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与教育政策选择_社会改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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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7)01-0156-05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的生活质量与社会地位也取决于个人的收入,收入分化程度、走势决定着社会分化的程度与走势。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对收入的影响逐步显现且放大,完善的教育政策是矫正收入分化偏差的根本之策。

一、收入分化与教育关系的文献追溯

研究教育与收入分化的关系是经济理论界探讨的老问题,威廉·配第早在17世纪就倡导教育对收入平等化作用,教育是伟大的平等者。马克思认为,教育产品具有双重属性,既导致个人的收入差别,又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手段。随着人力资本的作用凸显,教育与收入分化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形成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是促使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原因。因为:一是人力资本较快增长,将导致国民收入中源于知识、技能等因素的份额上升,而源于财产等其他因素的份额则相应下降;二是教育具有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因而是缓解和克服贫困的有力而积极的手段。舒尔茨指出,教育通过提高人的劳动技能和知识,进而改善人的劳动能力,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从而使个人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程度减少。

第二种观点认为,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并不是正相关的。虽然个人终身的收入水平与其受教育程度成正比,但是由于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受教育机会是不均等的,这样随着教育的扩展,收入不平等程度非但没有缩小,而且还在扩大,特别是对劳动力市场的平等化效应比较微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第三种观点认为,教育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说不清楚。因为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传统等各种因素,教育对收入分配既可能产生正面的作用,也可能产生负面的作用,而且这些作用往往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甚至会相互抵消。奈特和萨伯特认为,教育会产生结构和工资压缩两种效应,教育扩展使高学历群体的规模相对扩大,结构效应起初会扩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但随后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工资压缩效应会减少教育的未来收益,从而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因此,教育扩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具体的影响程度、方向取决于不同层次教育的相对规模,相对平均工资水平和相对工资分布。[1]

第四种观点认为,教育对收入分化的影响存在倒U曲线。贝克尔认为,个人能力和收入正相关,教育门槛较低,起初所有的人受教育年限都比较低,收入差距也不大,随着教育的扩展,收入分配会变得更加不平等,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更多的教育,教育收益率将下降,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将降低。拉登诺和累姆认为,随着教育水平的上升,教育不平衡也不断增长,在6—7年时达到一个顶峰,然后开始下降。

二、我国个人收入严重分化的偏差表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自然会导致个人收入分化,即使完全是基于劳动差别之上的劳动收入也会引起个人收入的分化,所以马克思把反映按劳分配规律的按劳分配原则视为资产阶级权利。[2] 这就意味着,收入分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有学者认为,由于改革前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收入被人为平均化,因而改革后教育收益率提高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有其合理性。[3]

问题在于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分化出现了“大、偏、固”等缺陷。所谓“大”就是差距过大,当前我国收入分化严重已经成为不需争论的事实,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的资料,中国1998年的基尼系数为0.403,在107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43位,明显高于印度1997年的0.378;200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5—0.53,高于美国、法国、日本、印度的0.3—0.4,接近俄罗斯、伊朗的0.46、0.43,低于巴西和南非的0.59。

所谓“偏”,就是分配政策与分配结果的偏差。我们的分配方针是在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帮助后富者,走向共同富裕。实行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如果中国收入差距主要是靠劳动能力不同而形成的,那么这种差距引起的震动不是很大,因为根据非人力资本进行的个人收入分配比根据人力资本进行的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要大得多。调查研究表明,高收入阶层中,通过辛勤劳动、科技发明致富的是少数,而非劳动途径(如雇佣工人,证券交易)的约占一半。广东的一项调查表明,家庭中收入最高者文化程度按收入水平排列依次是小学、高中、大学专科、硕士以上、大学本科、中专和初中生,在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富人中,收入水平与其受教育程度相关性并不强,收入水平不是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而是呈现不规则状态。至于那些贪污腐败、侵占国有资产的暴富者更是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①

所谓“固”就是凝固,从一定意义上讲,分化作为一种必然现象并不可怕,最为可怕的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成为一种“世系”复制。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地位的获得有先赋性和后致性,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等级有序的阶层结构中获得社会位置,主要由阶级出身和家庭背景所决定,这种社会就是封闭性社会;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阶层位置主要取决于自己后天的努力得到的,这个社会就是开放型社会。改革开放初期,人才严重短缺,大学生很容易进入体制内工作岗位,逐步成长为社会精英,而近年来,由低收入阶层成为高收入者往往要求更高的人力资本、物力资本积累,又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的,社会资本积累或者传统的体制内优势对于个人成长特别重要,使低收入阶层很难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一项研究表明,直到今天,父亲的单位部门对子女进入现职单位部门仍然有明确的影响[4],自然也出现了改革开放之初,富裕者的财富绝大部分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而获得和创造的,而今天许多富裕者是通过继承而来的,由此出现从富裕循环到富裕复制。[5]

三、收入分化偏差的教育成因

我国现阶段的收入不平等一方面是教育收益率持续上升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相对滞后,教育收益率提高对收入不平等的扩张效应先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提高对收入不平等的收缩效应所导致。从教育的角度寻求收入分化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教育水平低、不公平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导致的,具体地说:

1.教育总体水平低。目前,我国的教育总体水平仍然落后,据专家估算,发展知识经济,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要达到6%—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的报告,教育经费占GNP的平均比率为5.1%,发达国家为5.3%,发展中国家为5.1%,2003年我国仅为3.41%,争取在“十一五”期间达到4%。15岁和2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8.5年和7.42年,仅相当于美国20世纪初的水平。一项研究表明,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685年时,收入不平等将达到峰值,而后总体收入不平等开始下降。[6] 我国虽然接近这一水平,收入不平等拐点却没有出现,这是由于我国教育发展只是近年来发生的,发挥作用还需要“时滞”。同时,我国收入差距大,不是富人太富,主要是穷人太穷,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贫困问题,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观点,贫困是对基本能力的剥夺,真正贫困的是那些机会和选择受到严格限制的人,在人们拥有土地和机器等物质资本的同时,对人力资本的公平分配将成为个人通过生产摆脱贫困的先决条件,只有通过教育的普及,才能形成良性的社会流动机制,彻底改变贫穷主体。下岗工人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构成贫困人口的绝大部分,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由于文化水平低、缺乏在现代经济部门工作的基本技能和知识。

2.教育机会不平等。改革开放之初,高考制度的恢复,通过较公平的考试和选拔制度接受教育,不受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了教育机会的相对公平,而今天,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表现处处体现出来,如城市人口中拥有的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城镇人口中最低收入的20%仅仅享受到了11.38%的高等教育,中等偏下收入的20%人口享受10.12%的高等教育,而最高收入的20%人口却享受到了51.91%的高等教育。贵州小学、初中、高中、高等教育人均经费分别不及上海的1/16、1/10、1/6、1/3。相对于数量而言,质量差别更为严重,收入较低的10%阶层所接受的小学教育质量比相邻的收入较高的10%阶层低35%,在中学教育方面,收入最低的40%阶层与中等收入的40%阶层的教育质量差距超过了20%。[7] 低收入家庭子女接受更高阶段的教育,不仅意味着要付出更高昂的学费和更多的机会成本,也意味着承担教育收益率递减的损失,与学费水平逐年提高相伴的是高等院校中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比例下降,高等教育日益呈现不利于贫困家庭的倾向,学费每增加10%,就会大约有11%的学生因为学费难以负担而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8]

3.劳动力市场分割。教育经济学认为,教育具有生产和配置两种能力,所谓生产能力就是指教育能提高其边际生产力,所谓配置能力就是指获取信息并解读信息,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的能力。配置能力的发挥取决于市场半径,市场半径越大,配置能力越强。然而,在转轨时期,中国还存在着明显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特征,如体制内和体制外分割,城乡市场分割,各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在员工录用、培训、晋升、流动、工资、福利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自然造成了教育个人收益率随工作部门和性质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先赋性特征,即使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没有改变上层阶层的这种自我再生产特征。特别是权力优势阶层和专业技术阶层,其再生产的能力远远地超出了自身流动的能力,而且与其他两个阶层相比较也远超出其他阶层,无论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虽然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关系存在着一定的流动性,但相对于流动性来说,阶层的继承性或复制能力远强于他们的流动性。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抑制了教育能力的充分展示,我国农村的教育收益率低于城市、国有和公共部门的教育收益率低于其他部门的原因所在。[9]

四、解决收入差距偏差的教育政策选择

分化作为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实现绝对的平均既是不可能的,也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此我们有着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调节的不是分化问题,而是分化中出现的偏差。发展教育是解决偏差最根本的办法,教育能够在不使任何人收入变坏的情况下,通过自身的巨大效应创造出新的资产并且促进社会福利的进一步发展,只有给穷人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才能使他们从根本上摆脱贫困。提高教育收益率,使受教育者获得更多的收益能够体现教育公平与效率的统一,重奖知识分子没有人认为不公平。而且,教育是一个比较恒定地对人们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获得起干预作用的变量,它通过对受教育者进行过滤筛选,提高更多的就业和社会流动机会,使人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经济收入,促使社会分层呈现流动态势,推动开放式的社会体制和收入分层体制形成。

1.增加教育投资。教育与转移支付不同,“更多的税收不是用来支持直接的投入转移项目,它不造成对激励机制的有害影响,如政府将它赠送予接受培训的个人,那么个人必须工作才能获得和利用这种赠送”[10],可见,增加教育投资容易使公平与效率关系变得统一,我们应该坚决落实“三个逐年增长”的法律规定。近年来,尽管我们的教育经费增长较大,但大国办教育,缺口仍然很大,正是由于教育投入的不足,使得农村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也可能没有完全真正的享受义务教育,也才有研究生收费制度使得贫困家庭的子女因学费负担而不能继续学习,自然没有实现给每个人通过平等的接受教育机会,因此,要继续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受教育人群,提高教学质量。

2.合理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教育部2002年教育事业统计结果显示,占小学以上教育规模7%弱的高等教育却占有了30%强的国家教育总投入,初等教育投资和高等教育投资所占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44.6∶17.5,我国则是32.7∶18.6,初等教育我国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1.9个百分点,而高等教育比世界高1.1个百分点,可见我国受初等教育的劳动力比重远低于使收入不平等下降的峰值水平,现阶段主要任务是加强基础教育。同时,我认为,在大学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的今天,应该保证研究生教育仍然是精英教育,国家的投入应该是重“两头”,即向基本普及高中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重点投入,应采取措施补偿那些能力优秀却没有优越背景的人或处于恶劣困境中的人,使他们的才能充分展现。

3.塑造公平的教育理念。社会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前提,个人对财富的占有量决定了知识、信息、社会联系等教育背景。教育机会的扭曲以及不平等分配会意味着大量社会福利的流失。对享有教育机会的均等化分配应先于对现有资产或收入的再分配,瑞士学者查尔斯·赫梅尔指出:“机会均等的原则意味着任何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方面的低下状况,都应尽可能从教育制度本身得到补偿。”[11] 我们必须树立教育公平的基本理念,尽最大努力扭转已经出现的教育严重不公平问题,政府应当着眼于改变处于不利地位社会阶层的教育状况,较为平等地分配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采取措施降低高等教育对低收入家庭的预期个人成本,扭转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恶化的状况。“促使高等教育资助机会均等化是使国家获得更多效率和更多平等的道路之一——不因其他人而牺牲一个人”。[12]

4.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迄今为止,一切进步性社会的运动,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契约为纽带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教育是实现这一改变的最直接最普遍的形式。当然,教育的个人和社会回报率随教育阶段的上升而下降,如果教育收益率不够高,即使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提高也不会扩大收入差距。要提高教育收益率,必须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比较完善的部门和地区,人力资本的市场价值就更容易体现出来,人力资本生产力效应就更容易得到发挥。因此,必须改革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制度,促使劳动力市场的成熟与完善。

5.改变教育单一培养模式。培养方向不适应市场,是造成大学生就业困难,教育投资收益率低的另一原因。据研究,继续教育的需求强烈而供给严重短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中受过培训的不足十分之一,“造成低技能、缺培训、低福利、高流动”的恶性循环,所以,我们的教育要部分接受市场化引导,坚持教育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同时,鼓励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按照国家的政策法规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方式。当然,在高等教育已经转向大众化教育的时代,大学也应该按照不同的教育理念、办学模式、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教学过程、评价标准进行分类,以此来满足社会多方面人才的需求。

注释:

①参见马丛辉文《中国城镇收入的六种表现》,载《经济要参》(内部参考),2006-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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