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佛像起源问题的研究状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像论文,起源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6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 —4106（2000）02—0074—09
一 已往的研究
最早的佛像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产生的，即关于佛像起源问题的研究，经过了从本世纪初到现在近一个世纪的讨论。在日本，1967年刊行的高田修《佛像起源》一书，对此前的研究做了批判性地讨论，并进行了独自的考察。但是，这一问题现在不但没有定论，而且，1980年以后欧美学者的争议再度活跃起来，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见解。
本稿将1980年以来有关佛像起源的论考整理介绍，希望能反映就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在介绍近年的研究状况之前，简单地回顾一下已往的研究史，可以归纳为以下五说。
1、希腊影响说 以A·富歇（Foucher）为代表的学说。 认为受希腊化巴克特里亚王国（大夏）以来希腊古典文化的影响，印度古里克时代的末期即公元前一世纪初前后，佛像在西北印度的犍陀罗诞生了（时为1913、1922年）[1]。
2、秣兔罗起源说 A·K·库马拉斯瓦米（Coomaraswamy ）认为，中印度的秣兔罗与犍陀罗几乎同时，但又是在药叉像的基础上完全独立地创造出佛像（时为1927年）[2]。罗哈伊泽·德·莱（Lohuizen· de·Leeuw）则分别详细地进行了年代考察， 认为犍陀罗佛像的产生早在维玛·卡德菲塞斯（阎膏珍）时代，与此相应，秣兔罗至迟一世纪上半叶已开始制作佛像（时为1949年）[3]。
3、罗马影响说 系二十世纪40～50年代前期，分别由欧美学者M·维勒（Wheeler）、H·布弗塔尔（Buchthal）、C·骚坡尔（Soper）以及B·罗兰德（Rowland）提出来的[4]。 认为犍陀罗美术中的西方成分并非受希腊影响，而是被贵霜朝时期海上贸易为主体的罗马美术影响的结果。佛像在一世纪末前后产生于犍陀罗。
4、马歇尔（J·Marshall）说 由于塔克西拉的希尔卡普遗址出土了菩萨像而不见佛像，因此认为，印度帕提亚时代一度希腊古典文化复兴，贵霜朝时代继承了其技法。一世纪中叶，在佛传“祗园布施”的画面中最早表现出佛像（时为1960年）[5]。
5、高田修说 其关于犍陀罗美术的编年基本采用了马歇尔说， 因为将迦腻色迦即位年定在二世纪中叶（即马歇尔的128年说）， 推定一世纪末前后作为佛传图主体的佛像出现了。另方面在秣兔罗，库夏套拉帕后期佛教雕刻出现，而最初采用了象征手法，约二世纪初前后，作为佛传图主体的佛像出现。已而，佛像的出现以犍陀罗为早，而秣兔罗则制作出样式完全不同的佛像[6]。
以上诸说大体分为犍陀罗起源说与秣兔罗起源说。罗哈伊泽·德·莱和高田修逐一考察了两者的年代。虽两人的结论不同，不管怎样，将佛像出现时间定在贵霜之前还是之中成为一大论点。德·莱认为佛像出现于贵霜之前，高田氏则认为产生于之中。
关于犍陀罗佛像的产生，除富歇采用了希腊影响说外，罗哈伊则·德·莱、罗马影响说、马歇尔与高田修都认为在贵霜朝。只是，马歇尔仅就希尔卡普的发掘，谈了萨迦族时代及印度帕提亚时代的佛教雕刻，可以说与其他学者略有不同。
二 意大利在斯瓦特的发掘成果
1980年发表了多篇关于佛像起源的论文，这一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热门话题。促成这一契机的虽说是罗哈伊泽·德·来重提秣兔罗起源说，成为前提的则是意大利考古队在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佛教遗址的发掘成果。
由G·图齐（Tucci）主持的意大利中远东研究所，1956年以来在斯瓦特进行了考古学调查。这次发掘调查规模之大堪与马歇尔在塔克西拉的发掘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说取得了更大的成果[7]。 发掘了布托卡拉Ⅰ、潘尔、塞都·沙里弗Ⅰ等佛教遗址，尤其从布托卡拉Ⅰ出土了许多雕刻品，为犍陀罗美术的编年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8]。特别提出， 虽说出版了关于佛教建筑的详实调查报告[9]， 而为数众多的雕刻品并不能充分地进行编年研究，在美术史上依然留下了许多今后有待研究的课题。不管怎样，意大利在斯瓦特的发掘成果，对犍陀罗美术史的研究会日益显现其重要性。这里仅就布托卡拉Ⅰ的发掘所见，有关犍陀罗美术初期形态的部分，介绍一下发掘者D·法切那（Faccenna）的研究[10]。
布托卡拉Ⅰ是在一不规整的方形大地面上，由中央一大覆钵塔，周围若干小覆钵塔、僧院、柱等227个建筑物组成的佛教大寺院。 发掘的结果，知悉该寺院建于公元前三世纪，持续到十世纪，期间几次自然崩坏，若干次再建和改修。据考，中央的大覆钵塔最早建于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时期，尔后，分别经过了公元前二世纪末至前一世纪初第二次，前一世纪末至公元一世纪初第三次，四世纪上半叶前后第四次的增筑和改筑。最后七、八世纪前后复兴，直到十一世纪由于迦兹尼朝伊斯兰的侵入而毁坏。其中第三、四次增改筑引人注目，特别是第四次以后多次改修的迹像，映现了当时的繁荣。发掘者将第四次以后的改修分为七期，基于出土货币判断相应的年代，其中第四～六期的六世纪盛行塑造雕刻，呈现了当时辉煌的景况。亦与公元520 年宋云访问斯瓦特时所见佛教隆盛，寺院林立的记述相符。该遗址出土的诸多石制雕刻品已收录于两大本图册出版（1963、1964年），而研究报告本文尚未刊行，还须等待意大利考古队的正式结论。然法切那将出土的大量石雕从风格上分为三组，所进行的试论具有启发意义。
即，第一组雕刻的人物像平板状倾向很浓，手足不自然，姿势僵硬，肉体的量感甚不突出，造形粗况。头部较大，雕出眼睑和瞳孔。衣纹用细密的平行线雕刻，线性感觉强，往往人体的非有机量感占上风（图版27）。第二组雕刻人物像的表现已非常形象，衣褶也自然地垂下，外观呈观出丰富的情态，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所谓自然主义的造型艺术。发形与冠饰的表现、眼的刻划不再由线刻来表现瞳孔等外表的造型特征，清晰地透露出自然的感觉印象。第三组雕刻人物像的表现具有充实的量感，躯体富于重量感，肌肉刻划良好。头部圆浑，躯干宽厚，衣褶亦呈现出重量感，衣纹趋于规整并单一化。
如上将布托卡拉Ⅰ出土的雕刻品尝试性地进行了样式分类。其中覆钵塔14、17浮雕技法和样式与第一组雕刻近似，视为最早的遗存。亦即覆钵塔14、17被认为在层位上与大覆钵塔第三次改筑时的东西相同，反映出第一组雕刻相当于公元前一世纪末或公元一世纪初。法切那划分的第一组雕刻品中，的确有不少可以与马歇尔发掘的希尔卡普遗址的萨迦·帕尔提亚期雕刻相比较（图版28）。在认识犍陀罗美术的初期形态方面，布托卡拉Ⅰ的发掘可以说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法切那的考察只是试论，况且，还不能将第一组雕刻品全部置于公元前一世纪末至公元一世纪期间[11]。无论如何，可以郑重地说，于犍陀罗美术而言公元一世纪具有非常的重要性。
三 罗哈伊泽·德·莱的新说
荷兰的罗哈伊泽·德·莱1949年刊行了力作《斯基泰时代》[12]，将犍陀罗与秣兔罗佛像逐一进行了编年考察，积极地倡导佛像的秣兔罗起源说。这位女士在1981年晚年又发表了题为《关于佛像起源的新证据》引人注目的论文[13]，对此后的研究产生很大影响。这位女士的论文，将视为犍陀罗初期佛像的例证进行了具体论述，认为那是受秣兔罗影响而产生，目的在于加强自己的佛像秣兔罗起源说。
女士列举了22例视为初期犍陀罗佛像的浮雕，其中17便系意大利考古队在斯瓦特布托卡拉Ⅰ的出土品。那些佛像具有以下的形式和样式特征。首先，它们都不是单身佛像，而是在佛陀的周围配置了赞叹诸神构成的故事性浮雕。即画面中央的方形台座上为结跏跌坐佛陀，左右各配置一人或数人礼拜、赞叹的图像。其左右的礼拜者中分别配置卷发梵天和著冠帝释天，也就是明确表现为“梵天劝请”图像的数量较多（图版29、30）。其次，还有若干确认为“四天王奉钵”的画面。此外，诸神面向中央的佛陀赞叹的构图，尚难理解表现的是什么内容。在画面上方配置有翼飞天的构图也不少。佛陀头上方往往雕刻出一棵茂盛的菩提大树，有时并不表现出头光。佛陀多结跏跌坐结禅定印，亦有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放于膝前者。
观察佛陀的造型，头发用齐整的线条表现出来，肉髻较低而束起，双目圆睁给人以充满朝气的感觉。富于特征的是肉体的雕刻，着衣从左肩向腹部垂下，上身多半裸露，结跏跌坐的双足露出来，躯体与手足的表现粗况而豪放。这种佛陀的肉体表现，与后来更多的着通肩袈裟或袒右袈裟，将身体遮掩起来的着衣式犍陀罗佛像不同。这组佛像的衣纹用平行细线刻划出来，因从属于肉体而缺乏独立感，毋宁说起强调肉体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与通常犍陀罗佛像用隆起和沟槽表现衣褶，强调袈裟自身独立感的作法有很大区别。
且说，女士认为这些视为初期犍陀罗佛像是受秣兔罗影响而产生的。秣兔罗初期定型化了的造形是称之为卡帕尔达型的卷贝形肉髻佛像，由铭文知为迦腻色迦二、三年时制作的，卡特拉出土的坐佛像从样式上看（图版31），可以上溯到迦腻色迦以前。女士采取了迦腻色迦公元78年即位说，已而推定卡特拉出土坐佛像的时间在一世纪中叶。将卡特拉出土像与犍陀罗初期像比较，可以看到这样的相似点：两者均双目圆睁，面容充满朝气。卡特拉出土像虽上身着袒右袈裟，而质地轻薄，左肩用平行细线表现出衣褶，胸腹部透过薄衣看到的近乎裸形，着力表现强悍的肉体。结跏跌坐双足的表现亦很有力。佛陀上方雕刻出菩提树和二飞天。这些特征犍陀罗初期佛像非常相近。
在女士1949年的著作中，列举了比卡特那像样式更早的秣兔罗佛像。在堪卡里·迪拉出土的“出遇国王的佛陀”（图版32）、伊沙普尔出土的“四天王奉钵”（秣兔罗博物馆藏）和出土地不明的“帝释窟说法”（秣兔罗博物馆藏）等浮雕。她基于对铭文的解释与自己的编年，指出这些作品可以早到公元前一世纪下半叶，至迟一世纪上半叶秣兔罗已开始制作佛像。的确这些作品比卡特那像的肉本更为强悍，卷贝形的肉髻也成扁平形状。这些方面表现出与秣兔罗佛像的密切关系，尤其上面提及的“出遇国王的佛陀”像并没有着袈裟，只有天衣而已，与犍陀罗佛像极其类似。当然，这些秣兔罗初期佛像都施无畏印，这一点与犍陀罗初期佛像又有所区别。继而女士论述了秣兔罗制作的初期耆那教祖师结禅定印像，在此基础上例举出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所藏西北印度发现的秣兔罗制禅定印坐佛像。她认为此禅定坐佛与上述佛像一样属于最早的秣兔罗佛像，并且成为犍陀罗初期佛像的样本，在犍陀罗公元前一世纪末开始制作佛像。
罗哈伊泽·德·莱晚年，就其1949年倡导的佛像秣兔罗起源说进一步提出，犍陀罗最早的一组佛像在形式和样式上受到了秣兔罗作品的影响。女士还指出犍陀罗也见有佛陀的象征表现，以传入的这种印度古代初期佛教美术表现法作为旁证。那就是从斯瓦特布托卡拉Ⅰ出土的“三道宝阶降下”图像（图版33），用足迹代表佛陀的存在。除此作品外女士列举的其它犍陀罗最早佛像也多是布托卡拉Ⅰ的出土品。女士的考察是在采用法切那试论性编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
女士的论文将视为犍托罗最早作品的佛像进行了具体说明，可以说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她将作为犍陀罗最初期作品加以说明的佛像，至少从造形样式上看具有非常的多样性，却没有把形式和样式区别开来考察，将相同形式的东西视为同一时代。她认为的拉合尔博物馆藏所谓最初期秣兔罗禅定佛像则几乎没有年代依据。况且，关于绝对年代的论述许多属于单纯的推测，可以说存在着种种困难的问题。
四 秣兔罗起源说的支持者们
尽管罗哈伊泽·德·莱的论证存在着种种问题，毕竟提出了观察问题的重要视角，给予研究者许多刺激，已而二十世纪80年代发表了几篇关于佛像起源的论文。其中秣兔罗佛像起源说也再度活跃起来。印度的R·C·沙玛（Sharma）1984年发表了以秣兔罗美术集成为目的的、扎实的研究成果[14]，但关于佛像的起源基本上承袭了库马拉斯瓦米以及罗哈伊泽·德·莱的旧说。认为犍陀罗可以确认最早的佛像即是毕马兰出土黄金舍利容器的式样，只不过早到公元一世纪下半叶。而在秣兔罗很早以前就有制作药叉像的传统，对神绝对归依的信仰形态非常早的时间就形成了，具有创造佛像的有利环境。主张从迦腻色迦二、三年纪年佛像造形观察，远在此之前秣兔罗佛像制做已经盛行了。在采用迦腻色迦公元78年即位说的基础上，推定公元前一世纪下半叶至公元一世纪上半叶，最早在秣兔罗开始制做佛像。
1985、86年美国克利弗兰美术馆在外地举办的，题为“贵霜雕刻”展览会图录的执笔者美国人S·J·休玛（Czuma）也认为， 秣兔罗佛像的制做早于犍陀罗[15]。该学者列举了在通常情况下，秣兔罗具有制做民间信仰神像的传统，流行绝对信仰的观念，以及具备普及大乘佛教并适合于佛像制做的环境等理由。指出秣兔罗最早的纪年佛像是卡夏比出土的迦腻色迦二年铭像，与鹿野苑出土的迦腻色迦三年铭像（巴拉比丘奉献），早于迦腻色迦的佛像有德·莱曾例举的堪卡里·迪拉出土的“出遇国王的佛陀”、伊沙普尔出土的“四天王奉钵”等，应是维玛·卡德菲塞斯或库鸠拉·卡德菲塞斯（丘就却）时代制做的。而在犍陀罗纪年明确的最早佛像，是迦腻色迦舍利容器与迦腻色迦王货币上雕刻的佛像。关于迦腻色迦舍利容器制做的年代，围绕铭文的解读和佛像样式，有人对迦腻色迦一世说提出质疑，主张迦腻色迦二世或三世的也不少。休玛则采用了传统的迦腻色迦一世说，认为此佛像为古老的样式。继而认为，毕马兰出土黄金舍利容器所表现的佛像样式相对略晚。犍陀罗美术的盛期为迦腻色迦一世至二世纪下半叶。休玛的论述即佛像制做始于贵霜朝，秣兔罗稍早于犍陀罗，虽没有明确说明佛像产生的时间，就文意而言是秣兔罗始于公元一世纪中叶，犍陀罗在一世纪下半叶。
英国的货币学者J·克里布（Cribb）发表了独立的见解[16]。他基于迦腻色迦王货币上表现的佛像，推定形成那种式样佛像的样本及其年代。克里布也站在秣兔罗起源说一边。认为秣兔罗佛像产生于迦腻色迦即位数年前或即位不久，犍陀罗是在秣兔罗的基础上于二世纪中叶制做佛像的。具体地说，迦腻色迦王货币上表现的佛像是基于实际的佛像设计出来的。货币上的佛像着通肩袈裟，左右对称地表现衣纹线，对称式衣文线的犍陀罗实例多见于迦腻色迦舍利容器为代表的初期犍陀罗佛像，早于非对称式衣纹线。而秣兔罗的对称式衣纹线佛像在迦腻色迦初期已经存在，而后影响到犍陀罗。克里布的论述仅着眼于通肩袈裟的对称式纹线，至于具此特征的秣兔罗佛像如何早到迦腻色迦初期，又怎样影响到犍陀罗却没有依据，因此，他的论文很难看出有说服力。然而，作为其秣兔罗起源说的一个论据，即相对犍陀罗没有最初制做佛像的样本而言，秣兔罗则有药叉立像和耆那坐像的范本，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
如上所述，秣兔罗的佛像到底产生于何时，持同一秣兔罗起源说学者因采用迦腻色迦即位的时间有差，绝对年代也有很大浮动，秣兔罗佛像制做能比迦腻色迦早多少亦成为一大论点。诸学者观点虽有所不同，但都推定秣兔罗佛像产生于迦腻色迦以前，前述德·莱列举的例证尤其具有说服力。P·帕尔（Pal）重新举出加尔各达个人藏的小坐佛像[17]，认为此像背后立体化雕刻了菩提树，推测比下述的迦腻色迦四年像原始，为一世纪上半叶的作品。帕尔介绍的津柏尔美术馆所藏迦腻色迦四年铭佛坐像，是迦腻色迦（采用公元78年即位说）初期所谓的卡帕尔达型佛像，佛头上方也雕刻着菩提树。
五 萨迦族起源说
下面介绍近年来的犍陀罗起源说。其中因提出了与萨迦族相关可称之为异说的喀剌昆仑山起源说，先就此论述一下。首先。印度学者A·K·那拉因（Narain）认为，萨迦族从中亚越过帕米尔高原，由喀喇昆仑山南麓的支脉进入斯瓦特，公元前100年前后马乌艾斯统治期间， 在犍陀罗北部职聚了雄厚的力量，斯瓦特布托长拉Ⅰ发掘揭示的现象与下述的喀喇昆仑山岩画即是其证据。继而认为，佛像制做与主张一切存在教义的说一切有部关系密切，从铭文可以看出萨迦族支持说一切有部的情况，而说一切有部在秣兔罗和克什米尔拥有势力，尤其是又从克什米尔扩展到西北印度及中亚。那拉因主张萨迦族马乌艾斯王（约公元前95～前75年）时期制做佛像的依据，是该王货币上表现出来的人物，认为那交脚坐似结禅定印的人物即是佛陀。而且，阿载斯一世货币上的结跏跌坐人物即使不是佛陀，至少可以说表现的是菩萨，还将有名的毕马兰舍利容器上的佛像，基于伴出的货币认作是阿载斯二世时期的东西，认为贵霜朝的库鸠拉·卡德菲塞斯王货币上雕刻的结跏跌坐人物也是佛陀。从而，作了萨迦族马乌艾斯王以降，说一切有部的教义与造形结合制做佛像的结论。那拉因将马乌艾斯王为中心诸王货币上表现的人物认作佛像，成为重要的基点，然大多数学者认为那些人物像是王者本身，现有的证据尚难以推翻这一固有说法。当然，将佛像制做与说一切有部联系起来，萨迦族动态与佛教相结合的认识则具有重要意义。[18]
巴基斯坦的A·H·达尼（Dani）也主张，萨迦族由帕米尔侵入喀喇昆仑山南麓并扩张势力，声称自己在近年来被人注目的喀喇昆仑山岩画中发现了残存最早的佛像[19]。亦即从犍陀罗顺印度河上行，在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以及喀喇昆仑山脉的山间地带，沿喀剌昆仑山的岩壁上刻划的佛像。1979年以来，德国和巴基斯坦等调查队在沿喀喇昆仑高山公路地带，发现了大量岩画和铭文。岩画的年代从史前持续到佛教流行时期，题材有非佛教和佛教的，其中佛教岩画有覆钵塔、本生本行故事以及供养人像等。铭文有佉卢文、婆罗谜文、粟特文、汉文及后笈多等文字。这些岩画和铭文，在研究当时喀喇昆仑山间地带的东西文化交流作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达尼命名为契拉斯Ⅰ、契拉斯Ⅱ和塔尔潘的地点发现了许多线刻佛画。其中契拉斯Ⅰ、塔尔潘地点的佛画为五～八世纪作品，契拉斯Ⅱ地点的作品可分成a 公无前一～公元二世纪、b二～五世纪、c六～七世纪以后三期。达尼以属于契拉斯Ⅱ地点a 期的佉卢文题记与塔克西拉的斯基泰（萨迦）题记书体相近，且有毛噶王的铭文为由，认为早到公元前一世纪。他于1987年发表了题为“佛像起源一契拉斯的证据”论文，其中举出契拉斯Ⅱ发现的头部近圆形，身部类覆钵塔形的奇怪造形（图版34），认为那就是最是佛像。所以这样说，还因为此像旁边有公元前一世纪用佉卢文书写的“释加牟尼”（Saka〔mu〕nisa）题记，指出这种奇怪的造形是由佛陀的象征表现，向人体表现转换中过渡的、最初期的佛像。达尼所说的这一变形形象到底是不是佛像，在其它地方没有发现属于契拉斯Ⅱ地点a期的明确佛像，可以说还存在着问题，有必要进行确认铭文等进一步的调查。
上述二学者均认为佛像起源于公元前一世纪，这是近年来主张佛像较早产生的观点之一。
六 付斯曼说和卡特说
法国的碑铭学者G·付斯曼（Fussman）收集了许多贵霜朝的碑铭，进行解读并做了精心的研究，他尝试性地进行了货币和碑铭所见初期犍陀罗美术的编年[20]。他举出能推断犍陀罗美术年代的作品，逐一进行考察。下面按付斯曼所叙述的由早到晚介绍那些典型例证。
①底里亚·台派的佛像。为一阿富汗北部的底里亚·台派古墓出土的印度系金币上表现的佛像（图版35）。一人物正双手转动法轮行走，并刻佉卢文题记“转法轮者（dharmacakrapravatako），仅就铭文内容知为佛像，以考古学的观点判断字体在公元前一世纪下半叶前后。可以说是以人体像表现的最早佛像。况且此金币的背面雕刻出狮子和三宝标，题记“驱赶恐惧之狮”（sihovigatabhayo）， 系采用了佛陀的象征表现手法。
②毕马兰黄金舍利容器的佛像。他对与迦腻色迦舍利容器一起争议很多的毕马兰出土黄金舍利容器，进行了考古学和货币学的再考察，认为其表现的佛立像比布托卡拉Ⅰ地点的古式雕刻略早或大体同时，在公元1～20年前后。
③将德·莱列举的斯瓦特布托卡拉Ⅰ出土的古式雕刻，基于发掘层位和伴出货币推定为公元20～40年前后的作品。
④举出有考迪塞那布施铭文的佛立像，作为迦腻色迦佛立像的原型。认为前者比后者约早50年，若从铭文的字体看吏为提前， 为公元1～50年（+x年间）的作品。
⑤布鲁塞尔个人藏的佛三尊像作为大乘色彩尊像为人注目。他没有采用所谓的100字省略说，认为其五年的纪年铭为迦腻色迦五年， 即公元75+5＝83年（+x年间）。
⑥认为迦腻色迦货币上的佛立像是迦腻色迦最晚年的表现，即75年（+x）+22年（+x）＝100（+x）年间。
如上所述，付斯曼建立一个初期犍陀罗佛像的编年框架。他没有放弃迦腻色迦公元78年即位说，而论证中又将迦腻色迦即位的年限规定在公元78～120年间，对4～6例作品分别+x（x为分元78～120年中的某一年减去78的年数）进行了慎重的年代规定。而实际上他是将x＝0来看待的。
最近M·L卡特（Carter）的论证，基本接受了德·莱、达尼以及付斯曼的观点，认为佛像起源于贵霜朝以前[21]。卡特作为美术史家关于最初的佛像是何种样式，他推究近年来的诸说并进行了自我考察。首先，认为达尼发现的契拉斯Ⅱ地点的岩画年代，在公元前50～公元50年前后。尽管那里没发现一例通常所见的佛、菩萨像，同样主张前述的既象覆钵塔又象人的奇怪造形是早期的佛像表现形式之一。当然，卡特并不同意达尼所认为的其图像是由覆钵塔向佛陀像转化的造形，还不如说是佛陀身光的表现。这种身光的表现如同所见“梵天帝释天礼拜日轮”图像那样，被斯瓦特初斯佛教雕刻继承了。认为这里没有采用西北印度通常的佛像表现，反映了地域的特殊性。其次，他研究了由法切那发掘并被德·莱重视的，斯瓦特布托卡拉Ⅰ地点出土的古式雕刻，认为虽不是全部但有几件可以早到贵霜朝以前，作为所谓前犍陀罗样式看待。这些作品的主题几乎是释迦成道或初说法以前，作菩萨时的佛传浮雕，就成道后的场面来说，如“三道宝阶降下”、“梵天帝释天日轮崇拜”等所见，以佛足迹、日轮象征性地表现佛陀的手法值得注意。这反映了在最初期阶段，即使犍陀罗也存在忌讳表现佛陀像的情况。他举出在斯瓦特出土的所谓前犍陀罗样式佛像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梵天劝请”（柏林国立印度美术馆藏）浮雕，指出画面中央释迦在台座上结跏跌坐禅定，就象行者一样上身袒露仅左肩着天衣，头发盘起来形成很大的发髻，双目圆睁。这种粗况的肉体量感和细线式的衣丝表现是印度伊朗造形融合的结果，与化妆皿浮雕一致。实际上，柏林国立印度美术馆就藏有浮雕“梵天劝请”画面的化妆皿，亦被视为一世纪初的作品。卡特的论述较为遗憾的是仅稍触及到造形样式，所指出的最早释迦表现见于佛传，并且几乎是成道或初说法以前的菩萨像，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梵天劝请”正确地说是成道以后的场面，而美术家已能够用人体像来表现，他称之为成道与初说法之间的灰色领域。
那么，佛陀像是在怎样情况下产生的呢？卡特认为，那是将佛陀作为僧团的领袖，采用了他着僧衣的姿态。毕马兰黄金舍利容器所表现的佛陀像身着僧衣，被梵天和帝释天礼拜，而且行走的姿态残存了故事图的表现手法。又，与佛陀像相反的一面雕刻的菩萨像，其结起的发髻及所着天衣的形式，和曾述及的所谓前犍陀罗样式的菩萨像非常相似。继而举出与毕马兰黄金舍利容器佛像近似的，日本神奈川个人藏“面向初转法轮的佛陀”的犍陀罗浮雕。中央表现出承托三个法轮的柱子，一侧刻出身着僧衣走近状态的佛陀。从此佛立像可以明显地看出希腊、罗马的表现手法，弘扬佛法的佛陀身着僧衣的姿态，以及在作为佛陀象征表现的法轮柱旁边雕刻出佛陀方面值得注意。他将这种身着僧衣的造形看作初期的佛陀像。卡特于佛像起源提出了新的着眼点，可以说是德·莱论考以来的力作，但缺乏对斯瓦特古式作品的样式分析和比较研究。
七 日本的研究
日本也发表了关于佛像起源问题的见解。高田修的《佛像起源》一书，支持佛像在犍陀罗于贵霜时代创始的见解。在尔后的研究中，逐渐重视怎样在贵霜朝制做佛像，又怎样突破忌讳用人体表现佛陀像的观念。站在佛学的立场，认为佛像的起源与佛教思想密切关联的是平川彰 [22]。 他不同意高田修所主张的佛像是由不懂得佛教美术的西方匠人，基于他们所持的拟人化表现传统创制的，即使有来自教团、出家人等方面的启发，也难以想像受到了佛教尤其大乘佛教教理的影响这一观点，认为最初存在受大乘佛教佛陀观影响制做佛像的可能。所谓“不表现佛陀的佛传图”这一现象的出现，是被小乘佛教所谓入于涅槃的佛陀不能用人间像来表现教理局限的结果。因此，为表现大乘佛教应身佛思想而制做佛像成为可能。平川彰认为应身佛是原来的佛陀为救济众生显神通力，采用释迦的净态而显现的佛陀，是平常人所能见到的佛陀。此佛陀80岁入灭，但那并不是涅槃，恰是回归成原来的佛陀。其意即应身佛不灭，应身佛自身就是本地佛陀的显现。这与应身的释迦以及入于无余涅槃的释迦有所区别。平川彰的应身佛思想出于《法华经》，主张因大乘佛教的应身佛思想产生于公元一世纪，佛像应是基于这一思想在佛教内部由匠人创制的。
另一方面，也有将佛像的出现与贵霜民族的性质，其民族性结合起来考虑的见解。如桑山正进认为，贵霜游牧民族的特性使其并不是把宗教理论地看待，而是试图将超越的存在具体化、视觉化地加以把握，这是佛像创始的要因[23]。即所谓佛陀偶像的产生与印度文化传统毫不相干，与强调具体化的游牧民族踏上西北印度却有直接关系，提供契机的无外乎游牧民族。
田边胜美虽与桑山正进观点不同，依然将贵霜民族的特性与佛像的起源结合起来考虑[24]。他在“犍陀罗佛的起源”文中指出，在伊朗系的游牧民族间盛行将国王神格化及祖先的灵魂崇拜，属于伊朗系的贵霜朝也在印度北部的玛陶神殿、阿富汗北部的斯尔弗·考塔尔神殿、乌兹别克斯坦的哈尔恰扬神殿安置了国王的肖像雕刻。亦即在伊朗系民族的传统中认为国王的肖像是死者灵魂寄居的地方，相信它能够卫护国民。贵霜族的佛教徒们同样希冀借助释迦牟尼灵魂的伟大力量，卫护自己和子孙后代。已而佛像便创始了。因此，田边胜美认为佛像的创造并不是从佛传美术而是由单身像开始的。他把关于佛像起源问题的重心放在怎样产生上，这一点具有启发意义。
笔者亦曾就贵霜朝的皇帝崇拜美术，与转轮圣王式的释迦造形间的关系进行过论述[25]。关于这一问题，应就将佛陀的存在如何图像化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不管怎样，贵霜朝与佛教美术的隆盛密切关联，成为近年来基本一致的看法。当然，关于佛像起源自身是否在贵霜朝，是非常有争议的问题点。
八 结语
以上叙述了1980年以来关于佛像起源问题的论考。佛像的制做无论在犍陀罗还是秣兔罗，迦腻色迦时代已经开始。这一点可以由迦腻色迦金币上表现的佛像，以及具迦腻色迦二、三年铭的秣兔罗佛像来确断。那么能比迦腻色迦王早多少呢？如前述秣兔罗存在基本属实的早于迦腻色迦王以前的佛像，就犍陀罗早于加腻色迦王以前的佛像学者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实际上背后有加大这一问题难度的重要原因。休玛尽管站在秣兔罗起源说的立场上，指出犍陀罗最古的佛像除迦腻色迦金币的佛像之外，只有所谓的迦腻色迦舍利容器上的佛像，认为那是古典式样。然而，许多学者不同意迦腻色迦舍利容器是迦腻色迦一世的看法，况且主张其佛像为古典式样的人也不多。
近年来的研究，毋宁说更侧重于佛像的起源是否早在贵霜朝以前。德·莱晚年的论考可以说存在许多问题，而她采用了意大利在斯瓦特的发掘成果，所指明的一组犍陀罗最初期的浮雕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德·莱没有从雕刻的造形样式出发，而是基于图像和形式判断佛像制作的年代，以及最初期的犍陀罗作品是模仿秣兔罗佛像制作的等，留下了许多难以理解的话题。但是，她所举出的一组最初期的犍陀罗作品中，某些佛像确实应该放在最初期的位置。那些佛像中的多数表现的是“梵天劝请”，佛陀躯体粗况而强悍，上半身近于袒裸，唯左肩着有天衣。具有这种特征的佛像尚没有其它发现，就佛陀的造形而言可以说是异例。笔者认为，斯瓦特出土的古式雕刻在许多方面，可以与印度的古代初期雕刻尤其巴尔胡特作品做比较，就此准备另文论述。
无论如何，如卡特赞同的那样，斯瓦特出土的古式佛像雕刻极有可能早到贵霜朝以前，况且，在犍陀罗最初期作品中，似乎忌讳或犹豫表现说法形式的佛陀，所见最早制作出来的是成道以前的太子即菩萨像。这与马歇尔曾主张早在萨迦·帕尔提亚时代制作太子、菩萨像的观点一致。进而，付斯曼举出的阿富汗底里亚·台派出土的，印度系金币上所表现的转动法轮的人物，就铭文判断亦与佛陀不韪，即使存在许多例外误识的佛像，将最早的佛像定在公元前后也不会有什么错误。达尼例举的契拉斯Ⅱ地点所谓佛像的奇特造形，尚待今后进一步论证。总之，近年来的研究将佛像起源提到贵霜以前，是一实际情况。[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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