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对“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贡献_恩格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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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了世界各国历史过程之后,曾经提出某些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他们提出的这一设想没有变成现实。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首先在俄国成功地解决了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在总结俄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落后民族和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

列宁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跨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不仅提出落后民族和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全面、具体地提出了如何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方法和步骤问题,从而把“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变成了指导落后国家进行革命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列宁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列宁 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 贡献

列宁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以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俄国特色,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遗憾的是,列宁逝世以后“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没有被正确地贯彻和运用,甚至被歪曲。因此,全面阐述和准确理解这一理论的内涵,重新恢复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研究“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首先要弄清什么是“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关于落后国家革命发展道路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行大量研究之后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即大多数民族和国家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要经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初期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出这一普遍规律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排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些国家和民族跨越某一或几个历史阶段而向前发展,直至进入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就是一种“跨越”理论。

马克思最早是在1881年3月8日给俄国查苏利齐信里提出这一理论的。〔1〕

“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它曾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俄文,在俄国秘密散发,揭露民粹派理论的反动性,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俄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它与列宁达成协议,共同出版《火星报》,与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组织建立联系,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宣告解散。“劳动解放社”创始人之一普列汉诺夫(他本人曾是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和理论家,后来成为孟什维克),侨居瑞士日内瓦达37年之久,在侨居期间,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同恩格斯建立了经常的联系,研究西欧的工人运动,逐渐抛弃了民粹主义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劳动解放社”另一个重要创始人查苏利奇,是第一个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等重要著作译成俄文的人。我们看到“劳动解放社”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功绩的同时,还要看到这个组织在理论上存在某些严重的错误。它的组织成分是复杂的,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分歧也是严重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查苏利奇写信给马克思,希望得到他的指教。由于查苏利奇在信中提出的是有关俄国革命的重要理论问题,所以马克思对查苏利奇的信非常重视。为了答复苏利奇来信中提出的理论问题,马克思先后4次修改复信草稿。

马克思的复信的主要内容是围绕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展开的。“劳动解放社”里的那些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必然走向灭亡。马克思对这种观点是持否定意见的。马克思认为“公社是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2〕

西欧各国历史上存在的农村公社都已经消失,俄国的农村公社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性。在整个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始终是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它的存在有两个条件:一是土地一直是公有制;二是特殊的历史环境。前者是公社存在的基础,后者是它存在的物质条件。马克思在研究了俄国农村的具体的、特殊的情况之后得出结论说:“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生命。”〔3〕“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4〕

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预测,完全是建筑在对俄国历史的深刻了解和特殊历史条件的具体分析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从来也没有肯定历史一定是这样发展的;但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个历史发展“跨越”的问题,即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可能性。虽然马克思对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的预测没有实现,但不能因此否定历史发展“跨越”的理论。马克思提出“跨越”理论时就指出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跨越才是可能的。俄国没有实现“跨越”是因为当俄国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变时,欧洲国家还没有胜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的这一“跨越”理论在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两人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里得到进一步阐述。

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首先用俄文发表的是由巴枯宁翻译的60年代在日内瓦出版的版本。其第二个俄文本是由普列汉诺夫翻译,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这第二版俄文本是由普列汉诺夫发起并进行出版的准备工作,它的序言是由与马克思、恩格斯有密切关系的彼·拉甫洛夫直接向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请求,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合写的。因此,《序言》里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共同的观点。正是在这个《序言》里再现并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俄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为了全面、准确地理解马、恩的观点,不妨全文引出:“《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末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5〕

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都懂俄文,对俄国历史和现状都很了解,注视着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进程,同时与俄国的革命家保持经常的联系。因此《序言》中关于俄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一份宝贵的遗产。直到恩格斯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因此,这一理论不仅对俄国,而且对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6〕

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继承了马恩的事业,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列宁把马恩提出的“跨越”理论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课题,这是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上升的阶段变为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阶段;资产阶级也由进步的、革命的阶级变为反动末落的阶级。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激化,无产阶级革命作为直接实践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因此,无产阶级成为时代的中心。这就是说,帝国主义时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

列宁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勇于实践,富于创造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阶段。从1903年至1917年,列宁主义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论。列宁在1916年写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7〕

列宁正是运用“一国胜利论”指导了俄国革命实践,于1917年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和策略。特别是关于处在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前途问题的理论,在整个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919年11月22日召开了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在大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列宁认为,在俄国无产阶级完成了开辟革命新道路的任务后,东方劳动群众的代表肩负着更新更伟大的任务,被战争唤醒了的东方各族人民已经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东方各民族人民将要发挥重要作用,只有把东方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苏俄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但是,如何才能实现这种结合,如何才能把东方各族人民团结在苏维埃共和国周围,共同去进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是摆在东方各国共产党面前的头等重要任务。因为东方与苏俄不同,这正如列宁在报告中所说的:“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你们必须找到特殊的形式,把全世界先进无产者同东部那些往往处在中世纪生活条件下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起来。”〔8〕

列宁的上述一段话是我们研究其“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革命高潮在继续向前发展。1918—1920年在红军的打击下,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弗兰格尔白卫军和资产阶级波兰军队都遭到了失败。国内外反动派消灭苏俄的企图以失败告终。在苏俄击退世界帝国主义进攻的胜利的鼓舞下,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加强了。1919—1920年间在西欧的许多国家以及美国出现劳动群众革命高潮。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者越来越坚决地投入反对外国军队干涉苏俄的抗议运动。这些国家劳动人民对苏俄的国际声援对巩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巨大的意义。

同时,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当地反动派的斗争也逐步加强(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埃及、阿富汗、伊朗以及其他附属国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斗争中工人阶级的组织诞生了,共产主义思想得到传播。

在共产国际建立后,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了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组织。列宁极其重视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和理论建设。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促使共产党的建立和巩固,另一方面促使它们制定并实行正确的理论和策略。列宁针对各国不同的情况,作出了不同的指示,总是善于把革命斗争的一般规律同每一个国家的具体的民族发展特点结合起来,尤其是对匈牙利和巴伐利亚事件,给予了高度重视。例如,他在1919年3月23 日给贝拉·库恩的电报中就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和建议。〔9 〕其中特别指出:“毫无疑问,在匈牙利革命的特殊条件下,生吞活剥地全盘仿效我们俄国的策略,会是一种错误。”〔10〕同年5月27 日列宁又写了《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论述了国际革命运动和匈牙利革命运动的根本问题。可以说“列宁的这一著作是创造性思想的珍珠,是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的骄傲。”〔11〕

对东方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的高度重视及理论研究、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是列宁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使民族分为两类,一类是压迫别人的,实行大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有特权的民族,另一类是占绝对多数的民族,是被压迫的、附属国的或半附属的和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12〕这是无产阶级研究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一把钥匙。十月革命胜利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到了日程,列宁首先在俄国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其他国家共产党人提供了宝贵经验。俄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解决处在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既是一个新课题,又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过设想,列宁把它变成了现实。

早在1913年列宁就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和1905年的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13〕。同年5月31 日列宁在《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一文中,又高度评价了中国革命。当欧洲的资产阶级在走向衰亡的时候,亚洲的资产阶级正在领导那里的人民进行强大的民主运动。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边疆的民族问题和民族运动是随着革命的进程和结果而在日益改变自己的内容。在中央开始的革命,不断向边疆地区扩展,革命的浪潮席卷了全俄。十月革命将被压迫的东方劳动群众从沉睡中唤醒,并将他们卷入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去。这样,民族问题从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民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世界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建立和巩固欧洲无产阶级和东方劳动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盟。

共产国际的建立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迅速发展,要求共产党人在理论上和策略上对民族殖民地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共产国际的“二大”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展开大讨论的空前盛会,是列宁全面阐述“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国际会议。

1920年7月19日—8月7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都是在列宁的直接参加和领导下进行的。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草案都是由列宁起草的。他特别认真地准备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6月25日提纲草案首先在列宁主持的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上讨论。与会全体成员都发了言,大多数与会人员都同意列宁的提纲。但同时也产生了严重分歧。这主要表现在涉及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与罗易的分歧。〔14〕在讨论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作用和共产党人对该运动的态度问题时,也与罗易发生了分歧。

罗易与列宁分歧的焦点是: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是否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罗易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对殖民地来说并不是必要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就可以防止本地资本主义在殖民地的发展。他站在左倾宗派主义立场,力主在殖民地开展阶级斗争,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列宁主张,共产党人应该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同时还指出,在那些资本主义前关系占统治地位、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共产党人也应当争取在斗争中起领导作用。共产党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也应该无条件宣传关于农民苏维埃和劳动者苏维埃的思想,只要条件允许立即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经过充分讨论,最后达到统一认识,得出正确结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15〕这就是列宁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

列宁提出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不是说任何一个落后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走上这条道路。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革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国家对它们进行系统的宣传,并且各国苏维埃政府应用各种手段去援助它们;二是落后国家内部应建立能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共产国际组织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其正确性。只有在具备上述两个条件下,“非资本主义发展”才能得以实现。正如列宁所说:“毫无疑问,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也应该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只要胜利了的苏维埃共和国无产阶级向这些群众伸出手来,并且能够支持他们,落后国家的发展就能够突破目前的阶段。”〔16〕

罗易的观点主要是从印度和其他受英帝国主义的压迫的亚洲国家的经验出发得出的结论,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尽管他的提纲中有些严重错误,但是对罗易本人来说,毕竟长期从事殖民地工作,他的意见还是很重要的,列宁指出他的错误之处后,仍然让他做补充提纲发言。

列宁在提出“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过程中,还有一位长期从事殖民地工作的代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秘书的马林的经验也起了一定作用。〔17〕他在共产国际“二大”上的发言,也同样受到列宁的高度重视。

可见,列宁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俄国经验,罗易、马林等人提供的情况的基础上的,源于革命实践又高于实践的高度理论概括,因而得到了大会代表的一致赞同。列宁说:“我们在一切最重要问题上完全取得一致的意见。”〔18〕马林提出建议:“共产国际要用东方各国的语言来散发自己的提纲,在远东设立共产国际宣传局,在莫斯科为远东革命者开办共产主义训练班。”〔19〕这样,共产国际“二大”用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非资本主义发展”观点武装了各国共产党,为各国共产党在制订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政策和策略奠定了基础。从共产国际“二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到共产国际“三大”召开之前,一系列国家先后建立了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组织。这些国家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都是与共产国际“二大”有直接关系,并在其指导和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共产国际对东方共产主义运动极为关怀。1921年3月1日,在苏俄和共产国际帮助下,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了蒙古人民党的建立;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是列宁生前最后一次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从“二大”到“四大”两年多时间里,列宁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已经成为各国共产党人强大的思想武器,逐渐深入人心。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遵循列宁的教导,用列宁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指导世界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列宁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是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成为苏俄和共产国际领导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指导思想。从十月革命胜利到列宁逝世前,共产国际举行的历次代表大会,在关于民族解放运动所作出的决议中,都贯彻了列宁的这一指导思想。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许多落后国家的代表先后来到莫斯科,亲自聆听列宁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论述,结合本国实际,制订各国革命的路线和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列宁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逐渐被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所接受。

在贯彻列宁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过程中始终充满了分歧和斗争,特别是在共产国际内部斗争尤为激烈。俄国共产党人在像土尔克斯坦这类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占统治地位的从前属于沙皇的殖民地国家,成功地运用了列宁“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成为其他国家解决这一问题的宝贵财富。亚洲落后的外蒙古成为第一个接受并按照列宁“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指导而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蒙古作为十月革命胜利后亚洲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存在和发展无论对于亚洲或者世界其他地区落后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外蒙古人民革命的胜利,也就是列宁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胜利。蒙古人民革命从开始就是在列宁亲切关怀下进行的。早在1919年8月3日,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就向蒙古发表了特别声明,宣布废除沙俄时期根据不平等条约在外蒙古所取得的一切特权,建议外蒙古同俄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派遣代表与苏俄红军接洽。正是在苏俄的号召下,外蒙古革命组织决定派苏赫巴托尔于1920年初动身前往苏俄,虽然他没有越过边界,但是表明外蒙古人民是向往十月革命、渴望得到苏俄支持的。同年6、7月,外蒙古革命组织先后派出以乔巴山为首的第一批代表和以苏赫巴托尔为首的第二批代表,从库伦出发,前往苏俄。8月15日, 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率领的外蒙古代表团到达了伊尔库茨克。之后代表团决定将全体代表分成3个组,其中一部分人到莫斯科去,另一部分人返回库伦, 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留在伊尔库茨克,以便领导外蒙古革命组织的工作,同时随时保持与派往莫斯科的代表联系。1921年3月1日在苏赫巴托尔的领导下,在恰克图召开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了蒙古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政党的建立。虽然当时整个蒙古地区只有150名党员, 但是他们代表了蒙古革命的方向。3月13日建立了临时蒙古人民政府, 7 月10日成立正式人民革命政府。同年10月,以苏赫巴托尔为首的蒙古人民政府代表团到了莫斯科,并于11月5 日蒙古人民政府与苏俄签订了友好条约。蒙古国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列宁亲自接见了他们。列宁在与蒙古国代表谈话中,广泛阐述了关于蒙古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谈了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几个月之后,列宁又与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蒙古国代表谈了话。在谈话中,列宁再次谈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列宁不仅谈到蒙古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还为怎样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作了具体的指示。〔20〕因此,我们可以说外蒙古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列宁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之树上结下的第一个硕果。

列宁晚年还英明预见:“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21〕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国际策略具有多样性,强调各国党在运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时,必须考虑到民族的差别和特征。列宁特别反对将俄国革命的公式机械地运用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东方各国。他在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还曾严肃地指出:“我觉得我们由于写出这样的决议而犯了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决议中所讲的一切都成了死条文。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22〕列宁又说:“决议的俄国味道太浓了,它反映的是俄国经验,所以外国人完全不了解,他们也决不会满足于把这个决议像神像一样地挂在墙角,向它祷告。这样做是得不到什么的。”〔23〕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与奠定,再一次证明列宁的“非资本主义”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但是,在贯彻列宁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过程中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片面地强调了与苏联结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看来,列宁所说的“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就是指在“苏联”的帮助下,凡是结合本国实践提出的政策和策略都被视为背离马列主义;任何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交往都被看作是与苏联关系的背离。这样,凡是要求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和国家都必须与苏联结成紧密联盟,否则就要被扣上“民族主义”帽子。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列宁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已经被曲解,变为苏联全面控制亚、非、拉新独立的国家的理论根据。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领导苏联期间,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日益膨胀,对外实行扩张主义。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亚非拉一系列国家宣布独立,渴望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一方面在“友好援助”的幌子下,对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国实行全面控制,并在中蒙边界派驻了大批苏联军队,直接威胁了中国的安全,另一方面将蒙古国作为“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典型广为宣传。与此同时,苏联史学界发表了大量专著和文章,鼓吹对蒙古国以及非洲新独立的国家的援助是这些国家走上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前提条件,由于所有这一切都是打着列宁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旗号进行的,所以在国际共运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今天是重新恢复列宁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本来面貌的时候了。

列宁逝世已经72年,蒙古国也在审慎地选择自己的道路,这一切只是历史发展的一瞬间。世界各国革命的实践必将进一步证实,列宁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

(收稿日期:1996年6月29日)

注释:

〔1〕〔2〕〔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1—441、431—432、451、45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 月第一版,第23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38—39页。

〔7〕〔1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873、448页。

〔8〕〔15〕〔16 〕〔18〕〔21〕〔22〕〔23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336、336、332、692、670、671页。

〔9〕〔10〕《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7、197页。

〔11〕∧·列季:《列宁和匈牙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7年版,第33页。

〔12〕《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14〕关于罗易,详见《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1919—194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页。

〔17〕关于马林,详见《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1919—194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19〕《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转引自苏联费·维·亚历山大罗夫著《列宁和共产国际》中译本,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 第142页,第243页。

〔20〕《列宁论民族问题》下册,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第849—8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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