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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07-0057-08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然而，与主要发达国家面对金融风暴的恐慌相比，瑞典模式则显得较为从容和自如，让世人产生了“风景这边独好”的感觉。其实，瑞典模式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曾经因为信奉新自由主义政策而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幸运的是，瑞典模式认识到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弊端，面对危机，在坚持自身模式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做出了及时调整，使本国经济很快步入了持续增长的新阶段，这与日本模式在同一时期遇到金融危机后一蹶不振形成了鲜明对比。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等国家纷纷研究瑞典当年应对危机的经验，以供参考和借鉴①。那么，瑞典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危机？面对危机它又是如何调整和应对的？在当前金融危机中瑞典模式表现如何？下面本文将做深入分析。
一、瑞典模式的特征及其内核
要理解瑞典模式今天应对危机的表现，首先必须认识瑞典模式的基本特征和合理内核是什么。应当说，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模式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每一种模式作为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都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通常，我们认为决定和影响经济模式的基本要素有四个：科学技术水平、阶级关系（包括劳资关系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政治体制和纲领、文化传统。这四个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特定市场经济模式的制度结构。
每一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具体特征都是动态的、可调整的，不同模式之间也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但一般说来，一种有竞争力的模式，总有其“合理内核”，这种内核可以使其通过对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只要一种经济模式的内核不发生变化，仅仅是一些管理方式或局部特征的调整，并不意味着这种模式本身发生了改变。一种模式的发展应该是“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统一，经济绩效包括增长水平、就业水平、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社会绩效则包括收入差距、社会平等、教育、健康等与人自身发展相关联的指标。两种绩效的统一实质上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和谐统一。实践证明哪种模式在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之间保持均衡发展，哪种模式就具有可持续性，反之则容易出现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1]
瑞典20世纪50-60年代建成了福利国家模式，瑞典模式声名鹊起。瑞典模式的基本特征是：(1)在生产力方面，瑞典重视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劳动力素质的培养。作为外向型经济，为了提供国际竞争力，瑞典把科技创新作为立国之本，注重培养具有全球经营能力的企业管理者。瑞典是世界教育最发达的国家，它对劳动力的职业培训也是全球最好的，这些都为瑞典形成综合竞争力奠定了良好基础。(2)在生产关系方面，瑞典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其经济基础。但瑞典有庞大的公共部门，公共部门在社会经济中比例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这些公共部门并不是公有制的象征，而主要为解决就业（尤其是妇女就业）、社会福利和收入差距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此外，瑞典有55家国有企业，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OECD国家中也是最高的。[2](3)在政治纲领方面，瑞典长期以来以社会民主党执政为主，尽管期间也有中右派联盟执政，但充分就业、社会平等、完善福利制度已经构成了瑞典模式的三大支柱，并成为不同党派和政治团体的价值观基础。为了实现这一理念，政府推行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与团结工资政策，对雇员的就业和工资承担重要责任。政府通过推行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解决就业问题；通过团结工资(solidarity wage)政策维护平等②。(4)在社会保障方面，拥有发达国家最完善的福利体系。瑞典的福利政策不同于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福利制度以市场化运作方式为主要形式；也不同于日本模式，因为日本模式中强调工资、福利尽量在企业内部解决；瑞典模式以国家为责任主体建立了一整套的全民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深入到每个人日常生活的纵横各个方面，包含了人们从摇篮到坟墓每个人生阶段。
20世纪50-70年代，瑞典模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它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绩效，而且在社会绩效方面也同样令其他国家羡慕。瑞典模式的合理内核就在于：以“社会平等”、“充分就业”和“完善福利”为支柱，重视阶级合作，突出强调劳动者的权利和社会地位，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经济的社会功能（即把市场经济作为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瑞典模式这一内核包含着深刻的文化背景，正如模式研究专家戴维·柯茨指出的：“显而易见，瑞典模式保持着社会主义理念，某些方面超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性。”[3](P402)
二、新自由主义政策取向与瑞典金融危机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结束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进入了难以摆脱的“滞胀阶段”。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上台和里根入主白宫，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拉开了序幕。从此，以私有化、去管制、自由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主导了全球。
瑞典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摆脱经济不景气，也开始进行所谓的“体制转变”，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包括削减公共福利、放松管制以及大规模的私有化等。到1989年，瑞典货币管制最终被取消，这些政策破坏了瑞典银行在战后以来的严格管制制度。“去管制”刺激了银行之间的竞争和信贷市场的繁荣，银行、抵押机构、金融公司和其他机构获得了在国内信贷市场上自由竞争的新环境。在危机的前5年，瑞典信贷快速扩张，社会储蓄率极低，有些年份储蓄率竟然是负数，瑞典甚至成为OECD国家家庭信用消费约束最低的国家。
信用扩张使私人借款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5%-135%，其中相当比例的借款用于房地产和金融资产的投机，与此同时，制造业领域的投资也出现了过热现象。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人们被乐观情绪所笼罩。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瑞典金融市场异常活跃和繁荣，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迅速上升，1985-1988年，股票价格指数上升了118%；家庭金融资产占GDP的比例从82%上升为102%。
1990年瑞典出现了危机迹象，为了防止危机，政府于1991年提出了税制改革，同时，央行提高了银行利率，导致资产价格开始下跌。1990年两德统一后，德国高利率政策和马克币值升高通过瑞典的固定汇率传导到瑞典，进一步抬高了瑞典利率，刺穿了资产泡沫。1992年夏天，危机到达顶峰。为制止资本外逃，保卫瑞典货币，央行在短短几天内将基准利率提高到500%，但仍然没有效果。瑞典实施的高利率和其他紧缩手段，使得经济雪上加霜，银行损失巨大。据估计，从1990-1993年，银行累计贷款损失接近17%，房地产价格损失在40%-50%。
金融危机使瑞典经济遭遇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寒流，从1990年到1993年，实际GDP出现了负增长，失业率从4.7%上升到了8.3%。1993-1994年财政赤字猛增到相当于GDP的10%，公共债务跃升至GDP的78%。所幸的是，瑞典政府对危机的及时治理迅速产生了效果，从1993年瑞典经济已经开始复苏。1995-1996年，瑞典的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开始回升，政府接管的一些银行股票由于高的价格卖出，银行复活，政府资产得到了回收。1994年以来瑞典的GDP年均增长率约为3%，高于欧盟的平均增长率，2006年，瑞典经济增长率达4.4%，创造了10多年以来最好的增长纪录，失业率也从危机时期的8.3%下降到4%左右③，瑞典在危机中的迅速复苏和持续稳定增长，与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瑞典模式面对金融泡沫的成功调整
瑞典金融危机，显然是由于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由于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20世纪80年代，以《华尔街日报》为首的美国媒体开始对瑞典模式持否定态度。瑞典首相卡尔松在1990年甚至感到有必要给《华盛顿邮报》写信，向读者澄清“瑞典模式不是僵化不变的”，希望他们不要污蔑瑞典模式。但在当时这种辩护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那时的瑞典正值金融危机时期，卡尔松和他的民主党在竞选中也失败了。1990-1994年，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也与美国媒体一起宣扬瑞典模式失败了，它们甚至怀疑是否存在过瑞典模式。[4](P265)然而，瑞典政府面对金融危机的成功调整，使人们对这一模式的当代价值逐渐产生了兴趣。
那么，瑞典应对危机的成功经验究竟是什么呢？理论界的主要共识包括：政府政策及时对路、政府救助大胆迅速、信息披露公开透明、“道德风险”规避成功等。这些认识虽然都有道理，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管理层面，缺乏对瑞典模式制度性特征的深入剖析。本文认为，从模式的视角看，瑞典应对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就在于它能够在坚持自身模式合理内核的基础上，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做出及时调整，从而为瑞典经济近二十年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下面就具体分析瑞典在金融危机后，是如何在坚持模式合理内核基础上进行自我调整的。
1.技术创新与开放的“产品市场”相结合，创造拥抱全球化的物质基础。
瑞典的进出口贸易依存度一直明显高于英美和欧盟的平均水平，所以，瑞典特别重视培育具有全球经营能力和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时期，瑞典经济主要靠金融泡沫推动增长，而在科技创新方面却有所削弱，这无疑偏离了瑞典模式的特点。1994年瑞典经济在经历了危机之后，开始重新定位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制定发展规划。尽管在财政上仍然很困难，但政府对研发投入还是略有增加。瑞典于1994年3月17日成立了国家信息技术委员会，其宗旨是到2010年，瑞典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普及应用程度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增强瑞典的竞争能力，提高瑞典人民的生活质量。委员会在工作目标中指出：信息技术对瑞典的经济竞争有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作用，在瑞典的公司必须将能否掌握信息技术作为人员聘用的先决条件。政府对中小企业应予以格外关注，最终使瑞典的国民素质、技能和信息环境在国际上产生吸引力，这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唯一途径，这条途径的潜力是巨大的。[5]瑞典的技术创新战略调整，不仅没有使之像日本那样在IT技术革命中落伍，反而使之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领头羊。
2002年，国际著名机构IDC（国际数据公司）对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信息社会4大基础设施（即信息技术、互联网、计算机和社会基础设施）的23个项目进行了评估，瑞典的“信息社会”得分名列第一。与此同时，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2-2003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在80个国家和地区中，瑞典排名第5，比上一年度提高了4个名次。[6]2005年英国《卫报》称瑞典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成功的社会，爱立信、SKF、Telia和沃尔沃等大公司出口都打破了纪录。[7]从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瑞典模式的技术进步很快，尤其是IT产业进步明显，它们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与大众印象相反，瑞典模式具有很高的适应性，其经济结构也有很强的张力。在2007-2008年世界最有竞争力国家排名中，瑞典在31个国家里排名第6。2007年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关于“创新能力”工业化国家排名中，瑞典、芬兰和丹麦在17个国家中位居前5位。瑞典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国家之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成功应用是重要原因。[8](P15-16)2010年伊始，伦敦商学院教授维夫曼(Leonard Waverman)依据2008年建立的连通性记分表(Connectivity Scorecard)，按照科技技能、通讯技术应用等多项指标对全球50个国家评分，瑞典超越美国，成为年度全球通讯科技运用最高的国家，包括网络、手机、电脑技术等。[9]
2.利用有管制的“劳动力市场”和完善的福利制度分担市场风险。
瑞典在产品市场上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效率功能，通过强化竞争和自由贸易来融入全球化。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则不同，通过严格的市场管制，保证劳动者的合法利益。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也削弱了瑞典工会的力量，劳动力市场深受自由化浪潮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危机爆发以后，瑞典出现了高失业率和财政赤字剧增的问题，一些人极力主张取消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但瑞典政府却认为，瑞典金融危机表明，越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市场经济的风险就越大，依靠个人抵抗风险就会变得越困难。而瑞典模式的这套制度就是把迎接全球化的风险由社会共同分担。[8](P37)因此，在政策取向上，应该把劳动力市场政策与福利制度、社会平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管理。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瑞典劳动力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取向被削弱了。迄今，在劳动力市场的协调程度上，如果美国的指数为1，瑞典的指数则为8，挪威指数最高为9；在劳动契约的覆盖率上，美国仅为15%-20%，瑞典在内的北欧国家则为70%-90%。在企业管理层中雇员代表比例上美国为0，而北欧国家则为1/3。劳动力市场管制导致收入比较平等，2000-2004年，美国贫困人口为17%，而瑞典贫困人口仅为6%。2007年15-64岁的女性就业率美国为66%，瑞典为72%，是世界发达国家中水平最高的。[10]
2005年，拉脱维亚一个建筑公司来瑞典为当地修建一所学校，这家公司付给拉脱维亚工人每小时9欧元的工资，同时提供一日三餐和住宿。但是，按照瑞典建筑工会通过集体谈判确定的工资水平，拉脱维亚工人拿到的钱应该是每小时16欧元。拉脱维亚强调坚持的是欧盟有关劳动力市场开放的规定，而瑞典则坚持瑞典的工资谈判标准。最后，学校不得不请瑞典的公司来完成这一工程，并向拉脱维亚公司提出索赔。有欧洲媒体将此事件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是坚持以“瑞典模式”为代表的福利国家的道路，还是走美国式的自由经济之路。[11]这则案例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瑞典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严格管制。
3.政府严格履行服务职能，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取信于民。
瑞典模式是典型的“大政府”，它也因此饱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批判。1991年的金融危机，瑞典政府出现了更迭，社会民主党失去了执政地位，而在竞选中公开宣称要在政策上更加倾向市场导向的中右派联合政府成立。然而，新政府上台一年后，瑞典经济陷入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于是，瑞典政权再次出现更迭，社会民主党重新执政，新政府坚持瑞典模式中的“公平”、“信任”和“阶级合作”的内核，在扭转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上，成功化解了金融危机。
瑞典政府应对危机的经验主要包括：(1)政治上的统一性(unity)。尽管在金融危机期间，瑞典政府也出现了政权更迭，但不同党派之间对瑞典模式的合理内核基本形成共识，“每个国家都有共同的主张，瑞典已经找到了他们的共识。如果政府项目过多或过少，瑞典投票者都会准备改换政府。”[4](P291)也就是说坚持与福利国家相适应的一套制度安排，已经成为瑞典不同政治派别乃至全社会的共识。瑞典在金融危机期间，不同党派之间尽量避免将危机作为政治筹码。政治一致性减轻了议会通过那些解决金融危机政策的压力，缩短了时间拖延，同时，各不同派别的意见也能得到充分尊重，因此，保持了政治上的一致性。瑞典政府和议会一旦认识到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就采取步骤支持金融系统，尤其是那些陷入困境的银行。这给予储蓄者和利益相关者对金融系统非常大的信心，这也为在相互信任下，利用低成本解决危机提供了可能性。快速行动也使得社会各界对政策措施的不确定性的预期降到最低程度。这显然与日本政坛的反复博弈和治理危机思路上的矛盾形成了鲜明对比。
(2)充分披露信息，救助行动赢得纳税人信任和支持。1992年10月，议会和中央银行在以压倒多数、没有政治争议的情况下，通过了建立“银行支持机构”(Bank Support Authority)即“坏账银行”。这个坏账银行与政府、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方法进一步加强了银行问题解决的可信度，它表明这个委托机构对银行系统的支持不存在政治顾虑。金融大臣充当裁判角色，议会允许坏账银行可以根据情况发行长期债券来回收短期债券，不必受预先确定的预算限制。坏账银行从建立之初，就通过面对金融危机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清晰图景。转向坏账银行的其他银行，必须有义务对他们自己的金融状况信息进行充分披露，详细彻底地公开账目。这一要求不仅方便了政策制定，也可以接受公众的监督。
(3)成功解决“道德风险”问题，保证救助资金使用的公正性。政府救助计划就是纳税人计划，是救助银行系统，还是救助银行家、股东是截然不同的思路。政府要设法避免这种救助行动变成对股东的救助。成立“坏账银行”的目的是挽救银行系统，而不是挽救银行所有者，因此，这一银行工作的原则是要求陷入困境的银行所有者自身首先承担损失。对于需要救助的公司，议会请专门的部门对其资产价值进行评估，评估过程保持开放性，这样就避免了暗箱操作和道德风险。公众也支持议会的这些做法，因为纳税人认为这样在政策上才是公平和公正的。坏账银行对遇到困难的银行进行分类处置，同时，政府明确要求为了保证政府基金的安全，银行必须放弃股权作为对政府的回报。政府的这一做法对银行具有引领作用，它逼迫银行股东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市场上挣扎，而不是指望政府救助。
瑞典政府对银行的救助产生了巨额财政赤字，1987-1990年瑞典财政盈余相当于GDP的4%，而1991-1997年则陷入了持续的财政赤字，1993年高峰时达到GDP的12%。然而，经济恢复以后，瑞典财政赤字很快得到了弥补，如今，瑞典财政早已出现盈余。美国金融危机对瑞典模式的冲击已经逐渐显现，瑞典在经济管理手段上也会做相应的调整，但可以肯定，瑞典模式的调整方向不会有大的改变，因为瑞典坚持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均衡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12][13]
四、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的瑞典经济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风暴，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瑞典作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其经济增长也同样受到了重创。瑞典GDP出现了明显下降，特别是2008年第4季度，GDP同比下降了4.9%，出现了14年来首次负增长(-0.2%)。[14]
瑞典此次金融危机与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明显不同，前一次金融危机是瑞典模式引入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可以说是内生的金融危机；而2008年金融危机则是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可以说是输入型金融危机。因此，这次金融危机尽管对瑞典经济影响很大，但并没有对瑞典社会制度层面产生太大的影响，这也是瑞典能够从容应对危机的重要原因之所在。瑞典在此次危机中所受影响主要表现为：
第一，股指跌幅明显，但金融系统总体稳健。金融危机在瑞典股票市场上的反应还是很敏感的。2008年斯德哥尔摩股票指数下跌创纪录，全年下跌近42%，其中2008年10月6-10日的一周股指下跌20.3%，是1979年以来跌幅最大的一周。如果从2007年7月算起，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股票指数由430的高点降至目前的200点左右，跌幅超过一半。然而，由于20世纪90年代瑞典金融危机，给瑞典人上了刻骨铭心的一堂金融课，所以从政府到金融机构都非常注重防范风险，没有或极少介入美国次级贷款（证券），使得瑞典银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损失不大。不但如此，上次危机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一些经济中的弊端，使得瑞典在此次危机中的表现远好于欧美多数国家。[15]
第二，实体经济受影响很大，经济增长受重挫。由于受欧美等出口市场需求萎缩以及国内信贷、消费、投资信心不足等影响，瑞典的经济增长在2008年明显放缓，并自秋季以来急速下滑。出口降幅创纪录，工业生产、订单、投资和库存持续下降，企业破产数和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国内消费市场信心不足。2008年瑞典经济（工业和服务业）产值同比下降了0.7%，特别是第4季度同比下降6.1%，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最大降幅。瑞典家庭消费同比下降了0.2%，特别是第4季度家庭消费同比下降3.3%，这是瑞典家庭消费自1993年以来的首次大幅下降。汽车消费是近年来拉动瑞典国内消费的动力之一，2008年汽车销售大幅下降，第4季度几乎回落到了10年前的水平。[16]
第三，失业率上升，但百姓生活稳定，模式受到追捧。2008年上半年以前，瑞典的劳动力市场一直保持良好的状况，就业人数持续增加，但自第3、4季度开始，随着许多大型制造业企业纷纷向雇员发出了辞退通知，瑞典的失业率开始直线上升。其实在过去20年里，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模式一直饱受诟病，其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是争议的焦点。然而，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与主张更低税收、更小政府、更自由市场和更少福利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相比，北欧模式显现出了其稳定性的优势，人们的认识也随之迅速发生了转变。正如路透社的一篇文章指出：北欧似乎是危机中的天堂，北欧人失业不用愁。因此尽管面对全球信贷危机，北欧国家的人民仍从容淡定，因为他们的失业救济是如此丰厚。与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动荡局面相反，在此次危机中瑞典政府的支持率反而上升了。[17]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基特尔斯(Christian Ketels)的说法也许有代表性：“我不得不转变态度，因为北欧模式更稳定。”福利国家有“自动稳定机制”向失业者增加了转移支付，稳定了消费，维护了经济环境。[18]
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瑞典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在金融政策方面，政府为金融机构和银行储户提供担保；2009年7月，瑞典央行(Swedish Riksbank)成为全球首家对银行存款实施负利的央行，自此进入了一片未知领域，这一违背经济学原理的实验震惊了全球金融界。在产业政策方面，政府分别向国有的瑞典出口信贷公司(SEK)、中小企业风险基金公司(ALMI)增资，以便利出口工业和中小企业贷款。提高国有出口信贷公司(SEK)的借贷上限，用于支持瑞典出口企业和地方基础设施投入等。2008年12月12日出台280亿克朗汽车业救市措施，用于支持遭受打击的瑞典汽车行业。在消费政策方面，瑞典央行从2008年10月以来连续四次调低基准利率，从4.75%降至1%，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在就业方面，瑞典政府2008年12月5日宣布，在未来三年内计划投入约230亿瑞典克朗（相当于28亿美元），采取“就业与再培训”措施，以尽量减少经济疲软带来的影响。为防止救助中的道德风险，瑞典政府明确限制金融领域发奖金，对国有企业高管加强监督。[19]
看上去，瑞典政府所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措施，似乎与其他发达国家大同小异，然而仔细分析会发现，瑞典政策有其制度性基础，其政策取向始终坚持“充分就业”、“社会平等”和“完善福利”等瑞典模式的合理内核，瑞典政府的政策也因此得到了国内社会各界的支持。所以，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经济学家预测，所有欧盟国家中，瑞典可能最先看见经济复苏的萌芽，因为瑞典起点很高，拥有良好的制度结构、工业体系和国际竞争力，这是国家富裕的基础。[20]OECD报告也认为，瑞典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明显改善，财政净债务由1990年占GDP的25%，发展为2007年占GDP的25%的净资产。从20世纪90年代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后，瑞典比其他OECD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老龄化问题。瑞典政府的财政盈余目标，可以使瑞典在不增加税收和政府债务的情况下，更好地应对危机，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2]OECD报告估计瑞典2010年增长速度将达到2%，瑞典政府也预计2010年经济增长回升0.2%，增长率达到1.5%，2011年增长率达到3.0%。
当然，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瑞典模式在应对本次金融危机中，相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显示出了其自身的优势，其模式中的“社会平等”、“充分就业”和“完善福利”等内核性的内容，也昭示着资本主义未来调整的新方向。但毕竟这一模式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比如，高税收与企业发展动力不足问题、高福利与沉重财政负担问题、严格的劳动力市场管制与就业激励不足问题等，成为困扰这一模式进步与发展的障碍。或许此次危机会成为瑞典模式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新起点。
［收稿日期］2010-06-04
注释：
①比如美国《纽约时报》2008年9月22日以《阻止金融危机，瑞典之路》为题，介绍了瑞典经验；美国《时代周刊》2008年9月24日以《瑞典模式应对金融灾难的方法》为题，介绍了瑞典经验；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08年10月16日发表题为《身陷困境的资本主义》的长文，肯定了瑞典模式应对危机的经验；英国路透社2009年6月17日以《危机冲击：北欧福利国家应对良好》为题，介绍北欧国家面对金融危机的状况。
②所谓的团结工资，就是工资制度遵循“同工同酬”(equal pay for equal work)。在这种工资制度中，使低工资者受到保护，高赢利企业的所有者收入通过利润分享和高税收制度而被降低。参见Peter H.Lindert,Growing Public:Social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Volume Ⅰ,p275。
③以上数据综合参考Englund,Peter,The Swedish Banking Crisis:Roots and Consequences,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Autumn 1999,pp.80-97; Seppo Honkaohja,The 1990's financial crises in Nordic countries,Bank of Finland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s,5,2009,http://www.bof.fi; Per Olsson,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wedish Model",http://socialistworld.net/z/bin/kw.cgi/show? id=3808；夏炳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瑞典金融和经济形势系列调研报告之一》，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se.mofcom.gov.cn/accessory/200904/124099054386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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