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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吕叔湘先生的一篇《当前语文教学中的两个迫切问题》，如一声振聋发聩的“惊雷”，成为我国新时期语文教学改革的“先声”。如今重温先生的话语，依然謦欬在耳，深感先生对语文教学的关爱之切，对语文教学积弊认识之深，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难以估量。
其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当时语文教学的一个客观论定
十年动乱之后，语文教学问题之严重，广大语文教师都心知肚明，可是在那样的背景下，谁能够振臂一呼，站出来表达大家的心声呢？普通的教师，即使有这样的勇气，也未必有这样的机会；即使有这样的机会，也未必有理想的效果。而具备后面这些条件的人，又未必有这样的深切的感受。在这个时候，吕老作为一个深深热爱祖国语文教育事业的语文人，自觉地承担了这个其他人无法取代的角色。他运用朴实的话语，通过具体的数据的对比揭示出语文教学问题之严重。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对当时语文教师的一个“盖棺论定”。这个结论，振聋发聩，又适逢其时，立刻引起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尤其是语文教育界的高度关注，于是一场历史性的语文教学改革，开始了它的历史征程。
二、唤醒了人们的反思意识和批评精神
十年动乱，最为可怕的一点是使人们的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几乎丧失殆尽。尤其是知识分子，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很多人噤若寒蝉，只是“老老实实”教书，决不敢“胡思乱想”，更不敢有改革求新之心。对现状只能是屈服和服从，没有正确与否的思辨，没有按照指示去做的自觉。吕老对语文教学直截了当的批评和否定，不仅是其内容的价值，其行为意义更是巨大。于是，本来一直蛰伏的知识分子的勇于思考和敢于批评的意识，在很多教师身上开始萌动和觉醒。自此以后，无论是语文教学界本身，还是社会各界，对语文教学的批评之声渐渐响起。三十年来从未间断的语文教学批评，正是由吕老的这一声“惊雷”开始的。包括后来的几次关于语文教学的大讨论，虽然各有其不同的历史背景，其价值和意义也各不相同，但无疑都由吕老的这一次批评一脉相承而来。而无论对于什么样的改革，反思意识和批评精神都是其思想的先导。
三、激发了有志者的改革探索追求
吕老的这一篇文章，最大的历史意义是引发了语文教学改革的热潮，引领了语文改革的追求方向。三十年来，语文教学改革的热潮此起彼伏，从未间断，一直到2000年启动的这一轮新的课程改革。这其中有的是直接探寻吕老所提问题的答案，有的侧重对语文学科的课程性质进行理性思考，有的则从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入手改革语文教学的课堂。而这些改革的共同主题，其实质都是指向提高语文教学的效果这个根本问题。这三十年中，涌现了一批批语文教学的改革者，不同的流派，不同的语文教学思想，不同的探索途径和改革实践，有成功，有失败，甚至有的是背离了本来的方向，但其初衷和目的都是为改善语文教学的效果、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而努力。
然而，三十年后的今天，如果再检点语文教学现状，扪心自问：吕老当年提出的问题解决了吗？恐怕我们还不能作一个十分肯定的回答。当然，我们首先应该看到三十年的巨大变化，一批语文教学改革家的确做出了很大贡献，探索了许多符合语文教学规律并且也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语文教学的整体面貌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尤其是新一轮课程改革对语文教学的触动是广泛而比较深入的，语文学科的理论建设也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但我们还绝不能因为这些而敢于明确地说，吕老提出的严重问题真的得到了解决；甚至有的问题比之于以前或许更加严重，同时一些新的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令人担忧的主要问题有：
1.考试成绩提高了，学生读书少了
如果用同一份试卷对三十年前的中学生和今天的中学生做一个比较性的考试测验（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道理的），或许今天的中学生会胜出一筹。但这并不能说明今天的中学生语文水平比三十年前的中学生高，更不能说明今天的中学语文教学效果比三十年前好。而令人担忧的是，和三十年前比较，学生的语文考试成绩或者应对考试的技巧和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提高，但与此同时则读书越来越少，即使读了一些“书”也几乎完全是为了应对考试的需要。我所在的学校是江苏省乃至全国的一流学校，生源也可以说是一流的生源。就本人任教的尖子班的学生来说，虽然中考的语文成绩每年大致接近，但知识面和读书量则明显表现出“一代不如一代”。如果说三十年前的主要问题只是课堂教学的“少、慢、差、费”，而学生的课外阅读还有比较大的自由空间（哪怕是看所谓的“闲书”）；那么，今天的主要问题是学生语文学习的生态环境实在太差，学生读书越来越少。据说，现在有很多学校的图书馆已经不开门了，而班主任和家长联合禁止学生读教材以外任何“闲书”和杂志的做法绝不是个别。学生读书少了，即使课堂的教学效果真的提高了，也只是丢车保卒而已。
2.学生忙了，学习成本提高了，语文素养降低了
吕老三十年前慨叹：“十年的时间，2700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而我们今天算一算账，则问题更加惊人。十二年时间，恐怕不少于3000课时，还有大量的其他时间，可是学生的语文“过关”了吗？如果我们再对学生语文考试的成绩和应对考试的能力提高的途径作比较深入的思考，不难发现，前者主要并不是得益于课堂教学的效果和效率，而是依靠教学时间的增加、教学内容的反复和大量的应试练习。一个让人担忧的现象是，学生的学习成本不断提高（既指时间的投入，也指经济的支出）的同时，语文素养却在不断下降。改病句得分率提高了，而文章的语言却常常不通顺；名著阅读的题目得分了，其实名著根本就没有读；现代文阅读答题的技巧十分娴熟，而平时则几乎没有课外阅读。如果对学生中学期间的学习时间和花在语文学习方面买书的经济支出作一个调查统计分析，一定会让人大吃一惊。据我们平时的观察发现这样几个特点：学生花在语文学习上的时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在上语文课和做各种语文练习，至多只有百分之十的时间花在读书上，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几乎就没有自己的读书时间；学生除了统一的教科书以外，自己花在语文学科购买学习用书的钱，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用在购买语文练习资料上，至多只有百分之十是用来购买课外读物，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几乎不买课外书。造成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是由于很多语文教师认为不这样就无法和其他学科争夺学生的课外时间，但更多的原因是很多语文教师和家长认为读课外书对学生考试没有多大用处，而只有做练习和听老师上课才有效果。这就必然造成学生语文学习的成本不断提高，而学生的语文素养却不断下降。
3.课改搞了，课堂好看了，语文教学更空了
如果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语文教学，应该说三十年的变化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新的课程改革以后，语文课堂教学和三十年前无疑有着显著的变化。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各类教研人员，一线的教改骨干，都对语文课堂教学的改革付出了许多努力。课堂教学合作多了，探究多了，小组活动多了，讨论对话多了，教学形式和教学手段比以前丰富了，学生的表达机会多了，阅读教学的诵读声多了，对文本的解读也不拘泥于唯一的主题了，教学中更关注学生的阅读体验了，创造性的个性阅读得到重视了，等等等等。但人们同时也发现语文教学在越来越好看的同时，似乎实实在在的语文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语文的味道越来越淡了，真正的阅读少了，真正的语言活动少了，在语文以外花的时间多了，用在语文上的心思少了。前天才听老师们说，一位名师用一节课教学李白的《将进酒》，而在诗歌上只花了20多分钟时间，其余则主要是在外面兜圈子。一堂课的时间和空间总是有限的，其他的东西多了，势必挤压语文本身的东西。也正因为这一点，近年来我们大力倡导语文的本色教学。
4.内容丰富了，教学空间大了，学科的本体弱化了
前一阶段常常听到有老师慨叹语文教学的不能承受之重。自从新课程标准将语文的性质明确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之后，于是很多人文的东西成为语文教学的内容和任务。什么文化精神，什么文化使命，什么生命教育，什么悲悯情怀，什么终结关怀，什么诗意生活，什么精神家园，等等等等，甚至有人把环境保护和法制教育也要当做语文教学的基本内容。“语文的外延和生活相等”变成了“一切生活都是语文”。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新课程标准这样的提法，而是质疑对此应该怎样理解和怎样体现。遗憾的是，我们在很多标榜为体现新课程理念的课堂上，看到的语文本体的东西越来越少，而语文以外的东西却越来越占主导地位。有位老师教学《荷花淀》，小说阅读的基本内容都没有了，有的只是“文化的解读”；有位老师教学《愚公移山》，文言文阅读和寓言阅读的基本内容都没有了，有的只是具有现代意识甚至后现代意识的“多元阅读”和“个性化阅读”。其实语文本身的东西，虽然很丰富，但也很简单，就是听说读写，不必挖空心思生造新的概念和术语。学语文就是培养运用语言的能力，教语文就是教学生学会运用民族的语言。而新的教学手段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挤压语文本体的内容。
问题还有很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在我们认识到三十年前吕老提出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好好解决之后，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以为，迫切需要做好这样几项工作：
一是探清本源
所谓探清本源，也就是首先弄清楚吕老提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并对其作必要的理性思考。吕老自己讲过这样一句话：“每逢在种种具体问题上遇到困难，长期不得解决的时候，如果能够退一步在根本问题上重新思索一番，往往会使头脑更加清醒，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在三十年后问题还没有好好解决的今天，应该回头看看吕老所指出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其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近几年来，“有效教学”这个话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人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和三十年前吕老提出的问题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我们以为是很有道理的。经过一番追寻以后又回到这个原初的问题上来，也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还没有好好解决，或者说以前解决问题的路数值得讨论。但也有人提出“有效教学”的“有效”是一个歧义概念，既可以指“效果”，也可以指“效率”，而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并据此说明吕老主要是就“效率”问题提出解决的思路，是主张用学生的学业“成绩”作为衡量教学“效果”的主要标准；正是吕老强调效率超过了效果，而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对今天形成了“语文课本＋教辅资料＋学生作文选＋频繁考试”的急功近利的快餐式的语文教学负有责任。对此，我们则难以苟同。我们无意于和有关作者进行辩论，而是想借此说明，对吕老三十年前的这一重要讲话内容的理解，人们还存在着很多误区。
首先，我们认为，所谓“有效教学”的“有效”必然是“效果”和“效率”的统一，而吕老正是这样理解的，也是这样表达的。他首先明确说“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这是说“效果”；接着他又说“对于少、慢、差、费的严重程度，恐怕还认识不足”，这是说“效率”；他还说“十年的时间，2700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这也是说“效率”。其次，我们认为，吕老并未主张用学生的学业“成绩”作为衡量教学“效果”的主要标准。不错，他是说“是不是应该研究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这句话，但我们不能将这里的“成绩”简单理解为所谓“学业成绩”，更不能理解为我们今天的“考试成绩”，而应该理解为“理想的效果”和“过关”的语文素养。因此，我们认为，吕老绝非主张加大投入来提高学生的“成绩”，对我们今天形成的“语文课本＋教辅资料＋学生作文选＋频繁考试”的急功近利的快餐式的语文教学不该承担任何责任。
在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再次重申，吕老说的“严重问题”，既指效果差的问题，也指效率低下的问题，而且联系今天的实际看，这里的效果和效率，既不等于我们今天的所谓质量，更不指我们的考试分数，也不等于课堂气氛的热烈，不等于课堂内容的丰富，不等于教学手段的新颖，不等于学生的活动，而指的是学生实实在在的语文素养“过关”。
二是致力根本
如果我们认可所谓效果和有效都应该以“语文素养”为核心内涵，语文教学就应该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而这又要明确语文素养是什么的问题。新课程改革后，关于语文素养有很多文章和专著加以论述。那么在吕老眼中语文素养是什么呢？他说：“语文这两个字连在一起来讲，可以有两个讲法，一种可理解为语言和文字……另一种也可理解为语言和文学，那就不一样了。中小学这个课程的名字叫语文，原来的意思可能是语言文字，但是很多人把他理解为语言文学。”可见吕老的“语文”主要指“语言和文字”。他所指的语言、文字的概念又是什么呢？在同一篇文章中，吕老自己解释说：语言和文字不是一回事，可又不是两回事。“语言”和“文字”这两个名词都不止一种意义，这里所说的“语言”是“口语”的意思，这里所说的“文字”是“书面语”的意思。明白地说，吕老认为学生的语文素养就是听说读写的能力。所谓“有效”就应该是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能力。而这一点正是我们语文教学的症结所在。某种意义上说，教学质量提高了，学生的考试分数提高了，课堂的气氛很热烈，课堂的内容很丰富，教学手段很新颖，学生的活动很活跃，并不表明学生实实在在的听说读写能力“过关”了。
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们的语文教学就应该致力于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提高。刘国正先生在《小学语文》2007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老调重弹尚可听——关于语文教学改革也说两句》。这篇文章的“老调重弹”就是指吕老多年前提出的老问题。他在文章中说：“语文教学要教会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获得读写听说的合格能力，这是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取消了这项任务，语文课就不存在了。这项任务应该十分稳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所变动。对于改革要作具体分析，有必须改掉的部分，也有必须坚持的部分，上述任务就是必须坚持的部分，要改革，就只有使之强化和完善。”因此我们认为，如何强化和完善“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是语文教学改革的最最重要的课题。
解决这个问题有培养兴趣、培养习惯等很多内容，也有很多种途径和方法，但最有效也是最朴素的做法，是要努力让学生多读书。不读书，什么样的语文素养都是空的，听说读写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在有人问我什么样的高考试卷是最理想的试卷时，我说，让读书的学生得高分，让做练习变得没有用。没有阅读的底子，其他东西都没有根基和土壤。而要让学生有时间读书，就必须要降低学生常规学习的成本。时间精力都花在其他地方，就没有了读书的兴趣和时间。恐怕从来没有哪一个阶段学生做“作业”做“试卷”花的时间有现在多。只有让学生从“作业”和“试卷”中解放出来，学生才可能多读书。
三是完善标准
吕老当年讲话的内容有三个关键词：“效果”“效率”和“过关”；而“过关”又是关键的关键。那么什么样的效果和效率叫做“过关”呢？这就要有一个标准。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打破头也说不清楚。这就要有一把尺子。十年前，我写过一篇论文《语文教学亟须建立一个科学的效率标准》，被《中国教育报》和“人大复印资料”分别全文转载。其主要观点是，这个效率标准应该是定性和定量的结合，力求具体明白，便于操作。尽管这很困难，但又不是不可能。很多国家都这样做了。小学该掌握多少字和词，中学该掌握多少字和词，小学该读、背哪些名篇，中学该读、背哪些名篇，小学该掌握哪些汉语知识，中学该掌握哪些汉语知识，小学该读哪些名著，中学该读哪些名著，这些都可以规定得明明白白。也许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并没有大的妨碍，一方面可以不断调整，另一方面有不同意见也不会影响执行的效果，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提出一个相对比较适合的标准还是可以的。而目前的课程标准虽然有这样的意识，但似乎还没有完全达到这样的目的。该规定的不规定，留下的空白太大，就很容易导致评价标准的不明确和不公平。而评价标准则制约着具体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各人心中一杆“秤”，短斤少两的事就难以避免，矛盾就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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