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留学生论文,博士论文论文,史研究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是随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之后产生的，因此经济思想史的历史要晚于经济学的历史。①中国近代经济学是西学东渐、移植西方的结果，中国近代经济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生成路径体现出与西方不同的特点。比如，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科就几乎与经济学同时展开，甚至最早在国际上形成影响。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中，海外留学生起了前驱先路、引领学术方向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对于民国时期海外留学生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史分析，主要限于已有中译本的极少数博士论文如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的研究，②缺乏有关这方面的系统、深入研究。本文拟从中国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思想史及中外经济思想史比较三个方面述论近代海外留学生博士论文的经济思想史研究。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萌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成熟于20世纪20-30年代。其中，海外留学生无论是在其萌芽期还是在初步成熟期，都有经济学博士论文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一)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 陈焕章(Chen Huan Chang，1881-1933)，字重远，广东高要(现属肇庆市)人，出身望族，自幼接受来自家庭的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4岁中秀才。1898年入万木草堂学习，成为康有为的授业弟子。1903年中举人，次年在北京参加特科考试，列第131名进士，赐同进士出身，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进士。朝考点内阁中书，入进士馆。1905年以翰林身份被选派到美国留学，先入库克学院学习英语，两年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学习经济学，1911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③ 陈焕章具有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又在美国知名的大学学习经济学，在留学美国期间自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经济学与中国历史的交叉学科——中国经济思想史方面。他191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论文《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法丛书”之一，由哥伦比亚大学资助，以第45、46卷112、113号同时在纽约和伦敦出版，④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法政专业的重要参考书。1913年1月，在《孔教会杂志》创刊号上，陈焕章特意将该书第9篇(“公共财政”)译成中文，以《国用》的名称发表。迄2003年为止，该书英文版已出版了5版，⑤在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的所有经济学学术著作中可能是出版英文版最多的学术著作。进入20世纪以后，《孔门理财学》在国内学术界也受到广泛关注，两年之内居然出版了三个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版、中华书局2010年版)，这在中国留学生外文经济学学位论文中是仅见的。 《孔门理财学》以孔子及儒家学派的经济原则作为研究对象，全书上下两册。该书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整理孔门经济思想的。西方经济学分别从生产、交易、分配及消费四个方面研究经济的运行。陈焕章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借鉴当时西方学者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学分为生产与消费两大部分的意见：“理财学之分部。据欧美学者之分部，大率分为生产、交易、分配、消费四部。近世学者以交易为生产一部分之事，每归并交易于生产，所余唯三部。美国葛勒克教授(Clark)则谓分配不过生产之事。盖每人于生产出若干之力，即于分配得若干之报，生产之事，进行不已，至消费而后至。故理财学之分部，实止有生产与消费二部。”⑥因此，在介绍孔门关于经济学一般理论之后，陈焕章分别从消费、生产与公共财政三个方面分析孔门的经济思想史。 陈焕章的老师、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塞利格曼(Seligman，1861-1939)对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经常以此书的观点提问。⑦美国的《历史评论》称“陈博士之著作，其辞气及文品，皆足以感动读者……而为特辟纪元之著作。”⑧1912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罗斯(E.Ross)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该书的书评，认为陈焕章《孔门理财学》是“西方学术训练与儒家学术的完美结合，使得这本著作在经济文献中将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并且将打开西方人的眼界使其注意到中国思想以及中国人丰富经验的价值所在。”⑨同年12月，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评述《孔门理财学》一书的文章，认为“在陈焕章博士这本博学而令人愉悦的书中，有大量的内容人们将会引述，比如孔子的优生原则，关于劳工流动的规定，或是写得极好的中国税制史”。⑩可以说，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较早崭露头角的就是这部著作。 《孔门理财学》对美国现代农业改革产生过影响，正如钱存训先生在《美国对亚洲研究的启蒙》一文所披露的：“我们这一代所亲身经历，完全由学术途径传播的最有利而重要的实例，就是美国采用了中国古代的所谓的‘平粜’制度，那就是在丰收的年头由政府向农民收购米谷储藏，到歉收时期便以平价抛售给平民。这项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论，最早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陈焕章在其1911年的博士论文中加以讨论。1918年，华勒斯(Henry Wallace)先生主编一份周报，这篇研究论文正巧落在他手里，自此他对这一项中国古代制度极为赞赏。当华勒斯于1933年出任农业部长时，这个中国的理想终于为美国所采纳。他运用此经济理论以控制不断增加的小麦及其他剩余农产品，当20世纪30年代中，美国颁布的农业调节法案(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乃是罗斯福实施新政的主要措施，也就是‘平粜法’这个中国制度在美国具体化的一个案例。”(11) 该书在国内一时也好评如潮。《维新报》认为该书是“以西人科学家之法而治中国学”的“不朽之著作”。“中国人以理财言孔教者，当以陈先生为始”；“中国人以西文著书，传布孔教，而全书以孔子纪年者，又以陈先生为始”。(12)《独立报》指出：“陈博士阐发孔子之教训及其与理财之关系，精深透辟，将必有益于世界。倘使熟谙科学家考据之法如陈君者，得在高位，则改革事业之成功，可以决也”。(13)《东方评论报》更以近乎膜拜的笔调赞美该书：“此诚华人未有之著作也。其永垂不朽，真可作为纪功碑矣。将来译作华文，必可证明其有益于华人，而为无价之宝。美哉是著乎，诚足异也。”(14) (二)魏文彬的《中国的货币问题》 魏文彬(Wei Wen-Pin，1887-？)，字雅庭，直隶密云人，留美前就读于北京汇文大学本科部。1909年参加庚款留美第一批考试，考试成绩为总分726分，平均分72分，在录取的47人中列第10名。由于出国以前已是大学生，魏文彬到美国后没有入大学预科，直接进入阿默斯特学院，毕业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魏文彬191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中国的货币问题》(The currency problem in China)。作者在该文前言中指出，他之所以对货币问题感兴趣，主要源于他在阿默斯特学院学习期间，师从约翰·莫里斯·克拉克(15)(John Maurice Clark，1884-1963)教授学习货币银行学理论的影响。“自此以后，我的注意力集中于中国不良的货币状况，本文的构思或许可以说开始于当时”。(16)魏文彬在回国当年在清华学校所作的一次学术报告中说：“天下除宗教、爱情外，其最能驱人至狂悖者，莫若钱币，今吾乃谈此，吾殆狂悖者也。”(17)魏文彬当时留学美国期间对于货币问题研究的兴趣由此可见一斑。 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魏文彬受到哥伦比亚大学塞利格曼、施格(Seager)，纽约大学著名货币学家、曾赴中国协助中国提出币制改革方案的精琪(J.W.Jenks)及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米切尔(Mitchell)的指导。该论文列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与公法研究”丛书第59卷，1914年出版。 魏文彬认为其博士论文的研究目的“不是提出任何货币改革的主张，而是指出中国不同阶段突出的货币问题及追踪中国现代化改革以来有关货币改革的各种尝试”。(18)因此，该论文特别注重对中国货币史和货币思想史的研究。 论文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历史分析”，包括“古钱”和“政府纸币”两章，内容较为简略，仅占全文篇幅的八分之一；第二部分为“货币改革问题”，包括“现代中国的货币状况”、“货币改革：1895-1905”和“货币改革：从1906年至1911年革命”3章。第二部分内容实际上就是清末货币思想史，介绍了甲午战后至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货币改革的各种努力，包括各种货币改革政策的制定及各种货币改革的建议，特别提到了他的朋友、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精琪1904年向清政府提出的币制改革方案——《中国新圜法条议》和《中国新圜法案诠解》及湖广总督张之洞反对精琪方案的思想。魏文彬认为，“美国提出的改革计划从理论和实践来看，都无疑是可靠和完美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当时面临国内严重偏好银本位，而国际上无论是财政还是贸易都需要金本位的矛盾”。因此“美国的方案只是提出了解决货币问题的方法，但却忽略了引入并且维持这种货币制度的困难”。(19)魏文彬认为张之洞对精琪的方案缺乏足够的了解和正确的认识，他的认识误区，不仅仅源于他相关知识的匮乏，更源于包括他在内的广大民众在生活中习惯使用称量银币。 魏文彬由于在哥伦比亚大学受到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并且与参与过清末币制改革的美国著名货币学家精琪是好友，因此魏文彬对世界货币制度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世界发展中国家由银本位向金本位过渡的情况有透彻的了解，其博士论文视野比较开阔，对中国历史上各种货币改革政策和改革建议的评述比较公允，对当时中国面临的货币问题有深入分析。魏文彬的博士论文完成于1914年，而其主要讨论清末中国货币思想史，在当时实际上是一部“现代”货币思想史著作，这与中国近代大多数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论著的“好古”——偏重于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倾向不同，开启了中国学者研究“当代”经济思想史的先河。 (三)汪世义的《周代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公元前1122年至公元前246年》 江世义(Kiang Shi-Yi，1904-？)，字配之，安徽旌德人。1918-1920年在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学习，1925年获法国里尔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周代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公元前1122年至公元前246年》(Essai sur les doctrines socialistes en Chine à l'époque de la dynastie des Tchéou，1122-246 avant Jésus-Christ)。192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校教授，国民政府司法院法官训练所导师，西北军官训练班教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练团政治教官。(20) 汪世义的《周代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公元前1122年至公元前246年》是中国近代海外留学生博士论文中继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之后的第二部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博士论文，该论文的写作参考了多部欧洲社会主义著作，明显受到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及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该论文的导论部分追述了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历史发展，正文部分共分12章，第1章《社会主义学说的渊源》，介绍了夏、商、周三代的土地制度，分析了井田制消亡的原因，比评了井田制与古罗马的土地制度，第2章至第10章分别介绍周代思想家的社会主义思想，如孔子的人道主义；孟子的不扰民、爱惜民力思想；墨翟的社会连带主义(工作与财富共享)；杨朱以“我”为中心的共产主义；管仲的经济国有化等。第11章《社会主义运动的表现》，分别从“国际主义”、“和平”和“革命精神”三个方面作了论述。第12章《学校和态度的确定》，从教育制度的层面分析学校教育对周代社会主义的影响。论文的《结论》部分介绍了论文的整体思路，评析了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 (四)袁贤能的《道家及相关哲学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 袁贤能(Wen Peh Yuen，1898-1983)，浙江天台人，1921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入燕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一年获得硕士学位。1922年赴美国留学，1929年获纽约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道家及相关哲学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21)(The influence of Taoism and related philosophies on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1930年由纽约大学出版。 该书共分7章。第1章为《研究的意义》。作者认为，“该书的写作目的是对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及其弟子们的神圣著作——就像《圣经》和莎士比亚著作中的经济格言及道德说教进行系统研究”。(22)第2章为《儒家和道家的特点》。本章在简要介绍儒家和道家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地理因素的影响之后，分别分析了儒家和道家的经济思想特点。第3章为《道教》。本章在介绍道教的创始者老子生平、欧洲对老子研究的历史及道教的代表作《道德经》真伪的争议之后，重点从经济学的视角解读道教的经济思想。该章的最后介绍了老子的追随者庄子、列子、杨朱等的经济思想。第4章为《墨家》。袁贤能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墨家既不类似于儒家，也不类似于道家，它攻击儒家，也不完全认同道家”。“它反对儒家，因为后者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为奢侈和浪费辩解；它反对道家，因为后者反对圣人”。(23)袁贤能认为，墨家的创立者墨翟持功利主义，将其誉为“中国的边沁”。第5章为《儒家》。本章篇幅最大，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主要介绍孔子的生平、著作及欧洲对孔子的研究。2、儒家的经济解释——基于道德的经济学。袁贤能认为儒家经济思想的特点是基于道德的经济学，“在儒家看来，道德与生产、分配和消费相比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它以此发展了一种不同于斯密、道家和墨家的经济理论”。(24)袁贤能分别从生产、分配与消费三个层面介绍了儒家的基于道德的经济思想。3、孟子和荀子。袁贤能将孟子誉为“现代柏拉图”，认为“孟子的思维模式虽然从根本上说是儒家的，但通过中庸之道的影响大大改进了儒家思想”。(25)荀子与儒家学派其他人的最大区别是“他成为了伟大的政治家”，因此，与孟子注重于具体的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不同，荀子的研究主要“涉及礼貌礼仪、社会习俗和各种政治程序。”(26)第6章为《经济动机的争论》。本章主要介绍儒家和道家及其代表性人物的有关经济动机的论述。 袁贤能的《道家及相关哲学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一书的优点是比较分析较多，既注意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也注重道家、儒家和墨家特别是道家和儒家经济思想的比较。我们从该书对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传统经济思想的热爱与自信，感受到作者对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经济思想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该书明显受到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一书的影响，如在分析方法上，该书也是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框架结构上，该书与《孔门理财学》一样也是从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经济思想。从该书的参考文献可以看出，该书除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外，还广泛参阅了大量当时中国留美经济学博士论文，如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1911)、李美步的《中国经济史：关于农业》(1921)、寿景伟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和财政：财政制度与思想发展研究》(1926)、魏文彬的《中国的货币问题》(1914)。由于身处美国，袁贤能对于国内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动态没有跟踪，其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没有列入国内已经出版的三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著作——熊梦的《墨子经济思想》(1925)、李福兴的《孟子经济思想》(1926)和甘乃光的《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 (五)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博士论文中还有三篇以孙中山经济思想为题：纽约大学博士黄邦桢193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孙中山民生思想在中国经济问题上的应用：一个关键和比较研究》(27)(Sun Yat-Sen's principle of livelihood with its application to Chinese economic problems：A critical and comparative study)；法国图卢兹大学博士谢鸿(28)193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孙中山的经济思想》(29)(Les Idées éconnomiques de Sun Yat Sen)；法国巴黎大学博士蒋昆(30)193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孙中山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渊源》(31)(Les Orgines économiques et politiques du socialisme de sun Yat Sen)。 一个历史人物经济思想有3位海外留学生博士论文进行专题研究，这是不同寻常的，它是当时国内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热在国外留学生中的投射。 二、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相比，中国近代有关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成果数量较多，促进该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是中国近代大学有关课程的开设。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分科大学中速成科仕学馆的理财学内容包括：第一学年“理财学通论”、第二学年“国税公产、理财学史”、第三年“银行保险、统计学”。(32)上面提到的“理财学史”就是经济学说史。清末高等学堂是否真正有教师开出经济学说史课程不得而知，但至少说明中国人已经认识到经济学说史这门学科在经济学、商学人才培养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性。民国以后，中国大学开始正式将经济学说史课程列为必修课，比如北京大学于1913年在法科下添设“经济学门”，与商科并列，1916年经济学门在第二年开设“经济学史”。(33)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经济学说史著作。但中国早期经济学说史著作主要是作为教材之用的急就篇，其中译作超过半数以上，当时的西方经济学说史名著大部分都有译本，“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其他经济分支学科中是罕见的”，(34)反映出中国学者在该学术领域的激情与自身学术积淀的相对不足。 与国内学术界热衷于翻译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少有学术创新不同，中国近代海外留学生在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进行了艰辛的开拓，有些学术成果得到当时西方学术界的推崇。 (一)段茂澜的《作为经济学家的西斯蒙第》 段茂澜(Tuan Mao-Lan，1899-1980)，字观海，安徽合肥人，出生于山东济南，段祺瑞之侄。1911年入济南德文学堂，嗣入天津南开中学，继考入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国留学，1921年9月入威斯康辛大学，半年后转入纽约大学，研修西洋文学，获硕士学位，之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获博士学位。 段茂澜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作为经济学家的西斯蒙第》(Simonde de Sismondi as an economist)对西斯蒙第(Sismondi，Jean Charles Leonard Simonde de，1773-1842)的经济思想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该论文1927年分别由哥伦比亚大学(列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法研究丛书第298号)和英国伦敦同时出版英文版。 段茂澜在博士论文的前言中，对人类经济思想史中关于个人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思想的交替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经济理论的演化似乎一直处于摇摆运动之中，有时强调‘国家’，有时强调‘个人’”。“在古代，劳动分工微不足道，家庭之外的集体行动极少，个人理念无处不在。后来，在封建政权之下，‘国家’开始扮演重要角色。17世纪，重商主义政策规定各种详细的法律控制生产与消费，经济思想完成了由个人主义向国家主义的摆动。国家干涉的过度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十八世纪作为过度的国家控制的反应的个人主义哲学兴起”。“从此，新的思想摇摆发生，放任主义成为时尚，自由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由于新的生产方法的出现、相互依存的日益增长及复杂的社会生活，很快又迫使思想的摆动转回到‘国家’”。(35) 段茂澜认为，“在经济思想最近一次摆向国家干预过程中，西斯蒙第是最先认识到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家”。但“他是19世纪经济学家中最不幸被忽视的经济学家之一，直到最近，他才被法国和德国作者承认，才将其置于经济思想史中应有的地位。目前的有关研究西斯蒙第的著作主要的对西斯蒙第的经济理论进行批判性研究以使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位伟大经济学家的著作”。(36) 《作为经济学家的西斯蒙第》一文共分5章。第1章为《导论》。主要介绍西斯蒙第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演变过程。第2章为《批评家西斯蒙第》。从三个方面考察了西斯蒙第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1、对工业制度的批判；2、对农业组织的批判；3、对古典经济学家的批判。第3章为《西斯蒙第的理论观点》。一般认为，西斯蒙第是伟大的批评家，但他对建构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较少。段茂澜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西斯蒙第在理论领域作出了一些微妙的贡献”，(37)他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归纳：经济学及方法论概念；危机理论；人口理论；税收理论；私有财产概念。第4章为《西斯蒙第的改革建议》。本章主要从“国家的作用”、“劳动改革”和“农业改革”三个方面论述了西斯蒙第的改革建议。西斯蒙第是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倡导者，非常重视国家的作用，他要求国家根据宏观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调节经济，要求建立以小企业为主体的经济模式，要求国家通过立法使工人有分享雇主享有的保障的权利。第5章为《西斯蒙第的继承者》。主要介绍了追随西斯蒙第的维尔纽夫@巴尔热蒙(Villeneuve Bargemont)、约瑟夫·德罗(Joseph Droz)和毕莱(Buret)三位思想家对于西斯蒙第思想的承继。 段茂澜的博士论文出版以后，很快在西方学术界产生影响，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时任剑桥大学高级讲师的莫里斯·多布(38)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办的《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第39卷第156号(1929年12月)“评论”栏目发表介绍段茂澜的《作为经济学家的西斯蒙第》一书的书评文章。莫里斯·多布首先肯定了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他说：“无疑，选定只是‘古董’的经济理论的复述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加以研究存在不少困难，但是，这种研究比起某些时髦的研究来说，它更有价值。经济思想史研究可以从其他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而受益，或者从某种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中获得示范，它比纯粹的说教更有意义。”莫里斯·多布指出：“段博士对西斯蒙第作了细致的学术研究”，“对西斯蒙第学术思想的每一部分依次作了考察。”但莫里斯·多布对段茂澜的论文的不足也作了评价，认为段茂澜的研究“在将各个领域的材料的总装方面显得不够熟练：他给我们提供的总体图景不能令人满意；他在有关西斯蒙第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对于经济科学的发展的意义及其与其他思想的关系的阐述方面少有成就。”(39) (二)赵迺抟的《理查·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 赵迺抟(Chao Nai Tuan，1897-1986)，字述庭，号廉澄，浙江杭州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毕业以后，参加浙江省留美官费生资格考试，名列第一，随后又参加全国留美官费生选拔考试，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正式录取为官费留美生。1923年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作研究生，攻读经济理论。1924年在著名经济学家米契尔(Wesley Clair Mitchell，1874-1948)教授的指导下完成难度较大的硕士论文《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的比较研究》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赛利格曼的推荐和指导下选择经济思想史上的空白《理查·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Richard Jones：An early english institutionalist)作为论文题目，1929年5月通过论文答辩，次年该论文在纽约印成专著出版。 理查·琼斯的活动年代介于李嘉图与小穆勒之间。他生活在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年代里，他敢于大胆地向当时的经济学界的权威挑战，认为抽象的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是根本不存在的，主张用历史上形成的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来解释不同类型的地租。作为经济学流派中的少数派，琼斯多为学者所忽视，其著作在当时只有《论财富的分配和租税的源泉》等少数几种得到流传，材料不大丰富。赵迺抟四处搜集材料，搜到琼斯著作16种，研究琼斯的书籍74种，论文52篇，还有大量书信。他在藏书丰富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中，不仅找到了人所共知的琼斯的一般经济学著作，而且在文学类书架上找到了很少为人所知的琼斯的《文献存稿》。这部书是琼斯的密友维威尔博士在琼斯逝世4年以后，于1859年编辑出版的，其中不少是琼斯生前未曾发表过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在写作《剩余价值理论》一书时，曾设有专章分析琼斯的经济思想，可是他当时并没有看到过这部书。 制度经济学这个术语，现在在经济学界耳熟能详，可是在20世纪30年代还没有这个术语。赵迺抟是世界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将琼斯列为制度经济学家的学者，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研究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确立了琼斯作为“早期制度经济学家”的历史地位。 《理查·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一文共分8章：《制度学派的经济学》、《生平和一般背景》、《琼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地租理论》、《工资理论》、《利润理论》、《琼斯的其他理论贡献》和《琼斯的批判及其影响》。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特征及琼斯的制度方法；二、琼斯的生平、背景；三、琼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四、琼斯在地租、工资、利润及其他方面的学术贡献；五、琼斯思想评述。 该论文是琼斯经济思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被塞利格曼主编的、国际上有名的15卷本《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列为研究琼斯的第一部参考书。(40)塞利格曼教授在讲授“经济思想史”课程中，“讲到琼斯的经济思想时，往往要说到‘一位中国留学生赵迺抟博士对琼斯研究的贡献’，并把他的研究成果纳入教学内容，还将他的这篇论文指定为参考书，要同学们阅读”。(41)20世纪30年代，制度经济学在美国正处于极盛时期，当时学术界一般认为制度经济学是承袭于德国的历史学派，而该论文将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确定为早期制度经济学家，自然会引起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的关注。 (三)伍启元的《国际贸易价格关系理论：一个历史的研究》 伍启元(1912-？)，广东台山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入清华大学研究所。1934年参加第二届中英庚款留学考试，获得留学英国资格赴英国留学，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1937年获博士学位。 伍启元的博士论文题为《国际贸易价格关系理论：一个历史的研究》(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ice relationships：An historical study)。该论文1939年在英国由劳特利奇出版社(G.Routledge)出版英文版，出版时书名《国际价格理论大纲》(An outline of international price theories)。2007年美国阿拉巴马州奥本市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再版了该书。博士论文能够在英国出版，这在当时是十分罕有的现象。伍启元的导师、著名经济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利奥尼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42)在该书前言中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特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史研究的意义作了高度评价，他认为“经济思想史具有双重功能：解释过去和帮助我们理解现在”，而在经济学理论中，“没有任何一个分支学科比国际贸易理论能够提供更多的回报”。“当下除了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任何人着力于经典理论价值的研究”。罗宾斯对伍启元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如果没有对他在思想的阐述及理论发展的透视方面所增进的知识有了解，就少有读者能够读懂他入木三分的分析与评论。”他认为，伍启元的博士论文的“学术贡献值得研究该领域的认真的学生的尊重与感谢”。(43) 《国际价格理论大纲》一书考察了1550-1937年间国际价格关系理论的历史与发展。全书共分9章，第1章为《导论》。第2-5章分析1918年以前国际价格关系理论的发展。其中第2章为《重商主义理论》，将重商主义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对每一阶段的重商主义的代表性经济学家的理论作了介绍；第3章为《从大卫·休谟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古典理论的发展》，本章主要研究1750-1848年间国际价格关系古典理论中的货币理论的发展；第4章为《国际贸易的古典理论》，本章主要描述国际贸易古典理论并分析其与国际价格关系古典理论的关联；第5章为《国际价格关系理论货币领域后古典发展：1848-1918》，本章主要探讨金属货币供应量增加或者银行信贷增加对贸易国价格结构的理论论争，同时也研究国际价格调整中的货币利率理论。第6-8章分析1918年以来的国际价格关系理论。第9章为《结论》。 伍启元的《国际价格理论大纲》是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思想史的经典性著作，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美国哈佛大学名教授哈伯勒(G.Haberler)曾在其《国际贸易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一书中认为伍书中对重商主义价格之分析堪称为‘古典著作’(Classical Work)”。(44) 伍启元获得博士学位的当年将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内容整理出来，以《货币数量说及其史的发展》为题发表于《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7年第2期上。 此外，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刘甸忱(Liu William Tien-Chen)1930年所著的博士论文《霍布森的福利经济学研究》(A study of Hobson's welfare economics)对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经济学家霍布森(Hobson，1858-1940)的福利经济学思想作了研究，该论文1934年在美国出版。 三、中西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中国近代留学生不仅开展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而且开拓了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中西经济思想比较研究，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是留法经济学博士李肇义的博士论文。 法国第戎大学博士李肇义(45)(Ly Siou Y)的博士论文《中国公元前3世纪的主流经济思想及其对重农学说的影响》(Les grands courants de la pensée économique chinoise dans I'antiquité(du vle au IIIe siècle avant J.-C)et leur influence sur la formation de la doctrine physiocratique)第一次从中学西渐的视角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开拓了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域。 该论文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主要论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流派，“其中尤以对道家的论述居多并被放在首位，以下顺次讨论了儒家、墨家和法家的经济思想。这一部分论述长达50页，占去全文90页的一大半篇幅，其内容均为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所习知……显得比较贫乏而无多大意义”(46)。 后一部分(47)考证重农学派受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影响的事实。著者认为“魁奈及其重农学派是经济学的真正奠基者”，“在重农学派之前，政治经济学没有成为一门科学”，“魁奈无容置疑是政治经济学之父”。但学术界“忽略了来自中国古代重农学派哲学的影响”，“如果不分析中国思想对于重农学派的影响，重农学派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不可解释的或者至少是解释不当的”。“对这个神奇的中国文化的影响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研究重农学派的历史起源和思想构成，也是为了研究经济学的历史”。(48) 后一部分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部分是从宏观方面剖析“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以此论证法国重农学派受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影响的宏观背景。在中西关系方面，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著者特别重视传教士的作用，指出：“法国和中国学者之间的各种联系开始于17世纪中叶，传教士对于了解中国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中国的传教事业大多是耶稣会在作，大部分是法国人，法国1660年建立了国外传教协会，他们中的大部分传教士学习了中国的历史、地理和哲学。1772年起他们不断地出版‘有教育意义的出版物和神秘的信件’，以利于了解东方”。(49)接着，著者列举了若干中西文化交流的史实，如中国的《赵氏孤儿》在法国由伏尔泰翻译出版，书名为《中国孤儿》；法国百科全书主编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中收集了许多中国书籍。当时“法国的小说、戏剧、讽刺作品、哲学、绘画和雕刻，所有这些均受到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在1760年左右，简直可以说是极度迷恋”。“大量的证据表明，中国比英国更加影响了十八世纪法国的思想文化，中国无疑是18世纪的潮流典范”。法国学者伏尔泰“非常欣赏中国，并向欧洲人民介绍了中国的政府管理和中国的精神”；被誉为“欧洲的孔子”的重农学派的旗手魁奈特别重视中国专制主义的研究，他“通过比较中国的法律来研究中国繁荣的基础”，其他重农主义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屡次提到中国和中国哲学”。李肇义还特别注意到杜尔哥向高类思和杨德望调查中国国情所提出的有关中国的问题这一史实：“杜尔哥的作品中，提前预设了一个关于中国很长的调查问卷，该问卷第一部分是关于中国的组织、财富、土地分配及文化；第二部分是关于中国的印刷业、纺织业、茶叶种植等；最后是关于中国的地理和历史”。李肇义认为，“这些有关中国的调查，是杜尔哥和重农学派受到中国哲学和制度影响的重要证据”。(50) 后一部分的第二部分分别从自然法、专制政治和农业中心论三个方面讨论中国古代思想对于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影响。 关于自然法，著者指出，重农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自然法，“重农论者认为，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遵从自然的规律的”，“这些自然规律是最完美的，人类必须遵从它”。自然规律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自然法的观点“在中国最古老的历史哲学中可以看到”，“中国人认为上天是所有自然规律的代表，上天领导了宇宙和人类社会，并且创造了这些法规”。但是中国人对于自然法的解释各不相同，比如道家的老子认为“和谐造就了宇宙”，“主张无为而治”；儒家的孔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施仁政是唯一实现道德法规的方法”。李肇义认为道家的“无为而治”与重农主义者的“自由放任”是相通的，“重农主义者的‘自由放任’的理论来源与中国的自然秩序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51) 关于专制与重农，著者认为，重农政策的要点是专制，它表现出一种悖论：经济上施行放任主义，政治上实行专制。“如果我们认识到了重农思想在中国的影响，我们会发现重农论者在经济上施行自由主义”。但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希腊共和国式的民主，也不是英国的议会制体制，他们反感政治自由，他们所要的，是一种世袭式君主制度下的中央集权，没有反对力量的政府，用一个词来表达就是：专制”。由于中国实行土地私有制，因此“农民有根据自己意愿工作的自由”。重农学派受此影响，认为“让所有的农民都能按照自己的‘喜好’(包括地质特殊性、从事农务的能力)来种地，这样才能达到产量最大化”。李肇义还引用一位西方学者的观点，认为魁奈的经济表受到中国《易经》64卦的启示：“必须要用几本书来展现经济表格的四条线所含的真理，就像需要解释伏羲的64卦”。(52) 该论文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的学术课题方面“补充了若干材料，但未提供什么新颖见解”。但作为一篇外文博士论文，它“是我国学者第一次在国外直接以法文形式宣布，中国影响的重要性，‘不止在于重农主义的思想来源，还在于经济科学本身的历史’”。(53)该论文在西方世界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与李肇义同时代的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名著《经济分析史》在论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时将李肇义的博士论文列为了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三本参考书之一。(54) 民国时期海外留学生经济学博士论文总计200余篇，其中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论文共有14篇，(55)占博士论文总数的7％左右。这14篇博士论文中，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有7篇，研究外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有6篇，研究中西经济思想比较的论文有1篇。20世纪初地处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有经济学“双雄”——边际学派大师克拉克(Clark)和著名财政学家塞利格曼及20世纪初美国最杰出的汉学教授夏德(Hirth)指导中国留学生，成为吸纳中国经济学留学生最多的大学，14篇经济思想史博士论文中就有4篇出自该校。 除专门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博士论文外，还有部分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若干章节涉及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如1939年获得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的廖宝贤(Bao Seing Liao)其所著的博士论文《银问题的重要性：中国货币关系的演进》(Die Bedeutung des Silberproblems für die Entwicklung der chinesischen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