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术成果量化考核背后的隐忧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隐忧论文,成果论文,学术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在，许多高校的考核方案中规定：必须完成三项任务，即教学、科研（发表论文或专著）、国家级课题或省部级课题，且都有具体的量化指标。其中，科研任务尤其是课题任务，常常让人“难以过关”而烦恼。这种“非有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不可”的导向，必须在所谓国家级权威期刊、核心期刊发表多少篇文章的考核指标，似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不仅年度考核是这样，评审正高、副高职称亦是如此。眼下，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这样的规定：晋升副教授、教授，必须主持承担省部级课题、国家级课题，这已成为必备的硬条件，刚性指标。难怪有人说，若按这样的标准，当年的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冯友兰、钱钟书等学术巨擘，绝不可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担任校长或教授。对于目前高校普遍实行的量化考核模式，来自各方面的议论颇多，在有些地方，甚至怨声载道。必须承认，做学问毕竟不像生产钢铁，也不像种粮食，它没有“生产周期”，更没有“季节性”。况且，曾记否，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曾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弄出了许多“亩产万斤粮”，甚至弄出“亩产10万斤粮”的荒唐数字。如今，再搞学术“大跃进”、“放卫星”，能行吗？量化考核模式之所以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问题恐怕乃是因为它如今几乎已成为“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的代名词。毋庸讳言，人们痛心地发现，大量的“学术泡沫”的泛滥、学术腐败的作孽，已对原本圣洁的学术殿堂和清净的学术空气造成了难以治理的污染。而顺藤摸瓜，这种考核模式折射出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作更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和深刻反思。
一、不施“化肥”而高产的农民更令人起敬
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先生讲道，过去在某大学工作时，学校规定，聘岗“要完成三个任务，科研任务、教学、国家级课题。课题需要经费，我不申请课题，我一分钱经费都没有，我的教学、科研都完成了，比别人完成得还多，三个指标不全部完成就要降级”。针对考核模式，“我给校长写了一封信，我说这个规定非常荒诞，这个规定必须由校长、书记亲自取消。不是比农产品产量，而是比往地里洒多少斤化肥，他洒100斤，你一斤没洒就滚蛋。我没撒化肥种的粮食比他多，应该更牛，怎么说我不是好农民呢？”①郑也夫先生的这个比喻，实在是太形象、太朴实而又太奇妙了，他将一个令几乎所有中国的大学教授们百思不得其解而又必须无可奈何地去遵照执行的考核方案之弊，用农民田边地头三两句话便能廓清的语言，把它给捅开了。可不是吗？不施“化肥”而又能使农作物高产的农民，不是更值得令人敬佩吗？这可是连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都明白的道理！
可以说，郑也夫先生虽身为体制内的学者，但属于秉性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不谋求任何官衔（只是在中学时因获得长跑冠军且学习成绩不错而担任过班长），15年来坚持不申请课题，“一分钱经费都没有”，不争要“化肥”款，不施“化肥”，而只是辛勤地、默默地耕耘，但在学术领域成果颇丰。他的这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倔强知识分子的傲骨，这种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理念及实际行动，是令人敬畏的，当然也应该是值得提倡的。
前不久，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纪大讲堂》节目邀请了一位名叫王康的先生作演讲，介绍其身份为“民间学者”，简短的4个字，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因为我们听惯了、看惯了头衔冗长的学者的“简介”，而且无一不具浓重的官方色彩，令人深感其大有“学衔与官位齐飞，文采共霸气一色”之势。我们知道，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萨特，便是一位地道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一生的信条是不与任何官方合作，他甚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拒绝领奖。在中国的学术界，像王康先生这类独立的“民间学者”，深山老农式的原生态学者，多么珍奇。
如果说政府机构的研究课题经费是稀缺资源，那么，郑也夫先生15年来坚持不申请课题，但在学术上成果丰硕，这样的学者当然也属稀缺资源。就像不施化肥而又能使农作物高产的深山老农乃稀缺资源一样。因为施化肥毕竟增加成本，且易改变农产品的原汁原味；而许多不施化肥的农民，却又难以提高产量。郑也夫先生以及王康等先生，正是中国学术界的“珍奇品”。这使人们联想起鲁迅先生盛赞“老黄牛”的语境：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请想一想，马克思当年若等待申请到什么政府课题经费，他能写出《资本论》吗？鲁迅当年若等待申请到什么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经费，他能写出《呐喊》吗？毛泽东当年若等待申请到什么国家社科基金，他能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吗？费孝通当年若等待申请到所谓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经费，他能写出《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吗？再说远一些，当年孔子的《论语》，老子撰写《道德经》、孟子著述《孟子》，屈原创作《离骚》、《天问》，李白、杜甫、白居易吟诗作赋，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施耐庵写《水浒传》，吴承恩写《西游记》，曹雪芹写《红楼梦》，他们有谁拿过什么“课题经费”？
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史上，举凡传世之作，乃是作者省吃减穿、呕心沥血研究、创作之心得，绝非是由“课题经费”这种“化肥”催产而来的。比如，马克思研究写作《资本论》，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马克思虽然生活穷困，一生清贫，但他从未中断研究。1859年马克思写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因身边不存分文，付不起邮资和保险费，只好写信给恩格斯求寄两英镑。他在信中风趣地说：“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②马克思的研究，得益于亲密战友、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恩格斯的经常地、无私地援助，而他何曾申请过什么“课题经费”？可以说，马克思从未用过德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一分钱，当然，他倒是一位充分利用大英博物馆丰富资料的常客。
那些依赖“课题经费”做学问，习惯于施“化肥”的学者，就像有些习惯于“找市长”而不会“找市场”的国有企业；而一些不靠“课题经费”搞研究，自我选题默默耕耘的学者，恰似一些只有“找市场”而不能“找市长”的民营企业。前者占有优势资源，而后者则要白手起家。严格说来，二者不是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你用同一个考核模式去衡量，是不是有些不太公平，不太合理呢？
有一首流行甚广的歌唱道：“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棵草”。当初中国的民营企业，就像没娘的孩子，就像一棵草。我们的国有企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有财政的鼎力扶持，有银行的无息低息贷款，享受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是金枝玉叶，是宠儿，似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而民营企业呢？它是一棵自生自灭的野草，在体制外生存，在夹缝中创业，似国有企业红花绿叶底下的野草，只有自谋生路。然而，正是因为它是野生的，享受不到“特保儿”的待遇，它的生命力特强，特旺盛，充满着勃勃生机。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著名经济学家曹思源先生用唐诗比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称它当初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尽管受歧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有时还受打击，至少说是不被重视；也尽管它不是被大力扶持和大力提倡的，但它的发展壮大“决不是反革命分子破坏的结果”。③这也就是说，它的蓬勃发展，是顺应客观经济规律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的私营经济，民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历经苦难，饱经风霜，如今终成正果。它由随时被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再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截止2003年底全国非公有制经济就已占GDP的60%以上。④我们知道曹思源先生许多著作，但这位“中国的《破产法》之父”，乃是一位“不吃皇粮”的独立知识分子，是一位“隐于市”的“民间学者”，也属于不施“化肥”的高产农民。
而近20年来，似乎也不曾见到于光远先生承担过什么“国家级课题”，但谁能否认于老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似的学术大师呢？而80余年前，中国现代学术巨擘、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在纪念学术泰斗、清华大学教授王国维先生的碑文中所题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⑤乃是王国维、陈寅恪、蔡元培、胡适、鲁迅等先生所倡导和践履的学术精神，亦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面对这些，似乎有点令今天的一些依赖政府“课题经费”做学问，动辄向地里“撒化肥”的学者尴尬和汗颜吧。
二、正视学术界“马太效应”的负面影响
在高校量化考核模式的背后，在看似繁荣的学术圈背后，又藏匿着怎样的玄机与隐忧呢？“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这似乎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显然，上述考核模式源于高校自身的某种冲动。常有国家级课题，常在国家级权威期刊、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学校的知名度当然会更高。而知名度愈高，就愈像“一流大学”了。大家都这样干，向“一流大学”迈进，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进入“一流大学”，当然风光。从校长、教师到门卫，大家不仅有虚荣，更有实惠，真可谓名利双收。它像一根无形的指挥棒，驱动着历史的车轮，也驱使着人们的行动。于是，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高校课题、论文大跃进，就像一些政府官员热衷于“GDP大跃进”一样，甚至制造出大量的“学术泡沫”，并孳生出大量的学术腐败现象。而在其背后，真正强大的魔力恐怕还是利益驱动，还是那只“看不见的手”——人们所围绕的是利益的博弈。
郑也夫先生对高校量化考核模式的质疑，其中关键的一点是针对所谓“非有国家级不可”而言的。我们知道，一项课题从申请到完成，是一场持久战，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许多方面要受制于课题发包方。有鉴于此，许多人干脆不去申请。他们一则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二则不愿意作“命题文章”。索性自己干自己的，独立地去搞一些自己感兴趣且又能自己掌握自己的研究项目，无非是花费自己的钱而已。郑教授可能就是这样想、这样干的。令他想不到的是：考核方案中，非要完成一项“国家级课题”不可。令他想不通的是：你在自留地施农家肥种的西瓜，再大再甜，也不够；你必须有施“化肥”（买“化肥”的钱当然是上级的拨款）催产的大西瓜才行。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
顺便指出，这种“课题崇拜”之风，也吹到了学术期刊，翻开一些学术期刊，赫然注有该文系国家级或省部级某某研究项目，项目编号为多少。似乎课题发包方级别愈高，该文的水平就相应愈高。据说，那些评价期刊是否进入核心期刊的机构，将此列为了重要考核指标。这样，刊物为扩大知名度，为进入核心期刊，亦乐于刊载高级别的课题文章。于是，“学术食物链”的线条呈现了：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厅局级课题；国家级刊物——核心期刊——普通期刊；博导——硕导——一般教师；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专科生；而最后的掏钱者，是学生家长，学生家长是高校经济来源的重要供给者。当然，我们的大学都是公立的，政府财政资金有对高校的专项列支，但最终都是花纳税人的钱。据说，课题评审和许多期刊编审，都在推行匿名制。真正严格的匿名评审，当然能体现学术公平。然而，毋庸讳言，这里也仍存在各种“隐形交易”，如刊物收取版面费，申报课题、评奖、入学、指导论文等需要交际费用，甚至AI写作论文也有行价，而“学术老板”也在兴起，据传闻，各个环节都有其潜规则。因而，“学术泡沫”、学术腐败也就应运而生。
这折射出了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马太效应”：有声望的学术权威影响力愈来愈大，而无名之辈则很难出人头地。课题发包单位、学术期刊，往往乐于锦上添花，而不太愿意雪中送炭。如，对不具备副高职称的人申报课题，务必有两名副高职称以上的学者推荐。从结果来看，课题中标者似乎大多碰巧是学术圈里的头面人物，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则似乎总是很难撞上，在论资排辈的文化氛围中，后生学者难以脱颖而出。各种评奖大体也是如此。又如，一些权威期刊所发表的文章，大多出自有声望的名家之手，或者他老人家的大名挂在另一位小人物之前。究竟谁是真正的第一作者，大家心知肚明。但若出了纰漏，当然由后者一人兜揽。前不久广州体育学院院长因研究生挂其名发表论文而身陷抄袭事件正是如此。⑥至于“学术泡沫”的泛滥，则是心照不宣之事。据报道，山东省某著名高校一位副校长一年申报的所谓科研成果竟多达1300万字，也就是说这位副校长，一天不间断，每天能写三四万字。如此科研成果，没有水分才怪！⑦
现在，许多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或省部级课题的负责人，实际上是“学术老板”。毫无疑问，他们原有的学术成就或能力，应当是过得硬的，但他们一旦成了名，似乎就再也没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去从事“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琐事”了。他们几乎整天忙于各种社会活动，应酬太多，其中包括要去“拉课题”。具体的学术研究工作，大多就要甩给“廉价的劳动力”博士生或其他课题组的成员了。这样的“学术老板”，即甩手掌柜。而学术成果出来之后，头等功劳当然是“学术老板”的。若出了什么问题，自然是由“打工仔”去承担。近几年中国学术界多桩“抄袭门”事件，最后的“处理”结果均是如此。博士、硕士为顺利拿到学位，帮导师做课题或写文章，乃是潜规则，在学术界也已是司空见惯。
最近，在上海复旦大学，出现了一位博士生李开学同学死在电脑台上十多天无人知晓的事件。他攻读博士学位，五年不能答辩毕业，而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给导师或称“老板”做一项国家课题，使自己的博士论文迟迟不能完成。李开学博士之死，令人痛惜！令人深思！人们往往非常痛恨并指责社会上一些“无良的老板”，同时非常同情和关注那些作为弱势群体的“可怜的打工仔”。而问题的关键，恐怕在于体制的弊端。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说法，“李开学的悲剧，根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如果这样的情况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那么中国的教育是没有希望的。”⑧进而言之，中国的整个学术状况恐怕也是如此。
必须正视，学术界的“马太效应”乃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可激励人们“拼命往学术顶峰攀登”，另一方面又可成为压抑人才成长的无形屏障，其负面影响尤其令人忧虑。据称，课题发包单位还有这样的规定：不对个人，须由所在单位归口到各主管系统，统一报送。不言而喻，该条件恰似一道极高的门槛，把非国有单位的、无主管部门的及独立撰稿人、“民间学者”拒之门外。这样的条款颇令人匪夷所思。如今，个人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买房、买车或作其它消费，个人申请的信用卡甚至可以透支。而作为“民间学者”，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却为何不能机会均等的受信承担科研课题？而没有机会均等，哪有学术平等？
翻开历史，中国历代文人或知识分子中不乏“不与众草为伍”者，如“竹林七贤”、“扬州八怪”。正是这些古代的“民间学者”，有独立思想、独立个性，他们虽不愿为官，及官场失意，或隐于朝，或隐于市，或隐于山，流落民间，但他们却为中国文学史和书画史增添了浓墨重彩之笔。当年大诗人李白、杜甫，若官运亨通，当了宰相，中国历史上将少诗仙、诗圣，中国文坛将少两位巨星。而文学家、书画家苏东坡、郑板桥，虽官场失意，但他们却笔耕不辍，吟诗作画，流芳千古。其实，人们大可不必为李白、杜甫、苏东坡、郑板桥等知识精英惋惜。中国历史上多几个好官、大官或少几个好官、大官，简直没有任何区别。但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文学史、书画史上，不能没有李白、杜甫、苏东坡、郑板桥的名字。他们个人在官场的失意或不幸，又恰恰是中国文学史、书画史之大幸。或许，从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屈原到王国维、鲁迅、陈寅恪；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到马克思、恩格斯、萨特、哈耶克，这些思想巨擘，学术泰斗，也都可谓“民间学者”。他们或是纯粹的“民间学者”，或官运不佳、仕途暗淡，遂告别官场，最终成为“民间学者”。而这些“民间学者”，他们对人类文明和历史的进步，是功不可没的。
当然，话说回来，那些辛勤争到了课题经费者也令人佩服，可喜可贺，值得鼓励、嘉奖。实际上，许多学校、科研院所还给了中标者另外的配套资金（如1:1，或1:0，8、1:0.5不等）。这似乎印证了“马太效应”的客观存在。但倘若还要将“非有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不可”纳入整体考核方案，这种模式屡遭众议也就不可避免。客观地讲，学术界的“马太效应”本不足为奇，但一旦金钱、权力渗入其中，“铜臭味”太浓，“官大学问大”，于是学术腐败现象就在所难免。纯洁的学术，也就炼成了商海、官场的婢女。而没有宽松自由、平等和谐的学术氛围，何谈学术繁荣和学术创新？
三、必须保留中国学术的一片净土
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自古盛产御用文人，而缺乏真正意义的独立知识分子。在科举制盛行的文化背景下，历代文人的价值取向是“学而优则仕”，是及第，是读书做官。只有官场失意，才流落民间。其实，一个人，你既要当好官，又要去做好学问或搞好文学艺术，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有如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当代中国著名作家、前文化部长王蒙先生就曾深有感触地讲道：“做官与创作完全是矛盾的”。⑨如今，中国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变，它呼唤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学术理论。因而，必须跳出传统思维模式的怪圈，构建新的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营造更加宽松自由、平等和谐的学术氛围。这种学术氛围，对体制内的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秉性独立的学者及“民间学者”尤为重要。
当下，人们又在热谈蔡元培、胡适、梅贻琦这类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教育巨擘、思想大师、学术泰斗。有人曾如此叹曰：“世上再无蔡元培！”此言的确耐人寻味。但其实，似应作如下解读：世上虽再难以“复原”产生蔡元培、胡适、梅贻琦这类校长的环境和土壤，但能否探讨产生蔡校长、胡校长、梅校长的机制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凭借中国人的智慧，这一类的制度设计似乎不是什么难事。没有教师，就没有大学，也就没有大学校长。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众所周知，如今中国大学的体制之弊，乃是大学“官场化”，官本位意识及官本位体制深入到了本不宜介入的高校净土。高校乃是研究学术和造就人才的摇篮，应当像“佛门净地”一样“远离权力和金钱的诱惑”。教授治校，天经地义。古往今来，概莫能外。遗憾的是，如今我们的大学校长，似乎总要冠以厅局级乃至副部级。设想一下，如果大学办成了真正的大学，校长淡出了官场，回归到了校园，同时学术也“归去来兮”，重建了校长产生机制，校长的去留回归到了教师们的“手里”，抓住了“牛鼻子”，何愁“再无蔡元培”？令人头痛的考核问题恐怕也就会迎刃而解，而“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等派生现象或许也就可望逐渐消除。
请看美国的哈佛大学，堪称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吧，而最近它的第27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这位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的著名教授，角逐哈佛校长时“打败克林顿”者，却被教师们让他“下了课”。他因说了一句“女生在科学和数学领域先天差于男生”，被指“歧视女性”，而被文理学院投了“不信任”票，最终辞职下台，继续当他的教授。⑩据此，有人戏称：若在中国，大学校长被一个学院或几个系投了“不信任”票就要下台的话，那么，我们的大学校长就没有人敢当了。另一方面，据称在美国的学术界，一旦发现有人造假、抄袭，那他就要被解聘；而缺失学术良知，名声扫地的人，在学术圈是再不会被聘用的。因而，在美国的学术界，几乎是没有什么人去造假的。
中国虽未发生类似韩国著名学者黄禹锡轰动世界的科研造假事件，但一般抄袭剽窃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而“粗制滥造，金钱开道”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须知，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学术精神乃是科学创新之源。对于学者来说，学术良知的缺失，则无异于战士丢弃了武器。而学术精神的溃决，是最大的忧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倘若竟然连圣洁的学术领域也存在大量造假及腐败现象，何以培植科学理性精神？何以去探索科学真理？何谈学术创新？
当我们蓦然回首，不难发现，由官方机构分馅饼式地发包课题经费，显然带有一种计划经济的色彩。而期刊出版发行管理，计划经济的色彩更浓。在高校管理方面，也几乎沿袭着计划经济时代的许多模式。从总的趋势看，中国的经济社会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然而，中国现行的财政体制、新闻出版体制、高校及科研机构体制，离“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机制”的总目标，尚有一定的距离。客观地讲，用政府“课题经费”做学问，当然与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款旅游等不可同日而语，但它毕竟还是花纳税人的钱。设若将用于制造“学术泡沫”的经费，用于建造寄宿小学，或许能解决更多山里、农村孩子失学的实际困难。
人们觉察，中国的学术界，或许需要一批深山老农式的原生态学者。未进入所谓主流学术圈子的、被边缘化的、奇花异草似的“民间学者”，他们身上烙印着纯粹的、清高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原型，其不同的声音往往被忽视而又是不可忽视的。在他们的学术天地，不“唯书”，不“唯上”，不作“官样文章”；不施“化肥”，不打“农药”，没有污染，有如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一种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学术境界！独立研究，客观公正，乃是知识分子的天职。试想，没有奇花异草的学术园地，没有百花齐放的学术生态，何谈百家争鸣？何以推陈出新？进而，又何谈保留中国学术的一片净土？何以保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当前，提倡踊跃申报各种课题经费，以弥补或缓解普遍存在的科研经费严重不足的现象，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习惯于依赖政府“课题经费”做学问，习惯于向地里“撒化肥”的学者，决不可作为追捧的目标。“化肥”无非是催产剂，给农作物“撒化肥”，与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有何区别？因而，与其将“撒化肥”者作为导向，倒不如将不“洒化肥”却能高产者作为导向。大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谁也不让“服用兴奋剂”，看谁跑得更快！这样的游戏规则谁还有意见？
毋庸置疑，国家和各省市社科基金、软科学基金、教育部及各省市教育主管部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等各方面课题经费，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哲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不仅仅靠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经费才能实现，中国的财力还不够，而每年所投入的那些课题经费，只是杯水车薪。再说，现代真正的学术大师，并不是靠政府拨款才能诞生的。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这些国学大师，他们的学术成果，何曾是用何种课题经费资助出版的？最后，我们要说，无论在自然科学研究，还是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征途上，都没有平坦的大道，它似乎总是布满荆棘、坎坷，令人步履艰难。但只要我们执著追求，坚韧不拔，同时，也要“挥手告别”那些浮躁的情绪或急功近利的心态，终究会云开日出，迎来花开，迎来硕果。当然，它有赖于营造更加宽松自由、平等和谐的学术氛围，更需要创造能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土壤。总之，无论时间怎样流逝，也无论世界如何变迁；无论是体制内的学者，还是“民间学者”，辛勤耕耘，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一点恐怕是亘古不移的。
收稿日期：2008-07-08
注释：
①陈东：《郑也夫炮轰“学部委员”》，《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25期。
②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71页。
③曹思源：《论适度降低国有制比重》，《江汉论坛》1995年第12期。
④刘开云：《为民营企业家营造宽松的创业环境》，《经济问题探索》2004年第12期。
⑤陈寅恪：《论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陈寅恪集》，三联出版社，2001年。
⑥田霜月、王飞鹏：《广体院长陷“抄袭门”》，《南方都市报》2006年11月16日。
⑦夏萌：《记者眼中的学术腐败》，《读者》2002年第7期。
⑧吴飞：《潘教授谈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之错——复旦博士生之死的反思》，2008年4月16日。http://linkwf.blog.hexun.com/18355930-d.html.
⑨吴波：《不为跑官为辞官》，《广州日报》2007年4月29日。
⑩《波士顿环球报》2005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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