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教育技术学科的国际交往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一个论文,新世纪论文,国教论文,年中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95(2011)03-0003-13
doi10.3969/j.issn.1009-5195.2011.03.001
一、国际交往的历史源头和研究背景
1917年，陶行知从美国学成回国后，为推行平民教育，举办了大规模的千字课教学试验，在嘉兴试验时用了幻灯。20世纪20年代，一些学成归国的进步人士陆续把国外先进的幻灯机、留声机、电影放映机等媒体带入国内，用于推行平民教育，从此我国的电化教育开始了初步的发展。至今，电化教育的发展已有90余年，在这段历程中，中国的电化教育历经沧桑，得到了壮大发展。不管是从名称还是研究内容、内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诚然，这些变化、发展与学者在教育技术领域进行的国际交往是分不开的。
中国电化教育最早期与国际的接触是1940年金陵大学（1952年合并于南京大学）孙明经先生赴美国考察教育电影，在纽约美国影片中心社和明尼苏达大学视觉教育中心目睹了美国纪录电影的成就。（维基百科，2010）随后，教育部于1947年选送萧树滋、白芷洁赴美攻读视听教育硕士学位，1947年廖泰初先生①被燕京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被撤销）派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视听教育，1948年南国农赴美攻读比较教育与视听教育硕士学位。（李龙，2006）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杜维涛先生翻译的戴尔的著作《视听教学法之理论》，这是第一部教育技术领域的翻译著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电化教育的实践需要系统的理论加以指导，于是国际教育技术的思想被引入中国。此时，人们对电化教育的名称、内容产生了质疑和争论，廖泰初先生在《电化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从国外名词术语的演变看“电化教育”》一文，（廖泰初，1982）随后陆续发表了《我们还要保留“电化教育”这一名词术语么？》（廖泰初，1986）、《今日中国的教育技术》（廖泰初，1988）等多篇论文。期间，由于受国外教育技术思想的影响，有几十篇文章争论电化教育的名称和内容，并就此问题多次举行座谈会。80年代末，由于当时还没有太多教育技术的专业书籍，于是业内学者开始引进国外的相关著作进行学习。如北京师范大学最早的教育技术学硕士导师尹俊华先生引进一些美国教育技术的原版著作，作为硕士生学习的读本，以此了解国际教育技术的研究，推动专业发展。
在AECT1994定义公布之后，国内业内人士对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1995年初，《电化教育研究》发表了高利明的《教育技术学的AECT1994定义及启示》一文，深刻分析了教育技术的内涵和发展，提出了教育技术的定位以及面临的机遇，并揭示了该定义带给我们的启示。（高利明，1995）1999年，中国电化教育协会组织出版了乌美娜、刘雍潜等人翻译的《教育技术：领域的定语和范畴》，（李龙，2006）于是国内掀起了学习、介绍美国教育技术的热潮。从此，中国教育技术领域的国际交往开始了新的历程。
21世纪以来，教育技术领域的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交流途径和平台越来越多，交流内容越来越丰富。毋庸置疑，国际交往有利于开阔国人的专业视野，促进教育技术的深入研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有利于活化专业发展思路，促进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和建设。10年来，学者们在教育技术领域的国际交往主要致力于哪些内容？采取了哪些途径和平台？取得了什么效果？存在什么不足？这些问题对教育技术今后国际交往的开展，乃至学科的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研究对21世纪中国教育技术领域的国际交往（以下简称“国际交往”）展开研究。作为国内首次关注教育技术国际交往的研究，希望借此帮助人们宏观地了解国际交往现状，并为今后教育技术的国际交往提供参考。
二、21世纪国际交往研究的设计
1.国际交往的界定
社会交往理论认为，完整意义上的交往范畴概括了全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和精神的变换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交换其活动、能力及其成果的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以一定的物质和精神的手段为媒介的互为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陈药泉等，1996）哈贝马斯提出，交往行为是以语言为全面沟通的媒介，通过交往主体的“对话”，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发生联系，形成一个相互理解和一致的共同语境。（哈贝马斯，2004）《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交往是由于人们共同活动的需要而在人们之间产生的那种建立和发展相互接触的复杂、多方面的过程。（武召，2002）
不同的学科和主题对交往的定义不同。我们认为，本研究中的交往是人与人或共同体之间通过媒介，在物质和精神层面进行相互交流、沟通、影响的活动。因此，国际交往是中国与世界各国通过媒介，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对教育技术的相关内容进行互相交流、沟通、借鉴的活动。其中，物质层面是交往的显性内容，如书籍、期刊论文等，而精神层面是交往的隐性内容，如思想、观点等。
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即收集相关文献，并进行比较、分析。对数据资料的处理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
我们认为，当前国际交往的主要途径有：(1)国内师生出访学习、交流；(2)国外学者来华作报告、进行合作交流；(3)对国外学者进行专访、进行互动对话；(4)赴外参加国际会议等交流活动或国内组织国际会议；(5)翻译国外著作。对于以会议形式进行交流的人次，则不计入前两类的统计。
因此，对于国际交往的研究，我们主要收集与以上内容相关的资料，获取资料的途径是联系多所高校的专家教授获取国际交往活动的资料、通过教育技术期刊、学报、学校网站以及本专业的其他资源网站收集资料。
一是选择有关院校了解情况。我们所联系的高校学者如下：华南师范大学焦建利、北京师范大学刘美凤、北京大学汪琼、华中师范大学赵呈领、南京师范大学沈书生、东北师范大学解月光、陕西师范大学张文兰、西北师范大学郭绍青、西南大学瞿堃，华东师范大学的信息由王觅收集整理。我们邀请上述人员就自己了解到的本单位10多年在本学科进行的中外互访、国际会议、专题访谈、著作翻译等提供有关信息。
二是检索有关学术刊物。除了收集公开出版的各种本学科专业书籍以外，我们选取的期刊如下：《电化教育研究》、《中国电化教育》、《远程教育杂志》（曾用名：《电大教学》）、《开放教育研究》、《中国教育信息化》（曾用名：《教育信息化》）、《中国远程教育》、《现代教育技术》、《中国信息技术教育》、《现代远程教育研究》、《全球教育展望》。学报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西南大学）、《东北师大学报》、《西北师大学报》、《南京师大学报》。
这样，我们收集了各高校以及期刊学报从2000年1月到2010年12月这10年的资料。当然，尽管我们通过各种途径、采用各种方法，希望资料尽可能的全面，但由于需要10年的资料，因各种主客观原因，所收集的资料难免有遗漏之处。
三、国际交往的现状
1.赴外学习交流
由于国内教育技术起步较晚，大部分理念和技术都是从国外引入，部分再加以本土化。所以，“走出去”，赴外学习、考察，吸取学习、实践经验是促进专业发展的重要部分，是借鉴他人经验，协谈国内外合作项目的有效途径。2000年左右，赴外参加学习主要是专业团体组织和机构，关注并交流的焦点是信息技术对教育变革带来的影响以及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教育部电化教育办公室代表团曾于1999年11月29日赴美国、加拿大进行为期15天的交流、考察，对远程教育的应用系统和开发技术进行了介绍和比较分析。（王珠珠等，2000）2000年2月，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当时叫电化教育协会）刘雍潜秘书长率团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当年的第一次AECT年会，并访问了AECT在印第安纳布鲁明顿的总部，双方进行了友好的交流，这是中美两国教育技术协会双方首次接触，为未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2000年10月16日，中央电教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及高校电教系统的领导和专业技术人员赴美国旧金山西北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丹佛市国际技术学院、加州大学商学院等进行了为期15天的访问交流，参加AECT当年的第二次国际会议，和AECT组织的全体理事就教育技术的发展、远程教育、两国协会的交流等多个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2003年10月，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赴澳洲和欧洲，对当地高校的远程教育进行了考察，探讨合作的可能。同时，也有国内专家赴外交流，2002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的祝智庭教授率团赴美国，在美国堪萨斯大学，与来自英、美、法、德、澳、加、日等国家的成员参加IEEE-LTSC/ISO-SC36会议，就E-Learning技术标准的体系框架、各国开展E-Learning研究的现状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北京师范大学的刘美凤教授和陈丽教授多次赴美国、英国、中国香港进行访学交流，东北师范大学董玉琦教授赴日本进行考察交流，这些教师的外出交流均为该校以及中国教育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05年之后，赴外交流的数量以及频率明显提高。据我们调研的现有资料统计，2005年之后的赴外交流数量几乎是之前的两倍。近年来，随着国家资助力度的加大，如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建设国家高水平大学项目”和国家奖学金计划等，高校教育技术专业的师生赴外学习交流的机会和平台越来越多，其中以访学、项目合作的形式居多。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当前的研究热点，选择国外老师、团队，进行交流、学习，拓展专业视域，同时也为双方的合作以及后续的交往起到桥梁沟通作用。近5年来，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每年都有教育技术领域的师生赴外进行访学、交流。此外，一些团体机构也纷纷进行外访问考察，如江苏省高校教育技术研究会／江苏省高校现代教育技术培训中心于2005开始，每隔1年均会去中国港澳台地区就教育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问题进行交流。
2.来访交流
在“走出去”的同时，专业相关机构协会、业内人士也被“请进来”，即请国外权威的学者或是相关机构人员进行讲学、开展会议研讨，探讨合作。根据我们调研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来访的数量是赴外的3倍多，达到100余批次。2005年之后的来访数量远远多于2005年之前的。其中，来访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泰国、荷兰、法国、澳大利亚、韩国等。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各种国际活动（如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的组织与开展，来访中国的外国专家以及国内承办的国际会议越来越多，而且近几年表现尤为突出。各高校以各种会议为契机，邀请到访的专家作讲座，甚至进行短期课程教学。其中，来访交流较多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他们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普渡大学、印第安纳大学、马里兰大学、英国开放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荷兰土温蒂大学等多次进行交流。
以华东师范大学外国专家来访情况看，请专家作报告是交流学术思想和学术内容的直接、灵活、即兴的方式。国内外学者可以针对兴趣内容进行轻松、深入的交流。这种交流一般涉及较具体的学术内容，是深入交流学术思想和项目经验、拓展合作项目、开展后续交流的有效方式。如国际知名教学设计专家、荷兰开放大学教授、终身学习研究中心主任、《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2007版）主编范·麦里恩伯尔(Jeroen J.G.van Merri
nboer)来访华东师范大学，介绍了荷兰开放大学以及他所在的研究团队及项目，和师生们交流了他的团队享有盛誉的教学设计4C/ID模型。（冯锐等，2009）荷兰特温特大学的Sanne Dijkstra、Tjeerd Plomp和van den Akker多次来访华东师范大学，就教学设计领域的最新发展、研究进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利用技术促进学习、E-Learning的文化影响等方面进行了交流。（高文，2001）美国印第安纳大学Jonathan A.Plucker教授从自己设计的教学活动出发，从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对学生创造力的评估以及如何在K-12、高等教育、课堂与课外活动中培养学生创造力进行了交流。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美国华人教育技术学会主席来凤琪博士在华东师范大学介绍了教学设计、教育技术、学习科学等学术领域的发展动向，探讨了中美两国教育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方式，以及未来合作的可能性和具体方式。随后，还为硕博研究生开设了“教学设计”研讨课程，以理论分析结合设计实践的项目学习方式，组织教学和研讨。通过这样的讲座，可以进行深层次的思想观点交流。（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2008）
从近几年的合作交流来看，随着合作交流资金、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交流的内容越来越走向深入，从简短的讲座逐渐扩展为短期的主题研讨会、课程班不乏为一种良好的交流方式。
2010年12月13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院认知与发展心理学教授Marcia C.Linn赴华东师范大学进行交流。Marcia C.Linn教授把自己多年基于认知与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用于分析和解决科学及数学学与教中的问题，提出了知识整合理论。随后，她为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硕士班、课程与教学系及学习科学研究中心师生在“发展中国家教育硕士项目”、“科学活动的可视化研究”和“基于WISE的教师专业发展”等领域进行了讲座及研讨活动，并就共同关注的国际学习科学领域的前沿问题，与学习科学研究中心教师进行深入沟通，就双方进一步的合作研究达成共识。（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2010）因此，这类专题研讨交流有利于开展更深入的问题探讨。
通过一些国外专家的来访，很多高校与其建立合作项目，签署合作协议。祝智庭教授团队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在软件的可用性以及Sakai平台的应用方面建立合作；与日本横滨大学签战略合作协议，并进行网上高清视频协同平台的研究与应用；与英国JISC CETIS（英国信息系统联合委员会教育技术互操作标准委员会）、英国博尔顿大学在学习设计、电子书标准等方面有意向开展合作。华中师范大学团队与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在LAMS平台项目上建立合作。陕西师范大学与英国博尔顿大学在信息技术教育的网络课程建设等方面进行合作。
3.与国外专家访谈对话
与国外专家进行访谈对话是中外教育技术交流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一般而言，作为访谈对象的国外专家、学者都是在专业某一领域有着重要的研究成果和贡献，或是学科建设第一线的专业人员。从2000年到现在（所选取的时间和期刊如前所述），共发表国外专家访谈的论文60多篇，近年来，有些杂志开辟了国外专家专访栏目，如《中国电化教育》、《开放教育研究》、《中国信息技术教育》、《全球教育展望》，有意识地提供国外学术思想交流的平台。
21世纪以来，最早发表国外专访的是2000年4月《中国远程教育》对Digital Ed公司②副总裁吉尔·柏林(Jill Berlin)进行了专访，通过采访了解美国的网络教学现状，（洪峰，2000）这次最早的交流与当时网络教育的开展和推广是分不开的。因为在2000年前后，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网络教学逐渐得到重视，并大力得以推广，国内对课件资源的建设以及教学环境的构建处于转型期。在这种环境和形式下，国内的教育技术人员急需与国际先进的相关机构和人员进行交流，吸取他们的经验以及引进各种资源。
随后，《全球教育展望》设置了对话访谈的栏目，交流的对象主要是日本，内容有教学设计研究、学科教育研究、课程开发与评价、教育管理研究、领导力研究等，既有宏观教育政策，又有微观教学策略。到2003年，《开放教育研究》、《中国远程教育》、《现代教育技术》共刊登6篇专访论文，内容涉及世界远程教育的状况和发展、开放教育的理念、教学设计。其中，专访的对象有专业内学者、联合国的远程教育工作人员。2004年，《开放教育研究》第一次开辟了专栏“高阶访谈”，主要针对世界远程教育的开展和实施进行交流。如ICDE（国际远程与开放教育协会）主席詹姆斯·泰勒（曾任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主管环球学习事务副校长）对开放与远程教育进行了解读，并阐述其在世界范围的现状；（《开放教育研究》，2004）对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习和绩效系统系教授、《美国远程教育杂志》主编迈克尔·穆尔博士就《国际远程教育研究的现状与挑战》作了专访等等。（希建华等，2004）从2005年到2010年（截至9月份），国内各种期刊对专访的内容逐渐重视。如《开放教育研究》除2009年之外，每年均有访谈栏目，《中国电化教育》2009年、2010年每月均有一篇跟本学科国外一流学者交流的论文。这些访谈的主要内容有教育技术领域的前沿热点、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和影响、远程教育的开展和培训、教学设计研究、开放教育资源的建设、国家信息化程度及建设等。如今访谈的作者不再局限于期刊的记者，一些业内人士发现这是一种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合作的有效且易行的方式。随着对访谈活动的重视以及采访作者的转变，对国外学者的访谈（即主要是思想的“输入”）逐渐有意识的变成双方的互动对话（即既有思想的“输入”又有“输出”），他们会针对专业某一领域知识互相交换观点，进行较为深入的交流。
值得关注的是，国内一些专家学者通过整理、收集国际顶尖教育技术专家学者的作品，与他们进行邮件或其他方式交流，梳理他们的研究和思想，从而更宏观、客观、准确地了解教育技术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这是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2009年华南师范大学焦建利教授组织团队人员筛选心目中的“教育技术10大牛人”，并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梳理研究，拓宽了师生的国际视野和专业领域的框架脉络。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欧美以外的教育信息化工作。《开放教育研究》在近两年发表了若干篇对印度、泰国、秘鲁等发展中国家同行的访谈，拓展了我国学者的视野。
4.国际会议交流
相对于教育的其他专业，教育技术的国际会议较多，专业交流活动较活跃。2000年曾举办《中国－挪威－瑞典远程教育研讨会》、《中国教育及科研计算机应用与网络研讨大会》、《国际教育网络大会》、《第十二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信息化教育国际研讨会》等，在全球计算机教育的普及和运用、远程教育的发展方向、互联网在远程教育中的作用、校园网建设、电子图书馆、多媒体教学的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交流。
目前，业内普遍较为关注的专业国际会议有AECT（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年会、AERA（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年会、GCCCE（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ICETC（教育技术与计算机国际会议）、CSCL（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大会）、教育技术国际论坛等。在2000年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举办的AECT年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刘美凤教授宣读了论文《中国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发展》。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黄荣怀、陈丽、余胜泉教授以及北京大学汪琼教授等参加了美国西雅图举办的AERA年会。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刘美凤、黄荣怀参加在美国加州安纳海姆(Anaheim)举办的年会并宣读论文《再论教育技术的涵义——从技术哲学的视角》。近年来，业内人士参加这些会议，与国际进行交流的机会有所增加。比如，华东师范大学的任友群教授2008、2009和2010年连续三年参加美国AERA年会。在2008年会上，与密苏里大学的戴维·乔纳森(David Jonassen)、斯坦福大学的罗伊·皮(Roy Pea)和布里基·巴伦(Brigid Barron)、印第安纳大学的萨莎·巴布拉(Sasha Barab)等人进行了座谈，并探讨了双边合作。2009年会上，与乔治亚大学教育学院的迈克尔·斯佩托克(Michael Spector)、迈克尔·汉纳芬(Michael Hannafin)和托马斯·里夫斯(Thomas Reeves)，以及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马尔西·迪斯科尔(Marcy Driscoll)及该院罗伯特·瑞泽(Robert Reiser)教授就学科领域研究与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2009）GCCCE得到业内人士关注的程度较高，参会的人数较多。华东师范大学的祝智庭教授曾赴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多次参加GCCCE，并被邀请作主题报告。此外，还有中日教育技术学研究与发展论坛、远程教育与教育创新等国际会议。技术在教学中的创新应用、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应用、远程教育的发展、远程教育在教学改革中的作用一直是各种大会关注的焦点话题。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研讨会。如知识创新与技术专题研讨会，Sakai应用国际会议，游戏与学习国际论坛，数字化学系联盟会议，中国国际远程教育大会，世界开放与远程教育论坛，无线、移动、普适技术教育应用国际会议等，对某一主题进行比较、分析等深入的研究。国内近几年来举办国际会议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如GCCCE、教育技术国际论坛、中加教育技术研讨会、中日教育技术发展交流会等。这些“请进来”的会议为国内更多的业内人士参与交流提供了机会。
5.译丛交流
翻译国外专家的著作是国内了解专业国际前沿、与国际交流的一种重要途径。其中包括译著和编译。根据各高校提供的信息，以及以研究团队（如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专业内容关键词（如教育技术、教学设计、远程／网络教育、多媒体技术、教师培训等）搜索，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以及当前信息可靠、较全的购书网站（如当当网、卓越网、蔚蓝网）等，共搜索70余部翻译著作。我们发现，这些译作一般以国内著名学者为核心，围绕某一主题，以团队协作的形式，产出一系列的译丛成果。
华东师范大学高文教授团队出版了“21世纪人类学习的革命”译丛、“教学设计理论与模型的国际前沿研究”译丛、“学习科学与技术设计”丛书以及其他相关译丛，共20余本。高文教授团队在学习科学与教学设计等领域，一直对国外著名的学者、研究团队、学校进行跟踪研究，讲述国际研究内容，使国内师生更好的了解国际研究动态和内容，及时更新理念并予以实践研究。其中，“教学设计理论与模型的国际前沿研究”译丛全面的阐述和梳理了教学设计研究的昨天、今天与明天，讲述了教学设计的历史回顾、教学设计的定位、教学设计的未来发展，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教学设计的理论和模型、教学设计的国际观等，这些内容为人们全面、深入地了解教学设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尔、戴克斯特拉，2009）近期陆续出版的“学习科学与技术设计”丛书介绍了学习科学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是继“教学设计理论与模型的国际前沿研究”之后的又一套丛书。
祝智庭教授团队在“技术在教学中的创新应用以及适用于教学的创新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其团队的“信息化教学创新技术”译丛介绍了技术的作用、技术在教学中的创新应用、教学设计与技术的趋势与问题、优化学生学习的策略等。（乔纳森，2008）
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来，国内许多专家一直在研究由迈克尔·斯佩托克(Michael Spector)等主编的《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第三版）。由任友群、焦建利、刘美凤、汪琼教授为主译的团队，2009年初就在策划《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的翻译工作，将在2011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部巨作共56章，分别由在各子领域、各主题研究中的著名学者撰写，概括了各研究主题的历史发展、研究演变、最新动态和未来走向。在主译团队的带领下，此译著目前已到最后审稿阶段。
近年来陆续出版了一些远程教育方面的译丛。2008年由上海开放大学张德明教授主编《世界远程教育经典文丛》，这套译丛是中国开放远程学习领域的第一套大型丛书，编委都是国际著名的中外专家，国际编委们从48本经典著作中最后确定了8本。此套丛书推动了中国远程教育与世界的融合，进而较好地促进了远程教育的发展。（《教育发展研究》，2008）另外，北京师范大学的开放与远程教育研修丛书从远程教育机构的决策、管理、教师的远程辅导等方面进行了介绍。由傅小兰和严正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电子社会与当代心理学名著译丛”，如《信息时代的儿童发展》、《达芬奇的便携式电脑》、《多媒体学习》、《互联网使用的社会影响》、《工作场所中的互联网：新技术如何改变工作》等，从心理学、文化等视角分析了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对教育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团队对专业相关内容的国外著作亦进行了翻译或编译。浙江大学盛群力教授在教学设计研究方面，介绍了国外各种教学设计的原理、策略，总结、分析、梳理了各种教学设计模型。北京大学汪琼教授从企业绩效的角度介绍了系统教学设计等。
四、国际交往的内容及分析
从国际交往途径获得的资料来看，教育技术的国际交往内容较为广泛和丰富，涉及的面较宽。通过分析交流内容，国际交往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1.学科的定位、培养模式和发展建设
中国的教育技术一直受到国外教育技术思想的影响，如AECT1994定义、AECT2004定义和美国教育技术标准等，这些都对中国教育技术的学科定位和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教育技术的学科定位、研究内容和培养模式直接影响着专业的发展方向，因此这些内容一直是国内师生与国际专家学者进行交流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内教育技术进行国际交往的必需内容。
通过与不同国家教育技术学者交流，发现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是与国家文化、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的。2003年，《现代教育技术》记者对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技术中心主任赵勇博士进行了专访，就美国教育技术的学科名称和定位、教育技术的学生培养、就业去向以及当时国际教育技术的研究热点进行了探讨和交流。（李海霞，2003）同时，一些业内人士通过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教育技术相关领域人员交流，发现很多国家并未开设教育技术专业，仅将教育技术作为一个领域而非学科、专业。然而，通过中日教育技术学研究与发展论坛的交流，发现中国与日本的教育技术发展背景相似，因此在研究内容、人员培养等方面有着相通之处。由此可见，国家文化是制约和影响学科发展的潜在因素。
2.教育技术研究方法的探讨
关于研究方法的交流与探讨，一般都是通过专家访谈、来访交流、赴外开会学习的方式进行。业内人士通过赴外参会和对国外专家学者进行专访，将国外的一些教育技术研究方法逐渐引入中国，如质的研究、设计研究、人类学研究、网络分析法等。
近年来，设计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交流。2007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举办了“教育设计研究”国际高级研修班，邀请荷兰土温蒂大学以及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专家教授进行授课，此次研修班通过采取任务驱动、案例学习、智慧分享等形式，从课程与教学、教育技术、学科教学等不同视角，聚焦教育设计的开发研究、有效性研究、教学技术研究三大主题方向。（华东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2007）2010年杨南昌博士对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教育和人力发展学院教授、教育技术项目主席安东尼·凯利博士进行了专访，在设计研究的定位，背景，“教学实验”与设计实验、设计研究之间的关系，设计原型的理解，目前美国研究者和教师进行设计研究的实践状况等方面进行了交流。（杨南昌，2010）
通过实验研究获得数据的研究方法对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09年，原CTGV成员、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文化与技术中心终身教授林晓东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题为“技术、文化和教学”的学术报告。其中，她讲述了对研究方法的看法以及自己在研项目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比如她一直注重量化实验研究，强调定性数据向定量数据的转换，在充足的数据证据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这些对于我国教育研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2010年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教育学院来凤琪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教育研究方法的专题讲座上，介绍了教育研究的各类主要方法，使师生更深入地理解研究方法的可用性、适用性、重要性。（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2010）
3.远程教育的开展和实施
远程教育和网络教学的交流一直是教育技术国际交往的重点。21世纪初期，各国都积极致力于开展远程教育，由于中国当时处于网络教育的起步阶段，对于这种全新的学习理念、学习方式、学习环境都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对办学模式还在摸索、试验阶段中。所以国内的相关机构和业内人士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等远程教育开展较成熟的国家进行实地交流、考察，深入地理解远程教育的核心理念，了解各国远程教育的发展历程、办学模式、实施现状、所取得的成就等。还对国外专家进行了多次专访，为中国远程教育的开展和实施提供建议。
2005年之后，中国远程教育已逐渐走上正轨，具备一定的办学规模和经验，此时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改变，其主要有：(1)各国远程教学的管理模式。交流办学经验，解决办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办学的不足，如探讨和学习阿波罗模式和凤凰城大学模式。(2)终身学习的实现及数字化学习的学历认证。由于全球在开展终身学习，使得人们对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之间的学历转换和认证进行了思考和交流，以试图实现教育服务的可重用和教育体系之间的互操作。(3)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建设与共享。这是网络教育一直关心并且受到重视的焦点。通过各种远程教育的会议，分享课程开发经验、探讨如何保护知识产权、如何实现教学资源的可重用和共享。(4)网络学习支持服务。随着网络教育管理的正规化以及行业的激烈竞争，网络学习支持服务成为核心竞争力之一。于是关于学习支持服务的理论和实践成为关注和交流的重点。(5)在线学习互动研究及学习活动设计研究。(6)网络教学质量的监控、评估和远程学习的成本－效益评估。2006年《开放教育研究》对国际远程教育经济学知名学者托马斯·赫尔斯曼博士进行访谈，针对开放与远程教育的成本－效益进行交流。（魏志慧等，2006）(7)数字化学习系统互通与内容共享。随着各种资源标准和学习技术标准的制定，学习系统的互操作成为关注的重点。
随着终身学习理念的提出，全球都在进行终身学习运动，开展了一系列的终身学习项目，探索如何通过远程学习实现全民随时随地学习。基于远程学习、开放学习、终身学习主题的国际大会相继召开。近10年来远程教育从起步到普及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所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这与国际远程教育的交流是密不可分的。
4.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21世纪初，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已是国内的热点研究课题。2004年左右，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教育技术理论的逐渐丰富成熟以及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实践经验的积累，业内人士发现从教学设计到评价，信息技术均发挥着更多更深的作用，如课程的设计、在线学习互动、网络评价等。此外，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也不再局限于学生的认知层面，人们开始从更宽广的视角来审视技术的应用和学生发展之间的关系，如技术应用和学生人格特征之间的关系，技术应用在激发学生应用技术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行为的作用，技术与使用者的智能伙伴关系等。根据资料显示，从2003年至今，东北师范大学与日本多所高校、研究所在信息技术教育方面一直有着密切的合作交流，通过外访或来访，在两国的教育信息化现状、成果和走向，信息技术课程的设计与实施、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等方面进行了较多的交流。近年来，关于技术促进教学的译著、会议、论坛较多。如译著有《计算机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整合》、（顾小清等，2005）《多媒体学习》、（牛勇等，2006）《学会用技术解决问题——一个建构主义者的视角》、（任友群等，2007）《技术支持的思维建模：用于概念转变的思维工具》（顾小清等，2008）等。
不同教育领域的人士进行交流的重点不同，主要有如下内容：(1)国内外中小学校长就关于ICT在教学中的应用、技术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创建优质校园、开展信息技术创新作品比赛、促进教育信息化，以及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师培训等方面进行了交流。(2)面对信息化教学的挑战，教师就如何利用技术进行课程设计、开发和评价进行了广泛交流。北京师范大学李爽博士对英国开放大学Robin Mason教授进行了专访，围绕技术支持下的课程设计与学习评价展开交流。其中涉及信息技术环境下，学习评价的理念和技术的发展趋势，学习评价研究与实践的热点和最新进展（比如近年来广为关注的电子学习档案袋评价方法等）。(3)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CSCL)的研究。在计算机支持的环境下，尤其是网络环境中学习者如何开展协作学习活动，包括组织方式、组织策略、知识建构、交互、协商等展开交流。2005年前后，进行CSCL专题研究的业内人士越来越多，还出版了关于CSCL的大量书籍，如《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建构性学习》等。业内人士在交流CSCL理论的同时，还会运用国外一些较为成熟的CSCL平台，如CSILE中的“知识论坛”，展开实践研究。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裴新宁博士对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大学培训及其技术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丛书》主编皮埃尔·迪隆伯格(Pierre Dillenbourg)教授进行专访，梳理了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CSCL)的研究与发展概要，从CSCL的内涵、学习技术到研究主题、主导思想均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有利于中国业内人士深入、全面地理解CSCL。（裴新宁等，2007）(4)技术应用的创新策略。如软件工具和技术平台在教学中的创新使用、技术在培训中的作用和运用、ICT在教学中的创新应用、ICT与课程整合等学科前沿均是交流的重要内容。
5.学习模式和教学设计策略研究
21世纪初，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已逐显弊端，不能满足和顺应当时的教学需求和教育目标。此时，国外的信息化教学模式和教学理论，如基于问题、活动、情境的学习，认知学徒制，抛锚式教学和网络探究学习等迅速传入中国，并得到广大师生的学习和实践。一些国外的著作，如贾斯伯系列丛书、万千教育丛书、教学设计案例集等亦受到师生的青睐。从收集的译著资料来看，大部分译著都是教学设计和学习模式等相关理论的介绍，以及实施案例。国内师生通过这些译丛改变和更新着教与学的理念、方法。这些译丛对教育技术的理论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习环境的设计一直是国际研究的热点和重要领域。早在21世纪初，华东师范大学的高文教授所带领的团队翻译了美国著名教育技术专家戴维·乔纳森(David Jonassen)的《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这是国内第一本介绍学习环境设计的译著，为人们重新审视教学设计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业内人士还与国际学习环境设计专家进行了深入的思想交流，华东师范大学李妍博士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和邮件来往，与戴维·乔纳森在学习环境设计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系统地梳理戴维·乔纳森的学习环境设计思想，为人们深入了解学习环境设计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资源。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郑太年博士与乔治亚大学学习与绩效支持实验室主任迈克尔·汉娜芬(Michael F.Hannafin)教授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交流，探讨了学习环境设计的影响因素、贯一性设计(Grounded Design)的理念、开放学习环境的设计思路、框架和实践等，并针对学习环境设计领域的相关话题进行了深刻的交流。（郑太年等，2010）面对远程学习的虚拟学习环境(VLEs)，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赵建华博士对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所Jim Slotta教授进行了专访，以基于网络的科学探究环境(WISE)为例探讨VLEs的作用和优势，从设计和发展的视角讨论VLEs今后的发展趋势，以及教师在网络教学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等。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更多的新型学习模式和理念涌现，如移动学习、微型学习、泛在学习、混合学习等，于是出现了以此为主题的各种国际会议。在终身学习需求的背景和需求下，工作场所学习以及移动学习成为人们关注和交流的重要领域。在移动学习研究的各流派中，日本的学者是处于最前沿的一群研究者，关于移动学习的项目较多，实践经验较丰富。2009年，日本大阪大学人间科学研究科张海博士和《中国电化教育》杂志社李馨对东京大学教育技术首席专家山内祐平副教授进行了专访，他们交流了最前沿的移动学习研究的图景，探讨了如何开发移动学习设备和教材，如何组织移动学习研究，移动学习的未来等。（张海等，2009）在新媒体新技术介入教育时，对于新媒体新技术驱动下的新型教学原理与教学法、新媒体新技术环境中学习者创新能力的培养等内容将成为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交流重点。
6.教育游戏的设计、开发和运用研究
根据资料显示，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在教育游戏方面与美国、英国、中国台湾等一些关于游戏的公司、研究机构有着较多的交流和合作。2008年1月，汪琼在上海主持与MIT联合举办的游戏与学习国际论坛，中美教育游戏研究专家和学者及游戏行业的厂商代表参加了此论坛。随后，2008年6月在南京召开了第三届网络学习和游戏的国际会议。华中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在动画、数字娱乐教育等方面多次开展讲座。到目前为止，在教育游戏方面的主要研究有：游戏与文化、游戏与学习、教育游戏市场、开放游戏资源、教育游戏中的交互研究、游戏设计与开发、教育游戏中虚拟角色的设计、教育游戏动画和导航、游戏和虚拟现实中的图形建模技术等。
7.教师教育培训
21世纪以来，微软和英特尔一直都在开展国际教师教育培训的项目。因此，项目组织各国教师，尤其是亚太地区的教师进行培训，交流教师培训课程的开发和各国的培训经验，“下一代教师”的ICT在教学中的应用，ICT与课程整合等。2008年5月，邢磊作为英特尔基础课程项目的首席培训师，应邀赴印度参加该项目的亚太地区骨干教师研讨会。2009年祝智庭教授赴曼谷参加下一代教师培训课程开发专家会，为亚太区发展中国家面向信息化的教师培训设计方案。
8.国际师生互访的机制制定与学生培养
近年来，各高校学科主要负责人通过赴外会议等各种方式，与国外一些高校相关机构进行交流，通过介绍和了解双方的研究领域，探讨合作意向，使得中外交往越来越频繁以及合作项目越来越多，双方通过师生互访，甚至是学生的联合培养等方式，加强合作沟通，使得中外之间的国际交往越来越紧密。其中，2009年8月11-12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学院召开了由加中双方共同组织的“中加教育技术学术交流会”(Sino-Canadian Workshop 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对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信息技术在数学教育中的应用(MP-Lab)、农村远程教育、教育技术能力培训、认知型网络学习论坛的设计与构建、网络协作知识建构、开放资源及程序的技术及思想等进行了研讨，还对如何将中加教育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形式稳定下来进行了探讨。2010年11月初，加拿大专家再次访问中国，并于广东惠州举办“中加教育与技术研讨会：构建全球研究共同体”专题研讨会，对国际教学项目、国际合作基金的申请、开放教育资源的开发、教师专业发展以及国际会议的组织、学校信息化的建设、基于设计的研究等方面进行具体的探讨。此种类型的互访交流会，能深入渗透两国间的学科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深度交流方式。此外，华东师范大学与美国密苏里大学、英国博尔顿大学，南京大学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都有学生互访的联系。
9.教育信息技术的标准研究
从21世纪初至今，中国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准委员会(CELTS)一直跟国际学习技术标准化委员会进行着密切的交流。CELTS主任祝智庭教授带团多次赴美国、法国、韩国等国家参加国际学习技术标准化委员会ISO-SC36会议，关注和讨论会议提案，在远程教育标准的制定、E-Learning框架的建构、Core SCORM等各种信息技术相关的标准方面进行了交流。在吸收和借鉴国际标准的基础上，实现信息技术标准的中国本土化。2010年9月，祝智庭教授在美国宾州参加大会时，向大会提交了当前研究的E-Book标准的提案，得到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重视。CELTS还与一些国家的研究标准机构进行互访、交流，如与英国JICS CETIS在E-Learning标准以及互操作方面开展合作交流，并达成了项目合作意向。
10.高校以及国家信息化程度的比较交流
教育信息化一直是宏观把握国家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教育信息化的程度、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一直是各种信息化教育大会的议题。交流和分享的内容主要有校园信息化调查项目对比研究、信息化发展现状及趋势、教学信息化战略规划与实施、教学信息化与教学质量提升、信息化教学与本科教学评估经验分享、网络精品课程建设与数字资源共享等问题。近年来，开放教育资源的建设成为网络教育以及推进教育信息化的重要内容。麻省理工学院开放课件(MIT OCW)项目通过数字媒体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全球共享，2005年成立的OCW联盟进一步促进了全世界大学在网络课件共建共享方面的合作。OCW的思路为中国推动高校各级网络精品课程资源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建议和指导。
信息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作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信息化专业组织，EDUCAUSE③对美国国家信息技术政策的制定和高等教育信息化体制的变革发展（如CIO领导体制在大学IT管理模式中的确立等），尤其是信息技术支撑下的大学教学科研与学习方式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2008年，南京大学郑旭东博士和桑新民教授通过分析和介绍美国EDUCAUSE，对美国教育信息化进行了透视，从而为中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提供了启示。（郑旭东等，2008）
网络教学管理平台和工具的建设和运用亦成为比较交流的焦点。随着Sakai、Moodle和Blackboard等学习平台的引入，各高校及中小学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学习平台开展网上教学。通过实践运用，分析平台运用的效果。在技术交流、同步使用的基础上，进行网络教学方法、策略的交流。同时，一些专业技术人员亦对此类工具和平台进行本土化的改进研究。
五、国际交往的启示和建议
本文通过对国际交往资料的收集以及内容分析显示，国际交往对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对教育技术的学科定位、研究领域及内容和研究方法产生了巨大影响。
1.学科定位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从国内电化教育的起步至20世纪90年代初，电化教育的焦点是电教设备的操作、实践。正当电教系统的人们发现电化教育的实践需要系统的理论加以指导时，美国AECT1994定义发布，这无疑对我国当时教育技术的定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几年，一些国内专家学者陆续参加AERA、AECT等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国际大会，通过大会了解国际研究前沿，介绍国际研究的热点。同时结合本国国情，对国际教育技术专家进行采访，通过交流和互访，在教育技术理论、实践和研究方法的发展等方面都有着较深刻的认识。如教育技术从理论的纷争到融合、从注重技术的应用转向技术的设计等。这些专家学者的观点对我国教育技术的学科定位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导向性作用。乔治亚大学的著名学者Lloyd Rieber在2008年“教学设计与技术教授年会”(Society for Professors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Technology，PIDT)主旨报告中提出教育技术专业建设三要素：学习、设计、技术。（郑旭东，2008）此外，国内学者们已认识到，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需要通过推进教育信息化保住“老饭碗”，将面向学校和面向企业的教学设计相结合以寻找“新饭碗”，实现教育技术与学习科学的融合从而打造“金饭碗”的路线。（任友群等，2009）
2.研究领域和内容得到了拓展和延伸
国内学者通过参加国际会议、来访出访交流、深度访谈等，逐渐拓展研究思路，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成果，如技术哲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绩效技术、认知科学、生态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逐渐走向以学习技术和学习科学为中心，实现教育技术和学习科学的联接。
目前教育技术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学校，与社会的相关研究机构以及国内外信息化、教育软件企业公司有着各种合作，实现产学研相结合，进一步明确研究的意义，并有效促进研究成果的应用和推广。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与微软、英特尔、台湾影来登、上海京城、江苏梦蓝、北京奥鹏等多个公司进行合作研究。由于与信息化企业公司的合作项目增多，教育技术的研究内容、就业途径和领域同时得到了扩展。
此外，学习对象已不再局限于正式学习。尤其是随着终身学习理念的提出，非正式学习的研究得到了重视，从研究的边缘走向前沿。而且，课堂教学已不能满足促进学生发展的需要，需要将非正式学习与课堂教学相整合的设计研究，毕竟学生生活中的学习经验对课堂教学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学习技术的设计和应用成为非正式学习的重要研究内容。
3.研究方法更加科学、规范
近年来我国学者参加AERA年会和AECT年会的总体认识是，国际教育研究对方法的要求在提高，特别强调基于证据的(Evidence-Based)研究和设计，重视对以科学方法搜集的证据的分析、甄别、判断、建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设计、开发和实践改进。而与对实证证据的追求相伴随的是研究工具和技术的不断改进与更新。研究者们开始更多地运用各种定性和定量的测量与统计软件，如分层线性模型分析软件(HLM)等。（任友群等，2009）总之，通过参加国际会议，了解国际研究的前沿，借鉴他人的研究方法，使教育技术的研究引入了教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如质的研究、量的研究、设计研究、人类学研究、社会网络研究等。这些方法的引入为人们研究教育技术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有利于与国际教育技术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展开对话和交流。教育技术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与国际教育研究的大趋势相一致，将更强调基于实证证据的研究，同时注重新兴的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工具和技术的借鉴和引入。（任友群，2010）
在教育技术学科领域内，中外研究间的隔阂与差距正在逐步拉近与消除。尽管产品和平台的全球化问题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但是学科研究和交流的国际化力度、方式仍存在较多问题。本文通过梳理、分析、总结国际交往研究的途径、内容等资料，在此提供一些建议：
1.评估（采取有效的）交流方式，加强实质性合作研究，提高交流实效
从收集的资料来看，2005年后进行国际交往的频率较高，机会较多。尽管如此，但是交流的深度不够，交流产生的效果并不明显。一些学校及机构在对外进行连续性的项目合作交流、努力拓展交流的范围方面仍显不足。当前，国际交往活动更多的是通过参加、组织会议和讲座以及与国外学者的访谈。不可否认，会议和访谈是传播、交流学术思想和内容的良好方式。然而，近年来，各高校通过各种机会邀请国外专家学者作讲座时，经常出现讲座题目陈旧、主题内容贫乏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把握讲座的实质内容。在组织国际会议时，应对会议的重要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估，合理组织，控制会议规模，将精力更多地从会议形式、规模转移到会议内容上。
我们认为，邀请某专题领域的国际专家学者，开展专题研讨会是深入交流的良好方式，也是目前可执行的方式。如2008年，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设计研究的国际研讨班、华南师范大学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中加教育技术研讨会”，通过连续几天的深度交流，都能产生较好的交流效果。
深度访谈能传播教育技术的思想和前沿内容，然而对于访谈，我们不应仅仅“仰视”，而应有自己的主张和看法，能够进行真正的双向互动。对于访谈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文献等方式对国际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的思想进行梳理、比较、总结，亦可以与专家学者进行实时的对话、访谈。
此外，应根据本校的优势以及已有的资源，真正思考合作的可能性，策划合作的方向、内容，从而进行实质性的合作研究，提高交流的实效。通过交流，在思想、理念、观点，或是合作项目上，都能有一定的收获，并提供持续性的交流平台和资源。总之，交流方式直接影响交流的效果，应把握交流的实质效果，不应停留表层或流于形式。
2.拓宽交流广度，加强国际项目的合作
21世纪以来，无论是赴外交流、访学，还是请外国学者来华作报告、访谈、翻译著作，中国学者与国际上的交往频率、程度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尤其是2004年后，师生赴外学习的机会增多，与国外专家进行近距离交流的平台增多。然而，在交流的广度上有待继续深入。当前，由于受地域经济的影响，国内能参与显性国际交往的机会是不均衡的，能参与国际交往、项目合作的学校以及人员非常有限，仅集中于几所大学、部分教师。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省市参与国际交流的机会较多。虽然学校所处的区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事实上很多合作项目，比如涉及到实践研究、应用研究等方面，完全可以通过多所学校的合作而完成。
此外，国际交往的对象也较为单一、集中。比如进行国际交往的国家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及一些欧洲其他国家，以及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扩大交往的对象圈，在与国际研究机构、高等学校进行交流的同时，不断加强与信息化企业、公司的应用研究，尽可能多地实现产学研相结合，增强研究问题的意义。国际项目的开展是实现主题深度交流、拓宽交流广度的重要方式。如2005年中英两国曾在E-Learning项目上进行合作，从国家E-Learning发展的高度，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3.加强专业实践应用领域交流，引导和拓展人才培养模式和专业发展方向
从目前高校的教育技术专业来看，不难发现“一边倒”的现象：大部分高校将教学设计的对象定位为学校情境中的学习。一方面，教学、研究工作已经在国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另一方面，面向专业化实践的教学设计只在少数高校的课程设置中提及，而在国内的学科发展和企业发展领域中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任友群等，2009）
近年来通过英特尔未来培训、微软教师教育培训等各类培训项目，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培训师，这为专业的发展方向以及就业途径提供一些启示。因此，我们可以依托一些国际项目，如培训和教育游戏的设计开发等项目，与公司、企业多一些合作研究，扩展专业发展方向。
4.增加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尽可能实现平等交流
教育技术专业从理论到技术实践一直以“输入”、借鉴为主，主要从国外引入，如翻译各种系列丛书、请国外专家来访作讲座等，却较少在国际平台听到中国教育技术的声音。我们应该试图让国内的研究“走出去”，尤其是在面向发展中国家时。同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环境、教育环境和现状等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亦会存在一些共同的教育问题，此时对外的交流才更有可比性、借鉴性。面对共同的问题，通过介绍各自的本土研究、实践内容和现状，从多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最终实现互惠互利的效果。
资料显示，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教育技术的发展和研究以及中国信息化教育的程度已经站到了较高的位置，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我们的研究和思想是可以大量“输出”的。如在UNESCO、APEC的研究活动及会议上，祝智庭、刘美凤等中国专家的研究及观点得到了认可，青年学者苗逢春在数年前就被UNESCO亚太教育局正式雇佣为教育技术官员，并于2010年底调升至巴黎总部任职。近年来中国亦与非洲进行各种交流合作，如教师教育的发展、教育信息化的开展、招生培训等，试图进行广泛的合作。在和发达国家进行交流时，我们也尽可能多地参与国际研究，而不仅仅是“输入”。2010年4月，桑新民教授和郑旭东博士受邀参加美国AECT中最具学术性的组织“定义与术语委员会”的工作，经过多位美国专家的讨论，并经AECT两位主席批准，他们成为本届AECT“定义与术语委员会”中4位境外委员中的两位，将与美国同行一起进行为期3年的协同工作，研究和制定教育技术学的新定义。（桑新民，2010）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与发达国家的交流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对于交流的成果，一定要加以本土化，不可全盘吸收。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处的教学环境不同，需要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亦不同。比如技术的使用方式、适用范围、教学策略等。
5.注重交往经验和成果的积累，加强国际交往的重视程度
从此次研究的资料收集过程和结果来看，业内人士对国际交往的管理、总结和反思不够，对于交往经验和成果的梳理不够，这样不利于交往内容和思想的传播、不利于成果的积累。由于对国际交往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以致在专业负责人的换届、网站资料的更新等情况之下，以前的交流成果没有得到保存，积累就更是无从谈起了。各高校、研究机构应该对资料采用多种形式的存档保管。需依托本单位的优势和资源，重视国际交往工作及交往项目的连贯性，重视国际交往的后续工作，及时总结交往经验和成果，反思取得的成果以及交往过程中的不足，使国际交往的效益最大化。通过对国际交往工作的梳理、管理和总结，利用国际交往的成果，促进专业的发展。在稳固学科已有基础的同时，开拓学科发展的新空间，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以平等合作、兼容并包的方式走好学科发展道路中的每一步。（任友群等，2009）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内教育技术作为一门起步较晚、较为新兴、对各种变化和新生事物保持高度敏感的学科，从理论的建立和吸纳，到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和推广，都在21世纪得到了快速、长足的发展，这些与教育技术的国际交往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需要以一种平等合作、批判性、包容性的态度进行教育技术学科与国际相关领域的长期合作与交往，深入了解国际上学科的发展走向和研究动态，促进教育技术学科的未来发展。
六、后记
本研究说明：由于专业内容较宽、研究主题较多、所需资料的时间年限较长，资料难免会有遗漏。在资料收集过程中，我们以国内著名专家为核心团队、学校为单位，进行相关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在此，特别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相关教师提供的资料。此外，一并感谢所选杂志的工作人员以及论文作者。文中的很多信息资料来源于期刊文献，但由于数量过多，未能一一标出参考文献出处。
收稿日期 2011-03-28
注释：
①廖泰初先生在1994年左右获得AECT颁发的杰出贡献奖，是迄今为止获得此奖的中国第一人，是当时AECT任命的中国唯一代表。他1947年被派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视听教育，回国后在燕京大学附中开始利用电教媒体进行教学实践。他是中国第一个极力倡导使用“教育技术”名称的学者，在早期的教育技术国际交往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②Digital Ed公司由DES公司和Paragon Solutions公司合并后形成，DES公司原来由美国O'Reilly公司发起，利用其先进的开放系统出版领域的图书资源制作一流的WEB教学课件，Paragon Solutions公司在合并之前提供教育软件和相应的课件开发。
③EDUCAUSE由从事高校行政管理信息化的组织CAUSE(College And University Systems Exchange)和致力于把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大学教学与科研的组织EDUCOM(Interuniversity Communications Council)于1998年合并而成，现有2000所高等教育机构和250多家信息技术企业加盟。
标签：教育技术论文; 中国远程教育论文; 中国电化教育论文; 现代教育技术论文; 国外教育论文; 全球教育展望论文; 远程教育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论文; 教学设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