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农民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战争论文,国统区论文,时期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民问题（即农民的经济状况）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以下简称国统区）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它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国民党在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更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镜，充分认识农民问题在中国社会的重要地位，从而重视并解决好农民问题。这对于推进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农民问题的状况
首先需要明确国统区的概念，从空间概念上讲，国统区即国民党统治的范围，它在战争中随着国民党战事的得失不断地变化，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最终完全在大陆丧失的过程。最大时是在1947年，除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不足1/4的国土属共产党统治外，其余3/4以上的国土都属国统区。从政治概念上讲，国统区就是指国民党统治的地区。本文所指的国统区主要是针对政治概念而言的。
总体看来，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广大农民的经济状况在短短的两三年内，经历了一个不断恶化，直至破产的过程，并由此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困扰国统区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首要问题是日趋严重的土地抛荒，大量土地因农民无力或无法耕种而荒芜。据1946年8月11日《益世报》载：河南荒地达30％，湖南荒地达40％，广东荒地达40％。1947年情况仍不见有明显好转，到1948年，情况则进一步恶化，土地抛荒由局部地区发展到整个国统区，荒芜的耕地在各省中分别占耕地面积的20％到40％。
土地荒芜造成粮食大幅度连续减产。“1946年国统区农业生产较抗战前减产约8％到12％，1947年比1946年又减产33％到40％，到1948年，农业生产继续下降，比战前减产40％以上。”[1]P202粮食的大幅度减产在国统区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粮荒，而受害最深的是广大农民，以他们为主要成分的饥民队伍不断扩大，饿死的人数不断上升。“1946年10月，国统区饥民已达一亿。同年12月，河南、广东饥民（就达）三千万人。”[2]（P335）“农民生活困苦不堪，许多人以树皮、野草、观音土充饥，甚至卖儿卖女，全家自杀。广大农村饥民遍野，饿莩载道，1946年，饿死1000万人，1947年，饥民达一亿以上”[3]（P242）。人们为躲避饥荒便纷纷外出逃难，“1948年，4800万人——大约每10个中国人之中就有一个——是逃难者”[4]（P102）。在严峻的经济状况影响下，国统区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已恶化到极点，农村经济日益处于可怕的颓败之中。在此影响下，农村社会的结构已经解体，地主们逃离农村到相对安全的城镇和大城市里去，普通农民也放弃了农业，成为日益增长的饥饿和赤贫队伍中的新的一员，他们中的许多人死于逃难的途中。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解放战争时期，农民问题的恶化已经成为国统区无法回避的严峻的社会问题。
二、国统区农民问题恶化的原因
国统区农民问题的恶化究其原因，固然与战争有关，但是，如果把问题的结论全部归结于战争，则失之简单化和片面性。应该看到，造成国统区农民问题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看来有以下几点：
1.历史原因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农民问题的恶化是在抗战后国统区农民经济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因此，有必要对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农民的经济状况做一个基本的了解。八年抗战，对国统区原本就很脆弱的农村经济的打击是沉重的，尤其是中部和南部主要产粮区。许多农民为了躲避战争的伤害而逃离家园，使土地大片荒芜。特别严重的是1945年，农民们由于躲避豫湘桂战役，使河南、湖南和广东等产粮大省大片的土地抛荒。他们的种子粮被吃掉，征用的牲畜被杀掉，房屋被夷为平地，从而失去了再生产的条件。即使那些耕种的土地由于人力和畜力的缺乏，肥料的短缺，效率也很低。“如在产粮大省湖南，1945年的农业产量只相当于正常年景的一半”[4]（P90）。普遍看来，战后国统区广大农民的生活都非常贫困。他们被笼罩在粮荒以及由此带来的饥饿和死亡的恐怖之中。许多人只能靠杂草、树根、麦麸和谷糠维持生命，因饥饿而死的人不计其数。“仅湖南省衡阳市，在1946年春天就有九万人饿死”。河南的情况更是无以言状，黄河的不断泛滥、1942—1943年恶梦般的旱灾和蝗灾、1944年日本对该省111个县中109个县的占领、以及在豫湘桂战役期间该省所遭受到的可怕的劫掠……凡此种种，使战后河南的饥荒尤为严重。”[2]（P335）据联合国保守的估计，至少有200万人“极度”需要粮食救济，如果得不到援助，他们将会在二、三个月内死去。[4]（P95）“据国民党官员陈之迈在联合国所作的报告披露，战后的国统区，由于粮荒使3000万人成为饥民。其实，实际人数远比这要大得多”。[2]（P335）上述情况说明，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农村经济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已经很困难，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农民问题进一步恶化的历史根源。
2.现实原因
尽管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已贫困不堪，但是，随着和平的来临，给这一切的结束带来了希望。国统区的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将走向恢复和发展的道路，这应当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历史并没有按照人们美好的愿望去发展，相反，战后的三、四年间，在蒋介石发动内战的背景下，情况又进一步恶化，终于把国统区的农民问题推到了悲惨的极点。而这一切则是由许多现实原因造成的。
第一，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于抗战后中国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的极度贫困，蒋介石政府根本没有发动内战的财政来源，于是，他们除了向美国借债，便通过滥发纸币来应付战争的需要。1947年，国民政府全年收入为17亿元，而军费开支高达100亿元左右。此外83亿元赤字全靠印刷纸币来弥补。1945年，国内有两个印币厂，到1946年12月，开足马力也供应不上需要，于是又到英美两国去印。1947年，上海已有了五家大印钞厂，日夜不停地印，每分钟印出1600万元。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量已达1200万亿元。于是，便引发了恶性的通货膨胀，从而导致物价飞涨。“仅1946年头十一个月，物价便上涨了390万倍。……法币100元，1937年可买两头牛，到1947年只可买三分之一盒火柴了[2]（P321）。这对农民的打击是沉重的，因为形式上虽然粮食也在涨价，但由于从国外进口了大量的粮食，促使粮食价格的上升在商品价格指数方面要比其他大多数商品慢得多。因此，尽管城里人在抱怨粮价上涨，但从1947年看，稻米和麦子的真正价格低于战前。
同时，对于粮食价格还有从其内部构成方面进行分析的必要。由于战争使运输系统不断遭到破坏，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影响，使粮食的运输成本大大增加。因此，导致粮食的消费价格虽然有大幅度上升，但农民却无法从市场的运行中获得利益，这明显地表现在粮食价格的地区性差异上。例如，“在1947年5月，上海的米价每市石值30多万元，而在汉口仅值17万元，在重庆则仅72000元。[4]（P97）
通货膨胀还促使农用工具、种子、肥料以及其他农民必需品的价格猛烈上涨，从而导致粮食生产成本的大幅度提高，这同样降低了农民的可赚利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那些刚刚从八年抗战的苦难中挣扎出来，不但无余粮可卖，还要从市场花高价买进粮食以度日的广大贫农来说，受通货膨胀的危害更是灾难性的。这一点连国民政府也不否认。据《中央日报》1947年4月20社论《米市与农村》报道：“有些人还认为米价上涨，纵加重市民负担，但对农村却不无补益。……其实，这种理由在目前已失时效，因为今年已经是春耕季节，广大农民早已没有余粮，他们的粮食，远在年关或春节时，已被迫出售了。如果米价再涨。贫农势必再以高价买进维持生活的粮食，……其所受的痛苦，恐怕更甚于市民。”
总之，通货膨胀不仅没有给国统区的农村经济和广大农民的处境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其雪上加霜，迭入更加痛苦的深渊。
第二，田赋和强征。田赋一直是国民政府在农村最重要的税收。八年抗战中，田赋已经成为农民一项沉重的负担，内战爆发后，田赋增加极快。“1946年征收5900万担；1947年增收到1亿1756万担。一年中田赋增长一倍。1948年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高田赋税率。监察院在云南和贵州的一位特派员在1947年指出：农村地区的贫困现在已经到了极点……没有任何东西比田赋能带来更大的痛苦。”[4]（P98）不仅如此，田赋给农民带来的痛苦除了来自于数量的繁重之外，还有来自于制度的腐败。田赋本来是按土地的数量征收的，但那些有粮的大地主通过买通地方官吏等手段，往往少缴税甚至不缴税，他们应负担的税额很多便转嫁到众多的小农身上。这种早在抗战期间就存在的现象，到内战时期则表现得更加普遍且严重。连蒋介石都公开承认这一点，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现在所有省份的大户通常不交纳粮食税。而监察院的委员们则说得更为详细：那些只交纳一点点田赋的人大多数是富裕的大地主和豪门，而同时那些交纳了大部分赋税的人大多是小地主中的中下层、自耕农和部分租佃的半自耕农。《中央日报》在评论这次会议时进一步指出：“富裕的地主勾结地方官吏把税收的负担转移到那些正在遭受苦难且无法诉说出来的民众身上，大多数老百姓不懂法律，他们怎么能够抵制胥吏的这种勒索呢？”[4]（P99）
除了田赋之外，还有各种苛捐杂税，实在名目繁多。据1947年《大公报》记载：老百姓从乡里挑一两担米到市镇上去卖，要进口税；要买点布回家做衣服，也要出口税。又据1947年《四川经济月刊》载，四川有名目的捐税共为240种；其它如公债、代金、保长津贴等苛杂尚不在内。
强征，即强行征借，主要是指军粮。尽管田赋和各种税收对广大农民而言已经是不堪重负，但还是远远满足不了战争的需要。随着国统区的日益缩小和粮食的不断减产，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于是便对百姓搞强行摊派和征借，其额度绝不比田赋少。1948年，实行“征一借一”（即征收多少田赋就再“借”多少粮食），且不发款券，不给利息，五年偿还。这无形中又对统治区农民加征田赋一倍以上。“这种不顾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而无节制地对农民强行征收，是极其危险的。在政府召开的一次有关会议上，一位与会者宣称，我担心这将超过他们能够忍受的最大限度，其他与会者也表示了同样的心情”[4]（P98）。
第三，征兵。上述种种，对于内战时期的农民来说，其痛苦之深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一切远没有征兵更为恐怖。国民党军队的基本来源是农民，早在抗战期间，伴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巨大伤亡，农民就已经付出了惨痛的牺牲。可是，蒋介石根本无视农民的痛苦，又让他们的子弟去接着打内战，征兵的数量远远超过抗战时期，总计达到近900万人。并且，那些有钱有地的富人们往往还会通过贿赂买通农村的基层官吏，把他们应该承担的名额转嫁到那些贫苦的农民身上，那些有钱贿赂的人获得了自由，其余的人则被迫拉去与共产党人“作战”。替身的购买在当时的农村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实际上，与其说“征”兵，不如说“抓”兵更为贴切。“抓壮丁”早已成为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征兵的代名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结果，那些可怜的农民，被抓走的亲人生还的希望很渺茫，同时，由于没有了青壮劳动力，家里的经济状况受到的影响必然是毁灭性的。
总之，蒋介石政府为了打内战，通过种种手段对本来就极度贫困的国统区的广大农民进行无限制的残酷的掠夺，从而使他们雪上加霜，陷入绝境。
3.主观原因
众所周知，蒋介石所领导的政府是他个人独裁的政府，他本人的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因此，当我们研究那些给国统区农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各项政策时，便不能不考虑这些政策的主要决策者蒋介石对农民问题的态度，这无疑是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在世界观和人生观上，蒋介石深受王阳明和曾国藩的影响，因此，主观唯心主义和个人英雄史观占据了他的头脑。这促使他在取得统治地位后实行独裁政治，不善于调查研究，不从中国的客观现实出发去考虑问题，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尤其是对农民阶级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没有正确的认识。
正是这种思想观念促使他在统治中国后，对事关国家命运的农民问题一直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只注重保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孙中山以耕者有其田为核心的民生主义早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翻开民国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在他统治中国的20年中，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一直保持着，农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不过在战争时期表现得更为严重些罢了。
蒋介石对农民利益的这种态度促使他在八年抗战结束后，看不到战后最为迫切的任务应该是在和平建国的前提下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进行农业改革，改善农民的生活，以尽快恢复虚弱的国力。相反，却不顾全国人民的愿望，固执地置广大农民的疾苦于不顾，发动了全国性内战，继续以各种方式强迫国统区农民承担战争的人力及物力的需求。
对于国统区农民问题的日益恶化，蒋介石曾一直以战争为借口进行狡辩，把农民问题的恶化完全归结为战争的需要。但是，只要我们考察一下解放区的情况便会证实这种借口的荒谬。众所周知，解放区在地理位置上都是一些经济贫困地区，农村的自然经济状况和农民的自然生存环境较之国统区相去甚远。但由于共产党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武装斗争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战争，能否得到农民的支持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因而必须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此，在解放区推行了以铲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核心内容的土地改革政策，同时对农民轻徭薄赋，努力减轻农民的负担。结果，使解放区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与国统区的农业衰败和农民破产形成巨大的反差。由此，共产党并没有因为解决农民问题而影响了战争，相反，正是由于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并得到了农民的大力支持，才在与国民党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赢得了战争。可见，那种把战争需要与农民利益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并不正确。相反，越是在战争时期，越应该关注农民问题，培养农民支持战争的潜力，在中国，这是能否赢得战争的关键性因素。
三、国统区农民问题的历史影响
国统区农民问题的恶化对于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影响既全面又深刻，它对于内战时期国民党的经济、政治、军事乃至整个战争的进程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农民问题使国民党失去了维持统治和支持战争的物质基础。中国是个农业国，国家不仅在粮食生产上全部依赖农业，而且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也来自农业。毋庸置疑，财政和粮食是国民党维持统治和支持内战的两大支柱。可是，蒋介石政府的所作所为恰恰破坏了这两大支柱。从主观方面来说，由于国民党实行的各种坑农害农政策，使国统区的广大农民已经同政府离心离德，他们同国民党政府间的矛盾已经发展为对抗性矛盾；从客观方面来说，处于困境中的广大农民已经无力负担政府无休止的勒索。于是，他们便采取抗税、抗捐、抗粮等各种手段来对抗政府，从而使政府陷入粮食短缺和财政枯竭的困境。例如，“1947年，当表面上国民党对领土的控制达到了战后时期最大程度时，中央政府的各种土地税只征得3800万市担粮食，这等于1942年征收量的57％。而那时，国民党的控制地区主要限于西部的省份。”[4]（P107）从年度计划的完成情况看，“1946年和1947年土地税的征收率分别只有43％和48％。令人遗憾的是1948年和1949年的土地税的征收数字无法获得。然而，由于控制地盘的日益缩小和农民问题的继续恶化，可以推测粮食征收量又会减少许多”[4]（P107）。财政枯竭和粮食短缺还严重影响了国统区的社会稳定。首先，财政来源的萎缩和枯竭使举借外债和滥发纸币成为国民党政府应付危局的惟一举措，其结果是饮鸩止渴，使原本就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但不能缓解，只能进一步加剧，从而使财政进一步走向崩溃。其次，粮食短缺极大地动摇了国统区的社会稳定。在广大乡村处于恐慌和动荡的同时，城市贫民则掀起了广泛的抢米风潮，“从1947年3月到7月5个月中，国统区12个省的40多个大小城镇，包括南京、上海、北平、杭州都发生了抢米风潮，各地人数都在17万人以上”[5]（P361）。
第二，农民问题给国民党的统治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伴随农民问题的日益恶化，国统区各界的争生存、反饥饿运动一直在进行和发展中，并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逐步演变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运动。如1947年，上海学生界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三反”运动，后来，运动由学生界扩大到社会各界，工人罢工，教员和学生罢课。范围扩大到南京、北平、杭州、沈阳、青岛、开封等60多个大中城市，仅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几个主要城市，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数即达120万人[5]（P362）。这些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对于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打击是沉重的。
第三，农民问题恶化导致的农民武装起义直接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当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超过国统区广大农民所能承受的极限时，农民的反抗便成为情理之中的现象。“从1946年下半年起，国统区农民为了生存自救，纷纷拿起武器掀起规模巨大的民变运动。1946年9月，民变运动就已波及四川、河南、江苏、浙江、安徽等省，达20万人。到1947年初，运动扩大到14个省的300多个县，参加的群众达84万人。”[5]P361许多民变运动后来发展为共产党领导的反蒋武装力量。他们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发动游击战争，起到了破坏敌人后方，配合共产党敌后战场的作用。
第四，农民问题的恶化严重地影响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在抗粮、抗税、抗捐的同时，农民的“抗丁”（即抵制政府的征兵）现象在当时的国统区普遍存在。广大农民采取逃避甚至自残等各种办法抵制政府的征兵。而那些不幸被抓去当兵的人由于对国民党政府心存怨恨显然不会有战斗力，他们不愿意为迫害他们的政府去流血牺牲，因此，作战消极和逃跑是军队中极为普遍的现象。不仅如此，由这样的士兵组成的军队在共产党的宣传攻势下往往会在战争中倒戈。众所周知，整个内战期间，向共产党投诚和起义的国民党军队人数多达170万以上，成为共产党军队的一个主要来源。特别是战争后期，军队战斗力的减弱更是达到了极点，战斗中被解放军一个人缴械十数人甚至数十人的现象并不罕见。
综上所述，由于国民党对于农民问题的错误认识和在此基础上实行的反动政策，使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农民问题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它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农民问题是导致国民党在战争中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不言而喻，国民党对农民问题的处理结局，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在中国，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农民问题在整个社会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根本性问题。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必须首先重视和解决好农民问题，这是历史一再证明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