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家研究 现实主义理论和批评的新世代视域——略论台湾文学批评家吕正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家论文,视域论文,台湾论文,现实主义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卢卡契现实主义理论的引入
与台湾大多数学院出身的文学研究者一样，东吴大学中国文学博士、现为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吕正惠，早期虽曾涉足现代诗评论，如参与了《中国新诗赏析》的编撰，但当时其主攻方向乃中国古典文学。学府派所专擅的“新批评”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刻痕。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他却如一匹黑马出现于台湾当代文学批评领域，所著《文学和社会》、《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等书给台湾文坛以强劲的冲力。究其原因和特色，主要在于他的文学评论中体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浓郁色彩，标举“现实主义”的鲜明立场，以及在对台湾文坛自身的反省和批判中表现出的敢想敢说、不留情面的批评锐气。当“现实主义”在台湾似乎日渐式微之际，他却勇敢地宣称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写实主义的拥护者”，不仅成为台湾文学现实主义脉流在理论批评界的承续者，而且相对于前行代而言，纠正和弥补了原有的某些偏向和弱点，使现实主义的理论和批评，得到了明显的开拓和发展。
吕正惠格外倾心于匈牙利文艺理论家卢卡契，相信“卢卡奇的理论最能掌握写实主义的精义”。（《文学和社会·序》）卢氏的现实主义成为吕正惠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理论来源。在其所撰《卢卡奇的文学批评》、《寻求者——卢卡契的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等文中，吕正惠对卢氏理论加以详尽讨论和介绍。他指出卢卡契在文学应反映社会现实这一基本理念上，和一般写实主义并无不同，其特殊之处，在于他另外发展出一套概念体系，着重说明文学是“如何”反映现实的。其中两个核心概念，即整体性（tota-lity）和典型（type）——作家透过“典型”来揭示基本社会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方可把握社会的“整体性”即社会的“本质”，而非要写尽社会的每个角落、阶层不可。由于吕正惠认识到，卢卡契文学理论批评的精华不仅在于其“骨架”，更在于其“血肉之躯”，因此除了阐述卢卡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架构外，还较详细介绍了卢卡契的一些实际批评范例，特别是对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批判，因卢氏经常是在实际批评中通过与现代主义或自然主义的对照而凸显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及其优越性的。吕正惠自己的批评实践与卢卡契颇多相似之处。如吕正惠也具有对时代精神整体把握的敏锐历史感，偏重于实际批评，时时处处以卢氏的现实主义理论为评价标准对当代台湾文学作家、作品加以考察和论评。某种意义上说，吕正惠正是吸取了卢氏理论加以消化，从而衍生出自己的与70年代台湾的现实主义有所区别的理论批评特色的。
二、现实主义的“具体化”
和台湾前行代的现实主义理论家一样，吕正惠坚持文学应反映现实社会生活，揭示社会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关系，提倡作家真诚、严肃的创作态度，反对以玩弄技巧弥补内容上的空洞和虚伪。（《性与现代社会》，《小说与社会》160页）例如， 他指出七等生早期的作品基本上以幻想的方式来表达他所谓的生命的“普遍事实”，因追求哲学的深度而把人物和环境抽象化，因此丧失了真切感。在论及王祯和时，他将作家的小说分为早期的“荒谬滑稽戏”和后期的“闹剧”两类，指出前者是要藉着“丑化”人物后表现人生的卑微、荒谬的本质，所描写的贫穷是命运性的，没有社会因素，而后者却是要批评某一群人、某一种社会，暗示了贫穷的社会来源，从而给后者以较高的评价。对于近十多年来兴盛一时的所谓“闺秀文学”，吕正惠认为它们“总是以最甜蜜的外貌来涂饰我们的现实问题”，它们所写的刚好是现实所没有的，而现实中可以找到的切身问题，在这些作品中却都付之阙如。吕正惠明确指出：这种文学作品和社会现实严重失调的现象，正是“我们当代文学的最大危机”。（《闺秀文学的社会问题》）
然而在乡土文学论战前后的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吕正惠又呈现出自己的若干鲜明特点。
首先是现实主义的“具体化”，或者说，吕正惠使现实主义从作为一种规范主题范畴的创作理念，延伸为指导具体写作过程的创作原则。
对于作品是“如何”反映现实的，吕正惠着重从小说中的人物、情节、细节等方面加以分析，并相应地反复强调“行动”、“过程”、“感受”等概念。在卢卡契理论中，它们也正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些最重要环节。
吕正惠强调人物塑造的重要，而其关键在于描写人物的“行动”。这是由于作为现实主义作品关注焦点的“社会关系”是透过人与人的交往、牵涉、互动等体现的，只有通过“人物的行动”，社会关系才具体化；而作为“行动”主体的人物，就成为这类小说的重心。小说家的重要责任是创造一些生动的人物，通过他们的“行动”及这些行动所激发的“冲突”，把互相起作用的各种社会因素的“互动关系”具体地表现出来。在文学作品中，所谓“典型”人物就是能够“最淋漓尽致地呈现出其基本的社会关系的人”；有此“典型”人物，才有社会关系，才有社会的“整体性”，然后才能成为“伟大的文学作品”。重视“行动”正与现代主义的重视“心理”绝对相对。在现代主义的小说里，社会“关系”是不重要的，所以人物的“行动”也就几近于消失，变成只是内心意识的流动。然而“内心意识”绝对不可能扩大成为一个人的“全部”。
除了“人物”和“行动”外，吕正惠又强调了“情节”和“过程”，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结构”。因此，是否描写出“过程”成为吕正惠最为常用的一个批评准则。如他指出陈映真《铃铛花》的高明之处在于“成功的创造了一个情节，在这一情节里合情合理的表现了台湾社会的某一面”；而大陆作家张洁的《方舟》、《祖母绿》等作品，或重视“描述”而缺乏事件的发展和高潮，或没有把人生受挫的主角在工作中找到生命源泉的“过程”具体而生动的描写出来，因而使人物丧失了部分真实感，未能达到震憾人心的艺术效果。又如吕正惠将黄凡的《反对者》与张系国的《黄河之水》相比，指出前者比后者“技巧得多”——黄凡要描写80年代的台湾社会，并不像张系国那样让这社会的每一部分、每一种代表人物以一种极其散漫的方式并列出来，而是找到一根线，用这根线把这些贯穿起来。当然，黄凡作品也并非完美，其中心情节虽然合理，但在中心情节的展开过程中，作者却想把台湾社会的各种问题挤进去，因而“超载”而“撑破”了那个基本架构。
此外，吕正惠还特别强调“细节”和“感受”，而这是避免概念化的有效途径。他指出，现代主义关怀的是个人在永恒的宇宙中的命运，写实小说所关怀的却是个人在具体的社会中的命运，“只有凭借翔实的细节与复杂的事件，我们才能真切感受到个人如何在人群中沉浮”。而要有生动的“细节”，就必须以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受为基点，而非预设的观念的演绎。他认为陈映真的部分作品过早地以他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架构去“模铸”他的题材，其《山路》虽有情节架构方面的成功之处，但细节处理的失败，使它基本上不能算是成功之作。（《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他又批评了黄春明的“直接”的“买办经济”小说在细节描写等方面上的“粗心”，指出他应从“乡下人进城以后”面对的经济、社会问题和实际经历等“间接”方式入手，进而触摸台湾经济的核心问题。（《黄春明的困境》）又如，吕正惠分析陈若曦的《归》：作者未能透过具体生活的细节来反映主人公辛梅夫妇在大陆生活不调适的情形而使作品显得粗糙。（《徘徊回归线》）
显然，吕正惠并未将现实主义贴上政治标签，也不停留于文学是否应反映现实的观念争辩上，而是将“现实主义”运用于对作品的人物、情节、细节、结构等的实际分析中，以现实主义的要求衡量作品，从而使现实主义得到了“具体化”。虽然对作品的细致分析显露了“新批评”的某些影子（这在《荒谬的滑稽戏——王祯和的人生图像》等文中表现得格外明显），但这里“新批评”显然已得到改造，成为吕正惠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有机成分和营养。
三、历史趋向和时代精神的把握
“新批评”的根柢和惯性并没有拘囿了吕正惠现实主义的宏观视野。相反，将文学现象置于广阔的时代、社会背景下加以考察，着重于某一时代的整体历史趋向、时代精神的把握和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从而精辟、中肯地对各种文学现象和作品做出解释和评价，这正是吕正惠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区别于其前行代的又一显著特色。在《评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一文中吕正惠指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们应该尽力的‘求取’历史的具体过程，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史观建立在一个具体而广阔的历史基础上。”叶石涛固然重视文学与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但书中有关历史背景的章节，却是全书中最弱的部分。究其原因，一是叶石涛对每一个时代的历史缺乏一个完整的概念，因此叙述历史时，常显得粗枝大叶，甚至支离破碎，变成流水帐的大事记；其次是他对历史背景和文学发展的关系，几未加以分析，历史背景成为一种奇异的附加物而已。吕正惠认定：具体而有效的分析文学作品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关联，需要坚实的历史知识、社会理论，以及细致的文学敏感度。而这也正是吕正惠对自己的期许和要求。正是在了解前行代的弱点上，吕正惠开始了对前辈理论家的超越。如《80年代台湾小说的主流》一文对80年代台湾政治、社会改革运动及与之相呼应的乡土文学、政治小说等进行阶级分析，指出因作为运动主导者的“中间阶层”（中、小企业家和小资产阶级）的浅薄、短视、软弱，在80年代末即认为社会已改革成功，导致作为这一运动的文学反映的政治小说等的消沉，堪称精辟、深刻的一得之见。最典型的是《现代主义在台湾——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一文。该文在探讨现代主义在50、60年代台湾的发生时，认为如果只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去探讨它跟西方现代派文艺的关系，并不一定可以了解这一文学现象的全部真相，“我们还必须从宏观的、历史的、社会的观点去看待这一问题”，才能掌握到其中的一些症结。为此，吕正惠首先从“中国本部现代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加以考察。他溯源至五四时期，追踪当时向往共产主义的和崇尚自由主义的两系知识分子的分流。接着他又论述了台湾现代历史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在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下所发生的变形发展——其历史传统的连根拔除。因此当时台湾文化界所呈现的最大特色是“传统的断绝”：中国本部五四传统的断绝，以及台湾本土传统的断绝。在这样的统治形态下，“当然只有造成台湾知识分子的政治冷感”——他们不能关怀当前的政治社会问题，虽然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但并不真正属于这个社会；而不能作为某一具体社会的一分子存在，就只有作为普遍人类的一分子而存在。他们的思想与创作不是从“社会环境”的立场去发展，而是从“人间境况”的立场去发展。他们因为被迫从社会中疏离（或“异化”）出来，就只有面对自己赤裸裸的存在，不得不考虑到自己的“存在问题”。正是在此社会和心理背景下，他们很自然地就接受了产生原因不同但同样具有疏离经验的西方的现代主义，导致了现代主义在台湾的流行。除了从国民党的政治形态来看台湾现代主义的社会根源外，吕正惠还从台湾的“现代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发中国家和地区的普遍情况等角度，论述现代主义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流行的原因。像这样从大处着眼，追溯至五四时代不同思想体系和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的分流及其在海峡两岸的衍化，挖掘和描述台湾本土文化传统和特殊的政治、经济发展历程和条件，进而把握当时台湾社会总体文化环境和取向的宏观视野，在台湾批评界并不多见。这是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颇为中肯的深度分析。显然，抓住了主要的社会脉动，就能抓住主要的文学脉动。这一文章和《七、八十年代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八十年代台湾小说的主流》等文一起，清晰地勾勒出战后台湾文学发展的主脉。这种立足于对时代精神和历史趋向的整体把握的丰厚的历史感，正是吕正惠超越于其前辈理论家的重要方面。
四、辩证法和“统派”立场
吕正惠有所区别于前行代的第三个特色，是他自觉、明显地在文学批评中运用辩证法，并将其现实主义的理论观点和其追求祖国统一的“统派”政治立场相结合，使其文学理论批评显现出特有的深度和进步性。最典型的例子是《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方言和普通话的辩证关系》一文中对于台湾文学的“方言”问题的论述。吕正惠撰写该文显然有其针对性——是对近年所谓“台语文学”之风昌炽的反应。一方面吕正惠仍从历史入手，追溯中国“书同文”的悠久传统，指出采用普通话“白话文”当书写文字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以及近年台湾议论颇多的所谓方言“文字化”的不妥和不必。他写道：“书同文”的形成，其实是“文化中心区”逐渐往各处扩散的结果。“文化中心区”是文明的主要创造者，它的文明影响到各方言区；各方言区的特殊文明也可以被吸收到“文明中心”里，而成为“文明中心”的一部分。所有这种文明的产物，基本上是以“书同文”的“文”（古代所谓“雅言”、现代所谓“官话”、“普通话”、“国语”）而非方言来记载的。因此不论何方人士的语言现实中，属于各方言的独特部分反而比较小，而属于“雅言”或“官话”记录的部分反而比较大，这就使方言“文字化”失去了必要性。
然而吕正惠并不偏执一端。他指出全中国“言殊方”的实际存在，强调和肯定方言乃“真正最‘活’的语言”，提倡适当地加入方言以丰富“白话文”，并对国民党压制方言的政策加以尖锐的批评。为此吕正惠引用毛泽东关于最活泼的语言就是人民的语言，人民的语言是作家语言的源泉的论断，推崇赵树理的通篇以“口语”腔调写成的现实主义作品，并对大陆作家常将各地方言“腔调”融入普通话，以各具特质的普通话并列组合成五彩缤纷、众声齐鸣的普通话“整体”的情况大加赞赏。他指出：普通话和方言应该是一种“互相交往”的辩证关系。方言是“活水源头”，透过它们的供应与支援，普通话一直处在“成长”和扩大之中；反过来讲，方言也可以从普通话里吸收到“文明中心”的养分，丰富自己的词汇和内容。
和处理其它问题一样，吕正惠还将这一问题放到社会、历史背景上加以考察，指出国民党当局强力压制方言以及断绝新文学传统的不正确态度造成了台湾文学语言由于缺乏“活水库”而干瘪、僵硬，到处充斥着“欧化体的新文言臭味”的弊病。针对当前台湾文坛有人大力提倡的“台语文学”，吕正惠指出其困难主要是所谓“台语”在表达复杂思想时的局限。他明确表示：只有透过“不彻底的普通话”的“白话文”，全中国的人才能彼此相互沟通、相互了解；如果没有这种“统一”的“白话文”，就没有“中国”。这就隐约指出了某些提倡方言“文字化”和“台语文学”的观点所可能包含的分离主义倾向。
可以看到，吕正惠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现实主义理论较好地解决了当前台湾文坛的热点问题。在台湾文坛上，较好解决了这一问题的还有痖弦等。但痖弦主要从认同多元化和语言相互渗透的角度指出台湾“国语”和方言长久共融、粘连不可分割而形成“台湾国语”的“语言现实”，认定“国语”和方言都是来自母亲的语言，庆幸“多民族的中国有一种多数人听得懂看得懂的国语，用它来说话、阅读、书写，可以畅行无阻。”（见痖弦《年轮的形成》）吕正惠则着重探讨普通话和方言的辩证关系，多方面地逼近问题的核心，比起痖弦的充满感情色彩的表述，显现出更为深入和富有学理依据的另一种风格。
也许出于追求祖国统一的政治理念和对现实主义的倾心，吕正惠对大陆新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颇多评述，并主张“放开胸怀，勇敢接纳”，促进两岸文学、文化交流。如果考虑到相当一部分原本服膺现实主义的台湾“乡土”作家，在80年代的“中国结”和“台湾结”论争和“本土化”思潮中接受了分离主义的政治理念，甚至参与“台独”政治运动的情况，那吕正惠的文学批评就更显出其难能可贵的重要意义。
当然，吕正惠的文学批评也并非十全十美。如作为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以现实主义的原则和标准衡文，时有求全责备，过多地干涉作家的形象思维的倾向。对其它流派的创作，他常未能全面挖掘其固有的艺术内涵和审美价值，一律给予较低的评价，甚至痛加贬责，其单一化，模式化的倾向与当前台湾文坛多元化的趋向并不合拍。但从总体上说，吕正惠的文学批评立场鲜明，充满锐气，以知性的反省和批判风格为台湾文学理论批评注入新的活力。他结合其社会学、历史学的学术根柢，引入卢卡契的理论，将现实主义在批评实践中具体化，使台湾的现实主义理论批评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而这也许正是吕正惠对文坛的最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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