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毛泽东对鲁迅的看法与主张_鲁迅论文

抗战时期毛泽东对鲁迅的看法与主张_鲁迅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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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6)04-0076-14

      中国文化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以民主和科学为特征的新文化,发展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有着内在的规律。这个规律,可以从毛泽东、萧军对鲁迅的阐释与争论的角度加以揭示。选择这个角度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毛泽东对鲁迅的看法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是观点对立。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对鲁迅的推崇并非“仅仅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两人“在思想的深邃、学识的渊博,文风的犀利明快,以及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等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①。有学者则认为,两人“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出路,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等方面的看法和主张,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方式阐释鲁迅,“从而掌控了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话语权,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②。但是,怎么会有根本性不同?在根本不同之下又怎能按照自己的方式阐释?另一方面,萧军与鲁迅、萧军与毛泽东的关系也引人注目。就前者而言,萧军曾在鲁迅的指导下从事文学活动,声称只有他最了解鲁迅,只有他才能继承鲁迅的事业。那么,问题是,他“最了解”鲁迅的是什么?继承了鲁迅的什么事业?就后者而言,有学者认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无意识地针对的,就是鲁迅身边的人”,特别是萧军③。那么,为什么针对萧军?在毛泽东、鲁迅、萧军之间,有人认为毛泽东和萧军都喜欢鲁迅,“是毛泽东对于鲁迅的欣赏与萧军的对于鲁迅之爱戴,可能是有差别的”。至于什么差别,可以“供有兴趣的人去探讨吧!”④

      本文把抗日民族战争背景下毛泽东和萧军在如何阐释和评价鲁迅的问题上发生的争论分为四个阶段,分别加以探讨。

      一、共识:鲁迅的战斗精神、牺牲精神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汉年当即报告中共中央。10月20日,毛泽东的名字就出现在上海《日日新闻》上:“鲁迅氏的告别礼今明两天中举行,毛泽东也是治丧委员。”⑤冯雪峰说是他在治丧委员会名单里加上了毛泽东的名字,得到了主持丧事的宋庆龄的赞同⑥。10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连发两电和一书,一电致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要求举行国葬;一电致鲁迅的遗孀许广平,称鲁迅为“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⑦;一书是《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称鲁迅为“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中华民族“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其逝世使“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接下来,毛泽东从三个方面阐述了鲁迅不死的战斗精神。

      第一,以笔为武器的战斗精神。“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锐(锋),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

      第二,对敌人毫不妥协的精神。“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失败,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斯基派,想用甘言蜜语来离间他离开大众的救亡阵线,但是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的痛击。”

      第三,号召战斗的精神。鲁迅“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象他一样的革命战士”。

      这是在日本步步紧逼、中华民族面临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发生的呼唤。毛泽东“号召全国民众,尤其是文学界,一致起来继续鲁迅先生光荣的事业,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为中国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为世界和平而奋斗”⑧。

      左翼文学刊物上海《作家》于11月15日在第2卷第2期专门发表“哀悼鲁迅先生特辑”,萧军撰写了《本刊献词》。他说:鲁迅是中国灵魂“最忠实的代言人”、“新文化的创造者,指导者”;“不仅是一位最伟大的前进的文学家,并且是一位争取民主自由解放的最坚决和最英勇的战士。”他宣布:“鲁迅先生的名字将随着中华民族和全人类而永远存在,什么狂风暴雨也剥蚀不掉他在时代的巨碑上凿出的深刻的痕迹。”

      萧军也认为鲁迅精神的特质是战斗。他说,鲁迅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呼喊,都是控诉,都是征讨;也可以说鲁迅先生的全部文学生涯,便是一部充满了血泪的记录,斗争史”。他感叹:“工作,工作,鲁迅先生直到死的头一天前还在工作,这是怎样的战斗精神啊!”⑨他还同郭沫若展开了鲁迅精神的讨论。11月初,郭沫若在《不灭的光辉》一文中认为鲁迅的战斗精神是“不朽”,“不朽”是鲁迅“应得的光荣”。萧军致函郭沫若,强调“不妥协”才是鲁迅“生前战斗的精神”,“他一生是在不妥协的为了历史上所赋予的任务而战斗。他对于中途上纽绊他的脚的一些可怜的葛藤,(丝)毫没有怜惜的斩除着。”⑩

      对比来看,萧军的阐释与毛泽东的基本相同,都强调了战斗和不妥协是鲁迅的精神。萧军也宣布:只有“以高昂的歌唱,结实的步伐,百折不回的意志和不知疲倦的力量向文化的障碍,真理的仇敌战斗,那才算真正的纪念了鲁迅先生”!(11)

      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周年之际,又正值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爆发。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的纪念大会上阐述了鲁迅在中国和“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其二,鲁迅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虽然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但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其“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12)

      毛泽东还根据鲁迅所写的三篇文章,第一次阐述了鲁迅的三个特点。

      第一是政治远见。毛泽东据《答托洛茨基的信》(写于1936年6月,发表于1937年7月《文学丛报》上),指出: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清楚”。

      第二是斗争精神。毛泽东根据《致萧军、萧红》(写于1934年11月17日,发表于1936年11月上海《作家》月刊上),指出:鲁迅“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他痛恨那些不彻底的革命者、变节者,“同这种人做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第三是牺牲精神。毛泽东根据《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写于1925年12月29日,发表于1926年1月10日《莽原》半月刊上)指出:鲁迅“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主张痛打落水狗。

      总之,毛泽东指出这三个特点构成了“鲁迅精神”。他强调:“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13)

      有学者认为,萧军1938年3月下旬第一次到延安的两个星期里“读到毛泽东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论鲁迅》,对毛泽东更加尊敬”(14)。尚未找到萧军当时阅读后的评论,只找到他在1978年11月18日注释鲁迅1934年11月17日致他和萧红信函时的评语。1978年11月28日,他在注释鲁迅1934年11月20日致他和萧红信函时又写下了评语。在前一注释中,他在引用毛泽东的话时将“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改写为“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并在下面打上黑点,说:“这是否‘过誉’了呢?有的人也可能有这种想法,因此很不甘心情愿地让鲁迅先生享有这样的‘荣誉’。其实鲁迅先生也从来没标榜过自己是位真正的、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曾坦率地批判过自己相信《进化论》的‘偏颇’。”或许是觉得口气太强,他在后一注释中稍微改变了一下:“鲁迅先生从来没‘自封’过、‘自诩’过、‘自骄’过……自己是‘道地的’、‘一贯的’、‘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毛主席却断然地给他以评价说:‘他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15)

      当然,萧军认为毛泽东的评价是很高的,甚至认为:“如果毛主席平时不是对于鲁迅先生做过全面的、深刻的研究,我以为这一评价是不会得出来的。从而也可以这样说,毛主席应该是最理解鲁迅的精神和灵魂,最懂得鲁迅的伟大人格对于中国人民所起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价值的唯一的人。因此毛主席曾说过,他的心是与鲁迅相通的……”(16)

      在毛泽东所说的三种精神中,萧军非常赞同牺牲精神,说:“这就是亿万中国不愿做奴隶的人民灵魂的象征,这就是亿万中国人民、亿万青年的伟大导师,这就是站在民族、人民大众和敌人斗争最前线的旗手,这就是民族敌人、阶级敌人……时时刻刻要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他们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死敌’——鲁迅先生!”(17)他强调说:“鲁迅先生固然不及见到未来的新中国的建立,但是他的精神仍还是和我们和四万万五千万中华民族在一起的,他会指导中华民族向着伟大的目标前进。新中国的建立便是纪念鲁迅先生的最好的纪念碑了。”(18)

      二、分歧:鲁迅开辟了什么道路

      萧军于1938年3月21日第一次来到延安。毛泽东诚挚欢迎,3月29日在陕北公学演讲中指出:“抗日不仅需要大大发展共产党,而且需要非党布尔什维克,例如鲁迅就是非党布尔什维克。”(19)言下之意,毛泽东希望萧军也作为“非党布尔什维克”为工农兵服务。但是,萧军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在欢迎宴会上引用鲁迅1927年12月21日在上海暨南大学所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的两句话,即“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强调“政治家和文学艺术家不可能互相了解,应该各走各的路”(20)。但是,把这两句话的前后句子加上,鲁迅说的是:“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过不满意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历史。”(21)“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当然是指文艺为政治服务,萧军片面引用了鲁迅的话。

      毛泽东赞同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时就号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22)毛泽东的讲话虽未提及鲁迅,但是两人都强调了“民族革命战争”,鲁迅提出“大众文学”,毛泽东提出“工农大众文艺”。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领衔发起的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以鲁迅的名字命名,“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23)。这个道路,在《鲁艺艺术公约》中得到说明:“不违反新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不违反民族的、大众的立场”;“不违反艺术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24)。

      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发表讲话,进一步解释了鲁迅“开辟的道路”:

      第一,艺术具有阶级性。毛泽东认为,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的代表,徐志摩是“艺术至上主义者”的一个代表。“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这种主张是不对的”。

      第二,首次提出了鲁迅的方向,就是既要团结一致抗日,又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毛泽东强调:虽然“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但是在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情况下,正如鲁迅所指出,“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是共产主义派或是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虽然“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是“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

      第三,鲁迅提出要想艺术作品的内容丰富多彩,艺术工作者就要到实际斗争中去。毛泽东批评了“艺术至上主义者”的“作品内容常常是空虚的或者有害的”,强调“艺术作品要注重营养,也就是要有好的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他根据鲁迅所说法捷耶夫的《毁灭》里的写作细节,指出:这“告诉我们,大作家不是坐在屋子里凭想象写作的”,“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要创造伟大的作品,首先要从实际斗争中去丰富自己的经验。”

      第四,艺术的语言要大众化。毛泽东指出,虽然“艺术技巧是多方面的,并不只限于语言。但是,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掌握语言的能力确是非常重要的。我看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言的。你们一定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25)。

      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鲁迅“对于艺术的见解是根据民族解放的政治利益的”,一再反对和讥讽“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26)。5月12日,毛泽东在鲁艺总结说:“文学艺术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提倡什么艺术至上,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眼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27)这就是他所说的鲁迅开辟的道路。

      按照萧军所称,他是4月底“取道北上来到兰州”(28)。因此,他可能未听到也未读到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但是,萧军也阐述了鲁迅开辟的道路。8月9日、10月2日和3日,萧军连续写了三篇文章,统称为《鲁迅先生给中国新兴文学、木刻工作者的路》,从鲁迅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木刻运动兴起与发展的关系上,阐述这条道路是战斗的。

      其一,鲁迅是“中国新兴文学以及新兴木刻艺术的奠基者”。“为了中国新兴文学的培植和长成,他尽可能用自己的生命力量战斗着;为了中国新兴木刻艺术的发展和成长,他也是尽可能地用着自己的生命力量战斗着。”总之,“凡是于中华民族有利的,于人类进步有利的”,鲁迅“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生命和力量可惜过,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却是乳和血”(29)。

      其二,鲁迅“是一个战斗的标记”,留给中国新兴文艺工作者的路就是战斗。鲁迅“和既存的与新兴的封建势力而战”,“和帝国主义以及被这些主子们利用着的爪牙们而战”,“和浅薄的‘唯我自尊’的自以为‘文学家’而战”。在他那战斗的长矛下,“敌人们纷纷地萎落和退走”,“我们的路也就是跟着这矛杆的方向扩大和伸长着的”(30)。鲁迅开辟的这条路“是广义的,那就是:不断地充实自己,不断地消灭敌人,不断地为来者开辟着前进的路;不断地在这路基上放下坚牢的基石——创作和翻译。”中国新兴文艺工作者要沿着这条路“‘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使自己的幼稚长大起来,‘浅薄’充实起来”(31)。

      萧军提到了两个重要领域,即中国新兴文学和新兴木刻艺术,从事这两方面工作的可以统称为中国新兴文艺工作者。“新兴”的含义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下,鲁迅留给文艺界人士的遗训是“一切艺术全是战斗的,一切艺术全是武器”。他反对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艺术,强调形式与内容要统一,木刻因可以直接印刷而被广泛地用于抗日宣传。从这方面,萧军所说的鲁迅的战斗之路与毛泽东所说的鲁迅开辟的道路,具有相同点,都是号召文艺工作者沿着鲁迅的道路为抗日文艺的发展服务。不同的是,毛泽东强调了文艺的阶级性、政治性和党性,强调了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实际斗争去;萧军则否认这些。他当时在国统区,写这三篇文章是宣布他要像鲁迅一样在国统区战斗。他后来将这三篇文章登在1948年8月的《文化报》上,一方面称“从这之中,多少可以看出那时社会的现实,以及我们底文艺工作者们是怎样战斗和行走的”;一方面说“今天在东北这‘木刻的路’似乎还在荒芜着”(32)。

      1939年,一方面,毛泽东运用鲁迅的作品人物批评蒋介石。在9月24日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针对蒋介石否认统一战线的存在,指出:“我们从前对于这些人的这样一种态度,称之为阿Q主义,因为在鲁迅先生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个阿Q,就是天天说自己对、自己胜利,而人家则总是不对、总是失败的。”(33)中国“有那么一小撮人,他们事实上不得不承认统一战线,而在口头上企图否认统一战线。我们叫这些人阿Q主义者,他们的手段是阿Q主义”(34)。

      另一方面,毛泽东阐述了两个重要观点。其一,鲁迅经历了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在5月5日和著名诗人萧三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聊斋志异》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主张自由恋爱,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多妻,他的这种主张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聊斋志异》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看法,是不正确的。”(35)其二,关于农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力量,鲁迅同中共有差距。11月7日,毛泽东致函周扬指出:“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36)

      在国统区的萧军并不知道毛泽东的上述观点,这成为后来毛泽东与萧军争论的焦点。鲁迅逝世三周年之际,在阐述鲁迅开辟了战斗之路的基础上,萧军进一步说:

      其一,鲁迅“是一个伟大的人”,“是用了笔蘸了自己的血来形成他的意义的一个人。”他“以魔爪似的手指抓紧着现在;以利斧似的笔,批判着过去;以箭一般火炬似的眼睛瞻顾着人类底将来”。他“捧出了自己整个的生命,效忠于我们底民族、效忠于我们底国家、效忠于人类大多数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效忠于我们底人类真正的艺术”。他“仅仅是用了一支笔蘸着自己的血,写出了中华民族深沉的愤怒;写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用真正战士的血和骨,填起了战斗大路的真实的史迹。”(37)

      其二,鲁迅精神的基本点是“实践”,“从这实践的精神,形成了他做人和做事的标准。”做人方面,鲁迅“主张刻苦学习,刻苦生活,他自己就是一个稀有的刻苦学习刻苦生活的实践者”;“对于‘恶势力’以及浅薄的‘幼儿病’倾向者”,他主张战斗,他本人就是“一个战斗的实践者”;对于真正的朋友和友军,他主张“要宽容,要真诚,要负责”,“他本人也就是这样一个实践者”;对于后一代,他主张“要扶助,要喂养,尽可能使他自动地长大和强健起来”,他本人也是这方面的实践者。做事方面,他主张:“要想表现现代人的思想,就非得用现代人用的语言和文字组织的形式不可,死的语言,死的形式一定要被否定。他自己就是这样从‘死’的群队里奋身而出,为‘新’的,为应该肯定的东西,毫无吝惜地,对那‘死’的东西的挣扎,给以残酷的回击的实践者”。总之,无论哪方面,鲁迅的精神都“是同一的,那就是‘实践’、‘实践’、‘实践’和不苟!”(38)

      其三,提出了鲁迅的战斗精神是“韧”性的,即彻底的。在1938年,萧军就提出:“鲁迅先生曾说过:‘要忍耐着克服艰难!’就是他所说的,‘韧’性战斗的精神。抗战做人都是一样‘非到黄河心不死!’才成。”(39)在这里,萧军进一步强调了鲁迅对敌人“要不妥协,韧性的,不达目的不止地‘战斗’”,认为这年纪念鲁迅的特点不同于以往,就是更需要发扬“韧”性的战斗精神,“就是鲁迅先生生前所希求的那种解放中华民族真正的以血肉换血肉的战斗,如今已经超过了二个年头。这之间通过了忍受,通过了牺牲……通过动摇,通过了分裂!现在已经踏上向敌人反攻的胜利路口的第一步了,这也就是发挥鲁迅先生‘韧’性战和‘打落水狗’的精神最高度的时候。”(40)

      总之,萧军强调了鲁迅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对于敌人战斗到底的“韧”性精神。他宣布:“鲁迅先生生前没有完成的,我们要完成他(它);没有做到的,我们要做到它;没有发展的,发展它;有缺陷的补足了它,这就是说鲁迅先生给我们作了垫脚石,我们要踏着他的尸身和血迹,开始我们底建设真正文化宝塔的工作罢——这宝塔是他所希望过的。”此外,萧军还专门提到鲁迅的两句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及“我是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乳和血”,认为这是鲁迅对于“后一代喂养的实践底自白”(41)。这与后来毛泽东提出的“孺子牛精神”是不同的。

      三、加深:鲁迅的旗手地位与新文化的方向

      从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到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阐述了鲁迅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旗手的地位。

      其一,鲁迅在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政府对红军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双管齐下,文化“围剿”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报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里,也大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势”。鲁迅以杂文为战斗武器,抨击时弊,“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42)本来,“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之所以与军事上的“围剿”同样一败涂地,其原因就在于“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43)。

      其二,鲁迅是中国文化新军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毛泽东指出:“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生力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之所以能成为旗手和主将,是因为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他“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44)。有学者据此认为:鲁迅的“斗争精神”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发展成为“硬骨头精神(45)。

      其三,“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46)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文化,其性质在“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的,以后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以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四大口号为特征,其中大众化是“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47)。这句话含义丰富,因为鲁迅在1930年的《文艺的大众化》、1932年的《“连环图画”辩护》、1934年的《论“旧形式的采用”》等文中提出:文艺家要创造通俗易懂的大众化作品,就须到工农大众中去,在实践中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因此,关向应解释说:毛泽东指出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方向,即“新民主主义现实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48)。

      总之,毛泽东以鲁迅的方向“为中国文化的方向,是他的思想始终是忠于人民,是他的行动(笔与文章)始终是对准敌人”(49)。这一定位,迅速在全党贯彻,周恩来在学习中总结了毛泽东论述的含义:第一,鲁迅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鲁迅成为文化界的主将,不但我们承认,甚至顽固派也承认,这不是偶然的……他是中国二十年来文化运动的结晶,而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第二,“鲁迅的作风”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对敌人是严的,是一针见血的,绝不姑息的,一贯如此的。二是,对自己也是严的,决不随便饶恕自己,决不骄傲、夸大、苟且,无论在创作上还是生活上。三是,对自己战线内的人是宽的、提携的,不随便挑剔……四是,对叛徒是嫉恶如仇的,是主张肃清内奸的。”(50)

      在毛泽东宣布鲁迅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旗手之后,萧军于1940年6月15日第二次到延安。他不满毛泽东的定位,说:“鲁迅要用自己的能力、利益,帮助党,决不想借党的光,把自己‘伟大’起来,以遂自己自私自利的企图。”还说:“浅薄,浮夸,自以为革命,这是鲁迅所憎恶的;攀缘附会,不凭自己的能力这是鲁迅所憎恶的”;他“反对分割,曲解,为了自私企图,为了装饰自己,利用鲁迅。”在所指责的人中,萧军直接点了茅盾的名,对丁玲说茅盾“无论在哪方面也不能和鲁迅比并”,鲁迅“有一种为他的身体所不能包容的精神向四面八方伸出触角,光辉地,坚定地闪耀着!”(51)毛泽东、周扬虽然未被点名,但是显然也在萧军批评之列,因为有人说,“按理萧军是鲁迅的学生,最熟悉鲁迅,也应去‘鲁艺’文学系任教为宜”(52),但是“有关方面”“没有同意,便留在文协了”(53)。

      到延安两个月后,萧军“想参酌共产党员的修养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几篇文章”,阐述《鲁迅先生底“品质”和精神》。他重新归纳了鲁迅的精神,包括:“实践的精神”、“不苟的精神”、“学习的精神”、“战斗的精神(不为敌人吓破了肝胆,不为胜利冲昏了头脑)”、“淡泊自奉,敌友分明,功归人,过归己,不恃不求的精神”、“坦白宽大,临敌临友的精神”、“尊己尊人的精神(不为人先,不为人后)”。他强调两点:“鲁迅虽然不是一个党员,但是他却具备着革命的最高的品质和精神”,“鲁迅的精神是每个人的精神,更是每个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鲁迅的精神才是中国化了的精神。”(54)

      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鲁迅是“非党布尔什维克”,萧军则提出中共、中国均要以他归纳的鲁迅的精神为精神。周恩来点名指出:“学习鲁迅,要学习他的整体,不要只学他的一点一滴就自以为是鲁迅的门徒,这是不对的。如文艺战线上有一位叫雪浪的人,他骂倒一切,只认鲁迅一个人,这也是不对的。”(55)“雪浪”指萧军。

      在鲁迅逝世四周年之际,萧军起草的延安各界纪念大会宣言说:“鲁迅是憎恶‘腐化堕落’的:我们要坚决肃清一切‘官僚主义的倾向’;‘贪污腐化的现象’。鲁迅是憎恶‘狡狯庸俗’的:我们要坚决和自己和别人的‘投机取巧’,‘好吃懒做’,‘自私自利’的‘市侩主义’斗争——消灭它。鲁迅一生是为大众的:我们要坚决加紧开展‘大众文化运动’。鲁迅是痛恨奴隶和奴才的劣根性的:我们要坚决反对‘奴化教育’政策‘汉奸文化’政策,文化上的‘复古主义’无原则的‘读经’尊孔。鲁迅喜爱自由平等的:我们要坚决现实真正的民主政治,争取真正的宪政实施。鲁迅是主张‘团结抗敌’的:我们要坚决反对‘分化离间’,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倾向和行为。鲁迅是主张‘敌友分明’的:我们反对自己倾轧。”(56)

      这个宣言进一步体现了萧军眼中的中国精神,集中批评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皖南事变;也体现了他对延安一些现象的不满。萧军再次以“韧”字阐释了鲁迅的战斗精神,说:“鲁迅的精神是战斗的,实践的……他反对阿Q式的胜利法!鲁迅的战法是‘韧’性的,他反对‘脆弱’‘失望’和‘悲观’。鲁迅的血液,没有一滴对敌人中途‘妥协投降’的血液!”(57)在后来的文章中,萧军补充说:“鲁迅先生主张韧性战斗,我主张在韧性以外再加上一个‘弹’字。前者是说明战斗底质;后者是说明战斗的量。”(58)

      1941年1月1日,萧军创办延安鲁迅研究会,编辑《鲁迅研究丛刊》。他在《延安鲁迅研究会启事》、《延安鲁迅研究会通知》和《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经过》中阐述了如下主张。

      其一,希望鲁迅的精神、事业等各方面得到应有的评价。鲁迅“一生最有价值的、最重要的、最要我们承继的成就是些什么,次要的是些什么?它对于中国的影响,对于世界的影响,在中国以及人类历史上应该占的地位”(59)。鲁迅是“我国新文化开辟及建立的最伟大的导师”(60),“是每一位独立自尊进步的中国人民的鲁迅”(61)。

      其二,延安虽然“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抗战主力培植和滋生的地方”,却存在着“错误,不良的倾向,落后意识底残留等等”。要彻底改正,不可能靠“一个‘决定’,一个‘规定’,一个‘命令’,一条‘原则’等”,只能靠“更深和更韧性的强力的东西来和它战斗”。鲁迅“不仅仅是中国社会的镜子,而且是一具带有紫外线的太阳灯——他照出了中国社会光明的前路,照出了藏在社会每一个龌龊的角落,每一条不被人注意的卑俗缝际里面所潜藏的恶菌,以及新生的能担当起改变中国命运的苗芽”(62)。

      其三,纪念鲁迅,要“多多少少捧出一点成绩来”,“不然的话,每年纪念会总是那一套——开一个会,讲讲演,发一篇宣言——是没什么意思的。这不独对不起死者和参加开会的人,也真对不起自己的‘宣言’,那成了撒谎的支票了。”要弄出成绩,就必须加倍认真研究鲁迅作品,“使每个在延安在边区的党人和非党人,能够懂得鲁迅,承继起鲁迅的精神。”“延安不是最尊敬,最肯承继,最懂得鲁迅精神和事业的地方么?”(63)

      在七七事变爆发四周年之际,萧军著文作了两方面的阐释。一方面,鲁迅精神是他所处的时代决定的,特点是“不苟”与“实践”。鲁迅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一生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而战斗,以至于走向无产大众阵营里来共同向人类底尊严损害者们而战斗”。鲁迅的敌人“不独是贫穷,主要还是那些间接、直接制造贫穷和用贫穷侮辱绞死成千成万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们——强盗的帝国主义者们和他们的奴才等辈”。鲁迅少年时代“已经具备了远见的智慧和敢于打破环境的坚决的精神”,他“一直是不断解剖自己、解剖人,补充自己、补充人,按着自己的路向,排击开诸种障碍和敌人,勇猛精进不后退”。鲁迅的精神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解放、发展而战斗”;“为人类底正义、公理、幸福、自由而战斗。不断解剖自己,鞭策自己;不断解剖敌人,鞭策敌人……。‘不苟’与‘实践’——这是先生基本的思想和精神,也是先生现实思想和精神基本的方法。”(64)

      另一方面,鲁迅是文学革命的主将。鲁迅“不独是一个无比坚强的斗士,而且是一位无比的领导的主将,一直高举着战斗底旗”。《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给中国新文艺奠放下第一排不可动摇的基石”,鲁迅自己在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说:“在这里发表创作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地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65)

      萧军在写完这篇文章后说:“心里感到一阵轻松,又算完了一笔债。”“一笔债”大概指他了却了重新对鲁迅定位的心愿,他在完成此文后的第二天即7月18日即对毛泽东谈了鲁迅对其影响和鲁迅的战斗精神。此外,阐述鲁迅的时代与精神是表述他自己的时代和价值。他在1942年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鲁迅与我们的时代不同,他是结果,我是开始。在方法上,我有一些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不然那就妨碍了这时代。我的先生他是伟大的,我无可能企及的,但是他的精神和事业,只有我能发扬和继承他。”在2月17日的日记中进一步说:“我是新生的力量底代表者,中国鲁迅这转轴人底承继者,从对国家民族的意义上讲,没有作家能够和我相比的。我不独是这民族解放的第一个点起鲜明火把的人,而且还是个战略指导者,我不愿在这里谦卑,我是这古老的伟大的民族一朵伟大的鲜花,无论他们怎么没视我,冷淡我,我却懂得我自己的价值的。……我具备着马克思、列宁、鲁迅、托尔斯泰这些伟大人物的某部分品质,我有着一种释迦牟尼,耶稣,摩西,穆罕默德等人物对人类负责的精神。我将要慢慢完成这品质和精神。”(66)

      因为这些观点,萧军的文章遭到激烈的批评。有人批评萧军在纪念鲁迅的会上“竟把鲁迅和孔子相比了。孔子怎能和鲁迅相比”?并批评他“目中,没有斯大林、毛主席”(67)。或许是认为不提毛泽东不恰当,萧军在1941年9月25日的《两本书的“前记”》一文中首次把毛泽东、朱德和鲁迅并立,说:

      鲁迅、朱德、毛泽东是“三位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出生的年代是相近的;背负着的历史底命运是相同的,最主要还是他们的共同的目的——为民族,为人类——现实主义‘韧’性的战斗法。他们有一面共同的旗帜——为民族、为人类——也有各自的旗帜:——中国新文化底战斗者们;中国最革命的军队;中国最革命的‘党’。”

      萧军把鲁迅称为中国新文化的总司令,朱德为中国革命军队的总司令,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政党的领袖,并认为:“这是一条不能够破分的三股绳”,“中华民族的运命是系在这条绳的上面的;世界的和平,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底实现,如果愿意夸张一点说,——那也要决定于这条伟大的绳的。”他们三人“是民族的光荣,也是人类的光荣”(68)。

      但是,文中有两点不同于前述毛泽东的阐释。其一,现实主义。萧军认为:“所谓‘现实主义’,它既不脱离现实,也不拘泥于现实;不独反映了现实,更可贵的,还是在它有指导现实的本领和作用于现实的力量。”其二,鲁迅指引的新文化方向。萧军说:鲁迅“留给我们的产业是他的二十部全集;留给我们的理想是怎样把自己的民族从奴隶和奴才的地位提到一个真正‘人’的地位;把人类从半虫豸的地位提到人的地位”;“留给我们的事业,就是:中国新文化底开展和提高。”(69)

      这样,萧军完成了针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定位的定位。

      在此过程中,萧军还借鲁迅名义批评延安的一些现象,声称要以杂文来同延安的“黑暗”战斗。比如,他批评“延安的小小鬼和大小鬼”现象,称在延安作勤务的“小鬼”不知有多少,说鲁迅最关心“小鬼”,“是为了小鬼而工作,而生活”,指责有人“为了自己一时方便竟把腐化社会里所有的奴化的毒素也来侵蚀这些孩子们的生命了”!(70)有人就此批评指出:“这些人来到延安,带来了从鲁迅书中得到的左倾态度,带来了反对国民党,拥护苏联和拥护共产党的态度,这当然很好。可是他们同时也带来了从鲁迅书中得到的批判精神,有些人还带来了从鲁迅学到的写杂文的本领。这可是成了问题了。”(71)

      四、对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与鲁迅是转变还是发展的问题

      毛泽东注意到萧军对鲁迅的看法和以杂文暴露延安“黑暗”两者交织在一起的问题。这个问题和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其他问题如果不加以克服,则“对抗战和革命事业是不利的,也阻碍着文艺本身的发展”(72),毛泽东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加以解决。这样,就从对鲁迅全面的阐释与定位,转到以文艺为中心上来。毛泽东新的阐释与定位,开始于《反对党八股》,结束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由于延安文艺界存在的杂文也被视为一种“党八股”,《反对党八股》的中心就是强调“反对新旧八股是鲁迅作品里一贯的精神”。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根据鲁迅的《伪自由书·透底》一文指出:“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73)该文批评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74)

      毛泽东进而指出党八股罪状之一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毛泽东还引用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强调几点:要“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要“只看到一点就写”;提起笔来就“硬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事先要调查,要研究;“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他批评说:“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75)

      苏联派驻延安的代表认为:“很明显,这个报告是针对中共干部中的某一派人的。”(76)“某一派”指王明,萧军也说毛泽东“很精彩和很恳切骂了这些用党八股的人是鬼风,阴风,狗叫”。(77)但是,“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并不包括王明,而是指萧军等人。

      如果说《反对党八股》主要针对的是杂文现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解决的则是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引用鲁迅的话阐述了如下观点:

      其一,文艺具有阶级性。毛泽东指出:“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78)

      其二,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鲁迅在《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指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毛泽东据此强调:“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革命的文艺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79)。这样,毛泽东将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发展成为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

      其三,为人民服务要有“孺子牛精神”。毛泽东引用鲁迅的两句名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指出,鲁迅把自己比作“牛”——为劳苦大众服务的“牛”。毛泽东强调:“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80)

      毛泽东继续批评“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强调杂文是需要,但要看对象,指出:“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是在抗日根据地,革命文艺家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对于人民的缺点需要批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81)

      毛泽东从鲁迅的角度对讲话作了总结:“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浓厚。现在很多作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同情。鲁迅的《阿Q正传》是同情工农的,与延安文艺界不同。必须整顿文风,必须达到文艺与群众结合。”(82)5月28日,毛泽东强调:“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的。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作方向的指导。”“我们要特别注意让那些成名的、有成绩的作家了解,来推动整个文艺工作朝这个方向进行,以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工农兵。”(83)因此,有学者认为:座谈会某种程度上就是针对鲁迅的弟子丁玲、萧军、吴奚如等人而来(84)。

      萧军认为毛泽东的讲话就“是针对他的”(85),于是引用鲁迅的话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其一,文艺具有独立性,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萧军宣称:“红莲、白莲、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既然各是一家,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86)

      其二,“杂文还废不得”。萧军说,杂文同毕生战斗的鲁迅的名字分不开,它在鲁迅手中“担负起对整个社会的污暗面几乎全面战斗的任务”。鲁迅以之为武器,把“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山羊’以及叭儿狗、癞皮狗以及善于变化的魑、魅、魍、魉之类,追杀得上天无路”。针对毛泽东对堆砌形容词的批评,萧军回答:“鲁迅先生底杂文中,有些地方不得已的‘咬文嚼字’,‘拐弯抹角’,‘引经据典’,‘文白混用’,或者故意‘含糊其词’……这是不能取法的,这也只是在先生底年代那环境的产物,连先生自己也认为诟病的。我们如今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能够用一用它。我们所主要该学的,却是那及时磨练武器的精神,精通武艺的精神,临敌无前的精神。”总之,萧军强调了“我们不独需要杂文,而且很迫切。(因为)那可羞的‘时代’不独没过去,而且还在猖狂”(87)。

      由于萧军在座谈会上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88),争论从关于鲁迅眼中的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转到此问题上来。胡乔木反驳说,鲁迅是“转变”的,即是说,鲁迅最初是进化论的信奉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转变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确信“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89)胡乔木所说,显然是毛泽东的观点。在5月23日致函胡乔木强调鲁迅是发展的之后,萧军于5月24日直接对毛泽东说已要求胡乔木说明为何说“鲁迅是‘转变’”。这是公开指责毛泽东,因而毛泽东“的脸色起始是很难看”,“说‘转变’与‘发展’没有区别”。萧军则反复解释,说毛泽东最终“也承认应有区别”(90)。

      在5月26日与胡乔木的交谈中,萧军一方面承认“从鲁迅的思想过程说,他是由进化论走到唯物辩证论;从政治主张,他是由积极的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这在一定程度来说就是“转变”。但在另一方面,萧军从几个角度强调鲁迅并非是“转变”而是“发展”:其一,无论是做人、做事还是写作,鲁迅“一直是把握着现实主义”,而“他的现实主义手法是一种科学”;其二,进化论和辩证唯物论并非绝对不同,鲁迅的民主政治“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事实他是一步不曾放松过走着革命的路的”。萧军责问:“有些人想割断鲁迅前面的历史”,才故意说鲁迅是“转变”,难道“我们”也要这样么?他强调:“固然,在发展了是包含着转变,但从积极意义说‘转’是方向不同;‘变’是质不同……如果按你所说‘转变’是那样解释,那么毛泽东也是个转变,马克思,列宁全是个转变。”萧军称:胡乔木经过其驳诘,承认“鲁迅在大的方向是发展,在过程某阶段中是‘转变’”(91)。

      5月29日,萧军建议毛泽东“有暇可读读”《列宁论高尔基》、《高尔基论列宁》、《一个叛逆者的画像》、《鲁迅的日常生活》、《鲁迅与尼采》等文。他特别强调《鲁迅与尼采》“关于鲁迅底‘发展’或‘转变’问题”(92)说得较好,要求毛泽东读完后也给胡乔木读一读。在致胡乔木函中,萧军说阅读此文“对我们理解鲁迅先生甚有帮助”(93)。

      6月10日,萧军又致胡乔木,强调他和胡乔木关于鲁迅的前期的看法根本上并无不同。胡乔木认为鲁迅“前期部分上是转变,全程看来是发展”。萧军也认为鲁迅“思想上,所属阶级成分上不是一贯无产阶级的”,同意胡乔木所说鲁迅“由这一阶级(即小资产阶级)转到那一阶级(即无产阶级)”,但是认为有人企图以“转变”一词来否认鲁迅前期革命的历史,因而强调从“一贯实践的过程、主张,等来观察”,鲁迅“是全程革命的”。萧军还再次强调了前期的鲁迅在“政治上是积极的民主主义者”;“思想上主要是进化论者”,而进化论是辩证唯物论的一个“侧面”;在处事和创作的方法上“是接近科学的现实主义者”。

      萧军从两方面来论证鲁迅是“发展”。一方面,就各阶级的政治立场来说,“从那时(即新文化运动前后)到现在中国的资产阶级它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革命的。至于大部小资产阶级几乎和革命中的工农大众结了血缘,这也因为中国社会特殊性的缘故。从此意义来说,恐怕凡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全要在客观上经过这‘转变’罢?即使是原属工农大众,因为受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在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革命观点上来说,恐怕也应该是一个‘转变’吧?”另一方面,就鲁迅本人来说,他“是很少有过积极地、主观地支持过中国资产阶级退步一面的”。他“接受无产阶级的革命观点,是渐进的,不是一下子”,不能要求鲁迅的立场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的,即使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一年,“俄国的革命正在世界不知真相中,中国的正式共产党也没成立,无疑的鲁迅先生对于中国的真正前路也还不能够确定和清楚,这也是当然的。”(94)

      在萧军向毛泽东推荐的文章中,《鲁迅与尼采》一文可能是王元化1939年发表的那篇文章。王元化认为,“初期的鲁迅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代表当时向上发展的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尼采则“正是反动的贵族阶级的代言人”(95)。萧军进而说,他赞同胡乔木关于尼采对鲁迅有影响的看法,因为“一种思想底产出(不管好坏)总有它现实的基础,尼采底时代和先生底时代几乎是一半同时的(尼采生殁于1844-1900;先生生殁于1881-1936),即使他主观上不接近(何况先生还译过尼采的作品)客观上也一定要多少存在一些的,因为人究竟是历史和环境的产物”。但是,萧军认为:“1.鲁迅与尼采仅是在历史上某阶段一刹那的相遇,马上就各自走向了自己的方向——向上的;堕落的。2.尼采是以种族斗争代替阶级斗争的。他所说的人性是‘静’的,站在德国的与封建势力结托的资产阶级上,代表大地主极端反动的贵族主义的,走向‘破灭’的一闪的磷光。鲁迅先生却与他相反。3.进化论是辩证唯物论统一中一个‘侧面’:前者在说明自然法则;后者并说明社会进化法则的特殊性全部。”(96)总而言之,萧军强调鲁迅是“发展”的。

      可见,关于鲁迅是发展还是转变的争论较为激烈。毛泽东强调鲁迅是转变的原因,正如当时中共华中地委宣传部长李守章体会指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分作三个阶段。1919至1927年为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已初步奠定反封建文化的基础。1927至1941年为第二阶段,文化阵营剧烈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搞复古、复辟,统治阶级搞文化黑暗统治,鲁迅从黑暗中冲出来,充当这一阶段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旗手,提出工农大众民族解放文学。第三阶段以毛泽东发表讲话为起点,表现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毛泽东是新阶段文化运动的旗帜(97)。难怪萧军坚决反对毛泽东认为鲁迅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主义者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旗手,竭力说进化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一个“侧面”。尽管如此,毛泽东、萧军关于鲁迅的阐释与争论可以说到此结束,从1942年起中国的文学艺术就是沿着鲁迅所开创的,毛泽东所加以提高和发展的这条革命现实主义的航道前进的(98)。

      ①袁荻涌:《毛泽东论鲁迅》,《文史知识》,1996年第5期。

      ②田刚:《毛泽东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文史哲》,2012年第2期。

      ③蓝棣之:《毛泽东心中的鲁迅》,《南方文坛》,2001年第2期。

      ④《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电子书籍下载,http://book.knowsky.com/book_387586.htm。

      ⑤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先生纪念集》,上海:上海书店,1979年复印,逝世消息摘要,第42页。

      ⑥冯雪峰:《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及其他》,《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9页。

      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斗争》,第116期,1936年11月10日。

      ⑨《本刊献词》(1936年11月),《萧军全集》,第11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

      ⑩《致郭沫若君关于“不灭的光辉”》(1936年11月27日),《萧军全集》,第11卷,第164页。

      (11)《本刊献词》(1936年11月),《萧军全集》,第11卷,第146页。

      (12)《论鲁迅》(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43页。

      (13)《论鲁迅》(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44页。

      (14)刘忠:《精神界的流浪汉——延安时期的萧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

      (15)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筒注释录》,北京: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1年版,第46—46、65—66页。

      (16)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筒注释录》,第47—48页。

      (17)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筒注释录》,第64页。

      (18)《〈鲁迅先生纪念集〉后记》(1937年10月14日),《萧军全集》,第11卷,第212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62页。

      (20)《毛泽东之歌》,《何其芳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页。

      (21)《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12月21日),《鲁迅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22)《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36年11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62页。

      (23)《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7页。

      (24)《鲁艺艺术公约》,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下,第452页。

      (25)《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1—125页。

      (26)章欣潮:《怎样走鲁迅先生的路》(1941年10月19日),载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下,第18页。

      (27)艾克恩主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

      (28)《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315页。

      (29)(30)(31)(32)《鲁迅先生给中国新兴文学、木刻工作者的路》,《萧军全集》,第11卷,第265、268、268—269、268、268、270、270、265页。

      (33)《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1939年9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39页。

      (34)《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25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

      (37)(38)《鲁迅先生三周年逝世献言》(1939年10月6日),《萧军全集》,第11卷,第403—404、405—406页。

      (39)《应该怎样准备我们自己》(1938年),《萧军全集》,第11卷,第248页。

      (40)(41)《鲁迅先生三周年逝世献言》(1939年10月6日),《萧军全集》,第11卷,第405、406、406、405页。

      (42)《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2页。

      (43)(44)(46)《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2、698、698页。

      (45)田刚:《毛泽东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文史哲》,2012年第2期。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51页。

      (48)《关向应同志的讲话》(1940年3月26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l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24页。

      (49)张心如、草明、刘芝明、徐懋庸、陈学昭等著:《萧军思想批判》,北京:大众书店,1949年版,第184页。

      (50)《抗战中的文化工作和文化运动》(1940年8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1页。

      (51)(54)《萧军全集》,第18卷,第278、283、303、278页。

      (52)王德芬:《我和萧军风雨50年》,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53)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王海平、张军锋主编:《回想延安·1942》,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347页。

      (55)《抗战中的文化工作和文化运动》(1940年8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1页。

      (56)《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延安各界纪念大会宣言》(1940年9月26日),《萧军全集》,第11卷,第420—421页。

      (57)《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延安各界纪念大会宣言》(1940年9月26日),《萧军全集》,第11卷,第421页。

      (58)《也算试笔》(1941年12月20日),《萧军全集》,第11卷,第503页。

      (59)《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经过》(1941年),《萧军全集》,第11卷,第431页。

      (60)《延安鲁迅研究会启事》(1941年),《萧军全集》,第11卷,第444页。

      (61)《延安鲁迅研究会通知》(1941年),《萧军全集》,第11卷,第445页。

      (62)(63)《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经过》(1941年),《萧军全集》,第11卷,第429、428、429页。

      (64)(65)《时代——鲁迅——时代》(1941年7月16日),《萧军全集》,第11卷,第463、464、463、473、467、468、471页。

      (66)《萧军全集》,第18卷,第470、563、568—569页。

      (67)《再“说起”》(1941年1月25日),《萧军全集》,第11卷,第440页。

      (68)(69)《两本书的“前记”(二)》(1941年9月25日),《萧军全集》,第11卷,第489、489、490页。

      (70)《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绩》(1941年10月17日),《萧军全集》,第11卷,第492、494页。

      (71)朱正:《鲁迅的一世纪》,《炎黄春秋》,2007年第9期。

      (7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页。

      (73)(75)《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5、830、834—835、843—844页。

      (74)《伪自由书·透底》(1933年4月19日),《鲁迅全集》,第5卷,第109、111、112页。

      (76)[苏]彼得·弗拉季基洛夫:《延安日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77)《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362页。

      (78)(79)(80)《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857—858、861、877页。

      (8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2页。

      (8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380—381页。

      (83)《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1页。

      (84)田刚:《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鲁迅”》,360doc个人图书馆,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601/00/6433232_474763661.shtml。

      (85)蓝棣之:《毛泽东心中的鲁迅》,《南方文坛》,2001年第2期。

      (8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编:《延安文史》,第11辑《延安岁月》(下),西安:延安现代彩色制版印务有限公司印制,2008年版,第444页。

      (87)《杂文还废不得说》(1942年5月14日),《萧军全集》,第11卷,第550、551、553、551页。

      (88)《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片断:萧军发言遭胡乔木反驳》,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4/10-24/6714034.shtml。

      (89)罗竹风:《论中国文学的鲁迅方向》(1943年9月),载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下,第78页。

      (90)《萧军全集》,第18卷,第633页。

      (91)《萧军全集》,第18卷,第635页。

      (92)《致毛泽东》(1942年5月29日),《萧军全集》,第16卷,第327页。

      (93)(94)《致胡乔木》(1942年5月29日),《萧军全集》,第16卷,第159、160页。

      (95)王元化:《鲁迅与尼采》,载李长之、艾芜等著,孙郁、张梦阳编:《吃人与礼教——论鲁迅(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96)《致胡乔木》(1942年5月29日),《萧军全集》,第16卷,第160—161页。

      (97)李守章:《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三阶段》(1945年5月1日),载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下,第232—235页。

      (98)欧阳山:《我的文学生活》,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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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毛泽东对鲁迅的看法与主张_鲁迅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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