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由一点论到两点论不断发展的过程。
所谓一点论，就是只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不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只对资本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不提对资本主义进行借鉴和利用。所谓两点论，就是既讲对立，也讲联系；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也以科学的态度讲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是恨之入骨的。16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始祖莫尔敏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血腥发迹的罪行，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圈地运动斥责为“羊吃人”。17世纪初的康帕内拉认为，私有制造成了贫富对立的罪恶世界，这个世界好比一所“罪恶的学校”，培养出成群的懒汉和恶棍，只能使国家濒于灭亡。18世纪的巴贝夫把资本主义制度批评为“使少数人享乐和饱食、而让多数人呻吟和饿死的社会制度”。19世纪，圣西门和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更是淋漓尽致。圣西门列举了资本主义商业的36种罪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过去和将来只能是一切罪恶的渊薮，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是恢复奴隶制度”，工厂是“温和的监狱”，国家实质上是特权者和富有者反对群众的仆从，国家的武装是一部分奴隶主用以驯服赤手空拳的奴隶的工具，资产阶级法律是为少数人制定的，多数人只是在纳税时才领教法律，代议制是十足的欺骗。傅立叶也以辛辣的笔调尖锐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贫困和惟利是图。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深切痛恨，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各自的新社会设想。他们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和资本主义社会绝无联系的。其中有的人设想到一个自然环境优美、人迹罕至的荒岛上建立一个他们所向往的新社会，就是为了同资本主义社会一刀两断。因此，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纯粹是对立和代替的关系，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这是地道的一点论。
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使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关于两种社会制度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次革命，一点论开始被两点论取代。马克思主义认为，以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取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这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本对立的。但马克思主义同时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并不是建筑在单纯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憎恶和厌弃的态度上，恰恰相反，而是充分估计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作用，把它看作是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迈进的一个阶梯。《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认为，在这种历史环境中存在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要想获得发展，“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①a]。马恩还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阐明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继承关系。由此看来，马恩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基本思想是：在生产关系以及保护生产关系的国家政权方面，是对立的关系；在生产力方面，是继承的关系。
马恩的两点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继承和利用关系的思想，只是蕴含在他们的一些论述中。列宁发展了马恩的思想，使两点论前进了一步。1917年，列宁多次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把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问题分为两个方面：压迫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必须打碎；而以银行为代表的组织大生产的国家机构，则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拿过来，在割断它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以后，就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凡是沾染上资产阶级的一切东西都是和社会主义不能相容的错误，反复论证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所“遗留”下的一切“材料”的思想。列宁提出了一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要获得胜利，必须懂得旧资产阶级世界的全部悠久的历史；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并为了更广大的群众而运用它们，而这种技术和科学只有从资产阶级那里才能获得，应当把这个基本问题突出地提出来，应当把它作为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提出来”。[①b]研究列宁关于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的论述，可以看出两点有别于马恩思想的显著特点：第一，论证充分，用语明确；第二，思想深刻，把是否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关系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问题来认识。
综观列宁的论述，他所提出的“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似乎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的经济技术文化，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政治、立法等方面的成果是否也可利用借鉴，论述尚欠明确。毛泽东发展了列宁的思想。他明确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都有它的短处，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总之，毛泽东在坚持对资本主义批判斗争的同时，更为科学地坚持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这突出表现在他提出的两个“一切”上：“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显然，毛泽东的两点论较之列宁又有了深化。
邓小平在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更响亮地提出了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思想，并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②b]。邓小平的两点论反映到实践上，就是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引进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一手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西化。可见，邓小平的思想更彻底地坚持了两点论，富有时代性和实践性。有人认为，邓小平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思想只限于经济和科学技术。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联系邓小平的其他论述，不难看出邓小平关于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思想是全面的。
综上可见，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认识，不仅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使一点论为两点论所取代，而且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中，两点论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二、在两种社会制度共处史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呈现出斗争、合作与竞争的三种具体形式。
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打破了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格局，开始了两种社会制度共处的历史。共处中的相互关系虽然错综复杂，但基本的形式是斗争、合作与竞争。
“共处”是斗争的共处。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形式主要有三种。第一，侵略与反侵略。武装入侵，力求用反革命暴力摧毁社会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付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惯用手段。历史上帝国主义曾五次武装入侵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被迫进行爱国自卫战争，这样，社会制度不同的两类国家的共处就处在武装对抗的斗争状态。第二，遏制与反遏制。二战后形成了以美苏两国为中心的两大阵营对抗的体系。对抗的主要形式是遏制与反遏制。战后几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按照“遏制”战略行事，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包围、孤立和封锁。与此相对抗，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反遏制的措施。这种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因尖锐激烈，在战后国际政治中谓之为“冷战”。现在看来，遏制与反遏制的冷战，包含有社会制度不同的两类国家间的斗争和美苏争霸的双重属性。第三，演变与反演变。演变即和平演变，是指帝国主义势力或西方资产阶级通过暴力以外的其他手段从内部促使某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变化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手段。近50年来，历届美国总统都极为重视和平演变的战略策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既有可供总结的经验，又有值得吸取的教训。两种社会制度的共处史表明，“共处”是斗争的共处，只有斗争形式的翻新，没有斗争有无的变化。
“共处”是合作的共处。两种社会制度间的合作，是指社会制度不同的两类国家在一定领域内，基于利益和目标的基本一致或部分一致所进行的不同程度的协调和联合。70多年来，两类国家进行了多方面、多样式的合作。根据合作的方式，可分为通过默契进行的合作，通过签约、协议进行的合作，通过建立国际组织进行的合作，通过各类民间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官方途径进行的合作；根据合作的规模，可分为全球性的合作和区域性的合作，多边性的合作和双边性的合作；根据合作的程度，可分为具有战略协调性质的合作和一定程度协调的合作；根据合作的领域，可分为政治合作、经济合作、军事合作、文教合作等，合作的历程曲折、复杂，显示出以下特点：第一，合作呈扩大趋势。二战结束前，两类国家间合作的典型实践是二战期间结成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战后之初，苏联希望继续战时的合作体制，但西方遏制政策的实施使它未能如愿。以后的长时期内，冷战局面严重限制了两类国家间的合作。80年代中期以后，冷战局面缓和较快。缓和作为一种过程，体现了东西方国家间在特定领域的合作；作为一种结果，为两类国家间的广泛合作开辟了道路。从此，苏联东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有了较快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60年代以前是第一阶段，中国同部分欧洲国家建交或互派了商务代表，中法建交是该期间中国与西方大国合作中的一大突破。整个70年代是第二阶段，完成了中美建交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两件大事，以中美关系的解冻为契机，基本完成了同西欧国家的建交过程，实现了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关系的正常化，至70年代末，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既大力开展政治合作又迅速扩大经济往来的局面。80年代以来是第三阶段，我国进一步调整和充实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首先提出了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依据，进一步纠正了把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所有这些推动着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其突出标志是高层领导人的频繁互访和政治磋商及其成果。第二，经济合作严重受制于冷战形势。以冷战格局的变化为背景，二战后苏联东欧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战后至5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使双方基本处于隔绝状态。1950年，苏联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仅4.4亿卢布。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稍微缓和了国际局势，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问题尖锐化，苏联东欧国家也逐步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合作关系因此有所发展，仅苏联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1969年就增至43.3亿卢布，占苏联外贸总额的21.87%。70年代上半期，勃列日涅夫对西欧发动“缓和攻势”，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欧洲两大集团对立的局面，与此同时，整个70年代苏联和东欧6国与西方的贸易总额增长了5倍。80年代上半期，由于东西方关系转冷，苏联东欧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加之不佳的国际经济环境，苏联东欧国家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大幅度下降，进口额甚至出现了负增长。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东欧国家先后进一步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经互会及其一些成员国与欧共体互相承认并建立正式关系。所有这些，促进了两类国家的合作。第三，合作始终充满复杂的斗争。斗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为打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而进行的斗争；双方为争取有利的合作条件和实现最大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为抵制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蚀而进行的斗争。
“共处”是竞争的共处。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类国家共处中的竞争领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面对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的勃勃生机，西方资产阶级预感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最初试图用军事侵略来颠覆某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继而又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拼凑包围圈，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遏制、封锁。面对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想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而且希望通过发动“世界革命”来加速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进程。这样，两类国家特别是美苏两家，在军备领域展开了长期的激烈竞争。实践证明，军备领域的竞争和诉诸武力，无益于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其消灭社会主义的战略，也无益于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其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的意图。因此，近一二十年来，两类国家竞争的领域逐步转向以经济为主的领域，谋求综合国力的提高。这种和平竞争的实质，仍然是两种社会制度到底谁退出历史舞台的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和平竞争中赢得胜利，必须解决好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借鉴问题。借鉴不等于合作。合作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协商对话解决某些问题，或是为了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合作的可能性是双方之间存在的某些共同利益，合作的效果不仅取决于自己，而且取决于对方。而借鉴的目的在于通过多种途径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可取之处，借鉴的必要性在于自己在某些方面落后于对方，借鉴的效果基本取决于自己，而与对方的意愿无关。如果合作缺乏借鉴的意识，那么这种合作至多只能得到物质上的满足，而不会有更多的收获。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利用，必须突破合作的范围，具有广泛借鉴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自觉意识和行动。
综上所述，斗争、合作、竞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共处的三种基本形式。广义上的竞争可以包括斗争和合作在内，斗争和合作体现了不同意义上的竞争，斗争、合作与竞争的领域往往是一致的；斗争作为共处的基本形式之一，不仅体现在合作之中，而且竞争本身意味着是一种斗争；合作不仅体现在双方以和平形式共同参与某些互惠的事业，也反映在斗争中，斗争中合作的例子在两种社会制度的共处史上并不罕见。因此，斗争、合作、竞争三种具体形式的存在并无时间先后，在大部分时间内几乎同时存在。
三、在当代世界性的改革调整潮流中，应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出现的某些貌似相同或相近的现象。
二战以后，调整改革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资本主义国家的调整未曾间断，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也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种形势下，国内外出现了这样一些观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正在趋同或渗透。这些观点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重大问题。
趋同论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单向趋同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在发展水平或发展阶段上均高于社会主义制度，迫使社会主义不得不单方面地趋近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模式。二是双向趋同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各有优点和缺点，双方正相互吸收对方的优点，克服各自的缺点，最后融合为一种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三是工业社会趋同论，认为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必然导致两种社会制度趋向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后两种观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严格来说，第三种观点当属于双向趋同论，区别仅在于：双向趋同是彼此交流的结果，工业社会趋同是科技革命的结果。我国社会上的趋同论主张主要是第二种，而核心是经济制度趋同论。经济制度趋同论者认为：在过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制度的特征比较，在所有制方面，前者实行私有制，后者实行公有制；在分配制度方面，前者实施的结果是贫富分化，后者实施的结果是收入均等；在调节机制方面，前者实行市场经济，后者实行计划经济。而在当代，随着世界性调整改革的进行，以上主要特征区别正趋模糊。在所有制方面，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加部分公有，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加部分私有，二者都不再是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因而所有制发生了“质变”；在分配制度方面，资本主义实行以“收入均等化”为目标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社会主义正在改革“大锅饭”体制，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在宏观调控机制方面，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加计划调节，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加市场调节，或者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经济制度趋同论者认为，资本主义的调整和社会主义的改革照此发展下去，最终将实现两种经济制度的同一。
笔者不赞同趋同论的观点，因为它不仅否定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更重要的是与现实不符。第一，两种社会制度所有制具体实现形式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各自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社会化的发展，资本从单个形态到股份形态和私人垄断形态再到国家垄断形态的发展，只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具休形式的调整与变化，而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性质的根本改变。另外，资本主义国有经济在某一时期的发展只是调节经济的一种权宜之计，往往在发展之后便跟随着私有化浪潮，并且，国有经济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时期从未占据统治地位。与此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适当利用私营经济和某些外资，只是适应不同层次生产力水平加速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是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补充，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第二，两种社会制度具体分配形式变化，没有改变各自的分配原则。资本主义“收入均等化”的依据是：国家通过税收制度，特别是个人收入累进税，把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集中到国家手中，国家再通过发展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措施，把这笔收入用到低收入者身上。据此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实现“收入均等化”则是感觉上的一种虚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和资本归资产阶级私有，这就决定了其分配原则是按占有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状况对剩余价值进行分配，即按资分配，而劳动者只能得到自己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的支付。而劳动力价值的支付不仅采取工资的形式，还体现为社会福利的形式。因此，社会福利对劳动人民来说，是本应支付给劳动者本人的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实际上，分配形式的变化也并没有导致收入均等化的结果，财产仍在不断向少数垄断资本家集中，贫富鸿沟在进一步加深。社会主义在改革中抛弃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方式，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并没有改变按劳分配的原则，相反，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原则。对于那些参与分配的非劳因素，是在范围和程度上加以制约的，要以按劳分配这一主体为前提。第三，两种社会制度在宏观调控机制方面的类同，并不能表明二者趋同。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商品化的程度越高，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的宏观调控机制就越成为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因此，两种社会制度都可以而且应该运用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调节机制，不存在两种社会制度因都采用这一机制而趋同的问题。实际上，受社会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二者在这一机制的运行方式、范围和效果方面都有重大区别。
如上所述，两种社会制度的趋同是一种感觉上的虚幻，那么，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是否存在呢？所谓相互渗透，是指资本主义在调整改革中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在改革中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因素。笔者认为，相互渗透不仅在现实中存在，而且在理论上也是成立的。第一，相互渗透是以承认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异质为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无所谓渗透。相互渗透的现象只存在于两个异质体之间，同质体之间的交流不称其为渗透。第二，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吸取了一些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或资本主义因素，不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的调整改革也引进某些社会主义的文明成果或社会主义因素，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既然社会主义可以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为什么资本主义不可以借鉴社会主义的文明成果？既然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容许身边存在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以容许身边存在一定范围的社会主义呢？第三，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任何一对矛盾内部包含着既互相排斥、互相否定，又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两个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一对矛盾也不会例外。第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其内部可以产生新社会制度的因素。列宁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包含着它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但是，社会主义者应善于区分部分和整体，应当按整体提口号，而不是按部分提口号”[①c]。列宁的论述对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有着科学的方法论指导意义。第五，相互渗透观点并不认为两种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渗透的结果是趋同。资本主义吸收某些社会主义的文明成果或社会主义因素，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但这种吸取客观上造成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准备。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表明，从股份公司起，资本主义就开始在其内部为社会主义进行着物质准备。二战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调整的进行，这种物质准备进了一步。而社会主义吸收和借鉴某些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或资本主义因素，是为了求得自身的发展与巩固，同时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总之，承认两种社会制度间的渗透关系与承认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取代关系并不相悖。
注释：
[①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
[①b]《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3页。
[②b]《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①c]《列宁全集》，第11卷，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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