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课程设置：基本加灵活——就普通高中教育与文理分合等问题专访著名老教育家吕型伟先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理论文,教育家论文,专访论文,普通高中论文,课程设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从课程建设来看，文理分合问题是属于高中教育阶段的宏观课程设计问题，随着教育与课程的发展，这个问题又浮出水面，引起社会人群的广泛关注，其讨论面之广，参与人数之众，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今天，我们如何深入认识这个问题，才能对高中学生的人生发展施以很好的影响？
吕老：“高中阶段搞不搞文理分科，历史上都有过争论，不是新的题目，不是新问题。我们过去做过的事情，它的利弊得失，应该请过去搞过分科或不分科的同志好好地总结，他们最有发言权。我们不要抽象地来讨论，要从实际出发，看看实践工作者他们做过了什么，有过什么经验教训，有什么利弊得失，这样来讨论。我们不要离开实践来讨论，① 不是有一句话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没有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它强调的是唯一标准，那么，这个分科与不分科要听听实践工作者的意见，现在是让那些没有实践过的人在那里讨论。首先要问实践过的人，这个实践过的人包括老的教育工作者、老的教师，也包括分科与不分科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让他们回过头来看分科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不分科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这两部分人是最有发言权的。第三部分是国外的经验教训，因为国际上也有分科的，也有不分科的，比如，欧洲一些国家，他们很重视从初中阶段开始对学生今后的一生进行方向性指导，他们有这样的指导教师，教师的任务就是对每一位学生进行研究，研究学生的个性、特长、兴趣以及爱好等，还要研究社会发展，包括哪些行业、哪些专业将来有发展，哪些行业、哪些专业将来要淘汰，指导教师要研究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社会，一个是学生。然后到初中毕业的时候，他要给每一位学生写出一份报告，这个报告是给家长的，就是说，根据对学生的研究，他认为一个孩子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比较好，对学生是要负责的，因为他是经过这样的研究得出来一些意见，所以一般来说家长都是很尊重的，当然家长可以不听。我们没有这个指导，我们现在是升学指导，没有方向指导。对升学的指导，对没有升学的学生，我们不指导，这个是不对的。这部分经验可以请国外考察的同志、留学回来的同志、研究比较教育的同志来写些文章，他们有发言权。所以我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时重点是请这些人（学校、学生、过来人，还有研究国外教育的）来讲话。有些国家是有这方面教师（方向性指导教师）的，当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这样的教师，我对这个制度是很赞赏的，我也找过这样的学生谈话，找过这样的方向指导教师谈话，我是很赞赏的。但是在国内没有实践，国内因为找不到这样的教师，我们没有培训。这个方向性指导不好做，这比教一门课难。第一，他要了解学生；第二，他要了解社会，而且这是活的，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所以教师是比较难指导的，我们也没有这样培训教师。可以肯定的是，分科与不分科各有利弊，肯定不是哪一个是绝对地好，哪一个是绝对地不好，假如绝对地不好，那么为什么国外一直还有人在做呢？为什么过去搞教育的人都还在做呢？做得不好吗？做得笨蛋吗？对不对？所以讨论这个问题不要抽象地讨论，要找有实践经验的人来写文章。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
记者：吕老，您刚才从实践与经验的角度给高中阶段课程分合问题的讨论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知道，您在自己七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中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校长、教育局长，而且从教育局长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您又立即投入到教育科学研究中，可以说您“一生与教育有缘”。下面，您能不能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与人生体验就高中教育中课程建设等问题给以更加具体的方向性指导？
吕老：“就我个人的思想来说，分科搞过，不分科也搞过，因为长期搞教育工作，都有过经历吧。我赞成高中阶段课程设置里面要增加选修课，而不是文理分科。这个选修课有侧重文的，有侧重理的，但它还有侧重其他的，所以它不仅仅是文理分科，更是一个方向性指导，给学生发展方向上一个选择的机会，给他们（学生）提供一些条件。我赞成开选修课，不要搞得要求文、要求理，要搞选修，选修课也有文的也有理的，选修课里面有数学、物理、文学、历史、地理等等，所以选修课比较活，可以多样化，因为学生的素质是多样化，社会发展也是多样化，文理只是一个简单的分类，但是社会中比这个复杂得多。譬如，我是学文科的，我大学是读浙江大学中文专业的，当教育局领导后，我不能只搞中文呀，我理科也得搞。这里，我碰到这么一个具体的问题——招生，招生统一命题，这个命题是专家命的，但是最后选择定哪些题目是局长的事，他这个题目，我同意不同意，这样好不好。我当时是所有考学生的题目，我都自己做一次，考一次，这里面有没有偏题、难题，根据我的水平，根据我的认识，当时物理题目我也要做、化学题目也要做、数学题目也要做，尽管我是学文科的，但是中学阶段的文理，我都学过的呀，我不能说我不知道呀！噢，中学阶段这样的物理水平，我都不知道？是要知道的，我是学中文的，怎么说中学这样的物理就不知道，我是经过考试的，我念过的，怎么能不知道呢？我也是中学毕业的，每个题目，我都要做一遍，自己考一次，看看这里有没有偏题、难题，所以看你讲什么工作，社会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分类，因为有的是文的也要搞点理的，有的是理的也要搞点文的，当然不需要精通，但是中学这样的水平，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中学阶段这些文理知识，是每一个大学生都应该会的，因为他们都是念过中学的，而且经过大学入学考试的，都是合格的，怎么能说他们都不知道呢，我是学文的，所以你这个物理题目我做不出来，因为它不是考物理专业的，它是中学水平的物理，不是大学物理，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中学阶段。”
“高中阶段应该加强选修课方向性指导，这种指导要作为教师的一个任务，教师有责任对学生发展进行指导，这个指导应该从什么时候提出来呢，这个问题在学生初中毕业就应该提出来，到高中阶段进行选择，有点微调，真正的专业分科还是要到高等教育，那不是高中阶段。当然高中阶段已经有一部分人分出去了，接受职业教育，他们已经定向了；但是还有起码一半以上的学生要到普通高中，他们发展方向还没有定，所以还是要进行指导。在方向性指导上，教师要培训，这个方向性指导比教一门课还要难，还要负责，可能会影响学生的一生，比如，我说这个学生该怎么发展，结果不行，那不是害了他？学校的责任加重了，教师的责任也加重了。现在这方面的指导，没有人管。”
记者：吕老，您特别赞赏学校和教师对学生今后一生进行方向性指导的做法，这种做法外国有了，我们由于深受升学教育的影响，对中学生今后人生的方向性指导好像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您能否从中学课程改革与发展的现实角度，谈谈如何做实做好学生今后发展的方向性指导？
吕老：“为什么大家在升学这个问题上特别特别地关注？这有社会原因，与升学比较，学生将来怎么发展，学校没有责任；学生怎么就业，学校没有责任，学校和教师可以不管这些。关于学生今后发展的方向性指导，比升学难度大，责任重大，工作难度很大，大家都不敢去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首先把问题提出来，把方向指出来，然后在实践中探索、总结。现在不是说哪个人已经会了，中国过去没有这个经验，没有这方面的实践，我们要在实践中探索、总结，然后再来培训，把制度建立起来，然后逐步完善它。天上不会掉馅饼，外国的经验也是可以参考的。我最近几年没有到外国去了，国外是怎样对学生进行方向性指导的，这方面的经验很少看到，希望这方面将来能够加强。教育部派出去的考察团、省市派出去的教师，应该给他们提出要求，希望他们介绍这方面好的经验，逐步完善我们的经验。
同时，我仍然感觉到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要。我非常关心校园文化的建设，也非常关心学生与教师课外阅读的情况，也就是我非常重视学校图书馆的作用。我这个人，可以这样讲，是图书馆给我‘泡’大的，我是从小看课外书，小学时，我把中国古典四大名著都看完了，有的书，像《聊斋》，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升入中学，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图书馆，当别的同学都在看中国古典小说时，我已经开始浏览外国名著了，初中三年级时，校长看我终日‘泡’在图书馆里，手不释卷，就把图书馆交给我这个15岁的孩子管理，图书馆的经费也由我去运作，进什么书，由我拿主意；高中阶段，我依然是图书馆的常客，图书馆管理员对我特别好，人家一次只能借两本书，我可以不限数量，人家只能从窗口借阅，我可以进书库待半天。我深深感到课外阅读的重要、图书馆的重要、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要，这一点强调的不够。不要以为网络时代、信息时代，图书馆就可以不要了，图书与图书馆的作用就可以削弱了，不是那么回事。要培养好我们的学生，图书馆不能不用。
还有一点，是过去没有讲过的，也很重要，就是学生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现在大学生已经大众化，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大学生非常稀奇，现在大学生不稀奇，博士也不稀奇了。我经常听人说这句话，‘博士满街走，教授多如狗。’这是外国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发展、学生的就业，就应该重视指导了，不要以为拿到文凭就没有问题了，应该早一点对他们进行就业指导，应该早一点让他们有所准备。在这方面，我倒非常赞赏法国的一个制度。法国初中阶段有专门的方向指导教师，这类教师负责研究学生的发展方向，调查社会各种行业、各种职业需要人才的情况，调查哪个行业有发展前途，是朝阳产业，哪个行业是夕阳产业，快要落了，然后给学生进行就业指导。初中毕业，学生就基本确定了发展方向，也就是说，要从初中开始定方向。
可以说，教育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是教师的问题，要靠教师落实，一个是人文建设，一个是方向指导，所以应该把教师的工作放在重中之重。现在的教师是什么问题呢？教师问题集中起来有三点：有学历，缺能力；有文凭，缺水平；有专业，缺文化。② 今后重点要在教师的能力培养上下工夫，少搞一些形式主义，多做一点实事，当前我们要抓教师的能力，抓教师的水平，抓教师的文化。学校应当出名师。”
记者：吕老，据我了解，您曾经做过八年的中学校长，您当时的学校课程建设与现在的情况有什么不同？请您谈谈在中学课程设置与实施方面如何进一步实现我们的教育理想。
吕老：“1949—1956年，我担任八年的市东中学校长，当时的基本课程与现在比较，没有什么变化。在课程改革、课程设置方面，国家规定的课程，我是没权改变的，作为校长的我，首先认真执行国家课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这是有所不足的，所以我就开辟课外活动，就是后来的第二课堂。③ 我当时的课外活动是非常活跃的，譬如说，有一个课外活动——让学生学开汽车，当时汽车是很少的，我当时就感觉到：未来的人，不管他是谁，应该学会开汽车。那么，我就买了几部汽车，给学生开了，这在当时是很奇怪的。这只是一个例子，我的课外活动还有工业的、农业的以及其他方面的，我当时把课外活动叫第二课堂，当时的理念——两个课堂并重。第一课堂是国家规定的，第二课堂是我们学校自己搞的，而且是放在一个并重的地位，那时的升学竞争也是很激烈的，我就是要求每个老师在规定的课堂时间里提高教学质量，不能加班加点。所谓规定时间，就是课堂教学，我在课堂教学上抓的是很紧的，怎么上好一堂课？我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每个教师的课，我都去听，而且我常常这样做的，一堂课如果听下来不满意，我就手把手地帮他备课，有时候是这样，他上课有的地方讲得不妥当，我就请他停下来，我自己上给你看看，整个学校形成一个风气，教师不会觉得他丢面子了，学生也不会觉得这个教师不行，它是一个风气。学校风气就是这样的，不光是我一个人，教导主任也应该这样，教研组长也应该这样，他在每一个教室上课要负责的，没有增加更多的时间，就是在规定时间提高质量，形成一个风气。第二课堂没有影响课堂教学质量，没有影响学生素质，而且学生方方面面都提高了，学生是满意的。我当时的学生现在都六七十岁了，都已经退休了，好多学生都跟我保持密切联系的。我举一个例子，几年前了，我到北京开会，星期天没有事情干，就打了一个电话给学生，这个学生在外交部（是个司长），我就给他打个电话，说我在北京，现在没有事，你们来看看我，好不好？我的学生嘛，我和学生关系是很好的。我说你能通知几个就通知几个，只要他们有时间，我们见见面，好多年不见面了，我也很想你们。结果那天来了一百好几十个，我没想到来了那么多人，我就在附近的一个学校借了一个大教室。我拿一张纸，让他们把姓名、当时哪个班的、班主任是谁、现在干什么工作写下来，结果司局长一大批，将军好几个，院士好几个，还有医生、编辑……当时我很激动，什么叫桃李满天下？什么叫教师的幸福？那真正切身体验过，这些学生到现在都还与我保持联系。当时表现不好的学生，也没有记恨老师。北京、广州、四川……都有我的学生，在外国也有，做大使的，做参赞的，有段时间，外交部的发言人、中联部的发言人，中国的两张嘴巴都是我的学生，这个，当老师很高兴，成才了嘛，当老师的最大报酬不是金钱，而是学生成才了，学生成才了比老师自己成才还要高兴。
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上，中学的课程，我的观点集中起来就是基本加灵活。不要一种，只有基本没有灵活，更不要只有灵活没有基本。现在是过分强调基本，缺少灵活。学校不搞灵活，家长也不搞灵活，就怕影响升学率，学校与家长多沟通，至于怎么沟通，大家去工作。没有家长的理解和支持，学校工作的进行就会碰到困难，因为现在家长对教育的关心，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都是独生子女，输不起，过去一家有三四个孩子，有一个成才，那就可以了。现在一个要成才，他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所以他要拼命，要全力以赴，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提出不切实际的想法。现在家长文化水平提高了，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也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工作不得到家长的理解、支持，就不行，学校要沟通，取得家长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不然的话工作就受到影响。我赞成学校要成立家长委员会，而且家长委员会应该成为常设机构，变成一个制度，在学校设办公室，有家长值班，成为学校的助手，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用。这个外国有的，不是创造，外国的家长委员会是很厉害的，它在学校设办公室，在那里上班，要值班，对学校的一举一动都关心。”
注释：
① “吕老是我国最富有经验的教育实践家。他担任过小学教师、中学校长、教育局长，从事过教育研究工作。他的三句话（教育是事业，其意义在于奉献；教育是科学，其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其生命在于创新）就是在丰富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教育真谛。没有丰富的教育实践，是不可能对这三句话有深刻理解的。吕老七十多年来从来没有离开学校的实践。”（顾明远先生语，见《吕型伟教育文集》第一卷序二）
② 当我对吕老这三句话表示赞同时，吕老笑道：“我怕教师听了不高兴。”我个人以为，这三句话乍看是“语重”，但是过后思量，却反映了吕老忧思教育、心系教育的“心长”。
③ 在吕老的著作中，这一叫法又统称为“第二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