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敏[1]2012年在《新媒体视阈中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媒体是在传统媒体发展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的新的媒体形态,随着互联网、手机的普及和Wbe2.0、3G技术的推进,新媒体成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新媒体传播因其传播方式的高度自主性、广泛参与性、去中心化的互动性等特点,使广大民众参与到信息的制作和传播过程中,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虚拟生活方式,也给大学生带来了思想道德层面的积极影响和严峻挑战。一方面使学生增强了民主、平等、独立等现代伦理意识,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传播信息内容的繁杂性、传播方式的的隐蔽性,对大学生思想观念带来冲击,对大学生的道德自律、道德判断、道德行为提出了挑战,新媒体传播创设的虚拟与现实并存的环境,给传统的德育观念、手段带来了严峻挑战和很好的机遇。如何在伴随新媒体而来的信息化、全球化的现代境遇中,创新大学生道德教育,成为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课题。本文结合新媒体的特征与功能,以新媒体视阈中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创新问题为研究对象,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现状与问题,新媒体环境下道德教育创新的必要性,以及创新的指导理念、教育模式、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形式、教育途径、教育队伍建设、教育环境、教育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全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分十一章。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媒体形态经历了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到网络、手机、数字电视等新媒体的发展过程,当前新媒体的主要类型有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媒体,新媒体具有交互性与即时性、自主性和参与性、共享性和社群化、个性化与受众的分殊化、信息内容的多元化等特征,具有传播大众文化、引起人们交往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变革、建构公共领域、推进社会民主、影响社会舆论等功能。新媒体的发展对传统道德教育理念和方式方法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道德教育提供了拓展教育载体、传播道德价值、促进教育的互动性及主体性的发挥等机遇。同时道德教育创新是新媒体环境下实现道德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的必然需求,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道德教育现代发展的自身需求。当前道德教育已经根据新媒体带来的新变化在教育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着运用新媒体的自觉性不强,没有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与新媒体教育的合力作用,对新媒体的传播规律把握不准确等问题,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道德教育指导理念、模式、内容、方法、途径、队伍建设、新媒体管理机制,教育评价机制与新媒体环境不适应。在新媒体创设的虚拟与现实共存、多元化的环境下,应创新道德教育指导理念,树立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整体育人理念,一元主导与包容多样的理念,道德教育价值取向与社会道德整体发展趋向相一致的理念,道德教育内容、方式、方法、途径与新媒体传播规律相一致的理念；应根据新媒体环境的变化,建立新媒体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结合的道德教育模式,建立学校、社会、家长、学生四位一体的与新媒体相结合的立体教育模式；应注重新媒体环境下道德教育内容的创新,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公民伦理道德教育、道德选择教育,提升学生整体道德能力和水平；应注重大学生道德教育方法、形式的创新,运用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新媒体平台创新德育方法,运用自主性德育、参与式德育、选择性德育、主体间性德育、嵌入式德育等新的德育形式；应注重大学生道德教育途径的创新,加强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道德主体的建构,加强新媒体环境下的伦理规范建设、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加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通力合作,发挥媒体的道德教育功能；应创新新媒体环境下的大学生道德教育队伍建设,建立政府、社会、高校组成的队伍建设网络体系,丰富教育队伍的构成,明确队伍的素质要求,加强新媒体管理队伍、新媒体舆论引导队伍、道德教育队伍三支队伍的建设；应着力做好大学生道德教育环境的优化,实现中国传统社会伦理在新媒体带来的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现代转化,优化道德教育的社会环境,建立健全新媒体管理、监控机制,优化新媒体环境,学校加强校园网管理和建设,优化校内教育环境；应创新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评价机制,建立新媒体环境下政府、社会、学校、家长四级联动的道德教育评价体系,完善政府对道德教育的奖惩机制。本文运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对新媒体对大学生的道德影响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传播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对新媒体视阈中大学生道德教育创新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运用实证研究法,通过建立德育网站、德育播客、手机短信教育平台等方式,从实际德育工作中探索运用新媒体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为研究提供现实依据。本研究有助于宣传和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及其师生把握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基本规律,在具体工作中提高可操作性,增强实际效果,并进一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
邵岗[2]2012年在《网络时代中国政治沟通研究》文中认为短短十余年间,互联网获得了飞速发展,不仅网民人数激增,其技术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所产生的冲击波效应,早已超越单纯的技术范围而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对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效率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极大地改变了政治沟通的面貌,以网络为媒介的政治沟通于是在中国异军突起,掌握一定政治资源的政治主体如政府,通过互联网这一特定媒介输送、获得和处理政治信息的行为或过程,引致中国政治沟通体系的加速重塑。网络时代政治沟通的出现发展,有利于民意表达、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提升政府形象、推动民主进程和实现公民权利等。互联网的发展促使政府倾听网络民众的声音,互联网的舆论监督功能可以将一个阳光政府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平台并促进政务公开,在现时中国,网络是民众期待的能够沟通他们与政府的神经。探讨网络时代中国网络政治沟通问题,其着眼点首先应该放在厘清网络政治沟通的内涵、特点、主要形态以及相关理论在网络政治沟通中所出现的新变化的前提下,进而把握中国网络政治沟通的总体状况,特别是阐释网络政治沟通对中国政治可能带来的正反两方面影响,最后在分析中国网络政治沟通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提出优化网络时代政治沟通的构想。为什么公众对网络为媒介的政治沟通有这么大的热情,从而导致网络这种技术性的工具会在中国产生这么大的沟通作为?通过对当前社会发展情形的分析,我们发现,传统的政治沟通方式主要有选举、会议、大众传媒和信访等,这些沟通方式各有其功效果,也各有其局限。在利益诉求超载而沟通管道不足的制度困境中,互联网的兴起,为官民互动提供了一些补救的可能。集信息工具、意见平台和人际社区于一身的互联网,具有负载量大、成本低、及时快捷、功能丰富等特征,成为政治沟通的理想舞台。此外,中国当下市民社会发展的不成熟,以及传统媒体所构建之公共领域公共性的不足可能制约了公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而网络刚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民社会发展中的不成熟,且在部分上替代了市民社会的一些功能。同时,网络的平等开放的特性,也存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传媒公共领域的公共性。但是,网络政治沟通偶尔表现出的非正式、激愤乃至对抗的一面,也给政治过程带来一些撞击甚至负面的后果。为了更好地发挥网络政治沟通的作用,必须要从优化沟通要素、沟通过程和沟通效果方面入手。在人类历史上,技术的发展始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网络时代政治沟通对我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影响,我们也应该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去看待。
全家悦[3]2014年在《大众文化影响下党的意识形态传播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意识形态传播不仅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党都面临着无形的以说服和信仰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建设、传播和认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工作包含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传播和意识形态认同三个相互联系的过程。其中，意识形态建设是前提和基础，意识形态认同则是根本目的，意识形态传播是中心环节。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传播就是将党的意识形态相应的价值、理念和信仰内化到人们的心理层面的过程。全球化、信息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了中国大众文化，使得大众文化在社会转型期，在多维文化视野中崛起。文化转型是最深层次的转型。大众文化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对大众产生普遍和深层次影响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所显示的弱意识形态性和非强制性、商业性和功利性、娱乐性和世俗性等特点，对人们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对党的意识形态传播的传统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在大众文化的深刻影响下，构建双向互动的大众传播模式是党意识形态传播路径的必然选择。构建双向互动的大众传播模式的前提是主体构建，即提高党的意识形态传播能力，实现传播关系优化；核心是传播话语体系的建构，即形成兼容并蓄的话语体系；关键保障是优化传播环境，即加强对大众传媒的引导和管理。论文运用阶级分析、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文献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基本方法，从政党政治的一般原理出发，厘清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逻辑，在分析大众文化对党意识形态传播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提出党意识形态传播路径的总体思路。论文包括导言、正文五章和结束语三个部分。导言部分阐释了本选题的原因和背景、研究价值、研究现状、核心概念、研究思路、结构框架以及论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总结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理论逻辑。该章从政党政治的一般原理和传播学原理出发，对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界定，从社会传播学视角分析了政党意识形态传播的内涵，总结了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传播的经验教训和意识形态传播的规律。第二章着重分析了大众文化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影响，包括机遇和挑战两个方面。该章从大众文化的生成、内涵、基本特征和功能出发，重点挖掘大众文化对人们价值观念、理想信念，对党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等方面带来的的挑战。最后从宏观上总结了大众文化影响下党的意识形态传播的路径选择:双向互动的大众传播模式，其中主要包括传播主客体、传播内容方法、传播环境媒介等主要因素。第三、四、五章是中国共产党在大众文化影响下加强党的意识形态传播的具体路径研究，是本论题研究的重心之所在。和第二章对接，主要从传播主客体、传播内容方法、传播环境媒介这三大部分进行研究。第三章主要从党的意识形态传播主体出发，探求如何优化传播主客体关系。传播主体在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和主动性地位，因此该章主要围绕意识形态传播主体，从提高党的意识形态传播能力，重视受众心理需求，实现传播关系优化等层面进行论述。第四章是传播体系的建构，目标是建立兼容并蓄的话语体系。该章主要从传播体系建设的原则、内容和方法三个层面论述如何建立兼容并蓄的话语体系。第五章重点探讨如何优化党的意识形态传播的媒介环境。主要从加强对大众传媒的舆论引导和对信息网络等新媒体的管理两个方面论述。结束语简要地对论文进行了概括，同时对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进行了展望，提出以“中国梦”的提出为契机，推动党的意识形态传播。
聂静虹[4]2009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大众媒体功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媒体与政治的关系,由来已久。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研究媒体与政治的作用与反作用,一方面是因为,公共政策作为“治理手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另一方面是因为,“新闻执政”已然成为“媒介化社会”的主流话语。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大众媒介不但能够传递公共政策信息,还以其特有的“建构现实”功能对公共政策系统的运行发挥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本文从政策学、传播学“两个维度”,研究了大众传媒在政府完善决策机制、提高决策水平、推进民主与科学决策、增强政策效能方面的作用,提出构建良好的政府、媒体、公众关系的设想和途径。现代社会公共问题的大量性,与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和具有的政策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客观上要求大众传媒承担起重要的政治与行政功能,特别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随着社会转型、利益分化,以及公众利益诉求的回归和增强,政策环境和媒体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媒体已经成为推动政策系统改进和政策质量提高、维系利益分配恰当性和有效性的重要社会机制。充分发挥媒体在利益表达渠道与利益平衡机制方面的政治功能,准确传达不同阶层的声音,及时协调各方利益,促进政策制定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本文主要采取规范方法和系统分析方法,运用议程设置理论、媒介框架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知识沟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公共领域理论等探讨大众传媒在政策活动中的作用。具体方法以案例分析法为主。在行文中提及的有代表性的案例较多,鉴于篇幅问题,在具体论证中仅选取了三则,即“1953—1957年之间的新华社”、“圆明园防渗工程”和“厦门PX事件”作细致剖析,以期能对相应观点给予佐证,同时有所深化。全文由引言、五章正文及结语构成,约16万字。引言部分着重介绍了研究缘起、研究现状、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主要理论及研究方法,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等。第一章,公共性视野下的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视角。认为正是因为公共政策及大众传媒都具有公共性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联性。公共性是研究政策制定中媒体功效的逻辑起点和终极目的。集中表现为：新闻政策对大众传媒的规范,即作为公共政策系统和新闻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政策职能的确立和发挥,在“传媒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众传媒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即作为连接政府与社会的重要桥梁和中介,扩大公众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程度,使分散的公众更便于集中公开表达自己的诉求,增强公共政策的科学性,提高公共政策的民主性,实现公共政策的程序正义,保障公共政策中的公民话语权等。第二章,社会变迁中的媒体功效。主要论述媒体功效的时空背景。我国媒体在政策过程中作用的发挥及其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和政府特别是党对媒体属性与功能的认识,取决于党和政府特别是党制定的一系列新闻政策与法规。本章分四节展开。第一节,媒体变迁中的政策话语流变,以改革开放为界,分为两大时期,回顾我国新闻媒介在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的情况,并以“1953—1957年之间的新华社”为例,佐证媒体担当政策“宣传工具”的同时,在把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并提上政策议程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节,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两个方面论述社会转型对传媒的影响。第三节,从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背景下政策的治理特征、政策对象主体意识的回归与增强、政策问题的复杂化与难缠性质等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政策传播环境的深刻变化。第四节,关注了媒体生态环境的变化。第三章,大众媒体与政策制定。主要探讨了大众传媒在公共政策制定领域发挥的具体作用,并提供了传播学的理论支撑。指出,在政策制定的所有环节,大众传媒均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议程创建阶段的发现问题及利益表达,以及方案规划阶段的智识提供等。本章在探讨政策议程及其建立途径,以及作为协商民主讨论“平台”的基础上,从政策问题的认定和“不决定”两个方面,探讨大众传媒发挥作用的机理。最后,以“圆明园防渗工程”为例,剖析了媒体介入公共政策制定环节的的途径、方式和力度。第四章,新媒体环境中的政策制定。首先,探讨了新媒体环境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机遇与挑战。认为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具有即时性、开放性、个性化、分众性、信息的海量性、低成本全球传播、检索便捷、融合性等特点,其本质特征是技术上的数字化、传播上的互动性及内容上的海量与易检性。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媒生态图景,也改变了作为政策制定重要影响因素的公共领域。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关键区别在于“信源的扩张”,这里的信源是“参与主体”,扩张是“参与程度”。由于无与伦比的传播特性,无论是政策参与的深度还是广度,互联网对当前现实社会的影响更大更深。由此改变了传统公共政策的决策模式,使政府决策呈现出从经验决策到民主科学决策、从精英决策向大众与平民参与决策的转变之势。其次,为更好地研究新媒体环境下,政策制定的路径发生的变化及影响因素,同时更为详尽地阐释政策领域“制定”与“非制定”过程中的媒体责任,本章第三节对厦门“PX事件”与成都“PX事件”进行了比较研究,特别是注意到了公共知识分子,借助媒体“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构建公共议程、作用政治生活的新现象。第五章,构建良性互动的政府、媒体、公众关系。主要探讨了导致大众传媒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差距的原因,并提出了构建政府、媒体、公众关系新模式的设想和着力点。由于受政府与市场双重制约,加之大量民众欠缺媒介素养和公共决策参与意识,媒体在政策制定领域发挥作用受到局限。本章从利益表达中的媒体限度入手,分析了传媒公共性缺失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认为,建立大众传媒与政策议程的良性互动关系,有着异乎寻常的现实意义。应在社会主义法制框架内,从大众传媒、政府、公众三个主体切入,多管齐下、整体推进：大众传媒要提高公信力,增强议题设置功能；政府要创新监管方式,营造宽松的传媒发展环境；公众要提高素质,增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新闻法》,规范三者的权利和义务。结语,主要是展望公共成员关系重构的实践：公共新闻。本文认为,公共新闻是对传统观念的革新与颠覆,对媒体、政府、公众三者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大众”强调受者的无意识状态,“受众”强调受者的被动状态,“公众”强调传者与受者的对话状态。大众—受众—公众是“以人为本”的回归,更多体现了公众作为社会主体的属性。中国公共新闻时代的到来,有现实基础,也面临严峻挑战。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共新闻丰富了公共领域的内涵,更有利于和谐公共空间的构建。公共新闻运动带给人们更多憧憬与期盼,中国“公共新闻”的建构应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我们距离理想的公共领域的距离越来越近。
李爱芹[5]2002年在《大众传媒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影响分析及对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信息时代，各种大众传媒相互渗透，形成一个多层次的信息网络，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大众传媒与青少年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媒介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对青少年思想和行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其负面影响所结出的苦果之一便是引发和加剧青少年偏差行为。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了大众传媒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影响，在社会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在传媒负面影响下青少年偏差行为的种种表现，并对传媒负面影响的成因作出了具体分析。针对大众传媒的负面影响，文章分别从政府、传媒、学校、家庭以及青少年自身这几个方面探讨了新世纪的青少年传媒策略。
王芳芳[6]2014年在《大众传媒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影响》文中指出近年来，网络、电视、电影、广播和报纸等大众传媒对中学生学习语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学语文教学面临严峻的考验。文章对大众传媒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学语文教学现状提出了将大众传媒应用于中学语文课堂辅助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以及丰富的实践调查的基础上总结了大众传媒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应用的具体策略，指明了传媒应用时应该注意的问题。该研究旨在帮助中学语文教育者正确认识大众传媒，充分利用传媒优势提高课堂效率，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文章分四个部分论述了大众传媒与中学语文教学的关系。第一部分界定了传播、媒介、传媒以及大众传媒的概念，对大众传媒的分类方法进行了说明，详细介绍了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网络五种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便于对大众传媒认识不够深刻的读者对其有一个系统、全面的认识。第二部分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大众传媒对中学生识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能力的影响。大众传媒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为中学生识字认字提供了便利、开阔了中学生的阅读视野、为中学生作文提供丰富素材、帮助中学生提高口语交际能力，消极影响主要包括：削弱了中学生汉字书写能力、限制了中学生的阅读想象力、束缚了中学生的作文创造力、缩小了中学生的口语交际空间。文章第三部分从大众传媒应用于语文教学的现实依据及成功经验两个角度论述了大众传媒应用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必要性，电子信息时代，中学生学习使用大众传播媒介已成必然，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要削弱大众传媒的消极影响，发挥传媒的优势，利用传媒提高课堂效率，改革传统语文教学的弊端和不足。这一部分通过史金霞的“电影教学”以及赵谦翔的“东方时空感悟课”两个成功案例说明了大众传媒在语文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文章的第四部分论述了大众传媒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具体应用策略，主要包括利用大众传媒指导识字教学、利用大众传媒指导阅读教学、利用大众传媒指导写作教学、利用大众传指导口语交际教学。这一部分还提出了语文教学中应用大众传媒应该注意的三个问题：要有利于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要明确大众传媒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语文教学中大众传媒的使用要适度。
王慧琳[7]2003年在《大众传媒体育信息影响我国大学生体育生活的实证与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传媒环境是对大学生发生重要影响的社会环境之一。近年来对大众传播与体育运动的研究已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其中对人们体育生活的影响不可被忽视；大众传播的影响正在对学校体育教育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从目前研究成果中发现，关于大众传媒与学校体育发展的研究少见报道。为了全面了解大学生接触大众传媒体育信息的现状和对大学生体育生活的影响，为大学生体育发展和大众传播的改进和决策提供依据。本研究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和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法对我国19所高校1806名大学生、2002年亚运会期间对北京140名大学生的调查。通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研究方法对大学生接触大众传媒体育信息各个环节进行比较系统的调查分析，在理论上初步揭示出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体育信息对大学生体育生活的影响，客观描述大学生通过大众传媒接触体育信息的行为、过程特点与效果。揭示出大众传媒对大学生体育生活的负面影响及应对措施，以及大学生媒体接触存在的问题与大学生传媒政策。主要结论如下： 1 大学生是信息社会的主要力量，与其受教育程度是相互联系的。大学生的个体差异、社会差异导致了媒介接触行为和意识状况的不同。 2 本研究充分证实了大学生有多种媒介需要，并且对每种媒介的需要有所不同。大学生接触大众传媒体育信息的动机与体育兴趣程度有一定的关系。 3 大众传媒体育信息的宣传舆论、体育教育服务、体育文化消费功能决定了大学生的大众传媒体育信息接触会对大学生的体育态度、兴趣、价值观、行为方式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影响程度受到大学生所接触的媒介种类、媒介内容的制约。 4 大学生在不同媒体中关注的体育信息内容不同；不同大众传媒体育信息种类能满足大学生对不同体育信息内容的需要。大学生对不同大众传媒体育信息的喜欢程度不同。电视、报纸、网络是大学生喜欢的媒体。大学生认为大部分大众传媒体育信息具有比较好的可视(听)性。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媒体体育信息的多样性不够、形式单调呆板和播出时间不合适。 5 大众传媒在体育认识、体育暴力、体育道德、偶像崇拜、体育参与方面对大学生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其原因可概括为市场经济的负面消极影响、社会不良思潮的渗透侵蚀、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影响、大学生体育教育机制的不健全、当代大学生自身存在的弱点等。 6．大学生的媒体接触渠道不够畅通、大众传媒体育信息对大学生的影响力强度不足、媒体信息对大学生的影响时有偏颇、大学生在媒介体育信息的意识方面，对媒介体育信息意义和价值的认识有所欠缺，对信息感受能力还需要加强，对媒介体育信息需要的认识不明确等是现时期大学生媒体接触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建议制定出相应的以政府为核心的引导和以学校为重点的媒介教育措施，学校教育应加强体育教师在大学生使用媒介中的角色，应正确运用大众传媒搞好体育教育。
王法硕[8]2012年在《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网络信息技术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互联网科技革命带来了网络信息时代。互联网改变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数量惊人的网民开始形成一股重要的力量参与和影响着中国政治和公共政策。网络参与成为我国当前民意表达、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网络参与的异军突起引起了从事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以及公共政策学研究学者的高度关注。与现有的研究不同,本文着重分析网络参与和公共政策过程两个变量的关系,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公民怎样在互联网上参与我国公共政策过程?公民的网络参与对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产生了什么影响?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本文建构了以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所形成的政策网络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和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模型,从宏观环境层面到微观个体层面对该政策网络进行分析。从宏观层面看,公民网络参与的背景和参与途径构成政策网络存在的环境。公民网络参与产生和生长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大背景之下。现实途径中公民政治参与的失灵使公民将实现政治参与的希望寄托给互联网,政党执政理念的更新为网络参与提供了合法性；网络经济的发展及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提升了公民网络参与的能力和热情；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网络参与的实现创造了可能性；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初步孕育和发展更成为了网络参与不断壮大的助推器。网络论坛、政府网站、博客和微博等网络应用是公民网络参与的主要途径。通过实证考察,本文认为作为公民网络参与平台的网络论坛、政府网站、博客、微博等网络应用对塑造网络民意、推动网络民主、增进政治沟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微观层面看,网民、政府、媒体、社会组织等网络参与的行动者为了实现行动目标展开互动形成了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政策网络。公民个体或群体借助互联网上的各种应用平台向政府进行偏好表达和意见输入,网络参与对包括议程设置、方案选择和政策执行在内的政策过程各阶段施加了影响。本文研究了上海“钓鱼执法”、新拆迁条例和北京治堵网络意见征集及微博打拐等典型案例,从政策网络的行动者、运行机制、网络特征等方面对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进行具体分析,揭示公民网络参与对政策过程不同阶段构成的影响。而在网络参与的另一端,面对来势汹涌的网络民意,作为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的政府需要做出回应。网络参与具有双重效应,对政府管理来说既构成巨大挑战又发挥积极作用。在网络参与初期,政府主要采取监控为主的应对措施,而随着对网络参与认识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政治领导人不再视网络参与为洪水猛兽,而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心胸直面网络民意,应对网络参与的策略从严格监控逐渐转变为积极回应和主动引导,政府应对方式的变迁体现为由堵到疏的政策学习过程。通过对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背景、途径、阶段及政府应对的详细考察,本文得出结论：网络民意和政府态度是影响公民网络参与的核心变量,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大众传媒、社会组织、知名人士等是外围变量。政府和政治精英的态度是影响网络参与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本文根据网络民意和政府态度的不同划分出高效型、低效型、倒逼型、孤立型、受阻型和公敌型等六种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基本类型；根据网络参与发起主体的不同区分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参与机制；基于实证案例的考察,抽象出公民网络参与政策议程、政策方案与政策执行的三种参与模型,对导论中所建构的过程模型进行了修复与拓展。虽然当前公民网络参与对公共政策过程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但是其纵深发展仍然面临若干困难和瓶颈的制约：网络参与存在代表性结构失衡；互联网自由、开放等特性容易滋生无序网络参与；充斥于互联网上的西方意识形态和多元价值观有瓦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危险；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容易诱发网络参与出现“沉默螺旋”和“反沉默螺旋”效应；网络参与过程中可能产生群体极化等非理性群体心理。要推动公民网络参与的良性发展,本文提出制度、法律、道德三位一体的优化建议：要构建公民网络参与保障体系,缩小网络数字鸿沟、提升政府网站和政务微博水平、加强对网络参与的回应；要推动公民网络参与立法进程,保护公民网络言论自由权；要塑造公民网络参与伦理道德,倡导网络参与道德自律、培育公民网络参与精神、建构网络时代行政伦理。近十年的公民网络参与实践证明了现阶段在我国政府与公民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上的交流、协商与合作实现良性互动,为构建更加民主的决策过程和公共治理而共同努力。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当前的网络参与往往由政府主导,网络参与的积极功能尚未充分发挥。本文认为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依托较为成熟的网络社团,实现一定程度的网络直接民主,建立覆盖公共政策全过程的公民网络投票制度,切实保障公民参与权。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有效的网络参与我国公共政策的民主基础将更为宽广,距离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目标将更为接近。
詹恂[9]2004年在《我国网络传媒的文化产业经营研究》文中提出2004年7月20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十四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止到2004年6月30日,我国上网用户总数为8700万,比去年同期增长27.9%,上网计算机达到3630万台。目前中国国内上网人数仅位居美国之后,排名全球第二,2004年比1997年增长了128倍。预计到2006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互联网用户的国家,人数将达1.46亿人,届时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在网络传媒的服务业务方面:搜索引擎、网络教育、网上银行、在线交易、网络广告、网络新闻、网上视频服务、收费邮件服务、短信服务、网上招聘、网络资讯服务、网络游戏等服务业务快速发展,并被更多用户信赖、接受和使用。 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互联网经济从第一个发展顶峰跌入低谷,经历了严酷的泡沫挤压和市场淘汰。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网络传媒的发展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是抓住机遇,加快了发展步伐,大大缩小了与国际的差距。在全世界范围看来,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今天,笔者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随着中国网络人口的不断扩大,网络传媒的作用和影响会进一步显现出来。而目前国内对网络传媒的研究刚刚起步,对网络传媒领域专门的经营研究就更少了,在这种背景下,加强对网络传媒的文化产业经营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络传媒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形态,在中国自出现到现在还不到20年时间,但是,其发展之快是以往所有的研究没有预料到的。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为庞大人群每天必须使用的工具,是因为它具有其他媒体不可比拟的技术优势。在传播形式上,它是从单媒体走向多媒体,无论是动态、静态的信息,还是文字、声音、图像信息都可以在互联网上传播。从传播范围看,互联网跨国
朱健[10]2012年在《互联网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积极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互联网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技发明之一，它的快速发展与普及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日益完善和我国网民数量的急剧上升，互联网对我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正愈加深刻，特别是互联网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接近与契合，使得互联网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须臾不能离开的重要条件。当前，互联网以及互联网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电子政务、网络问政和网络舆情，正日益成为政府顺应民意、提高政治自觉的有效工具；也越来越成为公民知情，以及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重要渠道。由此可见，互联网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影响毋庸置疑。只有正确认识互联网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影响，才能够深入挖掘出互联网对民主政治有利影响的潜能，从而加快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步伐；也才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过程中，准确把握其信息化的新趋势，为我国民主政治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开辟出一条新路径。从内容结构上看，本文由导论、五章正文和结论这七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互联网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积极影响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本论文的创新点和难点。本文第一章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媒介与政治关系的论述，总结出大众媒介既要受到政治的控制与决定，又能够对政治起到塑造和能动的作用。因此，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媒介，必定会与政治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在影响政治体制、政府管理、政治文化和国际政治的同时，也表现出与民主政治的某种接近和契合，进而引发西方发达国家对互联网民主潜质的探索与试验。随着我国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也自然而然地渗透进我国的政治生活，实现了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日益紧密的结合。本文第二章详细分析了互联网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创造的新条件。主要从技术、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说明互联网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先进的技术基础、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障，也营造了有利的文化环境，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形成了“硬环境”与“软环境”的双重保障。毫无疑问，互联网已经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文第三章到第五章分别探讨了电子政务、网络问政和网络舆情这三大基于互联网技术而生成的新事物对于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知情、政府问政于民与公民参政以及政府科学行政与公民监督的影响和作用，并以此为切入点，运用机制研究方法理顺电子政务、网络问政及网络舆情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联系，剖析电子政务、网络问政和网络舆情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影响，进而可以扩大为互联网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影响。本文最后一部分为文章的结论，强调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网络交流形式的创新，互联网正日益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手段和条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互联网都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产生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尽管受篇幅所限，本文只研究了互联网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影响，但互联网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却是双重的，互联网境遇下的民主政治建设并不一帆风顺，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互联网给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也要顺应我国民主政治信息化发展的新趋势，利用民主政治信息化强化民主政治的中国特色；推进我国民主现代化发展；创新我国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民主政治信息化实现互联网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新媒体视阈中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创新研究[D]. 赵敏. 山东大学. 2012
[2]. 网络时代中国政治沟通研究[D]. 邵岗. 复旦大学. 2012
[3]. 大众文化影响下党的意识形态传播路径研究[D]. 全家悦.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4].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大众媒体功效研究[D]. 聂静虹. 武汉大学. 2009
[5]. 大众传媒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影响分析及对策[D]. 李爱芹. 河海大学. 2002
[6]. 大众传媒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影响[D]. 王芳芳. 鲁东大学. 2014
[7]. 大众传媒体育信息影响我国大学生体育生活的实证与理论研究[D]. 王慧琳. 北京体育大学. 2003
[8]. 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研究[D]. 王法硕. 复旦大学. 2012
[9]. 我国网络传媒的文化产业经营研究[D]. 詹恂. 四川大学. 2004
[10]. 互联网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积极影响研究[D]. 朱健. 南开大学. 2012
标签：新闻与传媒论文; 大众传媒论文; 政治论文; 公共政策过程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教学理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媒介策略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大众文化论文; 大学生论文; 道德教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