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院校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及发展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利益论文,院校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1－0106－06
近年来，职业教育发展遭遇瓶颈，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2010年国家出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促进我国社会各界共同推动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同时，各职业教育院校也意识到不能游离在社会体系之外办学。这样，职业教育必将与社会各界产生复杂的利益关系。如何有效平衡职业教育院校与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基础上，引入经济学博弈论这一分析方法，探讨人才培养过程中职业教育院校与利益相关者各方利益需求，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以期有利于我国职业教育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及其引入职业教育领域的必要性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1]运用博弈论开始于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合作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博弈论对人的基本假定是：人是理性的，或者说自私的，他在具体策略选择时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博弈论研究的就是理性的人之间如何进行策略选择。[2]一个完整的博弈包含以下基本要素：局中人、行动、信息、战略、支付函数、结果和均衡。局中人指博弈中选择行动以最优化自己效用的参与主体；行动是局中人的决策变量；信息指局中人对其他局中人的特征和行动的知识；战略是局中人选择行动的规则；支付函数是局中人从博弈中获得的效用水平；结果是博弈分析者感兴趣的要素的集合；均衡是所有局中人的最优战略或行动的组合。其中，局中人、行动和结果统称为博弈规则。随着博弈论的发展及其理论的不断完善，博弈论已成为一种有力的分析手段，在经济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成功解释了社会中的众多经济现象。尤其是“公用地悲剧”理论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博弈论的内涵。1968年，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公用地悲剧》一文，成功地将博弈论中经典的“囚徒的困境”和资源耗竭结合起来，提出了“公用地悲剧”。[1]他认为，在信奉公用地自由化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追求各自最大的利益，为我们揭示了理性经济个体的行为可能会导致集体公共物品的消亡。
根据博弈论的理论观点，职业教育属于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供给产生的“外部性”和“搭便车”现象会阻碍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外部性”[3]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职业教育供给就具有正外部性。职业教育院校提供优良的职业教育，使社会人力资源质量整体得以改善。而当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公众享受市场上既有的已改善的人力资源时，这三大主体无需再花费任何额外成本，就可直接享受人力资源质量改善带来的额外收益，例如：个人知识储备的增加、职业技巧的掌握、综合素质的提升等会使企业减少入职培训的成本。根据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这三个经济行为主体必定会继续“搭便车”，即参与职业教育的消费，但却不愿意承担其生产的成本支付。此时，就会出现职业教育院校努力发展职业教育，而其他利益主体等待“搭便车”的现象。并且一旦职业教育院校提供了职业教育，就无法排除其他经济行为主体免费享受其额外收益。当职业教育院校的付出得不到相应回报时，职业教育院校作为一个理性人，就会选择退出这一行业，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福利受损，显然这不是大家所期待的。因此，在分析职业教育发展问题时，引入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有利于深化对职业教育这一行业涉及的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认识，研究其行为规律，揭示经济现象背后形成机制，构建新的机制以激励职业教育的各经济行为主体积极参与到职业教育建设中来，最终促进职业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职业教育及其利益相关者概述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在企业管理领域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能否获得长期的生存和繁荣的最好途径是：考虑其所有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并满足他们的需求。本文认为，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职业教育领域，有助于为促进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与思路：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满足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并且有效平衡其间利益关系，促使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职业教育的建设中，共同促进职业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4]
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的核心人物之一弗里曼，1983年在其《战略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的分析方法》中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任何能够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者是受公司目标实现影响的团体或个人”。[5]受此启发，所谓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就是指受职业教育发展影响，同时其行为又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个人和团体。本文将重点分析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核心利益相关者与职业教育院校的博弈过程，包括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公众。
(一)政府
政府是职业教育的主要出资者，对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的影响是直接的。政府期望通过职业教育达到：1.政治诉求：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实现政治的社会化，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2.经济诉求：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当地劳动者整体素质和劳动生产率，服务技术开发，培训技术人才；3.文化诉求：传承民族的优良文化，形成独特的民俗民风。
(二)企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以追求利益为出发点。企业希望从职业教育得到收益而产生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有：1.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获得与企业岗位需求一致，并能与企业文化相融合的技能型人才；2.为企业节约成本：职业教育为自己培养合格的后备人才队伍，使学生就业时能实现与企业的“零距离”对接，省去对新人职员工的培训成本；3.技术服务：企业期望职业教育的师资有实力为企业提供有效的技术服务和技术援助。
(三)社会公众
作为投资者、纳税人，潜在受教育群体及消费者等众多角色或多或少地与职业教育有着一定的经济联系，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自然会有利益诉求：1.合理有效地利用办学资源，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增强职业教育的社会影响力；2.能够根据社会公众的教育需求，设计和调整专业设置及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满足个性化职业教育需求；3.达成学校与社会公众在教育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统一，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进而增加社会公众的利益，使投资获得丰厚的回报。
三、职业教育院校与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
由前文论述可知，职业教育供给具有正外部性，正是由于职业教育的这个特性，导致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其利益相关者的任意博弈决策都是向着“搭便车”的方向努力，从而阻碍了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一)职业教育院校与政府的博弈分析
职业教育院校作为职业教育的供给者，希望政府能够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包括社会宣传、资金支持、政策扶持等，促使职业教育发展，以最小成本，获取经济利益和实现自我价值。政府则希望职业教育院校主动提升职业教育的影响力，以最小的财政支出达到自身对职业教育的诉求。虽然双方都希望职业教育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双方为了各自利益，在职业教育不同发展层面又会采取不同的战略。虽然职业教育院校提供职业教育，但由于受多种因素制约，职业教育院校不一定会主动选择促进职业教育的良好发展。从职业教育发展层面来看，职业教育发展的好坏程度，对于行业从业者来说只是收益大小的影响，但对于国家的影响程度则很广泛。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人才是其中一个重要竞争因素，一旦职业教育发展受阻，人才建设就会受阻，对整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就会产生影响。因此，政府一定要促进职业教育得到良好发展，双方博弈为智猪博弈。[6]
如图1所示，无论政府选择等待还是主动促进职业教育院校的发展，职业教育院校的占优策略是等待；当职业教育院校采取等待策略时，政府的最优策略是主动。此时的纳什均衡便是(主动，等待)。从现实角度分析可知，对于职业教育院校来说，需自己负担办学的基础设施、办学等基本费用，在收入受限的情况下，职业教育院校不会投入任何资金和精力发展职业教育。因此，无论政府作何决策，职业教育院校都会选择等待策略。而对于政府，情况就有所不同，出于整体宏观发展考虑，即使职业教育院校选择等待，政府同样必须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一旦职业教育陷入困境，会给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从博弈矩阵来看双方都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但从职业教育发展来看，并非实现了总体利益最大化，职业教育院校作为职业教育的具体落实者，没有主动积极地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只是靠政府的扶持，只会使得这只“小猪”越来越懒，使得职业教育的发展效率日趋低下。因此，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有助于职业教育的更好发展。
(二)职业教育院校与企业的博弈分析
从上文分析可知，企业也希望职业教育发展得越来越好，由于职业教育的正外部性会使企业在博弈过程中向“搭便车”的方向努力，而职业教育院校的办学特色就是培养工作于生产、服务一线或直接从事一线作业的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与企业开展合作无疑对其自身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与促进作用。双方的博弈过程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是否会选择主动与职业教育院校合作；二是是否所有企业都会选择合作而非“搭便车”。
1.学校和企业间的智猪博弈
人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高技能人才是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转化科技成果、保证产品质量的主干力量，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人才培养。校企合作，对企业也是十分有利的。对于学校来说，开展校企合作肯定会付出一定代价，但只有办出特色、办出质量，才能在职业教育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工学结合、产学合作，是提高学校办学质量的有效途径。[7][8]
假设学校和企业都能理性地做出判断，根据对方的行为做出理智的抉择。显然，无论学校是否主动开展校企合作，企业的最优策略都是选择不主动合作或保持消极态度，等待搭学校的便车。而学校的选择则是主动与企业合作，因为它知道企业一定会选择等待。所以无论企业是否主动，学校本身都必须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尽管这样学校会付出一定成本，会让企业搭便车，但如果学校不采取这种行为，它将一无所获。
2.企业间的囚徒困境
根据博弈论的有关原理，我们做以下几个假设：第一，假设A企业与B企业的社会地位相对平等，所掌握的资源也大体相当；第二，A企业与B企业都对人才有需求，而这种资源是稀缺的；第三，A企业与B企业都能理性地做出抉择，以利益最大化作为追求目标。当A企业和B企业同时与学校开展校企合作时，则每家企业可以获得8个单位的利润；如果A企业推行校企合作而B企业不推行，则A企业只能获得2个单位的利润，B企业获得10个单位的利润；如果两家企业均不严格执行校企合作，则每家企业都可以获得5个单位的市场利润。
从图3的博弈结果来看，无论是对于A企业还是B企业，它们的占优策略都是不合作，等待搭便车，所以这一博弈的最终结果就是A企业和B企业都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选择不开展校企合作，以获取5个单位的利润，从而达到均衡。但是从整体来看并未达到整体效用最大化。
当职业教育院校与企业发生利益关系时，为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企业从自身角度考虑，无论是与学校博弈还是与其他企业博弈，其最佳选择都是采取等待的消极态度，而校方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占优策略则是积极联系企业争取实现校企合作，在学校与企业博弈过程中又存在“一头热”的情况。很明显，这并非效率最大化的选择，因此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校企间合作的困境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职业教育院校与社会公众的博弈分析
根据上文分析，社会公众的范围广泛，公众会以多种角色参与职业教育的发展，当社会公众大力支持职业教育发展、选择职业教育时，必定会促进职业教育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当职业教育院校获得支持时，是否能够兑现对社会公众宣传时做出的承诺、保证职业教育的质量就会使博弈发生变化。
图4给出了现实生活中职业教育院校与公众博弈的过程，无论公众是否支持，职业教育是一种既有的教育模式，但是公众可以选择支持该教育模式，也可以选择不支持。当公众以积极的态度支持职业教育时，学校则面临是否能兑现对公众的利益承诺，即改善教学环境、提高教学质量、保证就业等。若兑现承诺，则学校获得5个单位效用；但是若不兑现承诺，学校可以省去办学成本，实现10个单位的效用。因此，学校会选择不兑现。假设信息完全，公众知道自己选择支持策略，校方不会兑现承诺，此时公众则必然会选择不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必然受阻。但是现实生活中，博弈不会一次就结束，即并非零和博弈。一旦校方第一次选择不兑现时，公众就不再支持职业教育，因此面临重复博弈的校方会选择兑现承诺。现实生活面临的又一问题是，信息不是完全公开的，公众并不知道学校是否会兑现承诺，如果支持职业教育，而学校又不能兑现承诺，公众会蒙受损失，而不支持并不会面临任何风险。因此现实生活中公众对职业教育褒贬不一。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采取必要的措施促进双方合作，监督学校兑现承诺，才能保证公众利益，同时实现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四、基于博弈分析的职业教育发展策略
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对社会各界都有着重要影响，但其健康发展不是某一方主体所能单独完成的，需要各方通力协作。然而职业教育的公共产品及其正外部性的特点一直影响着职业教育院校与其利益相关者的合作质量，导致职业教育发展状况一直不尽如人意。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院校应当与社会各界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争取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外部利益相关者对职业教育的广泛参与和支持。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合作伙伴关系是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大力激发职业教育院校办学积极性
政府应改变对职业教育“抱着发展”的现状。政府作为国家的宏观调控者，应发挥其主导作用。目前职业教育的发展大多依赖国家的全方位服务，缺乏自主发展的积极性，一直安于扮演前文提到的“小猪”角色。促进职业教育健康稳定的发展，政府应当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政府应当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政策和制度。为职业教育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是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尽的责任，也是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
第二，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政府应为职业教育提供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而不是事事包办。这样有利于激发职业教育院校自主发展的积极性，使其不断提高自身的声誉，以获得社会更多的资助，而不是仅仅依靠政府的扶持。
第三，发挥其主导作用。参与职业教育院校发展目标制定，将职业教育院校的发展目标更好地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倡导社会公众尊重职业教育、热爱职业教育、参与职业教育；鼓励职业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促进企业参与办学，大力引进民间投资，丰富职业教育办学形式。
总之，为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而非包办代替，培养职业教育院校独立发展的能力，使其摆脱对国家的依赖，寻求更好的发展资源。
(二)科学有效促进校企合作
企业在职业教育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企业应为职业教育院校提供实践、实训、实习等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支持。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因来看，它们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是一种趋利行为。尤其是在与职业教育院校的博弈中，企业的趋利行为使其更愿意搭学校的“便车”，只有改变“游戏”规则，才能够促使校企合作长期有效进行。
政府应当建立相应的利益激励机制，促使企业主动参与职业教育发展。在政策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信贷、价格和财政等经济杠杆，对校企合作给以政策倾斜，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激励与引导作用。在合作形式方面，允许和鼓励企业通过参与职业教育获取合理利润。在教育部门的监管下，企业可以单独或与院校合作建立高标准的大型实习实训场所，通过提供培训和证书考评获取相应利润。企业可以直接投资职教集团，通过扩大招生规模、提高办学质量，获得合理回报。企业可以通过资金注入，主导职业教育院校的运作，获取相应利润。
当然，校企合作中还存在着企业与企业博弈的“囚徒困境”，对此应当本着谁投入谁获利的原则，实施校企合作。首先，上述激励机制的建立就是要做到谁付出谁获益。其次，企业与学校合作的形式也应当更利于双方的发展。例如：建立企业与学校专有的合作项目，与校方共同培训企业所需要的专用人才，这样不仅可以实现学生与企业的“零距离对接”，同时还可以提升学校的就业率。
(三)促进社会公众参与职业教育办学
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了解有限，导致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发展既有诉求，但又缺乏支持力度。因此，应当积极促进社会公众参与学校的办学过程，对学校的主要工作进行评议监督，促使学校提高办学质量和影响力。社会公众可以通过成立第三方评审监督委员会参与办学。
评审监督委员会成员包括政府代表、企业代表、媒体、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学生家长代表等，直接或间接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委员会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代表着各种群体的利益诉求，同时还提供了无形的资源。政府可以掌握职业教育的发展状态；媒体通过教育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提升媒体自身的社会公信力与影响力；学生及家长可以对学校有个全面了解。学校则可以得到政策优惠、免费的社会宣传以及潜在生源。
在实现共同治理方面，首先，校方可每年向委员会提交发展报告，对本年度的教学和就业等情况进行汇报；每5年召开一次大型听证会，各职业教育院校向委员会报告5年发展情况，征求对下一期发展规划的意见。其次，定期组织各地区委员会成员到校参观，实际了解办学情况。同时，委员会可以选出职业教育发展模范院校，为职业教育院校树立发展的榜样。委员会各成员根据自身诉求、治理能力在学校治理中各行其责，实现“共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