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纲领论文,新民主主义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我国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半个世纪后，199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立七十周年的讲话中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初步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要求。1997年他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两个纲领，长远目标完全一致，基本理论一脉相承，都是立足中国国情制定的富有创造性的正确纲领。探讨两个伟大纲领的历史联系，对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无疑是必要和有益的。
长远目标完全一致
两个纲领，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晶，一个是邓小平理论的硕果，二者长远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
150年前，马克思、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真理。“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 ）五四时期，毛泽东、邓小平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正如邓小平说的：“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我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它还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坚信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必然”，并投身于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革命斗争。然而，在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问题上，他们经历了艰辛的探索。
在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国情缺乏深刻了解，党内在如何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问题上出现过右的和“左”的错误。右的错误认为中国革命应先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等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无产阶级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这就是所谓“二次革命论”。“左”的错误则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这就是所谓“一次革命论”。毛泽东在和“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反复斗争中，在不断实践和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相结合，正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页。）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他还特别指出：“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672页。）为此， 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并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纲领。他强调这个纲领“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和毫无疑义的。”但“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不实施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058、1059、1060页。）
毛泽东主张中国革命分两步走，这实际上就是采取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相符合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实现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必然”。毛泽东以高超的智慧和非凡的胆略，领导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在建设社会主义初期我们又干了一些错事，加上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处于明显劣势，“两个必然”还成不成立，中国应不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又如何坚持社会主义？这成为摆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前必须回答的严峻问题。
邓小平坚定地声称：“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苏联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阵地缩小，但决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象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他坚信“两个必然”，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在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3、 383、382～383、146页。）我们的现代化建设， 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在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252页。）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然经历一个较长的初级阶段。旧中国虽然有了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近代的生产力，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但由于底子太薄、人口太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优越性还未充分显现。这个物质基础相对薄弱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说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的社会主义相比，还“不够格”。但这个差距不是一朝一夕能消除的，急于求成势必陷入空想之中，所以必须经过一个特定的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主义生产之间的矛盾”，从而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这一基本路线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不断地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使社会主义由“不够格”过渡到基本够格，然后再继续前进，使生产力赶上甚至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使社会主义完善和成熟起来，真正成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继续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的社会。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正是根据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
可见，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都是党的政治路线的具体化，其长远目标都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性质都是过渡性质，一个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一个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二者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实践“两个必然”的科学社会主义纲领。
基本理论一脉相承
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在基本理论上的一脉相承，首先表现在理论特色相同。两个纲领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纲领。
所谓“中国特色”，必须包含两个要素，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中国实际。舍弃其一都无法构成中国特色，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创造出中国特色来。两个纲领都包含这两大要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创造“中国特色”，其实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我们党确立的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是经过实践探索出来的，没有走俄国人以城市武装暴动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路，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两步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也没有照搬苏联模式，而是经过几十年的探索终于找到了要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本质上讲，这两个纲领都充分体现了唯物主义者求真求实的精神。
创造“中国特色”，关键在于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并创造性地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前途。邓小平则继承了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成功地解决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两个纲领正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结晶，具有科学性、求实性和独创性的共同理论特征。
两个纲领理论上的一脉相承还表现在具体内容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正是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的继承和发展。
从两个纲领的基本框架看。二者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结构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矛盾运动的原理来建构其理论框架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它的基本结构包括社会物质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结构。社会物质经济结构指一定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子系统，两个纲领的经济建设部分就是这方面的内容，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结构指一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及其结合方式，社会意识结构是社会精神生活的总和，两个纲领的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分别属于这两个方面，共同组成社会的上层建筑。在这一统一体中，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上层建筑又能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两个纲领正是依据这一原理来建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个社会形态中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建设的。
从政治建设的内容来看。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6页。 ）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5页。）近代中华民族面临着反帝、反封建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毛泽东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中国人民只有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才能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因此把政治建设放在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的首位。他强调在政治建设中要突出“人民主权”，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民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建设“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的政体（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7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1997年9月12日。）这个纲领首先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人民主权”思想。邓小平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8页。）他尊重群众、依靠群众，总是以人民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判断我们工作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这种“以人民为本”的思想与毛泽东的“人民主权”思想一脉相承，也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所坚持和维护的。这个纲领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最重大的发展是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从而把我国政治生活中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这三个要素和环节统一起来。邓小平曾提出社会主义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江泽民进一步提出要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保证坚持党的领导和发扬人民民主，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新发展。
从经济建设的内容看。毛泽东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页。 ）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中，民族资本主义是被鼓励发展的，其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页。）毛泽东认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他指出：“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384～385页。）毛泽东充分肯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无疑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旨在探索并解决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在深刻研究中国国情，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并抓住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后，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经济建设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首位，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经济建设纲领指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目标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为达此目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这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 ）该纲领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某些先进手段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对毛泽东“保护民族工商业”以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从文化建设的内容看。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4页。）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则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化的文化”。（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8页。 ）这种文化是“民族的”，是指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维护中华民族独立和尊严，保持民族的特点，又注意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这种文化是“科学的”，是指反对封建迷信，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文化遗产，能够与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这种文化是“大众的”，则意味着应为全民族90%以上的工农大众服务，富有民主精神，把文化的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纲领，全面继承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并拓展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内涵，它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及“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内容，使文化建设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色。
历史经验贵在坚持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基本纲领，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原则的肯定并进一步完善。遵循这一基本纲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毛泽东仍然构想先建设新民主主义，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再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由于我党建国后坚持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仅用三年时间，便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实行了土地改革，取得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斗争的胜利，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到1952年，我们党已医治好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共十二年的战争创伤，工农业生产恢复并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在辉煌的成就面前，毛泽东改变了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认识，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1952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有它的历史缘由和现实根据。这条总路线反映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和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的必然趋势和根本方向，但在执行的过程中过快、过急，注意强调生产关系的革命，追求单一的公有制形式，而没能像建国后前三年那样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仅用四年时间，便在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今天看来，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的短暂性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留下了大量的遗留任务，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
当初，我党过早中断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理论上没有弄清楚，因而在新民主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看不到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对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当然，不能强求中国共产党在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的建国初期，就形成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然而，历史发展到世纪之交的今天，邓小平已为我们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已提出了实施基本路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再次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历史的覆辙不能重蹈，历史的经验应该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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