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与改革进程中的中国现代化：问题与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大开发论文,进程论文,西部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2)06-0097-05
目前，西部大开发已经引起多方面关注。作为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延续和贯彻，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是看做得如何。我们不能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而必须从更加广阔的视角去研究西部大开发。总体上，我们必须把西部大开发放在中国改革与现代化的大局当中，针对中国现代化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和西部的特殊内外条件，进行中长期的战略思考，据此做出细致的阶段性规划安排。
一、启动新的开发思路，形成持续有效的发展模式
在西部大开发中，思路是第一位的。必须首先明确采用何种增长路径，形成什么发展模式，而且要力求准确、正确。
在20多年来的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中，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增量拉动为主的增长和市场化模式，即在维护既有利益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加大增量，刺激经济增长与结构演进。不仅充分释放非国有系统的资源、要素，推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而且全面调动传统国有系统本身的存量资源和原有的组织制度资源，维持经济增长，促使中国经济长时期保持年均9.7%的增长速度。尽管从整体来看，中国市场机制尚在发育之中，还不够充分、完善，资源大规模流动、重组、配置比较困难。但是，中国仍然出现了明显的国民经济不分层次、不分重点、不分领域的超常规高速增长。这主要是因为渐进改革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以行政区划为界线的区域竞争十分激烈，不同地区的企业在地方政府多样化、多方位、超常规的支持下，得以进行超常规投资扩张和大规模供给调整，从而支撑了资源的大量筹集与快速集聚以及总量供给扩张，快速适应了需求变动，形成了大规模生产能力。这些超常规刺激下的高速增长缺乏新体制的制度基础保证，大都是由政府行为硬性支撑，因而带来的问题越积累越多，如重复建设、资源耗费、地方保护、结构畸变、供给过剩等等，并且在不少方面出现了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的结构病。国民经济超常规高速增长到90年代中期便戛然而止。更严重的是，在超常规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异常累积深深制约着更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
这种增量拉动的增长模式主要是依赖资源资本化实现的，就是能过大量发行货币，把原来不可货币化交换的资源转化为资本，从而创造了新生资本及其增值收益。而改革以来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实质也只是今人不自觉地占有并分配前人积累的资源状态（不可货币化和入市交易）的社会财富在向资本转化中产生的收益。这种思路在80年代是必要的，但是到了90年代，我们仍然严重依赖资源资本化的路径。如今还有人主张，把那些尚未资本化的资源，如大量的国有房地产和农村地产及未开发资源，进行转化，进一步产生增量，从而刺激和拉动经济增长。这依然是以增量拉动为主的资源资本化的旧思路。把这些可转化资源最大化地转化为新的资本增量，除了会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外，它引来的问题可能比增长和发展更大更多，会进一步增加当前改革发展的困难和障碍。“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泡沫等问题即是明证。此外，过去在资源转化为资本中所产生的增值收益的分配一直严重不公，隐蔽性不断增强，城市改革直至今日还没有使人们普遍受益，农村改革中大多数人的收益也在递减。如果继续延用这种旧思路，只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而且这种利益转移中的隐蔽性再继续加强下去，将使各种不满情绪更加激烈。
在改革当中和资源资本化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权力资本化。这主要是指权力进入经济运行和利益分配而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并产生“增值收益”的现象。权力进入经济领域，在改革的一定阶段是必需的。但是权力资本化和资源资本化一样被过度依赖而且拉得时间过长，从而产生了严重的问题。第一，权力本身并不创造新的收益，但在参与利益分配过程中，由于自身的逐利性而攫取了大量利益，导致利益分配愈益向权力自身倾斜，引发社会不公、利益失衡。资源是有限的，资源资本化所产生的增值收益到一定阶段便开始递减，越来越少，而这时权力的逐利性却越发扩张、贪婪，于是逐渐递减的增值收益便越来越集聚在权力手中。最明显的是部门权力、地方权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个人权力的无限、无序扩张，导致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横行，挤压、代替甚至超越国家利益。这一方面阻滞了企业的创新、发展和财富创造，使企业发展的动力趋于弱化，依靠企业来实现国家利益也越来越困难，而国家利益的实现实际上又要依靠部门与地方权力来实施，二者之间开成了一个难解的悖论；另一方面导致社会心理剧烈摆动，社会内聚力减弱，影响社会稳定。第二，当资源资本化的增值收益递减至衰弱阶段而应该结束时，权力资本必须随之淡出。但是因为资源资本化结束太慢而中国在改革政策和主观上又过分依赖其增值效应，权力资本迟迟未能退出。权力资本和经济缠结甚深，既阻碍了新经济秩序建立而严重干扰了经济运行，又因为固守既得利益而阻滞了新分配规则的形成。资本效益和社会财富不是权力创造的，却要在相当程度上按照权力规则分配，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资源资本化和权力资本化的双重夹击之下，经济市场化虽然得以生长并被逐渐推进，但是发育十分缓慢。市场化既遭到资源资本化对其基础调节功能的剥蚀，又遭到权力资本化对其新增收益分配的阻挠。在市场化的发育过程中，由于强化了计划体制下非市场化的即以行政权力化操作和规制为主的老套路，因而直接导致市场功能残缺或扭曲。权力的干预和管理惯性的约束使得新的市场机制生成缓慢，市场的内在属性得不到有效满足，市场的本性被湮没甚至丧失，往往使得市场发育和运作陷入低效甚至无效的困境。随着国民经济超常规高速扩张式增长的结束，中国的改革陷入了一种徘徊不前的状态。中国的现代化随之陷入了有增长难发展的困境。如果西部不能摆脱权力化操作和资源资本化的旧路，西部就不会有一个有效的发展，西部的现代化就永远不会实现。
西部总体上应确立建立在可利用优势之上的均衡发展战略。既不能实行赶超战略，也不能实行单纯的比较优势战略。过去中国实行的是一种建立在比较优势战略之上的经济赶超战略。它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为了赶超而由政府进行的高投入、强干预和超常规的全方位工具手段的采用；为了利用比较优势而进行的快速、盲目、高数量、低效益的资源消耗。赶超战略主要是由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加深和摆脱落后的主观冲动催生的。而中国多年来那种明显的单纯机械地赶超发达国家实力的做法实质上变化缓慢。从国际国内实践来看，这种“国际攀比”实际上是被动的，是一种强制性的自我限制，其结果往往导致经济发展失衡、失控。实践同时也证明，单纯地依赖比较优势，搞快速的资源资本化，不但发展不了比较优势，反而降低甚至破坏了比较优势。所以，西部只有充分地从本地实际出发，自主实行建立在可利用优势之上的均衡发展战略，低成本、高效益、低数量、高质量、优结构地利用各种优势，及时地评估已有的和新建立的条件，才能可持续地、更长久地发挥可利用优势，以较小的代价和成本，实现理想而合理的增长与超越。新的思路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必须明确西部的可利用优势在哪里。西部的优势主要并不在于有自然资源。西部有矿产等资源，但是资源状态（品种、品质、结构、数量、开发情况等）很一般。西部的优势主要在五个方面：广阔的地域、奇异的景观与一些相对完好的自然生态，可塑性强的城市，尚未固定化的发展框架，相对多样的投资空间与选择，潜力巨大的邻国市场。所以西部发展的重点在于：基础设施，科技与教育、培训，城市建设，旅游，高科技产业，绿色农业，跨国合作。一切以生存结构的优化和生态效益的提升为最高原则。特别是不能搞那些纯粹耗费资源又破坏环境的所谓大工业和那些短期可能见效，长期肯定无效的短命企业。政府应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科技与教育、城市建设，尽可能少地投资于企业。
第二，把重点放在建立和完善新体制上，再难也必须推进。依靠新体制带来并保证西部大开发的成效。西部那些尚未释放（或转化）的资源，应当留存，作为新体制可以补充、储备或者支付改革成本的有效手段。到有新体制作可靠保障的一定时段，再把这些资源进行释放（或转化），会大大增强新体制功能释放的效应，也会更好地拉动现代化的经济增长。在这方面需要耐心、信心，因为体制建立需要一定时间，不能急躁。必须记取过去的教训，如果急于追求立见成效的所谓增长，就会耽误甚至破坏新体制的建立。就企业而言，很多企业现在陷入了改制的误区，忙于搞股份制、公司制改造，而忽视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其实现在多数企业的问题是管理水平太低，过低的、无效的甚至浪费的、恶性的管理吃掉了效益，吃掉了一切。所以企业建立新体制的关键是建立灵活、有效、适应性强、竞争力高的管理体制。在目前整个常政关系、政企关系没有理顺的大环境下，单个企业进行的单纯的“改制”所起的作用难以持久，因此提高管理水平应该放在第一位。
第三，一切以市场化操作为主。因为受利益诱导和驱动，权力绝不会自动退出市场，而且权力的干预力量和韧性比市场的抵抗力量和进入能力更为强悍，必须以强有力的制度化、规则化建设来排除权力化操作与干预。只有这样，才能加快西部的市场化进程。如果权力继续不规则地进入市场，就将加剧市场的不规则，从而使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资源配置空间和政策选择空间越来越狭窄。
第四，政府找准定位，做好适应性职能转换。政府只做应该做的事情：制定政策，创造条件；宏观调控，弥补市场缺陷；必要的管理和投入。必须使政府从增长的主体转变为增长的推动者，使企业和各类市场主体从政府权力的附属品成长为增长的主体。必须清楚中国需要经济增长，更需要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这种增长必须是发展性的有效的增长。这个动力仅靠政府强行注入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由各类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来提供。在此方面，西部不少省份操之过急，搞不好就会陷入政府一只轮子转动的畸形增长陷阱。千万不要形成一切依赖政府的局面。切记政府强撑的增长虽然会辉煌一时，会给某些领导带来政绩甚至个人升迁，但是却不会造福一方。因为这种增长不会长久，很多是无效的，而且造成的问题极难治理。政府应该想方设法创造发展环境，开发人力资源，吸引和调动民间资本。
第五，重构造应西部开发开放发展的制度结构。在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氛围之中，要启动新经济增长阶段的总量调节与结构演进，做好需求与供给调整，战胜过剩经济的挑战，打开新的增长阀门，要求必须重构发展的制度结构。西部大开发恰逢此时。必须坚持法治为本的原则，重塑相应的制度结构。必须创构一种主体平等的制度环境和以个人产权为基础的法律架构，真正让企业自主，激发全社会成员的自主发展和创造创新精神，降低国家和各级政府依赖国企包揽经济社会稳定的风险和代价。在此方面，西部完全可以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搞好了甚至可能创造出领引全国的经济改革新路子。
第六，加快城市化进程，为经济发展创造持久的需求和支撑空间。过去，城市化在西部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条件也不是很具备，从而大大限制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也严重牵制了城市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以身份制度和户籍制度支撑的城乡人口分割式管理和“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政策，严重遏制了大规模的要素流动，阻碍了产业、需求、人口的空间集聚。同时，由于农村发展脱离城市化的导引，农村非农产业投资十分分散，造成低水平的无序的过度竞争，农村经济结构升级受阻，农业产业化举步维艰。必须利用西部大开发的良机，矫正传统的城乡分割式二元发展战略，加速城市化进程。(1)发展“离土离乡式”的二、三产业，提高农村非农产业的地理集中度和规模集中度；(2)借鉴和推广沿海地区吸引外来投资者、消费者的户口迁移制度与相关政策，推进有利于城市化的户籍政策。改革城市身份、户口与福利制度，放宽农村与小城镇居民投资、购房、就业于城市的户口限制，加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流动，同时促进资源的集聚和产业的空间重置。
二、增强与中亚各国的关系，为中国的能源提供保障
中国西部紧邻中亚。中亚地区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四方面重大意义：能源进口，投资与经贸合作，欧亚通道，边境安全。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是能源问题。
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位于里海东岸，与位于里海西岸的外高加索三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共同构成里海地区。这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出现的世界油气资源的新供应源。这里有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石油储量保守的估计为120-160亿吨，约占世界储量的1/10，乐观的估计达273亿吨。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相当丰富。因为预计到下个世纪全球能源资源将要耗竭，所以美、欧、日等西方大国已纷纷插足这一地区。尤其是在美国刻意经营的全球新战略中，南进里海地区可能是北约扩张的下一步目标。
中国正在成为能源消费大国，能源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中国要想保证能源供应和能源安全，必须争取能源渠道多元化，尽量分散能源风险。目前中国的石油进口主要来自中东国家以及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等国，都要经过长距离的海上运输，而中国的海军还不能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利用西部大开发之机，参与里海地区的能源开发，已经日显其对中国的重要性。因此：
第一，要从总体上详细研究中亚地区对中国在能源通道、欧亚联系等各方面具有的重要意义。
第二，加强与俄罗斯的协调与相互支持，增强中、俄与中亚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与交流。
第三，大力发展与中亚各国的投资和经贸合作，中国的中东部企业不但要到中国西部去投资，还应该到中亚各国去投资，参与里海地区的石油开发。这一点对于弥补中国西部的地缘劣势尤其重要。
三、构建充分开放链条，推进全新的对外开放格局
西部大开发作为两个大局之一，不能孤立地进行，它必须和另一个大局结合考虑，形成开发开放的深层联动。在二者的互动当中，我们不能只考虑东部、中部如何帮助西部开发和发展，还要考虑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条件下如何利用西部大开发的成果来倒推东部、中部的进一步开发开放和发展。必须使西部动态系统与东部动态系统、西部的区域动态系统与相邻的周边动态系统、全国动态系统与全球动态系统更好地衔接，形成三条充分开放链条和均衡的动态效益格局，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开放的比较效益和规模效益。
中国是一个面向海洋、背靠大陆的亚洲国家，地缘结构特殊，既有突出的优点，又有明显的弱点。只有把中国的陆地优势和海洋优势很好的结合，我们才能利用好中国的地缘条件。过去的东部开放主要是考虑和利用了地缘上的海洋条件。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中国的海洋条件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中国的陆地优势没能同步给予有力支撑。而西部大开发实际上是为了更进一步地发挥中国的陆地优势。可是中国西部地缘上的劣势是十分明显的，不具备美国西部所具备的条件。所以不但要借助东部、中部的人才、技术、资金，还要借助那里的地缘有利条件。我们可以利用西部大开发的契机，把两个大局有机结合，形成一个连贯的、灵活的、有效的、充分的对外开放链条，推进形成一个全新的、全面的西部—中部—东部，从陆地到海洋的对外开放大格局。从这样一个思路出发，在基础设施、机构设置、人才、教育、技术、资金、企业、区域合作等各个方面统筹安排、科学规划，不要急于一时，而要立足于长远，真正通过这次开发开放形成有效的、有竞争力的、可持续的、结构性的增长和发展。重点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面调整对外开放战略本身。目前中国的对外开放格局，虽带有一种总体性特征，但在结构上仍然是倾斜式的，处于一种失衡状态。今后必须重新进行必要的“方位调整”，实行一种均衡式的“全方位”开放战略，才能继续深入地全面发展。中国的对外开放确切地说只是形成了多方位，而在形式、内容、结构、手段、地域、领域等很多方面尚有相当差距。横向展开过分，纵向延伸不足。这些方面都要加紧调整。此外，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在整体上要切实提高。从金融危机发生国的教训和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来看，仅有超前的速度和数量，而没有相应的结构、质量、水平作保证，就盲目地深化对外开放政策是危险的。要更加稳妥有效地加快对外开放，国内改革的主动协同和对外开放的整体推进是十分必要的。西部大开发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但要切切实实抓出成效并不容易。
第二，西部要把国内改革的重点更进一步放在扩大开放中。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主动加快改革的机会。西部可以更好地利用改革与开放之间的进退联动关系，在放眼世界、使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周边区域经济愈益融合的过程中，寻求改革的推进和突破。西部的经济改革要注意那些与周边国家改革的相通相似之处。周边国家正在尽力加快变革调整。西部如能利用好这个机会，注意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改革“接轨”，就可以形成与周边区域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西部的改革是非常滞后的，如果不利用这次开放的机会加快改革，这次开放也难以搞好。
第三，西部和全国一样，也要增强对世界经济波动和国际危机的应变能力。中国“入世”以后，与世界的互动将更加密切。西部也是如此，只是反应的时间、方式、范围、结果可能与东部有所不同。西部要加强对WTO规则和加入WTO后的变化与影响的研究，有针对性地尽快培养人才。在享受对外开放带来的利益时，要谨慎防范和化解对外开放中的各种风险。尤其在市场经济特有的内在矛盾和弊端及其政治表现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集聚之际，必须强化风险意识，提高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系数。在提高对国际变动的应变能力的基础上，寻求西部和中国对外开放动态系统与全球动态系统的最佳衔接点，充分获取国际比较利益。
第四，加快调整外贸战略，大力推进外贸发展。改变过去人为地把流通分割成外贸、内贸、物资等块块的做法，从整体上充分认识流通包括外贸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没有发达的流通产业，就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也谈不上生产的速度、质量和效益。西部大开发在流通领域包括外贸领域要大做改革开放的文章。适应变化了的外贸经营格局，重组外贸队伍，实行外贸代理制等通行做法，迎接“入世”以后进一步开放的挑战。采取多种有力措施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变“以价取胜”、“以量赚钱”为“以质取胜”、“以价赚钱”。总结和吸取过去引进和利用技术的经验和教训，一定要对所引进的技术进行周密论证，力争做到引进必是前瞻性的，而不是跟随性的。不要引进老化技术甚至“垃圾技术”。还要吸取国外经验，尽快建立出口发展基金、出口风险基金和出口信贷基金，加快政府的金融支持力度，帮助企业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不要只瞄着东部、中部等国内市场，要大力开发、开拓周边国家市场。比较而言，周边国家市场空间及其多样性可能比国内区域市场更大、更多。同时要注重解决体制障碍，创造适应西部开发开放的灵活高效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