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笔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
“马克思”这个名字并不是思想家们头脑里的不速之客。一旦进入思想和思想史争论的领域，这个名字就显得是一个庞然大物，即使对那些身处“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方学者来说也毫不例外。原因仅仅在于：马克思由之提供给我们进行分析和批判的那种叙事传统所依据的社会现实，直到现在仍然左右着我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因此，当有人说今天的世界正行驶在由革命的马克思在150年前为它所规定的航道上时， 他无疑是正确的。
这就是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的根源。它并不是我们凭着良好的愿望，甚至也不是我们按照某种思想的历史逻辑“发现”或者推导出来的。并非马克思思想在某种静止的历史状态中期待人们把那种叫做“当代性”的东西“给予”它，从而使它“获得”这种当代性。马克思思想根植于其中的社会，从而马克思思想本身，都不是某种已经过去了的东西。否则，我们就可以使自己仅仅满足于以一种历史学家的好奇心对待它，而不必在意它与现实之间的联系。
问题在于，当我们真正想要进行学术研究时，试图采取某种“纯学术”的态度却是不大可能的。历史意识，或者说真正的现实感的缺乏将使我们无法把在研究中碰到的问题与现实存在着的问题联系起来，结果我们的结论至多只具有某种逻辑的意义。然而，逻辑的意义尽管并非没有意义，它却的确是不完备的。事实上，即使一个纯粹的历史学家也并不总是能把自己局限在对过去事实的了解和对历史文献（文本）进行纯粹的逻辑联结上。不能设想他竟然能够彻底摆脱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摆脱构成他生活要素的环境和事实而面对一堆“死去”了的资料，仿佛他的任务就是对它们进行“纯粹理性”的分析。这样的历史学家是不存在的，因为一个人即使真的想成为这样的历史学家，生活也已经先于逻辑地决定了他对待材料的态度。社会存在的潜在力量迫使历史学家们不断修正自己关于历史和现实的观念。历史学家摆脱不了，事实上是在不断地体验着想要从材料中“发现”其“当代意义”的那种强烈诱惑。因此，与历史学家们自己的设想相反，在领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的含义方面正是他们才最具专业上的优势。
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承认了：社会意识实际上是受到社会存在制约的。马克思思想之所以还活生生地存在于我们现时代的社会意识中，是因为产生了它又为它所揭示的那种社会存在还完全活生生地存在着。马克思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生存于现时代的我们需要继续加以解决的问题。
问题一直在把握着我们，这使得我们期望获得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把握问题的理论，这就是我们选择马克思的原因。用马克思的理论进行观察所能发现的那些事实，是用其他任何理论也不能全部发现的，马克思的理论提供给我们进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是其他任何理论也不曾向我们提供过的。通过马克思的理论把握到的“资本主义”这一事实，始终作为一个事实左右着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世界，当我们发现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并不十分在乎别人是否承认。然而，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而是一个全球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我们未曾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现成地发现的世界。因此不能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已经发现了所有问题，更不能认为它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但是，由于马克思给予自己的理论一种开放的性质，它能够而且必须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自身。在一个全球经济越来越资本主义化的世界中，在一个越来越信息化的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人们甚至仅仅为了理解自己的生存也没有什么可资利用的现成的理论。因此，维护和发展一种理论的原因只能在于：通过这样的行动我们希望保持我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希望我们在话语上拥有霸权。
尽管如此，我们能够发现“全球资本主义”仍然行驶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这就是马克思思想的当代处境，也是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本身。按照萨特的说法，马克思思想之所以不可超越，是因为产生了马克思思想的那个时代尚未过去。准确地说，是那个时代的问题仍旧在以变化了的形式延续着。问题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而使所有生活过和生活着的人与之相对。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穿越了往昔并仍然激动着今天的人们的那些问题就总是有其当代性。我们今天还在研究柏拉图、老子以及其他过去时代的思想，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选择柏拉图或者老子，而是选择了马克思？显然并不是因为柏拉图或者老子没有任何当代性，而是因为他们并未向我们展示一种开放的问题空间，是因为他们对人和社会的历史性的存在，对存在的现实的变化无所察觉。变化着的社会存在产生变化着的社会意识，而未来是未知的。因此，除了使我们的思想保持开放，使我们的感觉保持敏锐以外，我们没有其他办法。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回到马克思”这个问题。我们说的一直是“马克思思想”，而不是“马克思哲学”，或者“马克思主义”，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也是在以某种方式主张“回到马克思”呢？显然，以上叙述并不支持这种猜想。事实上，由于过于笼统，“回到马克思”这个说法无法承担一种观点，而只能承担一种情绪。如果我们问：回到马克思的什么呢？观点吗？方法吗？是精神实质呢还是仅仅是文本本身？我们能指望有人来真正回答这些问题吗？假如这些问题得不到回答，谈论“回到马克思”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能希望马克思对每一个人都发生同样的影响，因此不能希望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全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愿意采取一种现实的立场，那就让我们试着去谦虚地“理解马克思”吧。我们将进入一种由“理解”带来的对话处境。人们知道，对话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将是富有成效的。对于保持思想的开放来说，它无疑还是极为必要的。
“回到马克思”
——从哲学观的视角看
恩格斯说过，任何新的学说，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 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的事实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如此，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
什么是我们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的“思想材料”呢？广义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这里所谓“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是借用了高齐云先生的提法，参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原生、次生、再生形态》，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当代哲学研究的成果，包括当代西方哲学的成果，推而广之，人类文明的一切已有精神成果，都是我们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材料”。当然，对这些思想材料不能没有一定的鉴别和取舍。而我认为最值得我们珍视的，应该是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这也是本文提出“回到马克思”的用意所在。这样说的理由是：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是真正能够代表和体现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的理论形态，它是我们继续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可靠理论基础。
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长期以来，以斯大林1938年9 月发表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为蓝本的，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传统教科书体系模式，已经在不少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乃至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模式和惟一正统的形态。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取代了本应由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占有的地位。
我之所以特别提出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还因为在我看来，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不是枝节性的，而是根本性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未能充分体现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的精神实质，甚至可以说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哲学的精神实质。
事情是否如此呢？这里拟从哲学观的视角作一些分析。
所谓“哲学观”，简略地说，就是哲学的自我观照或哲学家的自我意识。它是哲学家对与哲学活动本身有关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观点、看法和态度。其中，哲学的性质或“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可以说是哲学观的核心。
逻辑地看，“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可以解析为这样三个问题：“哲学曾经是什么”、“哲学将来是什么”和“哲学应该是什么”。前两个问题涉及的是“哲学是什么”的事实层面（既定事实和推定事实），关于它们的定义可称之为哲学的描述性定义；后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哲学是什么”的逻辑层面，关于它的定义可称之为哲学的规范性定义。
描述性定义属于“史”的视角。从哲学史上看，“哲学是什么”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规定。一部哲学史，同时也是哲学观的演变史。如何看待哲学中具体观点的演变，需要有一种哲学史观；如何看待哲学观本身的历史变迁，则需要有一种哲学观的哲学史观。从哲学观的哲学史观看，一种哲学一经形成，即成为历史，它的理论框架、概念系统和思维方式一旦凝固化，对探求新知和哲学的发展就会起阻碍作用。真正的哲学，应当成为“去蔽”者而不是“遮蔽”者。
规范性定义属于“思”的视角。哲学研究者所凭借的就是“思”，最好是切己的“思”。从思的视角看，每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对哲学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规定，否则就不可能展开其理论活动。哲学家个人对“哲学是什么”的规定，实际上是他对哲学的一种理解，即他认为“哲学应该这样（是什么）”。“应该”的问题，要求哲学家必须葆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从一定价值立场出发的一定的哲学观，是哲学家自己为自己设定的哲学规范。它不仅是哲学家全部理论活动的逻辑起点，是他进行理论活动必须遵循的原则，而且是他全部理论活动所要达到的结果和目的。
当然，上述两种视角又不是完全无关、彼此外在的，事实上它们常常交汇在一起。也只有把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即把“思”的视角和“史”的视角结合起来，把“思的历史性”和“历史性的思”结合起来，才能对“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作出比较恰当合理的说明。而这就是要回答“哲学能够是什么”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确切含义是：按照哲学发展的历史，和它在今天所达到的水平，什么样的哲学才算得上我们时代里真正的哲学。
马克思的哲学观，是马克思对哲学的规范性见解。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新哲学时，并没有刻意为它制定一个一劳永逸的体系，甚至也没有给哲学下过明确的定义。他的哲学观，是通过一系列论战性著作来表述的。
早在1842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意识到哲学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表现出反思辨哲学的倾向。这一思想倾向，在随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等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终于形成为明确的哲学观。在这里，马克思又加进了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新因素，从而使自己的哲学观与一切旧哲学观划清了界限。
第一，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宣告了那种超越实证科学的玄思哲学的终结。就根本性质而言，马克思哲学不再是提供什么终极真理知识的理论，既不是寻求一切存在背后的所谓隐秘本性或终极本体的理论，也不是妄想为世界建立统一体系、提供世界整体图景的理论。它把传统的形上本体论哲学作为一种过时的哲学形态远远地抛在了自己身后。
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是科学的批判精神。早在马克思哲学形成初期，马克思就提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这一体现新哲学原则精神的思想， 为马克思一贯坚持和重申。
然而，传统教科书及其所代表的马克思哲学的再生形态，并未鲜明地体现马克思的哲学观与旧哲学观的本质区别。相反，它沿袭了旧哲学关于哲学问题的许多非科学的提法。例如，把马克思哲学看做也是主要回答“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世界的构成和本性是什么”、“整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的理论。这是把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化”的表现。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哲学不可能代替科学和实践经验去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回答世界“是什么”的工作，只能由实践经验和科学知识来提供和完成；以超验、玄思的方式和姿态发言的，只能是梦呓和伪科学。至于传统教科书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再生形态，把哲学变成迁就眼前事变的注解性工具，更是严重背离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
必须指出，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的变革，不仅表现在它的具体理论观点与旧哲学迥然有别，而且首先表现在它的哲学观与旧哲学根本不同。它改变了哲学的对象、性质和功能，改变了哲学问题的提法和探讨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为了正本清源，当前首先就是要回到马克思所阐述的哲学观上。
有必要说明，所谓“回到马克思”不是一个逆向的倒退口号，毋宁说对当前来讲，它正是一个前进性的理论步骤。有似于所谓“文艺复兴”，虽然打着“回到古典文化去”的旗帜，但并不是真的要回到古代去。同样，在我们这里也只是要求回到历史演进中被“遮蔽”的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上，并以它作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出发点。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一切既成结论上，并教条主义地固守这些既成结论。当然，即使是回到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上去，在这里也有一个所谓“解释学循环”的问题存在。就是说，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的东西，它也需要通过我们的阐释和理解才能揭示出来。这种揭示有可能符合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也有可能背离这种精神。但阐释和理解又是不可缺少的，否则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就会隐而不彰。怎样解决这一矛盾呢？我认为在这里并没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因为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就存在于马克思的原著中，它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认真研究弄清楚的，而且这种研究越是体现“创造性解释”的原则，就越是符合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换句话说，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是有待于我们去理解和发现的，而这只有在创造性的研究和解释中才有可能。从本质上看，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经过整理和系统阐发，是与现代实践和科学发展的方向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它的精神实质是与当今时代精神完全一致的。
“回到马克思”：一个可疑的口号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每当既定的理论形态不能适应实践的变化，往往会出现类似于“回到马克思”这样的口号。例如，本世纪20年代，在西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纷纷失败的形势下，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就提出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问题。实际上，“回到马克思”之类的口号表达了改革既定的理论形态以适应实践的变化的要求。在世纪之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也表达的是类似的要求。
但是，就世纪之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与它所要表达的实际要求之间仍然存在着距离。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服务的，而它沿用的既定的理论形态——苏联30年代教科书体系越来越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改革这一理论形态，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已成为哲学发展的当务之急。那么，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建构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文本中存在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或意义，苏联30年代教科书体系背离了这种真理或意义，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重新发现了这种真理或意义。换言之，“回到马克思”的口号试图提供一种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方法论。
这一方法论是片面的。 首先， 它不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扬弃苏联30年代教科书体第。苏联教科书体系，作为一种对经典作家哲学文本的解释框架，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都可以找到依据。如果对苏联教科书体系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在理论上就必然走向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思想上的对立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面的研究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虽有差异，但在基本的哲学观点上是一致的。
其次，无论是苏联教科书体系，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都是对经典作家哲学文本（以下简称“经典文本”）的解释框架，而“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所提供的方法论是从古典解释观出发来理解上述解释关系的。古典解释观认为，解释者与被解释者的关系类似于绘画中摹本与原型的关系，原型优先于摹本。按照这种解释观，经典文本优先于各种哲学形态。而现代解释观认为解释者与被解释者的关系类似于绘画与原型的关系。按照这种解释观，绘画对原型来说不是附属的东西，经典文本也并不具有对各哲学形态的优先性。
在两种解释观背后，是两种解释真理观的对立。按照古典解释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或意义存在于经典文本之中，一种对经典文本的解释，要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要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从这种解释观出发，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旧形态，要么持全盘肯定的态度，要么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则把它看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或意义的重新发现。其结果要么是教条主义，要么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连续性，不能把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看成一个健康的自我更新的过程。这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教条主义与虚无主义具有同源性，以同样一种解释观为方法论前提。
按照现代解释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或意义并不存在于经典文本之中，而是存在于经典文本与作为对它的解释的各种哲学形态的循环之中。这一循环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或意义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它既包含了经典文本，又包含了对经典文本的理解。同时这种真理或意义具有无限性，它永远是无法完成的，只存在于过去和现在的无限中介过程之中。这种无限性是一种解释的无限性，而不是指一种理论具有超越一切历史条件的无限性。这一循环可参看下图：
“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作为方法论是片面的，其片面性就来自于它所依据的古典解释观。因此，伴随着在批判吸收现代解释观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方法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也应该代之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口号。
走近马克思
1.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即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总体上未能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这几乎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有的学者据此认为90年代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入了“后教科书时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已步入21世纪的今天，再来探讨教科书的问题就不合时宜。
我们认为，传统教科书在总体上没有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在于，前者基本上是一个近代哲学的体系。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它遵奉的是本质主义思维。所谓本质主义是指先在地设定事物的固定本质，认为事物的本质决定事物的发展，并因此把先定本质作为认知的最终目标的思维方式。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渗透于传统教科书的许多“基本原理”中。举几个最明显的例子，如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只有人才有意识，虽然意识的“材料”来源于物质，但意识的内容、过程、指向均无法还原为物质，意识的本质在于自由、创造。而传统教科书从意识的材料源于物质就直接推出意识被物质所决定，把意识的本质归结为反映，这样的意识若是有什么自主性的话，也仅只是表现为被物质所决定的、软弱无力的反作用。意识的自由创造本质被完全抹杀了。
第二，它是一种知识论或认识论哲学。知识论哲学实质是恩格斯所说的“科学之科学”，它追求的是为文化的其他领域提供认识基础。而既然要充当认识的基础，那么，此种哲学首先要处理的便是认识者与认识对象或主体与客体、心与物、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传统教科书中的“哲学一般”（即辩证唯物主义）也是始于对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探讨，终于对认识的性质、过程、方法以及真理问题的阐释，这是典型的认识论哲学的框架。在这样一个框架中，人只能被抽象为心灵或认知主体，他的惟一本质“即他必须去发现各种本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13页）；实践只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实践的观点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根本的和首要的观点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说明。
2.既然传统教科书未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那就有必要重读马克思进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在现代西方哲学已陷入困境的今天，此种解读便愈发具有了为哲学的发展寻找出路的意义。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重构至少应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或从以下三方面入手：第一，“返本”，即返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去。这是重读的最基础工作，无需赘言。但应强调的是：重读既不能纠缠于个别词句，也不应局限于个别文章，而是要在通读所有经典的基础上，“体味”、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义。第二，把握现代哲学的总体走向或基本精神。马克思是一位现代哲学家，这不是因为我们今天依然信奉它，而是从他对传统哲学的态度所得出的结论。马克思早年（中学时期）信奉的是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因为后者的浪漫主义与他要成为完美无瑕的伟大人物的理想相合。但到大学一年级时，在他按照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建构的法哲学体系的末尾，他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性。这时黑格尔的应有与现存相统一的思想使他看到了希望，于是他转投黑格尔的门下。然而大学毕业后几年的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和对现实斗争的参与使马克思醒悟到，黑格尔的“统一”只是抽象的思想范围内的统一，并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因此他再次改换门庭，充当了费尔巴哈的“信徒”。但对费尔巴哈深入的研究使马克思认识到，费氏的感性理论仍然是抽象的，所以不久他又展开了对费氏哲学的批判，并创立了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学说。从马克思早年“信仰”的几次转换，从他对西方传统哲学的“两大阵营”的态度不难看出，他并不是要否定西方传统的这种或那种具体哲学，而是要否定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塑造一种全新的哲学精神，可以说，正是马克思开启了整个现代哲学。而既然马克思是一位现代哲学家，他和现代的其他哲学家必然分享共同的时代特征。既然如此，对马克思哲学的读解就应分两步走：首先把握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然后把马克思哲学置于现代哲学的视野中，在此基础上，比较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异同，如此才可读出马克思哲学的深义。第三，汲取邓小平理论之精华。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对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主张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成败、得失、是非之标准；认为应大胆地闯、大胆地干，等等。所有这些均已超越了传统教科书的解释范围。看来，若是给予邓小平理论足够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有一个不同于传统教科书的全新理解。
最根本的是要使哲学重新掌握群众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常常看到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旧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史料记载。20世纪30年代，谭辅之在《最近的中国哲学界》一文中，很生动地描写了当时风靡全国的唯物辩证法运动：在大学的讲台上讲课，如果不讲几句辩证法、唯物论，肯定不受学生欢迎；学生、老师的案头，如果没有几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就要被人瞧不起。就连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激烈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赞成唯物辩证法的书籍， 现在大有满坑满谷之势。1930年前后关于这一类的书籍层出不穷，可见唯物论者在近年的中国已猖獗到了极点。”
类似的史料举不胜举。它们从一个角度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掌握群众、赢得群众上所取得的成功，而这种成功正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哲学基础。每当我看到这些史料，总会联想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日中国的遭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日中国的地位，一方面，它是国家的指导哲学，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得到媒体的重视和宣传，相当多的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仍然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信念，并力图在实践中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遭到的“冷遇”也是有目共睹的，不但一般群众对哲学兴趣不大，就连一些（不是全部）最好学的大学学生也只是在要考试时，才不得不突击背一背，以应付考试，拿到一定的学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中国的遭遇如此大起大落，不能不令人深思。今天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命运，首先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掌握群众。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能够重新掌握群众？最根本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群众最关心的、最希望科学说明和解释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联系起来，为这些重大现实问题解决提供科学的思想指导和方法指导。
今天中国群众最关心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主要有：
一、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从当前国际范围看，经济发展全球化、市场化已成一种大势。面对这样的现实，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全球化、市场化的关系，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市场化趋势作出科学的、令人信服的说明和预测。目前，对全球化、市场化问题，东西方学者都在认真研究，探讨它的存在和发展。尽管看法各异，但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乐观的，认为通过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发展能够到达世界大同；另一类是警惕的、担心的、甚至是悲观的，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陷阱，全球化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全球各国的贫富差别。中国学者对于全球化、市场化问题也有一定的探讨，部分研究者认为：全球化问题并非与马克思主义无关，马克思早就有关于“世界历史”、“世界市场”的一系列论述，属于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还有的研究者力图证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趋势与马克思主义所预设的全球化目标是不一样的。中国学者目前对全球化、市场化问题的研究还不能完全适应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不能完全让群众满意，群众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困惑不解，还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这个最科学的社会发展学说，从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形态演变的角度，来说明目前这种经济发展全球化、市场化趋势的规律及其合理性和弊端，进而探讨目前这种经济发展全球化、市场化态势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全球化目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如何由前者向后者转变的新路径和新方法。
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新动向。这是和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命运紧密联系的重大现实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来解释说明这种变化与社会主义目标实现之间的关系，是群众最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世纪必须面对和研究的重大问题。当前，群众最关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学说必须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新动向作出科学的说明和解释。这样的说明和解释是否有说服力，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能否作为一面旗帜，继续引导和鼓舞广大群众去为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类最理想的美好社会而奋斗。要研究和回答上述问题，首先必须认真研究百余年来，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究竟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现了哪些新特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将是谁？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实现共产主义的策略手段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否继续适用？如果不适用，新的策略手段是什么？当代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前途的关系，进而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关系是怎样的？马克思当年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取而代之，其客观根据就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作的系统而深刻的分析，也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矛盾分析研究的过程中，将唯物论、辩证法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创立了具有哲学革命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今天我们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回答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需要参考马克思的思路，运用马克思的方法，以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矛盾的系统而深刻的分析研究为客观依据，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因，说明它的走向和前景。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好，比如能够写出马克思那样水平的《当代资本论》，那么，当代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也就容易多了。因为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取代者，它的理论和实践是离不开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在一定意义上，资本主义发展现实决定着社会主义目标实现的方式方法。总而言之，只有真正弄明白百余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变化，弄清楚这些重大变化的来龙去脉，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问题才能给出使群众满意的说明。
三、多种思想文化形态、多种价值观的并存及其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真可谓一枝独秀，当然，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思想派别的关系上，出现过“左”的倾向。这种局面的改变发生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这20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搞经济上的改革开放，鼓励多种经济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并进而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嫁接，探索出一条具有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经济基础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相适应，属于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多种思想文化形态、多种价值观并存的态势。在这样一种新的文化环境中，群众关心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如何发挥作用？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150 年前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产生的，它的许多基本原则和方法的科学性已被实践所证明。当然，它也和其他任何思想学说一样，具有时代的特定内容和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如今，资本主义社会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有了许多新变化。研究对象变了，作为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该与时俱进，随着新的社会实践而创新发展。也就是说，作为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特点、新动向的过程中，及时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借鉴吸收新的思想材料，为自己增加新的范畴、新的方法，形成新的形态。一种科学的哲学，如果总是一副老面孔，总是那么几个方法、原则、范畴，就很难适应千变万化的新时代、新实践的需要。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创新和发展是时代的要求，是广大群众的期盼。
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首先掌握群众、赢得群众，才能谈到创新发展，谈到其社会功能的发挥。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中国
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取得重大发展的时期。在众多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杰出的领导者毛泽东、邓小平）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实现了两次重大飞跃，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中国化”，被赋予了中国人的智慧，被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与建设经验。 在新世纪之初， 我们除了应该认真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之外，还须展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中国的发展走向。
1.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进一步中国化吗？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历史已经逐渐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真正变成了“世界的历史”。这是我们在新世纪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前提，这意味着，在新世纪中，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遇到的是不同于以往的新情况，应该有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发展模式。现在的问题是，新的发展模式究竟是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进一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问题的困境实际上是与当前世界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对策困境相类似的，因此，答案还是有待争议之中的。不管答案是怎样的，总的说来，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应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两维发展：一方面使之成为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使之成为进一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应该学会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对待世界各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试着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各种哲学的比较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更加全面、客观，而不是过于单一、片面。应该说，这部分内容是在新世纪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但是，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应该尽量做到努力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这主要是因为：
首先，在中国，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与发展是结合中国国情展开的，是与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会对这场事业的成败产生直接影响。而世界其它国家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地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隔岸看花”。正因如此，所以，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进一步中国化。
其次，“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为世人所瞩目，中国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新的贡献也是为世人所瞩目的，后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发展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将它进一步推向世界的过程。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说来是应该进一步中国化的。而且，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中国化，不仅仅是在形式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而是要用“鲜活的”中国实践去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
2.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进一步中国化吗？
经济全球化所打破的，是原来人们对地域性的传统的、原始闭关的认识，而不是否定地域性本身的存在。全球化并不表明，各个民族与国家将会失去其存在的相对独立性，而只是表明它们应该更多地意识到自己与世界整体实际上是联为一体的。由此可见，从理论上说，即使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也是能够进一步中国化的。我们应该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中国化问题，但我们却不能以全球化这个大前提，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的存在及其意义。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着重强调的是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我们应该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使之继续成为对中国实践有具体指导意义的思想基础，这是由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创的事业，也是我们必须继续下去的事业；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能够贡献给世界一份属于中国特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中国，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绝不应离开我们自己的历史与实践背景。中国正在尝试着一条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这为经济学家总结实践经验提供了绝好的土壤。同样，这种土壤也是为中国哲学工作者准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的实践，都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现实基础。
3.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过程中将会遇到哪些问题？
目前看来，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将主要遇到以下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片面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院哲学化的倾向。历史上，我们曾经大力反对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倾向，而我们现在则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院哲学化的倾向。从一定意义上说，经院哲学化是我们在批判前两种倾向的过程中出现的另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与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倾向一样是有危险性的。所谓经院哲学化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经院哲学加以研究，只是从纯思辨、纯理论或纯逻辑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解构而解构，这种研究是严重与实践相脱节的。我们并不否认这种研究及其一些成果也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这种研究最终会引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实践彻底脱节，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被束之高阁的“观赏品”。
第二个问题是，过分单一强调用西方话语形式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话语形式和语境既是我们理解思想的基础，也是我们形成偏见的根源。在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的理解中所出现的以一些西方思想家的是非为是非的倾向，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它不仅会使我们的认识缺乏全面的开放性，而且会使我们的思想陷入严重的偏见。这种严重的偏见显然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产生消极影响。
如此看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的道路并非坦途，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和心理准备。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中国的发展道路，将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的道路，是与中国的具体实践更加紧密结合起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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