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国家在科学普及上的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普及论文,东西方论文,差异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表示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06)12-0092-04
1 中外科普著作的一般差异
中国和发达国家在科普著作上确实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主要集中在文化模式、社会制度、精神风貌、教育水平、学术目标上的差异。
(1)在“科学普及”的理念上外国没有科普这一说法，与中国科普大致对应的主要是科学传播。关于这方面的比较，国内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介绍。这种差别在很大意义上也影响了西方科普著作的写作和出版。由于中国的科普主要是为扫除科学文盲服务的，这使其对象不自觉地就与文盲连在了一起，把公众变成了接受者，从而成为扫盲。这里不仅明显地存在着话语权的倾斜和科学知识传递的单向性，而且其主要内容不过是一般的科学知识，有的甚至相当陈旧。而国外的科学传播主要是向非科学家群体介绍当前科学的进展，让公众理解科学，这是科学家的职业义务，它所介绍的不仅都是科学的前沿，而且介绍者的姿态也非常谦卑与平和，也就是说与公众是平等的，没有任何强制语言和优越感。体现在科学作品上，则力求对最新最尖端的科学做最通俗、生动和丰富的描绘，乃至千方百计地使用各种技术手段方便读者把握书中内容。这里的差距之大，是国内根本不可攀比的。
(2)发达国家的专业著作和普及著作泾渭分明，而中国的专业著作和普及著作却有时鱼目混珠。在发达国家，专业著作已经有约定俗成的标准，就是在著作中出现的每一个论点都要有严格的证明，是别人证明的就要引用文献，别人没有证明的自己要用逻辑、数学、实验等演绎的手段证明。这种严格的专业著作在纯自然科学的书籍中大体占20%左右，而大约占80%不那么严格的其他类型的著作，基本上限于对严肃学术著作的解释、说明和浅显地表达。这充分体现了西方人关于知识和意见的二分理念，即“只有少数人在思索而每个人都要表达自己的意见”（休谟语）。专业著作的文字量中大体引述文献的量占全文字数的1/3左右，而非专业著作中引述文献的文字量大体占1/20左右，有的甚至干脆没有文献引述。因此，几乎可以说接近80%的科学著作应该算做科普的范围内。只是科普的对象有所不同而已。
在我国，文献齐备、行文规范的专业著作除了在专业杂志上可以见到之外，以书的形式出版的读物少得可怜，连万分之一也不到。绝大多数是半吊子学术，文献虽然也有一些，但未见证明的命题则比比皆是，专业的不专业，科普的不科普，有时两面又都像。因此，专业和科普之间的混淆是我国图书出版中的通病。
为把课题深入进行下去，课题组还分别访问了国内若干家出版社的编辑。当我们问到他们什么是学术专著时，几乎没有一个编辑能把其中最核心的标准说清楚。当我们把自己关于学术专著的理解告诉他们时，他们表示这种严格的学术著作当今中国的出版社几乎都不会接受。
专业著作和普及著作的混淆，用一些文献作点缀的普及著作滥竽充数，专业出版机构拒斥真正的专业著作，这些就是中国学术界屡见不鲜的现象。
(3)在中国，一提科普著作，人们绝不会想到社会科学也有科普著作，而在国外不仅有自然科学的科普著作也有社会科学的科普著作。在国内几乎没有什么人认同社会科学也有科普著作的观点，甚至包括较有造诣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因为，在中国，人们通常认为，社会科学也是自然科学这个大集合中的一个子集合。而在国外，由于学术著作的内涵非常明确，其外延自然也是清楚的。哪类著作属于普及的性质，人们一目了然。西方自然科学的学术规范大体在波义耳的时代就已经形成，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也基本形成。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判断什么是学术著作，什么是普及著作。像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20世纪伦理学泰斗罗尔斯的《道德哲学史讲义》，科学哲学家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甚至20世纪最有影响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成名作《句法结构》(1957)也应该和以上例证一样，是属于那种普及的性质。在行家看来，1953年乔姆斯基撰写的《语言的逻辑》(The Logical Structures of Language)才是真正意义的学术专著，《句法结构》仅仅是扩大影响的普及而已。
上述情况充分反映了中国多么需要关于学术研究的普及教育。同时，由于在西方关于学术与非学术之间的界限早已泾渭分明，因此西方的图书检索根本就不需要一个横断的“科普类”的分类。这应该是中国科普著作与西方科普著作的本质区别。
(4)在西方的出版物中的确有一小类通常被我们当成了科普类著作，但这一类著作的主旨和我们中国人的理解截然不同。它们不是为了普及知识而是为了用已有的知识去进行想象性创造。这一类著作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幻著作。人们都知道它的鼻祖就是19世纪瑞典最著名的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他的作品风格一致，但书中的情节与结局在现实中都不存在，而在逻辑上又都是可行的。我们可以用逻辑学家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理论将其语境称为没有现实化的逻辑上不矛盾的可能世界。他的小说都脍炙人口，引人入胜，如《80天环球旅行》、《机器岛》等，20世纪效仿凡尔纳的作家举不胜举。但是，用科学的手段和逻辑的推理，在没有现实化的逻辑上不矛盾的可能世界中进行创造的作家更令人瞩目，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阿西莫夫和卡尔·萨根。这两个人都著作等身。他们创作的风格都是在最前沿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把科学逻辑延伸到现实之外的可能世界里，用逻辑推导科学边界之外的科学，在现实的科学范围之内他们的著作是一种普及，他们用现有的科学定律构造的可能世界是一种创新。像阿西莫夫的《数：神奇的语言》、《天外文明》和卡尔·萨根的《伊甸园的飞龙》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些著作大多数都译成了汉语。但是，这一类图书没有一种是中国人创作的。
(5)把某种最新的理论用最浅显的方式（通常是用非数学化的方式）表达出来，或者用隐喻与象征的方式解释，西方人一般是由这一理论的创造者最低是在这一理论形成过程中有重大贡献的人来做，也就是由某种理论的创造者来写科普，其实这只是理论的另一种版本。如果说这的确可以称为科普的话，西方这方面的著作的确非常典型。尤其是20世纪，科学探索向着宇观和微观两个方向扩展，可观察效应越来越少，用隐喻和象征的方式来解释使普通人有更好的理解，便于知识的社会化。像物理学中关于物质构成的规范场论的创立者、诺贝尔获得者温伯格、格拉肖、萨拉就曾写过《最初三分钟》来解释他们的理论。大名鼎鼎的霍金写《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等来解释他的黑洞理论。彭罗斯写《黄帝的新装》来解释他的人工智能理论。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关于物质与真空奇异对称的普及性著作也属于这一类。对这一现象可以理解为：真正的大学问家才能写好科普。
这种由理论创立者普及自己学说的科普著作中国几乎没有。究竟大家不屑一顾写科普，认为科普著作等而下之，还是我们本来就没有大家，则不得而知。但是，要说我们国家一点点创新也没有那也不切实际。比如20世纪80年代修瑞娟的微循环理论，就在世界上引起轰动。但是，到今天究竟有几个人知道她的微循环理论是怎么回事？不得而知。中国科技大学的陈琳创立了视知觉的拓扑模型。虽然许多人关注这一理论的进展，却从未看见由陈琳本人完成的这方面的科普著作。
(6)中国的科普创作有一种运动式的现象，就是紧跟政治需要，配合政治行为从数量上和内容上搞突击。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是绝对没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种现象可能更突出一些。20世纪60年代，我国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北大的童弟周领导的生物工程研究机构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围绕着这批成果也有一大批科普著作问世。这并非不需要，而是厚此薄彼，没有按着科普创作和出版自身的规律行事。20世纪最后十年我国的最大工程项目是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这两项工程颇有争议。赞成工程的一方着实利用科普打了一场宣传战，形成了巨大的舆论优势。这对两项工程的投资和实施大有裨益，也是显而易见的。
国外的国家级工程也是政治的产物。比如20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建胡佛水坝和哥伦比亚河上的水电站。可以肯定地说，美国政府也有宣传的需要，因为这是国家进行的赤字预算，大量发行货币，从而劫富济贫，这一定会有争议。但是，出版在美国是商业行为，它有自己的追求。这便有效地抑制了政府的行政僭越行为。
(7)科普在东西方有不同的理解，西方人认为真正需要普及的是科学，而东方人（包括日本、南韩等东亚国家，当然印度和东亚的观念不太一样）则认为真正需要普及的是技术。在西方人看来，技术是传播而不是普及，技术的传播动力主要是市场而不是其他因素。这可以从科普著作的类比中充分显现出来。中国出版的科普绝大多数（95%以上）是技术应有类的书籍，主要是农村技术类的书。西方应用技术类的书也有，但比较少，这种书在西方往往以应用技术的物质商品的完全说明书之类的出版形式与读者见面。任何应用技术都有其相应的物质形式，比如一种栽培新品种马铃薯的技术，它可能就会有与这项技术相配套的薄膜、耕种机械、农药等，这项技术应用方法往往与这些物质产品搭配。在西方，一项真正应用技术的传播首先要付专利费用，买去专利的法人把它看成一种商业行为，这个法人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扩大其产出，不可能以普及著作的形式推广具有昂贵专利价值的技术。
2 中外科普著作差异的深层原因
中外科普著作无论从内容、题材、创作者还是出版路径、对象、目的等方面观察，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其实是政治、经济、文化上根本差异的反映。我们只有抓住那些根本性的东西，才能从本质上博采众长、取长补短，更好地改进科普出版、发行、传播、落实的效果，让科普发挥更大的作用。
(1)东西方关于知识的理念不同，从而产生了普及内容的根本差异。西方人把科学看成只为满足求知欲望而积累的知识体系，因此科学没有自身之外的动力、目标和追求，它只是要满足对对象的合逻辑的同构原则。这样，它的最新形态总是和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的理解水平有遥远的距离。于是，真正需要普及的是科学，是那些只为自身完美的科学。技术只是科学思想的克隆术，它是把科学变成可实际应用的中介环节。因为，它远远落后于科学的前沿。把科学的定律变成技术，归根结底看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够接受这种技术。这样，技术是市场行为，它需要以货币做媒介去传播，它不需要普及。这就是西方人关于科学与技术以及它们增长与发展的理念。应该说这其中包含着极大的真理成分。不过，中国有具体的国情。广大劳动者并不怎么需要那些玄而又玄的科学定律，更需要能迅速使他们发家致富的技术。为此，我们的科普有一点不伦不类恰是中国特色。但从根本上说要想长远地发展，却非要端正关于知识的理念不行。
(2)东西方关于科普创作的动力不同，从而产生了创作队伍的不同。在西方，真正写科普的是两类人：一是某个学科中某种理论体系的创造者，二是用已有的科学成果去创造一个并未现实化的可能世界的人。前者如写关于量子相对论普及读物《最初三分钟》的温伯格，后者如儒勒·凡尔纳。我们应该明确两种科普创作都是个人行为。第一类人是科学家。他们普及自己的理论体系确实有现实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越来越迫切。有史至今，科学家共同体对待科学理论体系的态度有三种模式：一是判定程序，二是选择程序，三是评价程序。所谓判定程序就是指决定某种理论体系是否和对象在人们经验中的表现同构。这种判定程序往往只对唯一的一个理论说“是”或“不”。所谓选择程序是指在若干个理论体系中选择一个，但并不否定其他未被选择的理论。所谓评价程序是指对若干个理论体系发表意见，每种理论体系都有其独特的适应性，人们根据具体情境做出判断。这三个程序是随着科学的发展逐渐产生与完美的。开始是判定程序。在判定程序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往往只有一个理论体系，人们必须接受它。所以，理论体系的创造者自然而然被社会和人类所接受。他们无需写科普来宣传自己。这就是为什么牛顿、麦克斯韦尔、惠更斯、欧拉等大科学家不写科普的原因。进入选择程序的时代，争取被选择开始成为一种需要。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心理学的发展方兴未艾，许多理论体系并列。在这种情况下，象斯金纳（行为主义大师）、惠特海默（格式塔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创始者）纷纷写科普。这正是说明这种大环境决定了他们有写科普宣传自己的需要。20世纪后半叶，所有科学都到了评价程序适用的阶段，因此几乎所有重大理论的创始者都写科普。如全能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写《人工科学》浅释他的经济学理论，分形几何的创始人曼德勃罗写《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等，举不胜举。科学家写科普是让人类普遍认同的一种征服欲，是一种生命的内在冲动，这和他们创造理论体系是异曲同工的目的因。
第二类人是用想象去创造，他们同样来自于其生命的内在冲动。绝不可以低估这类创造。把现实用合逻辑性和合目的性的方式扩展未来，就是给人类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种创造更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更需要把元素整合成系统的能力。
综上所述，真正意义的科普创作是以人的内在禀赋为动力的，它是人类自我创造的方式，人类自我创造的一部分。科普作为一种社会功能却必须以个体的创造意识为出发点。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开展科普著作的结果，只能以表面上轰轰烈烈而实质上流于形式而告失败。
(3)东西方关于科学对象的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了判定科普著作范围的认识差异。在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看来，科学只是那些自然现象探索的知识体系，充其量包括数学、逻辑等基础性的学科。西方人则不这样认为，凡是可以运用演绎系统或观察实验手段来研究的学科都是科学。这样，不仅像物理学、化学、地学、生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等传统学科以及像计算机科学、仿生学、考古学、医学、宇航学、海洋学等交叉学科，加之数不胜数的工程类学科为科学集合中的元素，就连经济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通常被归入社会科学的学科也同样是科学。因此，在西方人看来，只要不是那种以大量文献来证明自己观点的专业著作，就都属于科普，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也不例外。比如，中国著名作家叶永烈20世纪80年代出版一本小书《语言漫谈》，就是典型的科普。西方绝大多数在某一时段对某一学科成果的综述也都是科普，象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库伯的《物理学》，就属于这一类。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我们可以把那些纯粹写给外行的和初学者的读物称为科普，但最低应该包括对社会科学普及的读物。也许后者更为重要。
(4)西方关于专业著作与非专业著作有严格的标准区分，中国则是常常混淆不清，这使得专业与普及的界限含混。西方科学史家夏平的一本书《真理的社会史》严格确定了西方专业性著作标准形成的历史过程。专业著作的标准的产生距今已三百多年，在这段漫长历史中各个学科又不断地完善，每一学科专业著作的标准已经约定俗成。人们一眼便可分辨出何为专业、何为非专业。当然，非专业并不一定都是科普。例如，美国的和英国的《自然杂志》(Nature)是纯专业的，而中国的《自然杂志》只是科普，不过是非职业人员读不懂的科普。但是，只有严格确立专业著作的标准，才能为科普著作找到创作的方向。这在我国尤为必要。我们国家出版的绝大多数书籍是专业不专业、普及不普及。这是我们科普著作的创作无所适从以及不能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应该先抓专业，让职业的科学家写出的著作专而又专，当他们的著作专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产生自己写科普的欲望，因为被更多人理解是人们生命中的一种本能的占有欲。这样，就会有真正的科普。同时，又可以抑制学术造假现象的发生。
3 关于科普的其他形式
科普的形式包括科普著作（书籍、杂志）、科普场地（博物馆、各种科普展览）、科普影视、科普网络等。其中科普著作是最基本的形式，它可以衍生出科普场地、科普影视和科普网络。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把近50%的科普著作转轨为其他科普形式。例如，关于生态学和生态危机的普及性工作几乎都以科普影视和科普网络的形式向世界推出了。科普影视的效果更为突出，好莱坞的许多大片（如《金刚》、《侏罗纪公园》等）都有这种作用。绝大多数好莱坞的科幻片都是绝好的科普形式。在这方面，中国应自惭不如。
将科普著作转化为科普场地可能是美国最独特的科普形式。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而又最珍视历史。美国短促历史中的每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场地几乎都辟为博物馆，其中有人文性的也有科学性的。以洛杉矶地区为例，一百余个小镇（大洛杉矶地区叫Great County，下面的行政单位叫City）都有博物馆，这是人类学的最好的普及方式。爱迪生长期研究发明新产品的实验室也建立于博物馆，这当然是自然科学普及的最好形式。
科普网络是一个新兴的科普形式。西方国家在这方面也走在世界的前列。其中爱尔兰、挪威、奥地利等国更是捷足先登。但是，由于科研经费的限制，我们只能大体上提供一个轮廓。
作为一个新兴的科普形式，科普网络方兴未艾，我国应在这方面大力加强，因为在网站如林的中国，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科普网站。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