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普世襟怀的矛盾与偏执——昌耀晚期精神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襟怀论文,探析论文,晚期论文,偏执论文,博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当代诗学研究 栏目主持人：张桃洲 刘洁岷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9)01-0005-07
一
1997年9月初，昌耀接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电话，通知他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准备出访俄罗斯。
10月17日，昌耀出现在了莫斯科的红场和莫斯科作家机构的长条会议桌前。接下来，则是身着黑色风衣的他，在薄雪初降的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的一幅幅照片：阿芙乐尔巡洋舰上，涅瓦河桥头，阵亡烈士纪念碑广场，俄罗斯国家博物馆，林木枝冠金黄的文化公园和作家故居……
1990年代中期以后，对于不少的中国人而言，不用说走上一趟毗邻的俄罗斯，就是再远一些的法兰西、英格兰、美利坚，甚或是更远更小的洪都拉斯、毛里求斯，也算不上什么。但对于昌耀来说，这却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大事件。
这个自小就在自己神秘的血液冲动中，自作主张到处闯世界的人；这个17岁时刚从朝鲜战场进入河北荣军学校不久，就表示要“以郭老（郭沫若）为榜样”，怀着作家梦想的人；这个接着就在专业作家的道路上，付出了沉重人生代价的人，此时终于以一位中国诗人的身份，出现在了国际文学交流的“圆桌会议”上。因此，这应是他抵达自己人生理想一个最具象征性的标志。
还是在1953年进入河北荣军学校不久，昌耀在寄给其供职于北京中科院历史所的五叔王其榘的明信片上，就有过这样的志向表示：“想主攻俄语，打算将来做些翻译工作。”也就是从此时起，他开始了对于莱蒙托夫、勃洛克，包括侨居苏联的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等大量苏俄诗人作品的悉心阅读。后来的诸多迹象表明，从这个时候起，俄罗斯就已成了昌耀隐秘的精神故乡。
的确，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国度能超过俄罗斯对昌耀的吸引力。它广袤、雄浑、严寒的大地，大地上无垠的山川、河流、森林、草原以及“新垦地”，与昌耀所置身的青海高原，有着最为相近的地理物候特征。在这样的大地上隆起的那种具有史诗感的文学艺术，早在这个1950年代就通过俄罗斯作家们的作品，对昌耀形成了一种美学气质上的召唤。
当然，那更是一个由无数伟大作家艺术家汇聚成灿烂银河星系的俄罗斯。假若由我站在昌耀的视角上看过去，这个灿烂的星系起码可以划分成这样三个系列：
其一，是沙俄时代的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油画《伏尔加河纤夫》的画家列宾，写出过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草原》的作曲家鲍罗丁。
其二，是“十月革命”稍前至“卫国战争”之后的勃洛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写出了《铁流》的绥拉莫菲维支，写出了《毁灭》《青年近卫军》的法捷耶夫，写出了《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的肖洛霍夫，写出了清唱剧《森林之歌》和诸多著名交响乐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
其三，与第二类诗人艺术家们生活的年代重合或稍后，但却应该用“斯大林时代和后斯大林时代”来称谓的作家们：布宁、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以及1997年仍活在当世的索尔仁尼琴——他们又是被称作“流亡者”的一群。此外，还有一位时间更晚的流亡诗人，1940年出生于圣彼得堡的布罗斯基。他于1972年被“驱逐出境”，此后一直定居美国。
当然，这远非一个详尽的名单，而只是一个在我看来与昌耀有着重要精神联系，或者应该具有重要精神联系的诗人艺术家的名单。而就是在这样的名单中，先后有5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是：1933年获奖的布宁，1958年获奖的帕斯捷尔纳克，1965年获奖的肖洛霍夫，1970年获奖的索尔仁尼琴，1987年获奖的布罗斯基。
并且，事情还不仅仅如此，这还是一个点燃了昌耀红色人生理想，曾以穷人的天堂为目标，缔结了昌耀人类大同梦境的俄罗斯。
现在，昌耀来到了这个国度。
或者说，他用大半生的艰难跋涉，回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
二
三个月之后的1998年2月，昌耀在对这次俄罗斯之行经过充分反刍消化之后，一气呵成地写出了《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副题为“灵魂与肉体的浸礼：与俄罗斯暨俄罗斯诗人们的对话”这部作品[1]726。这部作品约8000字，既是昌耀面对这一题材，也是由此引发的他对自己人生和社会理想回顾总结的，一次穷尽性的书写。
就形式而言，这是一篇无法用现成的文体归类，但却可视之为交响乐式的作品。整部作品共分5个部分，《之一：独语》《之二：与俄罗斯的对话》《之三：我们在涅瓦大街狂奔》《之四：与俄罗斯诗人的对话》《之五：独语》。从文体上看，除了居于中间的“之三”是分行排列的诗歌外，两边的其余篇章都是“独语”或“对话”式的诗性散文语体。这样，又使这部作品显示出交响乐式的严谨结构：中间的这段诗歌仿佛一个中轴线，外侧的“之一”和“之五”以作者的“独语”构成一种对称；内侧的“之二”和“之四”以“对话”的形式构成了另一种对称。
这只是就它的形式结构而言，把这部作品视之为交响乐，更因为其中以时政评论所统领的有关历史、山河、人生、社会、现实、理想等广阔场景中，多声部的宏大叙事，以及作者风起云涌的言说语势和激情。
这样的现象几乎令人惊诧：自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踏入俄罗斯的那一刻起，昌耀这位在1990年代长期流连于社会底层的“诗歌流浪汉”，立时恢复了他封存已久的民族诗人或国家诗人的感觉，其诗思更是如喷泉组群，反冲出此起彼伏的壮观花雨。
尽管这是一个他所熟悉的、说不尽的俄罗斯，但当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早年以“社会主义”——人类大同之梦而结盟的国家，几十年后的此时又都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纠集在昌耀心中一个核心性的情结，则是彼此共同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于是，他以一个中国诗人的身份，发表自己之于俄罗斯过去与现今的感想；并与拟人化了的整个俄罗斯，与俄罗斯的诗人们：甲、乙、丙、丁，以及来自黑山共和国、阿尔泰共和国他的同代诗人们，展开对话。他如数家珍地列举着一个个俄罗斯作家诗人的名字，复述着他们作品中的人物、情节、乃至细节；他纵横捭阖地在理想与现实问题中出没，语锋犀利地回应着俄罗斯同道相同方向上的话题，可谓参人类忧患同心，骋诗人天纵之才。终而在与同代诗人共同的精神背景和现实立场上，达成了高度的默契。于是，在一种沉醉性的气氛中，他甚至情不自禁地用俄语朗诵普希金的诗篇，以作为对俄罗斯同仁的答谢。
无论是在已往的现实生活中或是诗歌作品中，我们从未看见过一个如此光华照人的昌耀，这位曾经做过画家之梦摆弄过画笔的人，志愿军文工团的器乐演奏员和内行的音乐鉴赏者，1990年代时常跻身于青海省摄影家协会采风团队的摄影发烧友，汉字书法的热衷者和墨客，早年发奋学习俄语的少年——这一切佚散、零落在他迢迢人生历程中的文化艺术才具，此刻都突然集合在了一起，成了他一生中这惟一一次国际文学论坛上发言的光源。的确，那是一种只有回到故乡的场景中，才能焕发出来的状态。此中的他，激烈、峻厉而又汪洋恣肆；雄辩、宏富且机锋迭出，一派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大国诗人气象。
然而，我们随即便会发现，被昌耀视作精神故乡的，并不是整个的俄罗斯，而只是十月革命时代的俄罗斯。对于现今的俄罗斯，他的笔下则充满了绝不认同的荒芜和忧患。在他的眼中，这还是一个“美丽而万事荒废的俄罗斯”。为此，他用大量笔墨，对比性地描述了他之亲眼所见：
“我看到历尽艰辛的俄罗斯人，至今有效享用的巨大财富仍是十月革命创造的物质成果：结实的房屋，镶木地板，煤气管道提供的热流，为每一个百姓冲洗去隆冬的寒气……”
而作为鲜明的对比，其他大量图像显示的，则是现今俄罗斯的“万事荒废”
“这已经是通往帕斯捷尔纳克故居的乡间路途，翻耕过的田野拖曳着涡流状的漩儿……有数垄向日葵，过分成熟，蓬乱如苍老之蒿莱，聚在地头一角，性情沮丧。”
“有一只渡鸦——或者是椋鸟，悄然飞临了莫斯科作家组织的庭院，落在托尔斯泰铜像的额头啼唱，留下了一泡污，带着铜锈，好像老人头颅永不愈合的伤痕……”——这也就是说，连雀鸟都敢站在文豪头上拉屎，肆无忌惮地亵渎神圣。
而在他们所住的彼得堡宾馆，“妓女的电话每夜轮番骚扰，睡卧不宁／‘要不要SEX?十八岁。炉火纯青’”（所谓的“SEX”，亦即“性活动”——燎原注）。
不只是如此，他还看到了这样让他疼痛的一幕幕：
“哦，我看到工人巴维尔的母亲，手持圣像，跪在彼得堡街头求人施舍小钱。离她不远，排列在过街地洞门，迎着穿堂风，浑厚的和声，是四个挽臂相依的盲妇人，微摆着身子，以四个声部演唱一首似曾相识的民歌。人们匆匆走过，不忍看她们朝天仰望的瞽目充溢艺术女神屈辱的泪流……”
即便是他们与俄罗斯诗人们地下室餐厅简朴的聚餐，也仿佛成了一种地下活动，就像出席当年布尔什维克分子的秘密会议。
而与以上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莫斯科的新贵们，带着保镖的车队在大街上呼啸。
这一切的描述，似乎都支撑着昌耀的这样一个倾向和结论：原本在十月革命后，已进入人人平等和社会富足生活的俄罗斯广大民众，重又回到了革命之前的日子。
然而，这样的倾向和结论，在我看来却是令人生疑的。我要说的是，在昌耀如此描述了他亲眼所见的真实事实时，却忽略了大量相反的事实。
我与此相关的疑惑，还来自昌耀对俄罗斯诗人作家们不同的兴趣和情感倾向。在这部作品中，他如数家珍般列举的作家诗人们都有哪些呢？他们是：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勃洛克、高尔基。被他复述其作品的作家诗人，则有屠格涅夫、肖洛霍夫、绥拉莫菲维支、法捷耶夫、列夫·托尔斯泰，以及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我在前边已把俄罗斯的诗人作家们归类为大致上的三个系列，这其中提到的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为第一系列，生活于沙俄时代。他们的作品，或代表着俄罗斯诗人先天性的崇尚、热爱大自然的情怀（如普希金），或体现了俄罗斯文学那种大地性的品格和苦难感（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其余的诸如勃洛克、高尔基、法捷耶夫等等，则为第二系列，属于十月革命前后苏俄时代的诗人作家，他们的作品所贯穿的，则是穷人、无产阶级和红色革命的主题，这也是中国现当代的作家们，从1930年代的抗日战争直到1950年代初的经济建设期所仿效的样板。但是，对于第三系列那些他最该有感受的诗人作家们：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等，他不是施之以沮丧性的笔触，就是只字不提。而恰恰是这些人，曾与他处在相似的社会人生遭遇和命运轨迹中。他们不但是在俄罗斯的苏联时代受尽屈辱的一群，并且是在这样的屈辱中坚持艺术家的良知和人性尊严，以他们辛酸、苦难而伟大的作品，赢得了俄罗斯人民乃至世界普遍尊重的一群。正因为如此，这一系列中就有多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由他们所经受的监禁、流放或被驱逐出境的遭遇，集中地折射了俄罗斯的苏联时代最黑暗的部分。然而，在昌耀强调着“煤气管道提供的热流”这类十月革命的物质成果时，竟完全忽略了如此触目惊心的相反史实。
而昌耀自己，就是从1957年的反右到1979的“文革”结束，这长达22年的岁月中，遭受了与之极其相似的一幕，并在1981完成的《慈航》这部长诗中特别表示：“我不理解遗忘。”
然而，在进入这部作品的书写时，他却“遗忘”了。
这显然折射着昌耀精神世界中的巨大矛盾——由他所秉持的“社会平等”这一一贯立场，与转型期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在他书写于1993年的《一天》中[1]564，就已显现出了端倪。
从主题上看，这首《一天》与《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层的内在呼应关系。或者说，它是昌耀书写后边这部作品的一个前奏。
《一天》一诗长约100行，由于意象密集，压缩了书写这首诗作时缤纷的社会图像，以及昌耀自己人生片断的诸多信息，所以，在感觉上具有一首中长型诗歌的容量。
写作时间是解读这首诗歌的一个重要参数。此诗写于1993年的1月23日至24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它是农历1993年的正月初一和初二，也就是这一年的农历新年。所以，这个“一天”中首先贯穿了新年的主体信息：“今天终于是一个痛快的日子，炮火连天”——亦即爆竹声震耳欲聋，更还有“肥羊佳禾美食，鼓乐吹歌吟诗，是百姓年景”这样的诗句。但就是在这样的“一天”中，昌耀起码又剪贴叠合了另外的三幅图像。
其一是：“大街涌动着去海上游泳的人们。／底楼沿街的墙面正被凿开，闺中名媛冲决而出，／她们披发朝前追赶，投入海上游泳的队列。”这种乍读起来莫名其妙的意象，其实是带有隐喻色彩的写实。它所指说的，就是1993年前后的数年间，中国社会中全民性的“下海”经商浪潮。那也是我本人曾在青海省会西宁亲眼所见的图像：处在西大街闹市区原本是省属各机关的办公大楼，底楼沿街的墙面一一被凿开，改造成了经营服装之类的商铺商场。所谓的“闺中名媛”，也就是服装店中那些身着泳装和各类时装的木制模特。她们尾随“去海上游泳”（下海经商）的队列，披发朝前追之唯恐不及的情态，无疑表达了昌耀的一种揶揄。
其二是：“鼓号队的少年齐立城中之城热烈吹奏”，“红地毯使集会猛然提高了规格。／我亦将自己的尊容佩戴前襟，窥如镜中之镜。”这显然是在元旦过后至春节之前这一段时间，昌耀参加每年一度的青海省政协会议开幕式的场景。不过这一次，昌耀的身份已不同于以往，他已从1988年开始的第六届省政协委员，在1993年于此时召开的第七届省政协会议上，晋升为常委。想来作为参政议政的政协委员继而是常委，他也的确具备了一个参政议政者的素质。因为就在这一场合，他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潜质，就“大当量”地释放了出来。话题还是顺着全民经商的热点顺延下来：“有人碰杯，痛感导师把资本判归西方／惟将‘论’的部分留在东土。／但我更欣赏一位经济学家的智慧：／向东？向西？请予我们的战略以可操作性。”
此中关于“资本”与“论”的表述，显然是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一经典著作标题拆解开来的发挥——在我们把《资本论》奉为经济理论圭臬的几十年间，西方国家一直实实在在地积累并占有“资本”，惟有处在东土的我们，似乎只对理论感兴趣，因而一直在“论”的问题上纠缠不休。这几行诗句，可谓犀利尖刻，但却在调侃性的语气中，隐含着对于社会转型方向的深切关注。这也是昌耀在《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中进一步延续，并充分展开来的一个话题。
第三幅图像，是昌耀自己几个人生片断的回顾：朝鲜战场、中小学时代体育课上的跳跃木马、1950年“土改”时母亲被农会关押并将他“啼哭不止”的小妹送人——而昌耀自己，就是在这种家破人亡的创痛中，跨过“鸭绿江、清川江、奔赴三八线”的。对于这一行为的本质，他当年也许并不明晰，但若干年后的此时却非常清楚：从那时起，他已将自己投身于实现民族社会平等理想的队列之中，并一直朝着这个理想奔赴。
的确，这是让他悲欣交集的“一天”，尽管后来成为囚徒的他，此时已贵为省级政协常委，并在这样的会议上高谈阔论，参政议政，但眼下的社会现实并不能安抚他的心灵。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此时的他似乎还未梳理清楚，但他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心理上的不能认同。并因此而情感另有所寄，那么，又到底是寄往何处呢？在这首诗的最后终于水落石出：
下雪了。向日葵眩目的色彩照亮空间。
我见公园缤纷的气球在儿童手心里牵动。
但在我的心际仍留有彼得堡飞雪的大街，
耶稣和十二门徒随着诗人勃洛克的红旗行进。
也算是天遂人愿，四年之后，他果真来到了作为自己精神故乡的俄罗斯，站在了他憧憬已久的圣彼得堡大街。但此时，飞雪之后的圣彼得堡大街没有勃洛克的红旗。
三
那么，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是否真的存在过一个昌耀理想中的社会呢？这其实是一个他所不能回答的问题。但有人却可以回答，这就是曾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怀有美好情感，并在那里有过亲身经历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罗曼·罗兰在访问了苏俄后的1935年写成了一部《莫斯科日记》，由于其中的内容所涉敏感，他特意立下遗嘱，要求这本书在50年之后才能公开出版。而在1985年终于公开出版的这部书中，人们看到了罗曼·罗兰对彼时发生在苏联大地上狂热的斯大林个人崇拜，极端的厌恶和忧虑。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早在那个时候，他就看出了这个政权中许多危险的征兆，并深怀痛苦地发出警告：“可要小心震动，有朝一日，在一个美丽的日子里，那震动也许会突然发生！”果然，那个震动——“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解体，就真的在50多年后1991年底发生了。
而昌耀，又凭什么认定那里存在过一个他理想中的社会呢？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再更深一层地推究就会明白，那其实只是昌耀心目中的一个幻象；他为对应自己的理想，而拼接出来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就是他在《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中所归纳的：“我一生，倾向于一个为志士仁人认同的大同胜境，富裕、平等、体现社会民族公正，富有人情。”以此可见，这实际上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终极性的人类社会理想。而这样的理想国，又正是当年的十月革命宣称自己所要建立的。尽管这样的社会图式并没有真正实现过，但它却置换成了昌耀的精神信念。他不但要坚持这一无疑是美好的理想，并且还需要证明它能够在世界上实现，于是，就以自己的意念嫁接，把它落实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身上。
而1997年10月，当他终于来到俄罗斯，按图索骥地展开自己的视野时，却发现眼前的所见几可是面目全非。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原本已人人平等（尽管是低水准上的平等）的这个社会，重又分化成了穷人和富人的两个世界，并且贫富之间的鸿沟正一再加宽。财富来路可疑的一夜暴富者趾高气扬，曾经使俄罗斯骄傲的文学艺术家们则灰头土脸。金钱，重新主宰了这个社会。
但这又岂止是俄罗斯的问题，在1993年书写《一天》这首诗时，昌耀已为他所置身的现实中，类似的问题所困扰，而这其中的关键症结，同样是一个金钱问题。
1993年，在他的《命运之书》被挤兑到自费出版的行列时，他曾为出版资金而投书告呼。
1994年12月，他收到了“第二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在深圳召开的邀请函，因省作协不能报销车旅费而忍痛放弃；待后来得知邀请方可以负担费用时，已来不及如期到会。
1995年2月，他在给诗人邵燕祥的信中作了这样的省情困境讲述：“传闻我单位当月的工资年前（春节前——燎原注）已难发出，而且事实上已拖欠十几天了，工会先给每家无偿发放了一袋面粉。真是人心惶惶，前景堪忧（我省州县拖欠职工工资事常有所闻，且一拖数月）。不过，目前工资尚可保住。12月份工资虽难产了一阵，终于在年前发了……老实讲，这些年一提起钱我就心灰意懒，觉得做人‘没劲’。”[2]
1996年底，他与女友修篁长达数年的恋情，因对方选择了一个有钱的“走江湖的药材商贩”而分道扬镳，但痛心之至的他并未怨恨修篁，而是直指事情的根源——“她本也就是圣洁的偶像，而金钱才是万恶之源。”[3]
于是，也就是在这一时间区段的数年间，当整个社会以金钱为神明时，他却以《地底如歌如哦三圣者》《与蟒蛇对吻的小男孩》《冷风中的街晨空荡荡》《灵魂无蔽》《过客》等一系列作品对于中国社会底层众生大规模的书写，烛照出自己心灵中的神明。
而饱受金钱折磨的，又岂止个别现象？从他此前集中书写的中国社会底层众生，到圣彼得堡“工人巴维尔的母亲”跪在街头求人施舍小钱，昌耀所看到的，是曾经被他视作理想社会的整体变形。于是，在《一天》中梗塞于他心头那一未曾梳理清楚的症结，至此豁然开朗，并被他追溯出了更深一层的根源：金钱固然是“万恶之源”，而操纵这个金钱肆虐之手的，则是“资本”和它的“主义”。因此，一直闷气淤胸的他，便突然地唇枪舌剑：“看哪，滴着肮脏的血，‘资本’重又意识到了作为‘主义’的荣幸，而展开傲慢本性。它睥睨一切。它对人深怀敌意。它制造疯狂。它使几百万儿童失去父母流落街头……”
而俄罗斯诗人响应着他的话题，同样是语锋犀利：“我们的祖国正成为西方的人质。一个政府应让多数人生活得好，如果只让少数人富裕，那么连傻瓜也能办到……”
于是，时间仿佛回到了俄罗斯十月革命的前夜——国际无产者诗人的秘密聚会。在黑山共和国诗人随之发出了“工人的事业天然无国界”的声音之后，来自阿尔泰共和国的诗人更是意欲重举“英特纳雄耐尔”的旗帜：“全世界的左派都不喜欢资产阶级政府。如果我们不能肩并着肩，我们就会背对着背……”
这是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声音，但于今听来却恍若隔世。
那么，是他们落伍于这个社会了呢，还是这个社会变得让他们看不明白？当他们再次申述这些过时了的话题时，该是觉察到这个社会在它总是宣称正确的发展轨迹中，其实只是走出了一个圈套性的圆周？——原先趋于平等的社会复又产生了大批的穷人，而享有话语权的主流社会，则对此视若无睹。
就在这样的背景中，沉潜在茫茫浮世这不同国度的诗人们，却以诗歌的名义不期而遇，在层层递进的深入交谈中，他们几乎同时惊喜地发现，各自那些不合时宜的思想，原本有着超越国界的广阔国际空间。这因而更使昌耀有理由相信，这种不合时宜的思想，在本质上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因着世界性的贫富鸿沟的加宽，正在凸现为一个严峻的时代问题。而这样的思想和立场，不但不分国度地为一些诗人和知识分子所持有，而且更与这个世界上的广大穷人，以及弱小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处境相连结。不是吗？就在这一纯粹是不期而遇的场合，他与这些完全是陌生的异国诗人却一见如故，并在思想光束的相互映照中，达成了一个国际主义的精神同盟。这因而使昌耀产生了一种“吾道不孤”的惊喜，进而做出这样的陈述：“我在物欲横流的世间，‘堕落’为一个‘暧昧的’社会主义分子……而现在，我能够用平静的心境，称自己是半个国际主义信徒。”
四
什么是“‘暧昧的’社会主义分子”呢？他在4个月之后的《〈昌耀的诗〉后记》中，有了进一步的表述：“我从创作伊始就是一个怀有‘政治情结’的人。当如今人们趋向于做一个经济人，淡化政治意识，而我仍在乐道于‘卡斯特罗气节’、‘以色列公社’、‘镰刀斧头的古典图式’，几疑自己天生就是一‘左派分子’，或应感到难乎为情？”而由这段文字中的语气来看，昌耀不但对自己这样的左派情结并不感到“难为情”，并且还有一种调侃意味中的坦然。
一直以来，作为政治术语使用的“左”与“右”，是被用来表述思想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激进谓之“左”，保守谓之“右”。非但如此，在中国的上世纪50年代直至70年代，“左”与“右”还有着更为骇人的象征语义和色彩——“左”，代表着红色、革命；“右”，则代表着黑色、抵触革命。因之，在那样的几十年间，左倾红色风暴可谓在中国大地上“横扫一切”。这种情形，直到1978年底中共中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逐渐结束。继而，“左倾”或“左派”的称谓从此声名狼藉——中国的“反右运动”和“文革”，便被归结为“极左思潮”为祸的结果。
这的确是集结在昌耀身上一个极为耐人寻味的现象：当年左派思潮大行其道的时候，他被打成了右派；眼下左派声名狼藉的时候，他却坦然地自诩为左派。他似乎真是一个放在任何时代，都显得不合时宜的人。那么，昌耀果真是一个老左派吗？他早期的诗歌并不能对此做出证明。尽管他的写作中时隐时显着一条政治情结脉络，但政治情结并不等于思想上的左或右。
然而，到了1990年代的这个时候，令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此时的昌耀，不但在当代诗人中罕见地表现出这种不合时宜的左翼思想，并且，这种思想更是与1997年以后，在中国思想界漫延的“新左派”思潮不谋而合。
关于中国的“新左派”思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并且迄今为止仍有着诸多未明的内涵。但它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针对当代社会之于市场主义的狂热崇拜，资本与权力的狼狈为奸，坚持反对弱肉强食的社会关切。然而，它的内涵却要更为复杂一些，比如，在坚持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持守拯救众生的使命感这个核心，又以单纯理想主义的诗意顾盼，满怀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眷念。与此相应的，是对市场经济主宰社会生活的绝不认同；既而希望通过强有力的民主政治的影响，实现社会生活中的人文关怀。关于“新左派”的脉络，还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等西方国家思想精英的学说。而作为世界性的“新左派”思潮，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与资本主义强国霸权的尖锐对立。亦即“全世界的左派都不喜欢资产阶级政府”。
对于中国“新左派”思潮的社会起源，从1997年起在《天涯》杂志发起这一讨论的该刊主编、作家韩少功，此后有过这样的描述：从社会均衡发展这一点来看，1980年代前期和中期应该说是做得最好的。但进入1990年代以后，贫富分化开始出现，地区之间，阶层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都分灶吃饭，吃得有咸有淡有多有少不一样，差距拉得非常大。共存共荣的社会纽带在松弛甚至断裂。比如，医疗产业化以后确实“发展”了，医药工业赚了大钱，医院赚了大钱，但社会广大下层居民反而看不起病了，有病只能自己扛着。到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世界各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公正性给予评估，中国已经退步到188位，倒数第四，比印度、伊拉克、埃及、孟加拉还要落后很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到底是谁“发展”了？
韩少功因此对中国的“新左派”思潮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它对于打破1990年代以来物质主义、发展主义、市场主义、资本主义的一言堂是有积极意义的。贫困问题，生态问题，消费文化，道德危机，国际公正秩序，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这一系列问题，如果不是因为尖锐刺耳的左翼批评出现，恐怕很难清晰地进入人们视野，就会在市场化的高歌猛进和莺歌燕舞之下被掩盖。[4]
当然，这是韩少功归纳并认同的新左派的主潮，在这个主潮之外，还有各种极端性的新左派思潮。
应该说，对于主要是在学术思想界出现的“新左派”思潮，昌耀并不熟悉。但他却凭着一个诗人深刻的现实忧患和尖锐直觉，早在这一思潮远未形成气候的1993年，就在中国诗坛独自操戟出场。由此我们不难明白，还是在这一年，曾经作为右派的他，何以书写了一首题名为《毛泽东》的诗歌。那应该是基于当下现实，而对秋收起义时代的毛泽东的指认——“因为他，就是亿万大众心底的痛快”。
在我看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昌耀真正进入了一个大诗人本该具有的博大、矛盾和偏执。虽然，对他此时拿出俄罗斯的苏联时代作为“人人平等”社会理想的参照，而无视其极权专制的精神控制本质，我绝对不能认同；但另一方面，我们却由此看到了一个在社会学的着陆点上，获具了人类普世襟怀的昌耀。他站在底层大众立场上所展开的激烈的现实批判，无疑体现了一代理想主义诗人直面现实的犀利，以及庄严的社会道义承担。应该说，正是在这种极端的状态下，他打通了自己之于世界的道路。
因此，就在对自己刚刚做出了这种左派同盟性质的国际主义者的体认后，身处异国的昌耀，眼前突然幻现出一片奇观：“看哪，这是太阳向着南回归线继续移行的深秋。天有些凉。空气湿润，弥散着磨砂玻璃似的苍白。倒是在月明的夜空，天际高大、幽蓝。从波罗的海芬兰湾涌起的白色云团，张扬而上，铺天盖地，好似升起的无穹宫。而东正教堂的晨钟，已在纯金镶饰的圆形塔顶清脆地震荡。”
铺天盖地的云团和教堂塔顶震荡的天堂福音，这是何等辽阔而澄明的景象。在笔底幻化出这段文字时，这一年的昌耀62岁。在他迢递的人生旅途上，世界是如此辽阔，而日子又是这般紧窄。此刻，既有的一切并没有改变，但蓄积已久的精神势能，却在一个必然的瞬间使他化蛹为蝶。无疑，这是他一生最具华彩的经典时刻，苦难、疲惫、孤独的一生在与无产者诗人们国际性的精神结盟中，而徐徐幻化成人类大同梦境上空瑰丽的云朵。作为一个“黎明的高崖”上，始终朝着东方顶礼的诗人①，他一生的精神之旅，至此已经完成。
收稿日期：2008-10-27
注释：
①见昌耀《纪历》一诗：“黎明的高崖，最早／有一驭夫／朝着东方顶礼”，《昌耀诗文总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