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泽东对自己经历的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A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04)02-0001-06
毛泽东生前没有写过任何自传或回忆录。1960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北京访问毛泽东时，曾问他有没有写过自传，或者是不是打算写自传。毛回答说，除了已对斯诺讲过的有关他生平的一些事迹外，没有写过。（注：裘克安：《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83页。）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毛泽东自传》，是斯诺1936年在保安采访毛泽东后写成的。当时毛泽东比较详细地对斯诺谈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毛泽东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宣传自己，而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包围封锁，并进行种种诬蔑宣传的情况下，通过介绍自己的经历，来让国统区的人民和世界其他各国的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红军，了解苏区，了解中国革命。这是毛泽东生前唯一一次系统地回顾自己的经历。此后，谦逊的毛泽东再也没有对自己的经历进行过系统的回顾。然而，毛泽东的一生，与中国革命的进程一样，充满了艰难困苦、坎坷曲折。那些在革命年代奋斗的经历，对毛泽东来讲是难忘的，建国以后还常常涌上毛泽东的心头，在各种场合，他会常常即兴地谈起自己在革命年代的种种经历。毛泽东所谈到的这些经历虽然是即兴的，粗线条的，散见于他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但如果我们对它们进行一番梳理，仍然能够得到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材料。这些材料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毛泽东的理解和认识，而且我们还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归纳起来，建国后毛泽东对自己经历的回顾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一、小时候曾经迷信
延安整风运动后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确立以后，特别是1945年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后，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神化毛泽东的倾向。如当时晋察冀根据地有一种识字课本，说毛泽东从小就不信神，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似乎毛泽东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看到这个课本后，毛泽东当即就进行了反驳。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时，他就去求神拜佛。（注：《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2页。）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曾引用这个例子来说明领袖人物的成长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神化毛泽东的倾向再一次抬头。有一篇文章竟然说毛泽东8岁时就不相信神，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无神论者。针对这种说法，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长征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艾地时，明确表示：“……当时我还是相信神的，后来又曾经是唯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那篇文章说的话不符合实际。那也是一种迷信，那样是不好的。”（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在这里，毛泽东表达了反对个人迷信，不愿被神化的坚定立场。
二、参加革命是被逼上梁山
建国以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他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他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他参加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被逼上梁山。据笔者所见，毛泽东至少有四次谈到过这方面的经历。
第一次是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讲到世界大战并不可怕，因为战争会引起革命。为了论证这个观点，他以自己作例证说：“人并不是一生下来，他母亲就嘱咐他搞共产，我的母亲也没有要我搞共产。共产是逼出来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注：《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5页。）
第二次是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日本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胜利是逐步得来的，群众的觉悟是逐步提高的。接着他以自己为例说：“我自己也是如此，在中学读书时并不知道马列主义。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义；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的哲学。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列主义。周恩来总理也是这样。我当时一则没有钱进大学，二则也读不下去了。我读的师范学校，是准备当教员的。我做过小学教员，也做过校长。那时一心想当教员，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员。后来反对军阀，受到《新青年》的影响。《新青年》开始并不是共产主义的杂志。后来教员当不下去了，逼得我搞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那时开始有共产党，这是一九一九、一九二○、一九二一年的事情。”（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204页。）
第三次是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同当时的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谈话，在讲到自己的经历时说：“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搞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战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92-393页。）
第四次是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又说：“过去我当过小学教员，你是知道的，不仅没有想到打仗，也没有想到搞共产党，同你差不多，是个民主人士。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搞起共产党来了。总之，这不以我们这些人的意志为转移。”（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页。）
与当时一些文章、著作竭力要把毛泽东渲染成一个先知先觉的革命者不同，毛泽东对自己成长经历的回顾是非常实事求是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思想的熠熠光辉。客观事实正如毛泽东所说，他成长为一个革命者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在转变为一个革命者之前，毛泽东的人生理想是研究学问，做一个学有所成的学者。他17岁离开韶山去外地上学时，向父亲表达的志向是“学不成名誓不还”（注：《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考入湖南第一师范以后，毛泽东虽然已经开始关心实际的政治，但他的志向仍是在做学问上。他思考得最多的，与师友研讨得最多的，也是如何做学问。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写给他的老师黎锦熙的信中甚至表示：“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注：《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这一时期，他的思想也是唯心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纷然杂陈。毛泽东后来之所以成为一个革命者，除了受到《新青年》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以及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以外，与他的改良主义理想在实际政治中碰壁也是有着重要关系的。1920年，毛泽东利用湖南军阀谭延闿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组成新的湖南省政府的机会，发起和领导了一场湖南自治运动，希望通过这场运动建设一个“新湖南”。但在这场运动中，他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受到湖南省警察当局的刁难，使他以改良方法改造湖南的幻想彻底破灭。湖南自治运动的受挫，使毛泽东认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注：《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所谓另辟道路，就是走暴力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建国后说他参加革命是被逼上梁山，很大程度上是就这件事而言的。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还包含了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开展武装斗争，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件事。毛泽东的经历生动地说明了中国近代发生的革命，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历史的必然。
三、认识革命规律经历了一个过程
毛泽东认为，不仅自己成为一个革命者经历了一个过程，而且自己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刚开始参加革命的时候，他对中国革命的规律也不了解，只知道要革命，但对怎样革命并不清楚。1962年1月30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在讲到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时，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对中国民主革命规律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曾经发生过多次“左”、右倾错误。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把它们归纳为：“有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有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有张国焘路线的错误，还有王明右倾路线的错误。”毛泽东认为，对这些错误，“不单是犯错误的人要负责任，不犯错误的人也有责任。”为什么呢？如果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都觉悟了，错误路线就行不通。“错误路线在一个时候能够风行，就证明我们那个时候还不觉悟，一直要到错误路线发展得非常显明、非常清楚，我们才弄明白，才作出结论来。”（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从上述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仅是犯错误的人没有认清中国革命的规律，而且没犯错误的人也没认清中国革命的规律，也就是“还不觉悟”，而这显然是把他自己也包括在内的。
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也包括毛泽东自己，是到什么时候才认清中国革命规律的呢？毛泽东认为，是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到了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已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积累了正反两方面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全党包括毛泽东自己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毛泽东也才能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他的一些主要的科学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等，中国共产党至此也形成了一套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关于这一点，建国以后毛泽东多次在党的会议上谈到。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谈到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时说：“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经过十四年的时间，才结束了多次错误路线对全党的统治。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全党才觉悟起来。我们民主革命的时间那么长，打了那么久的仗，犯了那么多的错误，才搞出一套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我们才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如何处理党跟非党的关系，如何搞统一战线，如何搞群众路线，等等。这就是说，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说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这段话，既是说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过程，同时也是说毛泽东自己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过程。
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在讲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时说：“没有那些胜利和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讲到中国共产党人包括他自己是在经过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后，到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才认清中国革命规律的。他说：“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战争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革命这个客观规律。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治、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在对革命规律的认识问题上，毛泽东不仅讲到在实践上经历了一个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过程，而且讲到自己在思维上也经历了一个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明确到明确、由不深入到深入的过程。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历，虽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但要把这些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认识上还经历了一个加工的过程。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长征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艾地时，艾地谈到外国共产党友人中对毛泽东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对此，毛泽东回答说：“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无论什么时候谁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回顾了写作《新民主主义论》的经过，认为《新民主主义论》中某些主要观点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思考过程的。他说：“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明确。”“《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6页。）
四、革命战争年代历经艰险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不知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坎坷曲折，不知多少次出生入死，饱尝艰辛。对于战争年代遭遇危险出生入死的经历，毛泽东当然是难以忘却的，但建国以后他很少提到它们。即使偶尔有人问及，胸襟开阔、气魄宏大的毛泽东也把这种经历视若等闲，以一种轻描淡写的口吻谈到它们。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曾以寥寥数语谈到自己在战争年代“多少次好像快死了”，一次是敌人的飞机“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在长征路上还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长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毛泽东说，他是准备好了为革命而献身的，“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页。）在这里，毛泽东以一种幽默的口吻表现了他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除了多次遭遇危险出生入死外，还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些困难有的是敌强我弱的形势带来的，有的是革命的暂时受挫带来的，有的是生活物质和战争物质极端缺乏所带来的，有的是艰苦的环境所带来的，有的却是革命队伍内部少数思想不纯的人闹不团结、搞分裂所带来的。这些困难中，毛泽东认为主要的困难是来自革命队伍内部。其中，1935年张国焘在红军长征途中搞分裂活动，在毛泽东记忆中打下了一个最深的烙印。他认为那是他革命生涯中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曾多次谈及。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斯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毛泽东对此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我们是有过那样的时候的，比如，打败仗的时候，当然也不高兴。我们打过败仗的。在长征中，我们的人员减少了，当然也不高兴了。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是有希望的，不管怎样困难。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但毛泽东紧接着又说：“那个困难我们也克服了。我们用适当的政策，把张国焘率领的部队争取过来了。”（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后来，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张国焘的分裂活动。1965年5月，毛泽东在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等人的陪同下重上井冈山。5月26日晚上，毛泽东与同行的汪东兴谈话，讲到革命队伍内部经常有人闹不团结。他说：“这次重上井冈山，往事都想起来了。……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闹就闹吧，闹一下也不要紧，闹一下就不闹了吧。最大的闹乱子的是张国焘。四方面军汇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张国焘硬是要往牛角尖里钻，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结果他失败了。”接下来毛泽东还说：“大大小小的事没有断过，井冈山闹过，闽西闹过，赣东北闹过，中央苏区也闹过。他要闹，你有什么办法。”（注：汪东兴：《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从毛泽东有点感到无奈的口气中，我们可以看出，革命队伍内部的不团结，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回忆。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一方面给中国革命事业增加了许多曲折，另一方面也给毛泽东的革命生涯平添了不少艰难。但值得我们欣慰，同时也值得毛泽东欣慰的是，最终毛泽东还是履险如夷，克服了这些艰难，中国革命也在经历许多曲折之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五、在党内多次遭到排挤和打击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确立之前，由于他坚持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来制定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由于他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正确见解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被人所理解和接受，同时也由于他不屈不挠地同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作斗争，因而在党内多次遭到不公正的排挤和打击。这种排挤和打击既使毛泽东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很好地为党工作，使革命事业受到了很大损失，又使毛泽东在感情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师哲回忆说，建国以后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见到斯大林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35页。）可见多次遭受不公正待遇所产生的不愉快曾长期郁积在毛泽东的心中。
那么毛泽东遭受了多少不公正待遇呢？有人说毛泽东在历史上与邓小平一样，曾三起三落，也就是说曾三次遭到不公正的排挤和打击。但据毛泽东自己回忆说，他所受到的各种处分和打击，仅记得起来的就有二十次。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谈到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时说，有一些论才、论德、论犯错误，都比某些当选中央委员要好的同志，这次没有选上中央委员，看上去是不太公道，但要想做到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比较公道。任何一个人，都难免受一点冤枉和委屈。在讲这个道理时，他以自己为例，说他在历史上曾多次受到不公正的打击和处分。如中共四大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五大只让他当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说他犯了错误，又不讲他的错误在什么地方。“至于其他，主要是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他说，这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他还说，曾被戴上过多顶帽子，如“枪杆子主义”、“一贯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等。（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106页。）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回顾自己的这些经历时，心情是沉痛的。
不过，毛泽东回忆自己受排挤和打击的经历，并不是要算历史旧账，而是为了教育党的干部能够正确对待某些不公正待遇。他说，不管是在正确路线下还是在错误路线下，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现象都是难免的，关键是要能够正确对待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在中共八大上说：“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他回忆说，他对于自己所受到的处分和打击，是把它们看作对意志品质的磨练。他说，那些处罚和打击对他有什么坏处没有呢？“我说是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因为它们使他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毛泽东多次谈到，在受王明“左”倾路线排挤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利用空闲认真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的著作和其他书籍，收获很大。1957年，他在同曾志闲谈时说：“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前《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回忆说，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宣布将调他到《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时，曾与他有过一次谈话。毛泽东希望他办报要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即使受到错误的处分也要坚持住。“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反而有益处。”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王明“左”倾路线时期，他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时间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在这时看的。（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页。）
从毛泽东对自己受排挤和打击的经历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开阔胸怀和伟人品格。
六、曾被斯大林视为铁托
铁托是前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了南斯拉夫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并于战后创建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是一位有影响的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主张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和任何党的特权地位；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走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而遭到斯大林的不满，被斯大林视为民族主义分子。斯大林在世期间，在国际共产主义内部，铁托实际上成了民族主义分子的代名词。谁被视为铁托，就意味着谁不被承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分子。
毛泽东无疑是一位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革命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但毛泽东与铁托一样，也主张马克思主义要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主张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和国家的内部事务，反对外来干涉，因而也遭到了斯大林的疑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视为铁托式的民族主义者，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被看成是铁托式的胜利。这是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它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感情。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斯大林的这一错误不为人所知。1956年2月斯大林的错误在苏共二十大上被揭露以后，毛泽东才在一些较小的范围内谈到斯大林的这一错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在指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前提下，谈到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谈到了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是铁托式的胜利。他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在讲到中南两党关系时，表示过去中共有对不起他们的地方，主要是听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意见，在1948年写过文章批评他们，以及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没有与南斯拉夫建交。毛泽东说，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我们自身也有来自“苏联朋友”的压力。什么压力呢？毛泽东说：“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再一次谈到，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犯过四次错误：第一次是支持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第二次是在抗战初期支持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第三次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不支持中共革命；第四次就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后说他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毛泽东说，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斯大林给他戴上的半个铁托的帽子才被摘下。（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122页。）
由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因此毛泽东说他对斯大林从感情上说“不怎么样”（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但是，这种感情上的好恶，并没有妨碍毛泽东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出发，始终注意维护斯大林的威信；也没有影响毛泽东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对他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应该说，这也是毛泽东的伟大之所在。
建国后毛泽东对自己经历的上述回顾，构成了一幅幅关于他革命生涯的生动剪影，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成长的经过，看出毛泽东成功的经过，并从中学习毛泽东百折不挠、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的优良品格。此外，由于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与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毛泽东这些关于个人经历的回顾，实际上也是关于中国革命历史的回顾。这些回顾不仅为研究毛泽东，同时也为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它们能使我们加深对中国革命的某些问题的认识。如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间问题，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毛泽东思想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但从毛泽东对自己经历的回顾来看，他多次谈到是在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以后，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才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才写出了他的一些主要著作。既然如此，那么认为毛泽东思想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传统说法就值得重新探讨。也许把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间定位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更符合历史事实，也更符合毛泽东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收稿日期：2003-06-25
标签：毛泽东文集论文;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认识错误论文; 新民主主义论论文; 斯大林论文; 新青年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