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面临的问题与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书论文,图书馆论文,走向论文,国外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938(2007)03-0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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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笔者曾撰文对20世纪70-90年代国外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作了介绍和评论。[1] 进入新世纪以来，图书馆藏书发展的信息环境发生了更为剧烈的变化。数字信息载体的大量涌现，网络的迅速普及，社会信息需求的日益广泛和复杂，都深刻影响着图书馆藏书的发展，也给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的制定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本文将对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外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面临的问题及未来的走向进行探析，以期对我国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提供某些借鉴和参考。
1 新世纪国外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面临的新问题
藏书发展政策(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简称 CDP)，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图书馆界。它的定义至今并无多大变化。在美国图书馆协会1987年的撰写指导中，CDP被定义为具有“限定一个图书馆现有馆藏的范围，为资源的持续发展制订计划，明确藏书的优势，概述选书原则和机构目标之间的关系、总的选书标准和知识自由”功能的文件。[2] 到了2004年，Peggy Johnson在“Fundamentals of collection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一书中，定义CDP为“一份正式的原则陈述的书面文件，以指导一个图书馆选择书籍和其他资料，包含用于选择、摒弃和接受捐赠的标准。它可以提及知识自由、未来目标和特殊的注意事项。”[3] 两个定义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20世纪80、90年代是CDP迅速发展的时期。在学者Casserly和Hegg 1993年对美国学术图书馆的调查中，有71.6％的被访馆撰写了CDP，相关研究也在积极展开。[4] 然而1996年，学者Richard Snow在那篇后来被广泛引用的“Wasted Words:The Written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 and the Academic Library”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对CDP的反对态度：学术图书馆撰写CDP是多余的，CDP很快会变得无关紧要和过时，书目人员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到藏书的选择和评价上。[5]
进入新世纪以来，Snow的预言在某种程度上被应验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CDP在制定出来后就被放置一旁，[6] 直到外界环境迫使它们进行修订。在澳大利亚，除了少数图书馆如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之外，制定新的CDP或修订陈旧的CDP不再受到重视，人们更多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到数字资源领域。[7] 美国学者James H.Spohrer在一篇关于Berkeley CDP兴衰以及全国性合作藏书相类似的衰落情况的文章中写到，Berkeley已经不再拥有一份现行的综合性的政策了。他指出，一些图书馆员在政策陈述上对于藏书发展的价值争论不休：现在的论文反复地讲好处，缺少批判性的分析。这篇文章可以被当作是管理人员不再将此类政策作为优先考虑对象的典型后果的警示性记录。[8] [9]
一些图书馆对CDP的热诚逐渐冷却，而CDP本身的问题也令人担忧。学术收藏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变，但这一变化在现有政策中往往未能完全反映。Peter Clayton和Gary Gorman认为，“现行的多数CDP在传统印刷型文献方面很突出，但对于电子资源却表现不足。”[10] Janice Adlington也表达了类似的失望。[11] 另外两位学者Heather Lehman和Janet Webster提到，“许多学术图书馆直到近来才开始制订数字资源政策，以反映访问和所有权问题、技术变化和交叉学科领域的发展。”[12]
不过，学者们对CDP的理论研究却热情未减。在Frank W.Hoffmann and Richard J.Wood.2005年新著的“Library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ies:Academic,Public,and Special Libraries”一书(该书是对作者之前的著作“Library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ies:A Reference and Writers' Handbook”的更新)中，给予电子资源的藏书说明以更多的篇幅。作者通过对学术、公共及专业图书馆政策文件网页的调查，就藏书发展和管理政策资源的内容进行了更新，包含有关各种类型资源特别是电子资源的问题。该书分为两个部分：(1)藏书发展政策的构成；(2)虚拟藏书发展。[13] 在Daniel C.Mack.新编辑的有关藏书发展政策的论文集中，也探讨了数字资源与CDP的问题。例如，Lois Cherepon和Andrew Sankowski描述了St.John大学图书馆的电子资源选择标准以及他们用于获取资料的方法。[14] 此外，该论文集还收录了有关现时主题获取政策、学科政策陈述等内容。
2 藏书发展政策受到冷遇的原因
藏书发展政策在一些图书馆受到冷遇，原因是多方面的。
Daniel C.Mack通过分析数字资源兴起、学科边界消融以及馆员结构变化给决策过程带来的影响，看到了CDP的这种处境。他指出，新的媒体资源格式多样而复杂，给图书馆的资源获取、存储、定价、许可各方面都带来困难；随着全球化和学科边界的消融，新研究方法的出现，女权运动研究、身份政治等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理论促使图书馆员在获取、评价文献时必须对其他领域和地域了解更多；经费短缺不仅影响了可获得资源的种类，还决定了存储这些资源的方式和空间；越来越多的采购馆员必须与其他部门如编目部等一起做出藏书决定。[15] 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反映在CDP中，例如：Rebecca Albitz就认为，现在的电子资源市场的不稳定对制订文献购置经费政策将产生直接的影响。[16]
Rose Anjejo认为，之所以很多图书馆在形成或更新CDP上遭遇挫折，与制定CDP本身要求太多的数据和思考有关。图书馆需要了解自身收藏的优缺点、所服务的社区以及它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用户可获得的其它本地资源或者通过馆际互借可以得到的资源。CDP必须做出改变以反映变化的环境。[17] 在James H.Spohrer看来，Berkeley上溯至1980年的CDP之所以一直没能系统修订，部分原因就在于精力的要求，以及关键时期缺乏一个集中的藏书管理机构的影响。[18] Richard Snow认为，撰写CDP所需的馆藏评价是图书馆员最富有挑战性和令人困惑的工作之一。[19]
IFLA获取与藏书发展部在2001年的指导方针中提到，由于技术的进步，图书馆基本上正在从保存向访问的策略转变。这意味着CDP正在经历明显的改变，图书馆需要更广泛地宣传有关他们藏书政策的信息。[20] John Kennedy在谈到澳大利亚图书馆的CDP问题时指出，目前的状况并非只是因为馆员更喜欢图书馆采购的纸本资源或是他们太守旧。作为图书馆主要工作的收藏的概念已经被质疑。当图书馆的资源变成非实体获得的、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被获取时，试图指导收藏工作的CDP被弱化就不足为奇了。而且，现在获得发达国家图书馆网上的资源轻而易举，CDP在与相关群体交流收藏强项及目标的传统角色上，是否仍和以前寻找信息时必须查找纸本或缩微胶片目录时一样重要呢？[21]
3 图书馆仍然需要制订藏书发展政策
尽管困难重重，但上述的多数学者仍然对CDP持肯定态度。
传统的关于CDP作用的观点现在依然有价值。在IFLA的CDP指导方针中，列举了CDP四个方面的主要作用，具有代表意义：[22]
(1)选择：
CDP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指导馆员为本馆选择和淘汰纸本和电子资源。它指导文献处理的每一个阶段。通过在藏书建设实践目标的环境下对采访做出规定来减少个人偏见，同时明确藏书发展责任的差别。确保选择和修正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它阐明本馆收藏的目标和范围，允许采访的决定被评估，减少采访人员的重复提问，并且辅助新馆员的培训。CDP还为其他以收藏为基础的馆员提供有用信息。
(2)计划：
政策文件为未来的计划提供良好的基础，因而能帮助确定重点，特别是当经费受到限制时。它为公平分配资源奠定基础，通过解释采购命令背后的理由来保护图书馆的经费。一份正式的文件可以确保连续性，避免混乱。编制CDP本身也有好处，因为它需要获得有关现有藏书优势的信息，并能迫使馆员反映在图书馆的目标上。已被陈述的目标有助于其他与收藏相关的活动，如编目、维护和存储，形成协调一致的战略，支持读者服务，例如发现更加适宜馆际互借的领域，就选择文献传递，而非采购。
(3)公共关系：
正式的政策将会有助于图书馆处理与用户、行政人员和经费支持者之间的关系。理想状态下，文件的编制要求用户、行政人员的积极配合，因而可以改善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交流。CDP可以看作是图书馆与用户签署的一项合同，它可以向人们证明他们可以从图书馆获得什么样的藏书和服务。它使得采购的决定建立在标准化的基础之上。图书馆员可以回击来自于特殊利益群体的批评或审查，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不想要的馈赠，包括宗教或具有潜在攻击性的文献。
(4)更加广泛的应用：
CDP可以作为更广泛合作与资源共享的基础，无论是地区性的、国内甚至国际的，以便在由哪一馆来负责收藏何种资源上达成一致。
John Kennedy坚持认为，在数字信息环境下，无论图书馆多么需要可远程访问的数字资源，但确定能满足本馆用户特定需要的资源并与销售商达成使用协议仍然是十分重要的。通常情况下这也是唯一可以确保能快速访问所需资源的方法。收藏的重要性无需争议。[23]
图书馆可用的经费总是只能采购已出版的数字及纸本资源的一部分，所以有必要制定指导采访的原则以确保经费能最优化地使用以更有针对性地满足读者的需求。特别是考虑到经费削减已成为普遍现象，资源单价、尤其是电子资源价格的迅速上涨，资源格式的眼花缭乱也促使图书馆必须小心翼翼地使用经费。[24] 除了向出版销售商支付使用费之外，图书馆还需要确保馆员的时间能被合理利用，而不是浪费在对读者没有多大价值的资源上。图书馆还需要关心它所购买的资源是否不再有价值，书目和网页是否指向过时的资源。
越来越多的学术和研究图书馆似乎更愿意采购数字资源，只有当数字资源不可获得时才会去采购印刷版本。但这并非明智的选择，特别是对公共图书馆来说，这也需要CDP来解决这个问题。[25]
4 未来藏书发展政策制定应该注意的问题
在IFLA的“Guidelines for a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 using the conspectus model”和Rose Anjejo的“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ies for Small Libraries”详尽阐述了CDP常见的主要内容及程序，以帮助图书馆制定自己的CDP。以下列举的是部分学者关于制定未来CDP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1)数字资源对计算机硬件有所要求，图书馆必须确保需要时拥有充足的可用的合适的硬件和软件。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迅速的更新换代，使得访问许多年前生成的资源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行，这已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CDP的制定因此而变得更加复杂，需要考虑新的可能无法预测的因素。CDP必须考虑到需要使用的设备和数字资源保存的其他条件。
(2)数字资源的发行商们受许可权的保护。图书馆在控制访问读者所需的数字资源方面面临着非常大的限制。在选择或获取数字资源程序时应当考虑许可权的问题。数字资源的CDP不应是一份详细的交易手册，但如果要使之成为一份有效的计划，它需要概述在处理许可权这一复杂问题时的程序。[26]
(3)一些数字资源非常昂贵，而且图书馆也有必要在印刷资源设施、数字资源保存方案、大型数据集管理、24/7虚拟参考咨询服务、数字化回溯资源以及其他许多活动中投入，[27] 所以图书馆会联合起来组成联盟。这种联盟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图书馆的收藏自主权，现代的CDP需要对加入联盟协议的好处和义务有所准备。CDP的重要角色可能包括划定图书馆作为信息内容收藏机构的权利而非按组织要求运行的工具。另外，馆际互借、电子资源传递和在图书馆OPAC上指向与课程相关的internet网页的超文本链接也应该被考虑进CDP中。
(4)如果图书馆收藏了数字和纸本两种载体，对预算的有效的使用要求两者协调发展。至于是否制定并非完全分开的数字和纸本CDP，仍有争议。CDP中通常应该包含有关经费如何分配的信息，以辅助选书活动和向其他团体作出解释。
(5)数字资源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变化促使更加频繁地修订CDP。其内容应当考虑到新的问题和复杂性，从而与更早些年代的政策有所区别。新的CDP应该采取不同于以往制定藏书计划的方法，更富有弹性，着眼于长期计划。[28]
John Kennedy认为，即使是在完全的数字环境下，图书馆仍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收藏机构。面对诸多挑战，图书馆会更加需要CDP[29]。这同时也代表了大多数学者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