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学科性质和哲学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晚年论文,试论论文,学科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4)05-0010-05
马克思在1879—1882年研读了摩尔根、柯瓦列夫斯基、梅恩、拉伯克、菲尔等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大量著作，写下了篇幅巨大、内容丰富的摘要和评注。1972年，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首次将其中的主要部分加以整理，并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的名称公开出版。自那以后，尽管对马克思这些笔记的学科性质、指导思想及笔记所包含的相关理论问题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但“人类学笔记”、“民族学笔记”的称谓仍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沿用和接受。
值得关注的是，以劳伦斯·克拉德为代表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背景的学者，不仅将马克思晚年的这些笔记称作“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并且明确地将笔记的学科性质和主题界定为经验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学、民族学或社会学。克拉德认为，人类学理论问题是马克思毕生的科学研究和理论创作的核心对象和问题。在他看来，马克思自早年时期(19世纪40年代)开始从事“哲学人类学”研究，但并没有对这些抽象的哲学人类学理论进行具体的、经验科学意义上的分析和说明；马克思晚年对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民族学著作的研究笔记，是对青年时代的哲学人类学研究的回归；晚年笔记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即在经验科学、实证科学的基础上转向“经验人类学”的研究；这一研究通过对人类史前社会、文明起源等人类学问题的经验分析，丰富和具体化了马克思早年关于哲学人类学的抽象理论。不少西方学者甚至认为，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思想是对他先前的唯物史观以及《资本论》中所贯穿的历史哲学思维的“突破”，同时也是对先前思想的一种“断裂”。在他们看来，笔记中的思想与马克思先前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存在重大分歧，二者是“对立的”、“相互矛盾的”，笔记反映了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演变，是对唯物史观原有历史哲学思维的最后“超越”和突破。他们认为，马克思晚年“放弃”了《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将研究视角和理论兴趣最终转向了经验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国内也有不少学者从人本主义和人类学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晚年笔记，强调这些笔记与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人本主义思想、哲学人类学思想的内在一致性。他们认为，人的问题是马克思毕生理论探索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线索，这种人本主义、哲学人类学思想在马克思晚年笔记中有集中的反映和体现，所以可以说，晚年笔记中的人本主义、人类学思想是对马克思早年哲学人本主义、哲学人类学思想的回归；一些国内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中断”或“放弃”了《资本论》的研究而转向新的研究领域，晚年笔记的主题和学科性质是不同于《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经验的人类学。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晚年笔记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理论体系的构想，这一构想由恩格斯在随后写作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得到了实现，因此，马克思的晚年笔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学科性质是否是经验科学、实证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学、民族学或社会学?晚年马克思是否放弃了他先前所关注的主要理论问题而转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人类学或民族学?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哲学理念和指导思想是否仍然是唯物史观?严肃地、客观地回答这些问题，是准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创新、历史地位及现代意义，理解晚年马克思的理论探索和思想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与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著作之间、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研究与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实证研究之间的原则区别
无可否认，马克思晚年的上述笔记所依据的科学材料，主要来源于文化人类学家摩尔根、柯瓦列夫斯基等人的人类学、民族学著作。但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笔记中的主要理论兴趣，并不在于这些著作中的实证的人类学、民族学科学材料或实证科学性质的观点，而在于这些实证的材料和观点背后深刻的历史哲学问题，首先是关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一般历史哲学问题；马克思写作上述笔记的真正动机，是通过概括和总结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最新科学事实、科学成就，开辟历史哲学的新的研究领域——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以进一步验证和发展自己先前形成的关于人类历史和未来的一般哲学理论——唯物史观。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民族学实证研究的科学材料和成果，仅仅是晚年马克思用以研究历史哲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特别是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问题的科学依据和科学素材，而非马克思在笔记中的真实研究对象。马克思的笔记决不是简单地重复或单纯地吸收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民族学实证研究的具体科学事实和科学观点，他的研究视野不是停留在具体科学层次上，而是应用自己原有的历史哲学观——唯物史观的方法和理论，对摩尔根等人的著作所提供的具体科学事实和观点加以理论概括和升华，使其上升到一般历史哲学的层次和高度，以揭示国家和文明起源的一般规律、模式和道路，揭示原始社会史中其它哲学意义上的理论问题。因此，马克思的晚年笔记虽还不是一部集中阐述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的历史哲学专著，而只是为写作这一哲学专著所做的具体准备，但它无疑已具有了一种对民族学、人类学实证材料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概括、提炼，并从哲学思维的高度对材料进行分析、升华的鲜明的哲学性质。此外，笔记还特别针对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的某些观点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分析和评价，并借此明确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验证和发展了马克思先前的唯物史观理论。因此，从学科性质而言，马克思的晚年笔记首先是一种历史哲学性质的笔记，它与摩尔根等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通过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方式写作的人类学著作有着原则的区别。
从研究的方式上看，马克思和摩尔根等文化人类学家存在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从事的主要是一种历史哲学的研究，他通过从哲学思维上概括、分析和思考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提供的科学材料来进行相关的历史哲学问题的思考；摩尔根等人类学家从事的主要是一种实证科学色彩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当然，这并不排斥他们可以借助自己的实证材料和科学事实进行哲学思考。马克思是以一个严肃、严谨的哲学家、思想家的身份，诚恳地学习和吸取人类学家的科学材料和成果，这一点从马克思晚年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努力钻研后者的著作并做了大量笔记的事实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说明。马克思显然不可能像摩尔根等人类学家那样，把主要的学术精力投入到实地考察氏族社会的社会组织、亲属制度等具体社会现象中去，以此来确立自己对原始社会的具体认识。他始终是以一个哲学家的身份，来对摩尔根等人通过从事文化人类学实证研究所得出的具体科学材料和事实进行哲学思维层次的概括、整理和分析的；始终是在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对国家和文明起源及原始社会史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哲学层次的研究和论证的。在这样的研究和论证中，摩尔根等人的研究成果是为马克思的哲学思考服务的，因此，其成果自然不会等同于摩尔根《古代社会》式的实证科学著作，而是应用后者的材料和事实进行的历史哲学的理论创作。可见，把马克思的笔记看成是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的著作，显
然是不科学的，既不符合马克思晚年写作笔记的主观愿望，也不符合笔记的本来面目。
从研究的对象上看，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与人类学著作也存在显著的区别。笔记的研究对
象并不是天然地存在于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具体科学材料和观点里，而是马克思对这些
材料和观点进行哲学思考的产物。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类学科学材料和事实的哲学意义
上的整理(以自己的唯物史观的哲学方法和理论为指导)，并结合自己的理论兴趣和研究
需要而确立研究对象的。笔记的对象是哲学意义上的理论对象，笔记决不是把摩尔根等
人类学家所关心和研究的任何具体人类学问题(例如易洛魁氏族的亲属制度)都列为研究
对象，而是根据问题的理论意义和马克思自己的研究需要，把对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历史
哲学理论有重大价值的历史哲学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笔记的研究对象，不是具体的、
实证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学问题，而是哲学意义上的国家和文明起源的理论问题，此外也
涉及和包括原始社会基本特征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哲学理论问题。笔记的研究主题显
然不是实证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学、民族学问题，而是关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问
题。它力图以哲学理论的方式分析和把握国家及文明起源的总体过程、一般规律、一般
模式和道路等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在马克思那里，首先是从历史哲学意义而非具体
科学意义上来理解和把握的。因此，就笔记的研究主题和对象而论，它不应被称为“人
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确切地说，应称之为“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后者才
能准确反映出笔记的真正主题。
上述可见，马克思与摩尔根在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以及原始社会史的其他问题的科学研
究上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从事历史哲学研究的哲学家马克思与从事实证科学研究的科
学家摩尔根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作为历史哲学家的马克思，概括和借鉴了人类
学、民族学家摩尔根等人的实证研究的最新成果，并用这些新的科学材料和事实发展了
唯物史观，开辟了唯物史观的新的研究领域。这就表明，二者在科学研究的性质、方式
、对象、主题及哲学思维上均有重要区别。
二、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哲学理念、指导思想仍然是唯物史观，笔记是对唯物史观的验证
、运用和发展
通过分析马克思晚年笔记中对不同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所持的截然不同的、有强烈倾向性的态度，可以肯定地发现，马克思笔记中的根本哲学理念和指导思想仍然是他先前创立和发展的唯物史观，笔记的哲学思维仍然是这种历史哲学观的运用、延续和发展。马克思正是在原有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对摩尔根、柯瓦列夫斯基等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的科学材料和观点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整理、分析和评价的。他还立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通过概括、借鉴摩尔根等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实证研究的最新成就，来探索国家和文明诞生前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和规律，特别是其中关于国家和文明的起源的一般过程和规律的哲学理论。所以，确切地说，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与他先前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关系，是验证、运用和发展的关系，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
首先，马克思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给予了特别多的关注。从笔记摘录内容的量上来看，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录明显多于其他著作，这表明马克思对摩尔根研究的高度重视。从笔记的内容来看，马克思对《古代社会》一书的赞扬和肯定性评价最多，对其中的研究成果吸收得也最多，而否定性的评价相对较少；马克思还经常在笔记中引用摩尔根的科学研究事实和观点来批评或纠正梅恩、拉伯克等人的错误观点。摩尔根的理论之所以得到马克思的特别重视和高度赞扬，不仅因为它是建立在对美洲印第安人及世界其他民族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而且在于这一理论本身在许多方面验证了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为马克思开辟唯物史观的新的研究领域，以新的材料和事实发展唯物史观，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基础。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中，与在笔记之前的其他著作中一样，仍然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观的主导性理论和根本方法。马克思不仅没有放弃唯物史观，而且打算借助摩尔根等人的科学研究，验证、发展和深化唯物史观理论，开辟一个新的历史哲学研究领域——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并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对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加以系统、全面的说明。
其次，马克思在笔记中明确地运用和阐述了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和原理，并依据这些方法和原理，从哲学层面上分析了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所提供的材料中的具体理论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用物质原因来说明精神现象，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在笔记中鲜明地表达了这一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原则，并在整理和分析新的科学材料的过程中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例如，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中，柯瓦列夫斯基用精神原因(氏族各支系的“血亲意识”的减弱、氏族各分支中调整自己的财产关系以使本分支财产利益独立化的“愿望”)来说明土地私有化的客观物质过程，马克思对此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对于土地私有化运动这一物质进程，血亲意识决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氏族内部划分为各分支所必然导致的、在地域空间上的各分支的分离和独立，正是后者这一物质因素导致了“把共同经济分为更为互相隔绝的各个部分的实际必要性”[1]，从而加速了公有土地私有化的客观进程。这种“实际必要性”，恰恰是隐藏在氏族各分支调整自己的财产关系使其财产利益独立化这一“愿望”背后的、更深刻的物质性动因。这样，马克思就纠正了柯瓦列夫斯基用精神原因来说明物质运动的唯心主义缺陷，并把精神原因(“意识”、“愿望”)还原为其背后的物质动因，将物质因素视为土地私有化这一物质运动过程的真正动因。
第二，客观的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和哲学的因素建立在客观的、物质性的经济因素的基础之上，这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处于核心地位的观点，马克思在笔记中同样鲜明地强调和论证了这一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并结合新的科学材料以及评价具体观点的需要，对其作了新的发挥和说明。例如，马克思在梅恩笔记中深刻地批评了梅恩夸大道德因素对政治国家的作用的唯心史观，以笔记中罕见的较大笔墨，分析了国家的经济根源。马克思明确指出，政治国家的貌似“至高无上”的、“独立”的存在不过是表面的，“在存在国家(在原始公社等之后)——即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的地方，国家决不是第一性的；它不过看来如此”[2]。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前提，是国家内部各阶级背后的深刻的经济条件；制约国家的根本因素，是经济的而非道德的，后者始终是派生的、第二性的因素。马克思指出，法学家奥斯丁等人的基本错误，在于被国家的貌似独立和至高无上的表面所迷惑，没有看出国家的社会根源，把国家看做某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高高在上、超阶级的政治实体。
第三，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贯彻和运用，是从永恒发展的意义上，从过程而非静态的意义上把握社会现象和人类历史，把社会的发展看做是量变与质变相统一的辩证过程，看做是内因处于主导地位、内外因共同作用下的历史过程。对社会现象、人类历史的唯物辩证的理解，贯彻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各组成部分之中。例如，马克思在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笔记中揭示：家庭是一个历史范畴，它随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财产观念和私有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政治国家只是文明社会(而非蒙昧社会和原始社会)的根本性标志和基本政治形式，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前是不存在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明社会并不是原生的或从来如此、一成不变的社会形态，而是人类已经经历的漫长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极为短暂的阶段，既非起点亦非终点；以私有财产的统治为基本特征的文明社会决不是人类最终的社会形式，它必然让位于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形式。马克思在摩尔根笔记中，鲜明地把国家诞生的历史运动看做是量变和质变相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氏族社会与国家的萌芽形式并存，随着前者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者则先是缓慢地、部分地，最后是全面地、根本地代替了前者。笔记和马克思的其他同时期著作，还应用唯物辩证法探索和揭示了在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上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客观因素和主观作用等辩证关系。
第四，唯物史观与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具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唯物史观是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未来方向的宏观把握，它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对无产阶级最终奋斗方向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科学性的理论论证，这是唯物史观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也是它的无产阶级革命性的集中表现。透过马克思的晚年笔记，特别是他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笔记中所作的摘录、注释及他对不同民族学家、不同理论观点的有强烈倾向性的评价，仍然可以发现这些笔记与他先前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必然联系。摩尔根的理论之所以得到晚年马克思的极大重视和高度赞扬，与其在某些重要观念上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共产主义学说和信仰的不谋而合有直接关系。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摩尔根分析了原始社会氏族成员财产观念的发展过程，并直接揭露了现代社会私有财富对人类心灵的异化和扭曲作用，表达了对这种状况的不满，并断言：“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单纯追求财富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3]马克思在摘录摩尔根这些原话时特意划了着重线，并在最后两句话上划了两条着重线，表示了他的高度重视。摩尔根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生动地说明了构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特征的私有财产的统治以及国家、阶级等社会现象都不过是历史的产物，既非从来就有，也非永恒存在。马克思通过对这些成果的吸收，以唯物史观的历史辩证法为方法论，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历史暂时性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论证了以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性和合理性。
可见，贯穿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哲学理念和指导思想，仍然是马克思先前的唯物史观。不过，笔记显然又不是对唯物史观的单纯验证和套用，而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笔记在概括摩尔根等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科学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先前的唯物史观的方法和理论为指导，开辟了历史哲学的崭新研究领域——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和原始社会理论，使唯物史观成为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历史哲学理论。笔记提出、论证并内在地包含了关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哲学理论的基本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起源论和恩格斯后来写作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国家和文明起源论的理论基础。笔记不仅深刻地说明了国家和文明起源的真正动力和根据，生动、全面地展现了国家、文明的起源及家族、私有制的起源、发展的宏伟历史画卷，还从哲学思维的高度探索了原始社会的一般社会特征和经济基础，在新的科学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和说明了政治国家的阶级本质、经济根源、一般特征以及国家的历史暂时性。笔记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哲学方法，依据新的实证科学材料，在分析国家和文明起源等理论问题的同时，探索和发展了国家和文明起源及原始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等历史辩证法问题。笔记以新的哲学探索和理论成果，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时期，极大地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
以上论证说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学科性质是历史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学、民族学或社会学；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哲学理念和指导思想仍然是唯物史观，西方学者所谓笔记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对立”和“断裂”是不存在的；从马克思的先前著作、思想到马克思的晚年笔记，是一脉相承、前后连贯的思想体系。同时也说明，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民族学实证研究，对验证和发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推动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发展，确实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标签：哲学论文; 摩尔根论文; 民族学论文; 人类学论文;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历史哲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资本论论文; 科学论文; 原始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