，还在期待国家财政货币政策是否会为园区出台一套特殊的优惠措施，或者还在等待国家尽快公布一个“先放开管制”所涉及领域的“清单”，以便明确自己的着力点和制定出自己争抢红利的计划表。于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今天反而导致不少人对“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非常迷茫，但又为了不错失即将到来的这次巨大的“红利”机会，很多机构已经在争先恐后、想方设法要找出一个“创新”的理由，争取能挤进这28.78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中去，于是，刹那间，园区内的“寸土”还没有货真价实的“开垦”，就已经变成了能够形成巨大财富价值的“寸金”。
我觉得不管“自贸区”的繁荣是靠“服务贸易”拉动，还是靠“投资便利性”的机制取胜；是靠“税收优惠”的覆盖面进一步拓宽所产生的吸引力驱动，还是靠建立一个大胆的“金融开放”环境来支撑，都不能离开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发展阶段、禀赋制约、虚实比例等因素)的发展准则，也不能违背市场规律来盲目构建一个不可持续的、“同质化”的“创新驱动”模式。所以，这样一种高难度的要求，就必然让我们看到了“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境内关外)战略的重要意义(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货物贸易管理要求的变化上)。
“一线放开”，是为了通过(尤其是要素市场)对外开放，比如，引进人民币离岸业务，提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等，来倒逼各级政府的管理机制要尊重和引进市场规律，从而打破过去遗留下来的、靠我们自己难以推翻的垄断格局和行政管制壁垒；“二线管住”，就是要确保这一轮的改革必须符合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将任何危及“国家安全、金融稳定、社会安宁”的“做空”中国经济的力量牢牢地挡在国门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上海自贸区的管制“放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和保税区一样，是“别人没、自己有”的一种政策红利的分享，而应该看成是检验自己创新驱动能力、转换打造财富方式的尝试——如果成功，那是自己的付出，获得了市场认可所应有的回报，而不是政府扶持的结果，更不应该产生“国进民退”的现象。如果失败，那是自己准备不足、内功不够的真实反映，而且这种由自己决策所造成的错误应该由当事人自己承担，不应该由国家埋单(这也是过去的“政策红利”与现在的“制度红利”的最大区别处之一)。
如果一开始我们追求的未来“风险可控”局面，被理解为今后失败是由国家埋单，那么，今天大家奋不顾身、争先恐后地“进场抢位”的心理和“一行三会”监管部门不同程度“保守”态度，就非常可以理解了。所以，我觉得今天上海自贸区建设，应该看成是上海政府勇于承担“探索国家转型模式”重任的举动——以自己“先行先试”的改革步伐，为全国提供一个“尊重市场规律、又能防止市场失败”的“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在启动初期，实际上就是一项“放松管制、提高监管效率”的“试错过程”)。而所有上海自贸区建设的直接参与者，也都应该把他们看成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冒险家；换句话说，大家要从现在对上海率先拿到自贸区的“羡慕”乃至也向国家“争抢蛋糕”的浮躁之心，转变为“自己应该去深思如何才能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打开更多适合自己生存空间”的这份“冷静和责任”。只有这样，中央政府提出的上海自贸区模式的“可复制、可推广”要求，才有可能带来未来“市场机制的复制和效率监管模式的推广”的良性局面，避免各级地方政府无视自贸区是为了建立“市场机制和市场活力”的宗旨，重蹈覆辙，为了争抢自己片面认识的“政策红利”，再次大搞起忽视地方发展承受能力的、同质化的投资。
另外，我还是想先向今天过于乐观的看待自贸区“红利”、认为“一抢就会有”的人，提出三点意见：(一)要了解要素价格“超调效应”(放松要素市场管制，价格反弹时点和程度，都要先和高于资源配置优化开始的时点和程度；这在制造业开放中比较少见)所造成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否则，靠资金滚动的盈利模式会害了大家，至少会让自己“犯规”的行为，承担先出局的代价。(二)“要素投资高回报”的收入“红利”，偏向技术精英和金融人才(遏制要素投资者回报的措施就等于抹杀了要素市场的国际竞争力)，这一“结构变化”会不会出现像美国那样“贫富差距”扩大而带来的利益冲突事件？在中国一旦出现这种小概率事件，致富方式是否还能维系？(三)区内与区外之间(一线与二线之间)，若存在一丝“监管漏洞”，(根据大量的国际经验)就很有可能造成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这也是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的最大的不同点之一。在危机前市场疯狂的时期，“见好就收”的胜算和抗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是否会真得高于闻风而动的海外机构投资者？
一句话，上海自贸区建设是一项“牵一发动全身”的系统工程。
三、“负面清单管理”留给金融创新和市场开放的空间
对于上海自贸区内采取的“负面清单管理”新模式，很多企业、金融机构，甚至决策监管部门，在还不是很适应的情况下，出现了争先恐后“先拿地进场再说”的局面。在这样的认识下，很有可能一旦未来利率和汇率以及资本账户完全开放，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会陷入到谋求短期高收益的陷阱中，而海外热钱届时也会乘虚而入，火上加油，从而导致园区内发生“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非理性繁荣局面，而不是政府所期待的、通过自贸区建设来形成我国“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这种可持续的开放模式。
我们的研究认为，一些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没能坚持做到金融开放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密切匹配。只注重速度、能力、顺序的管理问题，而忽视了“金融很容易超脱实体经济”向前跃进的这一重要特征，当“非理性的繁荣”最终麻痹了监管意识的时候，就无法避免危机爆发的悲剧。
围绕实体经济完整的“价值链”(俗称“微笑曲线”)，探索“差异化、专业化、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选择。当前上海自贸区内实施的“负面清单管理”机制，正好给了参与到自贸区内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一次很好的调动全球金融资源、提升自身竞争力的绝佳机会。为此，我们根据“微笑曲线”中实体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需要，基于国际经验比较，梳理出以下“八大金融服务”的发展模式。
(一)中国产业升级的紧迫感和外在压力要求金融服务模式必须开拓一种全新的“企业家(科技创新)金融”的服务模式(微笑曲线的最左端，美国经验)
中国银行业现有的贷款模式根本无法满足具有差异化业务特征的创新型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利用上海自贸区的发展平台，充分调动海内外高净值人群和成功企业的财富以及产业资本去支持海归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的创业。甚至可以引进海外成熟的天使基金团队，并动用一部分国家创新资金，经由第三方项目评估的专业机构认证和专业金融部门的运作，来支持小微企业的创新。因为一旦项目成功，它的收益回报与成熟产业相比，获利时间“长”而且“高”，这很符合政府的长期社会保障资金的运作要求。
作为政策建议，我们还希望缺乏人力资源和资金优势的民营企业家，应该调整自己的盈利模式，抓住上海自贸区这次千载难逢的准入机会(体现“竞争中性”的原则)，从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向支持青年人才的“慈善家”转变(而不是做自己不擅长的银行家)，将自己积累下来的、宝贵的“产业资本”，和当下最称职和最专业化的海内外的“金融团队”相结合，然后再努力去寻找最有创新精神和才干的“青年企业家”——这样三者的有机结合，一定会让中国的“硅谷金融”等“直接金融”的服务平台，能够很好地去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需求提供最专业化的长期金融支撑。
(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关键是要让中小银行走专业化金融服务模式(又叫“关系性金融”)，从而既能避免中小银行之间业务同质化所导致的过度竞争问题，又能促使中小企业走业务精益求精的专业化发展模式(微笑曲线的左端第二环节，德国经验)
中国因为有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存在，它们是解决我国现阶段就业和保持市场活力的重要群体。在这方面，我们建议要好好学习德国中小银行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业化金融服务模式：中小银行不仅从事商业项目投资的前期贷款，而且针对企业日后的任何金融需求，比如，企业资金账户管理、企业财产保险等，都会提供“一站式”的全套服务。
当然，在这种关系型的金融服务模式中，全方位金融业务的开放，不仅是企业客户的需要(因为他们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提高自己业务能力的问题上，通过专业化技术水平的提高，来确保自己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不败的地位)，而且中小银行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需要混业经营的服务模式来支撑“一站式”金融服务的成本(即它们和大银行靠“规模的经济性”取胜不同，谋求的是“范围的经济性”)，比如，中小银行除了提供企业贷款服务以外，还会帮助客户销售它们发行的股票以获取必要的佣金。资料显示，这类专业化银行最大的成本就是确保业务顺利进行的“人力成本”；否则，没有“人才保证”就无法满足对口企业全方位金融服务的高要求；只有满足了客户提出的各种需求，才能让中小银行建立起“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从而使自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自贸区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应该加快开放中国金融业的“投资金融”业务，从而更好地调动全球的金融资源，提高金融服务的能力，帮助中国企业实现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微笑曲线的中部环节，左右分离部分，日本经验)
由于国内“生产资源”(劳动力、土地、能源、资金等要素)的稀缺性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靠“成本优势”继续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格局也越来越难维持，所以，在提高要素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以缓解成本上升压力的同时，中国企业军团也无法避免其他发达国家(比如日本等国)曾经经历过甚至后来还一直坚持下来的制造业“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但是，如果没有具有国际金融业务能力的银行和券商等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就无法成功。最多就停留在资源投资和设立办事处的水平上，根本无法确立中国跨国企业和跨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自贸区，要充分利用金融开放的特殊环境，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的金融业务平台和制度体系，从而促使中国企业在海外公平竞争的环境中，“由小变大，由大变强”地转型发展。
(四)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丝毫不能离开政府公共服务的贡献(微笑曲线右端第一环节)，未来“政府金融”的服务体系，要更多地通过提高专业化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和管理效率来加以推动(美国和新加坡经验)
在解决百姓的后顾之忧及释放内需力量中，政府必须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养老金的管理除了优化人口结构之外，还更要发挥资本市场创造财富的经验。事实上，今天从美国的运作模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养老金的收益来源，主要是通过股息和高收益债券回报来分享优质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不是通过资本市场的交易和变现能力来获取应有的投资回报。因为后者，已经在日本等国家实践中发现：一波老龄化的“变现”浪潮出现时，交易所产生的价格打压作用，使得实际获得的“资本利得”，根本没有预期的那么高，从而无法解决养老金空账的全球化问题！所以，科技金融服务模式的成败与否，直接影响到未来政府养老金运作的收益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开放业务，要培养一批强大的中国企业军团，为未来中国资产市场财富创造能力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不能忽视的问题，而又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内生所决定的现象是，中国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法大规模地减少美元外汇资产。所以，外汇储备的管理效率将直接影响到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信用、中国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中国经济分享“全球化红利”的能力。为此，我们唯一要注意的是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风险特征和流动性水平”这三个环节的协调和掌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自贸区运作模式，虽然和新加坡不同，侧重点不是在离岸美元金融业务上，而是在人民币离岸业务上。但是，中国金融机构和海外金融机构的竞争与合作，会促使中资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提高财富管理能力，有利于中国以美元主导的外汇储备资产的优化管理。
(五)全球国际收支平衡的压力和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代价，要求我们将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延伸到绿色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环节(微笑曲线的右端第二环节)，支持这种从前端的“产业金融”向后端的“商务金融”延伸和转型的任务，就必然成为上海自贸区应率先完成的任务(香港经验)
今天打造“物流金融”、“租赁金融”、“仓储金融”、“航运金融”等创新金融业务，对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和推动服务业繁荣至关重要。但是，这种重视“轻型化、差异化、透明化”的商务金融服务模式，显然和传统的仅仅依靠抵押放贷的产业金融模式有很大差异！如何能够给金融机构带来主要收益，如何控制高违约风险，这是接下来中资金融机构要面临的最大挑战。而对政府部门而言，识别商务金融的“真实状态”和提高商务金融运转的效率，可能是我们政府最需要补上的“专业课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具有比较优势的香港金融业和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可以在自贸区起步的阶段中，获得更多的合作和共赢的机会。
(六)金融体系建设一定要把大众财富收入增长作为重要的努力目标。但是，由于当前国际金融环境的复杂性和监管水平的局限性，上海自贸区的亮点并没有在人民币财富金融管理的离岸业务上得到体现(微笑曲线右端第三环节部分，美国经验)
从中国股市换手率如此之高的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散户投资者对风险的厌恶程度远远超过了成熟市场的平均水平，而绝不是意味着中国股民赌博心态浓重。它更进一步提醒我们中国需要大量的安全资产以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要，但是，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固定收益类资产的金融市场发展不成熟，所以，中国市场缺乏健康投资的安全资产。越来越多的人利用土地资源相对于货币的稀缺性，把自己的闲钱投资到了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中。又观察到政府对房地产市场那种“避免硬着陆”的调控方式，做出房价今后只涨不跌的“安全性”判断。于是，这更加会导致这些社会大众把长期的闲资放在房地产市场中进行“储蓄”的后果。这样一来，中国货币今天使用的“低效率”(大量资金沉淀在房地产市场中)问题就会为明天的市场风险放大埋下极大的后患。
因此，我们应该利用好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的契机，通过开放的市场引入更多更强的好企业，同时，也应该吸引海内外优质的坚持“价值投资”理念的专业化金融团队，共同打造中国大众“财富收入增长”的市场格局，以制度建设和完善作为改革的切入点，以对上市公司的质量追求作为监管的努力方向，来替代今天靠“资金市”和“政策市”支撑中国股市市值的尴尬局面。
(七)消费金融业务(微笑曲线右端的第四环节)的过度扩张会带来严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在加强征信管理的基础上，需进一步提高资产证券化的创新能力。尽管如此，由于今天中国人均收入较为低下的局面无法在短期内得到彻底改观，因而在这方面，上海自贸区的开放政策应该谨慎推进(韩国经验)
中国今天消费金融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是表面上的信用问题和流动性问题，而是隐藏在后面更深层次的金融机构和消费者共同推动的“双重道德风险”的问题。一是金融机构会利用政府推动内需的这一“政策红利”，大力拓展这一目前看似“高收益”的业务，可一旦未来发生高风险，他们坚信：政府会因为他们善良的动机和大而不倒的“铁律”而不得不出来救助。于是，当下会更加追求这类业务所带来的收益而把其风险留给政府(事实上最终留给了无辜的纳税人和存款人)。二是消费者当下的首要任务是追求财富收入的投资方式，但由于负债能力有限，很多人就开始通过信用卡透支来做理财产品或支付房贷的首付，从而寻求可观的“利差收入”。当然，更有一部分年轻人是恶意投资、过度消费，而消费品又大多数是舶来品。他们违约对实体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他们消费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商业利润。因为他们发现这种做法是群体效应，所以，互相“壮胆”，他们同样深信，今后国家也会为这种系统性风险买单。
总之，消费金融业务的发展一定要注意把握度，要为真正有能力消费的群体提供便捷，而不是在没有征信和资产证券化能力的前提下，打着“刺激消费”的旗号，无视系统性风险，贪图暂时的高回报，有意把未来可能的违约风险，留给了目前鼓励金融服务刺激消费的中央政府。很多擅长做“产业金融”的制造业国家都因为消费金融服务模式的扭曲，而出现过严重的金融危机。为此，在上海自贸区内，应该把“消费金融业务”的开放，放到最后的负面清单管理的试验中。
(八)上海自贸区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拓展。虽然这次负面清单中限制了很多人民币离岸业务开放政策的实施，尤其集中在财富管理的金融领域，但是未来中国“全球化金融”服务模式的确立(微笑曲线的最右端)，将是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深化后的必然结果(英美经验)
我们今天不能跳跃上述七个金融服务能力的提升，而直接进入到这个最高水平的金融服务发展阶段。当下，中央监管部门对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的“保守态度”，正是顾及到在国内金融市场、金融人才、金融工具和金融监管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若贸然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结果可能会得不偿失。
事实上，一个主权货币或区域货币能够在世界舞台上站住脚，需要围绕货币的“三大功能”来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和本币计价的财富安全。
首先是国际支付结算功能，这正是上海自贸区现在正在大力推进的工作。它的重要性在于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人民币国际使用的网络，提供全球贸易和投资所需要的支付便利性。这一功能能否正常发挥取决于以下两大方面，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产品、资源要素的进出口、航运物流所提供的服务等)竞争力，是否能提高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外汇结算中所产生的人民币需求；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什么方式输出市场所需要的人民币？目前政府层面上的货币互换对人民币输出效果还是十分有限的，启动境外人民币结算业务会成为推进人民币输出的重要手段之一。当然，中国的贸易结构中，尤其是在亚洲地区，对周边地区的贸易逆差也为我们输出人民币提供了有利条件。最近，政府给上海自贸区建设放松要素价格管制先行先试的“制度红利”，其意义之一也在于降低人民币国际使用的交易成本，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十分关键的网络的确立。
其次是海外人民币保值和增值功能。人民币国际结算业务是否能有实质性增长，取决于其他两大功能的发挥情况。如果贸易结算带来的人民币盈余无法得到有效的保值，那么，我们还是无法摆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外管局和证监会增加境外资金在国内市场的RQFII和QFII额度，就是为了强化人民币资产保值和增值的功能。当然，我并不认为当前资本账户开放速度要加快。这是因为内外货币环境存在严重的非对称格局，它很有可能会导致大量游资流入中国，增加了我们货币政策有效实施的难度。比如说我们和香港同步推进离岸和在岸的人民币国际化业务。香港目前还是执行一个货币局的汇率制度，其货币政策的调整方向要和美国的货币政策保持完全的一致。美国正处于超低利率的货币环境，因此，香港离岸市场也同样处在利率下行的通道中。而中国大陆还是要相对保持国内的利率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否则，一旦陷入“负利率”状态，就会强化社会大众的通胀预期，从而无法避免大量社会闲置资金为了追求抗衡通胀的名义高收入，纷纷脱媒，涌进高风险的虚拟经济部门。于是，当前这种非对称的货币环境所形成的内外利差，也必然会导致海内外大量游资对人民币资产进行“无风险套利”的结果。
第三是人民币海外定价和记账的功能。如果在针对资产和商品以及服务等标的的市场交换中，人民币本位的定价机制不成熟，那么人民币使用的便捷性和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就难以体现，而且，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就无法具备充分的价格“对冲机制”。今天美元的贬值之所以没有带来资本大量流出美国的负面影响，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以美元记账的国际商业习惯和相对应的庞大清算体系的变迁，将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财力，而美国市场提供的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对冲机制”和货币政策的“国际竞争力”发挥了很好的调节美元变动的方向和剧烈波动的作用。如原油、黄金等都是以美元定价，它们和美元资产的波动，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分散风险的内在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完善中国金融体系的制度建设和以人民币定价的产品开拓能力，以及改善我们落后的监管模式，都会大大缓解人民币定价功能的缺失所带来的货币竞争力下降的风险。目前，上海自贸区的人民币离岸业务也在朝这个方向寻找突破口。比如，随着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的推进，利用中国目前刚性的汇率调整机制(经济结构约束了货币政策的正常发挥)，外资企业和商社，很可能就会借用他们所掌控的贸易和FDI渠道，大量增加“看涨”的人民币头寸；如果这种预期不能在人民币汇率和外汇管理市场化之前加以消化，那么，各类市场参与者，在中国出现实质性资本市场开放时，就可能出现集中抛售的现象，以获取无法持续下去的刚性汇率机制所带来的巨额投机收益，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过程中要密切关注的问题。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设，既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完善的内外风险管理体系，更需要仰仗像自贸区和离岸市场那样的平台，为我们打造“天时地利人和”的整体环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能急功近利、好高骛远，要汲取当年日元国际化失败的教训，把握好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时机、顺序、内容和方向，以确保金融发展和市场开放的每一步都是在为实体经济的繁荣做出贡献。
总之，“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给中国金融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它倒逼改革，催生创新，但同时也孕育着到现在为止我们未知的风险。借鉴别人的经验，分析中国的国情，从而探索出一条未来可持续的开放与发展道路，是今天参与上海自贸区实践的所有企业、机构和监管部门都应该肩负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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