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歌曲创作之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歌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音乐经历几千年的发展，迈进了20世纪。近一百年来，中国音乐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其中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歌曲创作。
从世纪之初学堂乐歌的创立，到抗日战争群众歌咏运动的蓬勃开展；从50年代歌曲创作的兴旺繁荣到改革开放多样化的发展，充分显示了歌曲创作在群众音乐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体现出歌曲艺术在各个历史阶段产生的多方面的社会作用。当我们回顾20世纪中国歌曲创作时，感到它象一面镜子，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映照出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
中国新式歌曲创作，始于本世纪初，最早的形态是学堂乐歌。此前中国的传统歌曲主要是民歌和词调音乐（一种配合着词而歌唱的音乐体裁形式）。20世纪初叶，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下，中国一批学子东渡求学，研习现代音乐。他们直接受到日本学校唱歌课的启发，归国后纷纷写作起乐歌来，并在当时我国兴起的新式学堂里开设乐歌课，教授中小学生习唱新式歌曲。创制和传播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是沈心工、曾志忞和李叔同等先驱者。他们编制的学堂乐歌，大量借鉴日本歌曲旋律和从欧美输入到日本的欧美歌曲旋律，或填词，或改编，也有部分是根据中国传统民歌填词和由他们新创作的词曲。由沈心工作曲的《黄河》（杨度词），李叔同作词作曲的《春游》，是新创作乐歌中影响最大的作品。作曲家以明快的旋律，抒发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及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和对新生活充满希望的乐观心情。
据不完全统计，从本世纪初到20年代末，共出版了各种唱歌集50册，编入的学堂乐歌达1300首之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沈心工于1904—1907年编辑出版的三集《学堂乐歌集》，曾志忞于1903年出版的《教育唱歌集》，李叔同于1905年编印的《国学唱歌集》。
特别要提到的是，学堂乐歌产生于20世纪初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既是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音乐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初，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巨变的重要时期。一方面，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日益腐朽，行将解体。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奋起反对封建统治，反对侵略，强烈要求救亡图存；由孙中山先生发动的辛亥革命，使中国的君权崩溃，步入共和时代。这是中国社会的重大转型。适应这种转型的需要，学堂乐歌应运而生。学堂乐歌的诞生，是中国现代创作歌曲的萌芽。同时，学堂乐歌的兴起，也表明中国音乐发展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中外音乐交融过程的，具有里程碑的性质。
随着学堂乐歌的普及，中国新式歌曲的创作及音乐教育得到很大的发展。特别是20年代前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国歌曲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萧友梅、赵元任、黎锦晖等音乐家，为中小学生创作的许多歌曲，受到人们欢迎。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很少采取填词编写的方式，绝大多数是作曲家的新创。
萧友梅曾先后留学日本和德国学习音乐。回国后，他一方面致力于专业音乐教学，同时又进行音乐创作。他的《问》（易韦斋词）、《卿云歌》（词选自《尚书》）、《五四纪念爱国歌》（赵国钧词）等歌曲，结构严谨，生动亲切，具有作曲家的特有创作风格。
赵元任不仅是我国五四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家，也以音乐创作的突出成就著称于世。出版于1928年的《新诗歌集》，集中地表现出他主张歌曲要表现民主、爱国的内容，创作应探索民族风格的思想。他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词），曾在二三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中风靡流传，几十年来仍然是音乐会上的常演节目。从他作曲的《卖布谣》（刘大白词）、《劳动歌》（词选自“星期评论”）、《西洋镜歌》（施谊词）、《老天爷》（明末民谣）等歌曲中可以看出，赵元任十分重视反映时代和劳动人民的生活，音乐形象鲜明生动，而且注意词与曲的有机结合，为艺术歌曲创作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这一时期另一位有影响的歌曲作家是黎锦晖。他创作了几部由他自己编写脚本、歌词并作曲的儿童歌舞剧，如《麻雀与小孩》、《明月之夜》、《葡萄仙子》等。这些作品音乐语言简练，明快，富有民族风格，通俗易唱，很快在大、中城市流传开来。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他作词作曲的《可怜的秋香》。这部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感情真挚，音调优美流畅，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30年代，中国歌曲创作得到迅速发展。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在沈阳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随后，中国东三省很快完全陷入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之下。“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救亡抗日怒潮。随着全国人民救亡运动的开展，音乐界积极创作抗日救亡歌曲，奋起投入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聂耳、吕骥、任光、张曙、冼星海、贺绿汀、张寒晖、麦新、沙梅、孙慎等作曲家的作品影响较大。他们在人民群众反帝爱国斗争的鼓舞下，深切感到应以音乐为当时的爱国斗争服务，于是创作了许多反映大众的呐喊、呼号、反抗、斗争的作品。如聂耳的《毕业歌》（田汉词）、《自卫歌》（唐纳词）、《告别南洋》（田汉词）、《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开路先锋》（施谊词）、《铁蹄下的歌女》（许幸之词），任光的《打回老家去》（钢鸣词），吕骥的《保卫马德里》（麦新词）、《中华民族不会亡》（野青词）、《武装保卫山西》（白炎词），冼星海的《救亡军歌》（塞克词），阎述诗的《五月的鲜花》（光未然词），张寒晖词曲的《松花江上》，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麦新词），沙梅词曲的《打回东北去》，孙慎的《救亡进行曲》（钢鸣词），麦新词曲的《大刀进行曲》，张曙的《洪波曲》（田汉词），《卢沟桥》（田汉词）、《丈夫去当兵》（老舍词），贺绿汀词曲的《保家乡》、《垦春泥》（田汉词）等等。上述歌曲不少是为电影作的主题歌或插曲，随着电影的放映，这些歌曲很快就在广大城乡流传开来。
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一些学院的专业作曲家也纷纷以音乐为武器，热情地进行救亡歌曲创作。黄自的《抗敌歌》（韦瀚章、黄自词）、《热血歌》（吴宗海词），《九·一八》（韦瀚章词），江定仙的《打杀汉奸》（胡然词），陈田鹤的《巷战歌》（方之中词），刘雪庵的《长城谣》（潘孑农词）、《上前线》（江陵词）、《流亡三部曲》之三），陈洪词曲的《冲锋号》，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桂涛声词）等等即是。
这些群众歌曲和抒情歌曲都是音乐家们投身抗日斗争创作的作品，把中国歌曲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音乐语言通俗易于上口的救亡歌曲，集战斗性、群众性、民族性于一体，既富有鼓动性，又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鼓舞着千百万群众奋起抗战，去保卫神圣的国土。
在30年代推动中国歌曲创作起过积极作用的音乐组织，首先应当提到的是1935年由吕骥等人组织的“歌词曲作者联谊会”（或称“歌曲作者协会”），参加者有任光、张曙、贺绿汀、周巍峙、孙慎、孟波、麦新、沙梅、江定仙、刘雪庵、周钢鸣、任钧、塞克、龙沫勋，刚从法国回国不久的冼星海也热情地参加了这个组织的活动。这是一个积极从事创作救亡群众歌曲的群体。他们对探索歌曲创作的中国风格，提高中国歌曲的创作质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使中国群众歌曲创作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全面展开。歌曲创作也随之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无论是解放区，还是沦陷区，或是国统区，广大音乐工作者更加热情地以音乐为武器，从不同角度反映全国人民群众支援前线，保家卫国的意志。这期间创作的许多歌曲，体裁更加丰富多样，除群众歌曲外，还有大合唱、艺术歌曲及儿童歌曲等。在群众中广为传唱的，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二月里来》（塞克词）、《流民三千万》（塞克词）、《赞美新中国》（塞克词）、《到敌人后方去》（赵启海词）、《酸枣刺》（塞克词），吕骥的《抗日军大校歌》（凯丰词）、《参加八路军》（崔巍词）、《毕业上前线》（成仿吾词）、《大丹河之歌》（王震之词），郑律成的《八路军进行曲》（公木词）、《延水谣》（熊复词）、《延安颂》（莫耶词），贺绿汀词曲的《游击队歌》、《嘉陵江上》（端木蕻良词）、《自卫军歌》（欧阳山尊词），陆华柏的《故乡》（张帆词），安波词曲的《开会来》，麦新的《勇敢的小娃》（施谊词），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方冰词），何世德的《新四军军歌》（陈毅词），章枚的《新四军进行曲》（吴蔷词），《黄桥烧饼歌》（李增援词），李焕之的《胜利进行曲》（贺敬之词），舒模词曲的《你这个坏东西》，徐曙的《晋察冀小姑娘》（赵洵词）等等。
八年抗战，群众歌曲为其呐喊助威，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在中国人民为民族民主、自由、解放而斗争的时期，歌曲同样发挥了巨大的教育作用。代表性的有卢肃的《团结就是力量》（牧虹词）、李伟词曲的《行军小唱》、《朱德将军》，孙慎的《民主是哪样》（仁荪词），庄映的《说打就打》（谢明词），沈亚威等的《淮海战役组歌》（韦明词），张鲁改编的《有吃有穿》，佩之的《战斗进行曲》（集体改词），马可词曲的《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是民主青年》（希扬词），菩萨（即罗忠熔）的《好地方》（左弦词），宋扬词曲的《古怪歌》，费克的《茶馆小调》（长工词），曹火星词曲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
这一时期，在群众歌曲和民间音乐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秧歌剧、歌剧。如秧歌剧《兄妹开荒》（路由词，安波曲），《夫妻识字》（马可词曲），歌剧《白毛女》（贺敬之词、马可、张鲁等曲），《赤叶河》（阮章竞、高介云词、梁寒光、葛光锐曲）、《王贵与李香香》（于村词、梁寒光曲）、《刘胡兰》（董小吾词、罗宗贤曲），等等。这些作品继承救亡歌曲的传统，在旋律上力求富有民族特色，体裁形式适合群众演唱，又有一定创新，从不同角度反映解放区军民和国统区群众对敌斗争的坚定意志和必胜信念。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为歌曲作家们施展才能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广大词曲作家满怀热情地讴歌新社会朝气蓬勃的景象，富于时代精神的歌曲，激励和鼓舞着人们积极地投身新中国的建设。
建国后的前17年，是中国歌曲创作的黄金时期之一，群众歌曲、抒情歌曲、艺术歌曲、电影歌曲、少儿歌曲的创作都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在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最具影响的群众歌曲，仍然是最受人们欢迎的音乐形式。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王莘词曲的《歌唱祖国》，贺绿汀的《人民领袖万万岁》（郭沫若词），吕骥的《消灭细菌战》（郭沫若词），瞿希贤的《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招司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光未然词），岳仑的《我是一个兵》（陆原、岳仑词），周巍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麻扶摇词），李劫夫词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李焕之的《社会主义好》（希扬词），晓河的《勘探队之歌》（佟志贤词），张鲁的《王大妈要和平》（许文、张鲁词）、《慰问志愿军小唱》（管桦、洛黎词），绿克《人民海军向前进》（海政文工团创作组词），时乐蒙 的《社会主义放光芒》（桑夫、谢添词），生茂的《学习雷锋好榜样》（洪源词），《真是乐死人》（林中词），田歌的《我为祖国守大桥》（宇晓词），秦咏诚的《我为祖国献石油》（薛柱国词），王永泉的《打耙归来》（牛宝源、王永泉词），宋扬的《人民的太阳》（许文幸词），柴本尧的《南京路上好八连》（西彤、柴本尧词），胡宝善的《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胡宝善、王传流词），庄映的《我爱我的祖国》（丁毅词），寄明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周郁辉词），李群的《快乐的节日》（管桦词），等等。这些歌曲在群众中广为传唱。因为词曲作家们十分熟悉人民的思想感情，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他们创作的作品充满了豪迈昂扬，乐观自信的情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积极奋发、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
这一时期创作的抒情歌曲和艺术歌曲也很有特色。作曲家们一方面继承了30年代以来这类体裁的歌曲的优良传统，同时又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作家的风格也趋于多样化，作品反映生活的层面亦更广阔，同时十分强调音调的民族特色。较为流行的歌曲有马寒冰的《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李巨川词），美丽其格词曲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时乐蒙的《歌唱二郎山》（洛水词），罗宗贤、时乐蒙的《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魏风词），生茂的《马儿啊，你慢些走》（李鉴光原词），梁浩明的《远航归来》（赵莱静词），彦克的《骑马挎枪走天下》（张永枚词），高如星、孟贵彬的《藏胞歌唱解放军》（洛水词），罗宗贤编曲的《桂花开放幸福来》（崔永昌词），吕远词曲的《克拉玛依之歌》，臧东升的《情深意长》（王印泉词），李劫夫的《答李淑一（蝶恋花）》（毛泽东词），田丰执笔的《六盘山（清平乐）》（毛泽东词），沈亚威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毛泽东诗），石夫的《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权宽浮词），罗念一的《洗衣歌》（李俊琛词），克里木的《塔里木河》（陈光正词），洪云才、郭颂的《乌苏里船歌》（郭颂、胡小石词），朱践耳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焦萍词），晓河的《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韩笑词），白诚仁的《挑担茶叶上北京》（集体词），等等，以及电影歌曲《敖包相会》（海默词、通福编曲），《我的祖国》（乔羽词、刘炽曲），《九九艳阳天》（石言、黄宗江词、高如星曲），《人说山西好风光》（乔羽词、张棣昌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吕其明、杨庶正、肖珩词曲）、《缅桂花开十里香》（潘振词、张棣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雷振邦改词编曲），《弹起心爱的土琵琶》（芦芒词、吕其明曲），等等。这些歌曲创作上都有一定的艺术水平，作曲家们采取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仅注重时代精神与民族风格的有机融合，而且在音乐形象的刻画上颇具功力，力求用优美晓畅的旋律揭示歌词饱含的思想感情。通过电台、电视及唱片、出版物等的传播，这些歌曲甚为人们喜闻乐唱。
“文革”期间，在“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下，中国的音乐事业蒙灾遭难，歌曲创作被“语录歌”和“高、强、快、硬”的反常现象引入歧途。一时间群众既无好歌可唱，又无好歌可听。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但一些有良知的音乐家仍以高度的责任感，力所能及地写出一些反映人民心声的歌曲。虽然数量有限，却深受群众的喜爱。如傅晶的《北京颂歌》（洪源词），梁克祥的《雄伟的天安门》（乔羽词），施光南的《打起手鼓唱起歌》（韩伟词），傅庚辰词曲的《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陆柱国词）等。
浩劫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中国的歌曲创作获得了复苏，很快地回到了歌曲艺术本身的规律上来。许多老词曲作家焕发出青春活力，年轻的词曲作者也崭露头角。他们积极地投入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洪流，放胆写歌。这十多年来，可以说是中国歌曲创作得到蓬勃发展的最好时期和丰收季节。
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由于词曲作家思想的解放，眼光的开阔，在题材和体裁上更加多样化，群众歌曲、抒情歌曲、艺术歌曲、少儿歌曲以及影视歌曲都有长足的进步，反映现实生活更有深度和广度，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代表性的歌曲有施光南的《祝酒歌》（韩伟词）、《假如你要认识我》（汤昭智词）、《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词），张乃诚的《再见吧！妈妈》（陈克正词），利国、双江的《想起总理纺线线》（来信、德贤词），吕远的《泉水叮咚响》（马金星词），姜春阳的《幸福在哪里》（戴富荣词），金凤浩的《美丽的心灵》（陈雪帆词），铁源、徐锡宜的《十五的月亮》（石祥词），铁源的《望星空》（石祥词），徐东蔚的《请到天涯海角来》（郑南词），郑秋枫的《我爱你中国》（瞿琮词），王立平词曲的《大海啊，故乡》，王酩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凯传词），刘锡津的《我爱你，塞北的雪》（王德词），刘文金的《大海一样的深情》（刘麟词），刘虹的《妈妈教我一支歌》（杨涌词），践耳的《清晰的回忆》（田农词），谷建芬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张枚同词），徐沛东的《亚洲雄风》（张藜词），士心的《黄河，泰山》（曹勇词），潘振声的《春天在哪里》（望安词），马殿银、周右的《党啊，亲爱的妈妈》（龚爱书、余致迪词），王世光的《长江之歌》（胡宏伟填词），等等，好歌如潮，不胜枚举。
通俗歌曲是这一时期作品数量最多的体裁之一。无庸讳言，在通俗歌曲发展的“欣欣向荣”的背后，还有其问题与缺陷。主要表现在一些通俗歌曲受台港时代曲的影响较深，模仿台港作派，娇柔造作，实为东施效颦，不足称道。这就使一些歌曲反映的生活层面较狭窄，多局限于儿女情长，身边琐事，有些爱情歌曲情调亦不甚健康，世俗气较重。
尽管有这些瑕疵，但十多年来通俗歌曲创作也在进步和提高，有的作者在艺术上是比较严肃的，创作了一些内容健康、乐风正派的作品，如刘诗召的《军港之夜》（马金星词），谷建芬的《妈妈的吻》（徐楠、尚纪元词），陈进兴的《掌声响起》（陈桂芬词），古月的《千言万语》（尔英词），李海鹰词曲的《弯弯的月亮》，苏越的《我家住在黄土高坡》（陈哲词）等。这些通俗歌曲得到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朋友们的喜爱，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内容。和其他歌曲创作一样，通俗歌曲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加强艺术性和民族性，走出一条中国通俗歌曲自己的路。
本世纪初，“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歌声伴着他们为争取民族解放自立，人民民主自由，去“冲开血路”，求得国家民族的中兴。其后，大家又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高歌猛进……当人们热情万分地雀跃于“红海洋”中时，声嘶力竭的“就是好！”，使歌声变成了吼叫，音乐已不复存在，人们陷入徨惑和思索。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希望的田野”呈现，自然万物逐渐恢复生机，歌坛曲苑千红万紫，活力无限……
朋友们看看，歌曲这面特殊的镜子，多么准确地映照出了时代的身影。这些产生于本世纪的歌曲作品，对于我们认识时代，了解20世纪有着其它艺术体裁不可替代的作用。
时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纪元晋升，第三个千年正向我们走来。逢此盛世，祖国有幸，人民有幸，音乐有幸，歌曲有幸。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更加努力，为今天，为明天，写出更多更好的歌曲呢？朋友们，敞开心扉去写，去唱，去拥抱21世纪！
近百年来中国歌曲创作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仅在我国现代音乐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乐坛上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聂耳与田汉合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在30年代经美国黑人歌唱家罗伯逊演唱后，这首中国抗日战争的战歌很快就传遍全世界，加深了世界人民对于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正义斗争的理解和同情。在抗日斗争洪流中应运而生的抗日救亡歌曲，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进行正义战争宣传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当时的苏联及欧洲、美洲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国创作的歌曲，汇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奋起斗争的热情。《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等著名抗战歌曲，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引起人们对中国的关注，许多外国记者称我国是“歌唱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创作歌曲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创作的一些优秀歌曲，也在国外传唱，受到外国听众的喜爱。外国音乐家对中国歌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许多中国歌曲很有魅力，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上乘之作。这里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在20世纪流传的一些中国传统民间歌曲，如《茉莉花》、《蓝花花》等，被外国朋友视为中国音乐的珍品，经常在电台、电视台播放，还被一些著名歌唱家音乐团体演唱推广，成为介绍和了解中国音乐文化的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