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下的中国体育发展战略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折点论文,发展战略论文,中国体育论文,刘易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1)06-0016-06
最近几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民工荒”现象，许多企业因招不到工人而被迫关闭。伴随“民工荒”的是愈演愈烈的“涨薪潮”，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1]。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在走向终结吗？持续了三十年的人口红利在走向消失吗？“刘易斯转折点”真的来了吗？围绕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那么，何谓“刘易斯转折点”？在这种转折点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征是什么？面对这样的特征，中国体育的发展战略应做出怎样的调整？这些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
1 何谓刘易斯转折点？
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的发展模式。他把一个国家分成两个部门，即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并认为经济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现代工业部门向传统农业部门扩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工业部门会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吸收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为止[2]。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当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时，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连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3]。这里要强调的是，刘易斯转折点是任何国家发展过程中只出现一次的事情，是通向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它并不只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1]。
判断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关键看劳动力资源的供应状况，而劳动力资源的供应问题在本质上是人口问题，即人口的数量与素质能否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把握人口发展的趋势，探寻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成了理解刘易斯转折点的关键。在探讨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发展的关系之前，要明确一个概念——人口红利。纵观世界人口的发展规律，一般先后经过三个阶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在第一阶段，少儿人口增长迅速，老年人口增长缓慢，社会抚养负担主要是集中在少儿身上。在第三阶段，少儿人口增长缓慢，老年人口快速增加，社会抚养负担主要集中在老年人身上。这两个阶段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一阶段的抚养负担主要集中在少儿身上，但少儿在一段时间后会成为劳动人口(一般指15—64岁人口)，为下一阶段的劳动力贮备打下基础。而第三阶段的抚养负担主要集中在老年人身上，其无法成为劳动人口。这样，在第二阶段，劳动人口的比重高，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过渡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而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4]。人口红利包含两大基本要素：一是劳动人口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大；二是抚养负担相对较轻[4]
基于“人口红利”理论，蔡昉利用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对1960年以来各国GDP年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进行了描述性的统计刻画(如图1)，并得出：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随着生育率下降，GDP增长率先上升随后降低，呈现出一种倒U字形的非线性关系[5]。这种关系也验证了上面提出的“人口红利”理论。刘易斯本人也曾根据人口转变的这种变化，对日本经济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时间进行过预测。故，我们可以根据人口的转变判断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与否。
图1 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经验关系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2 中国正在进入刘易斯转折点
从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预期(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的中国部分(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在50年内从“1950-1955”年间的43.8‰降低到“2000-2005”年间的13.6‰，死亡率由25.1‰降低为6.6‰，人口增长率由18.7‰降低为6.7‰。伴随着人口增长类型的转变，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49-1957年处于死亡率下降拉动的人口年轻化阶段；1963-1972年则是生育率提高拉动的人口年轻化阶段；而自1972年开始全国范围内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出生人口的规模也得到控制并逐步降低，致使1972-1978年期间人口年龄结构已经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6]。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出生率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却不断延长，死亡率基本稳定在低水平，人口已经达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状态。2000年0—14岁人口比重降低到24.84%，65岁及以上人口则达到6.69%；而2007年0—14岁人口比重降低为19.40%，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8.10%，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正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6]。人口生育水平和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自然会影响到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从而对中国正在享受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即人口红利从开始出现到结束的时期，也指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50%的时期)设定了较早的时限。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本世纪中叶之前有三个人口发展转折点(图2)：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第三，总人口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为14.39亿，随后绝对减少。这一预测与美国人口普查局对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预测(表2)几乎相同。伴随着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我国将从2010年起进入刘易斯转折点。
图2 中国人口与年龄结构预测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我国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一个是劳动力的普遍短缺。最能反映劳动力短缺的是愈演愈烈的“民工荒”现象，从2005年起，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到2011年“民工荒”不再局限于东部地区，而蔓延到中西部地区，到处出现抢工现象，一场不见硝烟的“民工争夺战”在我国东中西部展开。据安徽省统计，截至2010年底，安徽全省缺工总数达到25万人，湖北省也披露，今年湖北省劳务输出人数将收缩10%—15%[7]。第二个问题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源于劳动力供应的相对减少，这对长期依赖低廉的劳动力成长起来的我国制造业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中国产品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在逐渐丧失，典型的表现是“涨薪潮”的不断涌现。自2003年以来，我国农民工工资以年增10.2%的速度显著提高，农民工将终结“低工资”时代，就业的主要矛盾正从总量性向结构性转变[8]。第三个问题是人口抚养负担加重，“人口红利窗口期”的主要特点是劳动人口比重大，抚养人口比例小，这样的人口结构使得社会的抚养负担相对较低，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但是从世界银行的预测(如图3)上可以看出，自2010年起，我国的总人口抚养系数开始由下降转为上升，社会抚养负担也将会逐步提高，这也意味着持续了30年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开始关闭。这些变化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挑战。在过去的30年，我国凭借着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积极而开放的体制保持了连续的高速增长，而如今面临着劳动力人口的相对减少、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传统的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带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已经不能够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从传统的依靠增加资本与劳动投入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技术进步与体制创新带动经济发展转变已成为中国在刘易斯转折点阶段的主要任务。
图3 中国近10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World Bank，World Bank Online Database。
随着对“人口红利”的不断认识，一些专家将“人口红利”进一步划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导致生产性年龄段的人口比重增加，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和较低的社会抚养负担；第二人口红利是指人们往往根据老龄化的预期调整自己的行为，如人们意识到老龄化浪潮和退休后生活保障的重要性，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在劳动年龄阶段努力工作和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国民储蓄率的提高和投资的增长[9]。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既预示着第一次人口红利的逐渐终结，也意味着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开始，能多大程度上挖掘这两次人口红利则取决于能否制定出适时的政策。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获得主要取决于能否保证人们的储蓄动机和劳动能力。在储蓄动机的维持上，可以通过养老保障、医疗保险等制度来保证；在劳动能力的维持上，则可以通过教育、就业指导等措施来保证。当然，储蓄动机的激发、劳动能力的维持最终还是取决于人的健康状况。健康的身心不仅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延长劳动年限，也可以减轻社会负担，增加储蓄动机。正是基于此，发达国家把对健康的投资看成对生产的投资，对未来的投资，并积极建立了促进公民健康的组织与社团，我国也于2000年启动了国民体质监测计划，并把国人体质健康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刘易斯转折点”下体育功能定位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在本质上是由人口结构的改变引起的，其主要体现在出生率以及劳动人口比率的下降上。这种转变其实是人口发展的必然，发达国家早已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的这种转变在时间上比发达国家要短，致使我们享受人口红利的时间也要短一些。但也必须承认这种强制性的转变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契机，使我们提前到达了发展方式的拐点。接下来，我国可能会再享受3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但这种人口红利与过去30年的人口红利相比则显得不那么充裕。所以在接下来的30年我国要做的事情是完善好自身的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培训体制、健康促进机制，为迎接第二次人口红利打下基础。
正如前面所谈到的，健康是老龄化社会挖掘人口红利的基础，所以构建旨在促进国人健康的公共服务体系是我国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这一体系除了包括医疗保障外还应包括全民健身。健康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医疗保障能治疗一些疾病从而使身体维持在健康状态，但医疗保障与体育锻炼之间有着质的区别：医疗保障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而体育锻炼则是一种事前的预防方式。体育锻炼有利于人们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这种良好的生活方式本身就可以减少疾病的产生，疾病的减少意味着社会负担的减少。如果说医疗保障是一种消费的话，体育锻炼就是一种投资，一种对健康生活、健康工作的投资。此外，体育还能够缓解人的压力、调节人的心情、培养人的毅力、塑造人的品格、促进人的适应、增进社会的交流、改善群体的认同感，这些在一些心理学、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证明。正是基于体育的这种多效性，人们的体育需求才变得越来越迫切，体育也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产业，在一些发达国家，体育甚至成为了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如意大利)。总之，为了更充分地挖掘人口红利，迎接刘易斯转折点的挑战，必须把构建旨在促进国人健康的公共服务体系作为未来发展的重大任务，而体育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4 “刘易斯转折点”下的中国体育发展战略调整
在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发展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大背景下，我国宏观层面的发展战略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主要表现在：在经济方面，积极转变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推进人才强国、科教兴国战略；在社会方面，积极推进以满足公共需求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各种社会保障机制，着重推进医疗、就业、教育等体制改革；在政治方面，积极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努力实现政事分开、运转高效、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模式。基于这些改革，今年刊发的《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认为接下来的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体育事业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体育需求为宗旨，以建设体育强国为目标，以转变体育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建立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基本动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10]。为了更详细地论述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对体育发展的影响以及针对这种影响的战略调整，本文将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四部分展开讨论。
4.1 “刘易斯转折点”下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调整
刘易斯转折点的背后是深刻的人口问题。在过去的三十年，我国享受了令世界羡慕的人口红利，作为对人才选拔更为专业化的竞技体育又何尝不是这种人口红利的受益者呢？竞技体育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它对人才的选拔非常严格、甚至是苛刻，它不仅要求运动员要有过人的运动天赋、过硬的心理素质、扎实的战术素养，还要求运动员能忍受艰苦的训练。然而，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竞技体育所享受的人口红利期也在关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资源的不断萎缩。我们知道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年龄主要是在6—18岁之间，而在人口学的研究上一般将0—14岁、15—64岁、65岁及以上作为人口结构判断的三个年龄段，0—14岁年龄段人口虽然不能准确地表达6—18岁人口的具体数量，但却可以清晰地表达其发展趋势。我们可以从中国五次人口普查和部分抽样年份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如表3)中看出：0—14岁年龄人口比重在1964年后呈现出一种逐渐减少趋势。再结合表2的劳动人口走势，可以看出劳动人口比重也将在2010年后开始下降，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劳动人口趋势是老龄化。这样的人口走向就为竞技体育的选材提出了挑战，以前的那种靠经验选材、大批量选材的粗放型选材方式已经不能够适应新的人口发展趋势。且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社会提供的就业机会也逐年增多，而劳动人口的比重却在减少，人们面临更多的就业诱惑，这自然会降低人们对从事竞技体育这种高风险、高强度职业的选择动机。此外，随着教育培训体系的不断完善，少年儿童有更多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其本身从事竞技体育的意愿也会不断减少。再加上“少子化”社会的来临，父母对孩子的投资和期望都会提高，其让孩子从事竞技体育的意愿也会下降。总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选拔面临着人口、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挑战，转变后备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方式已成为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问题。
针对竞技体育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要提高选材的科学性，建立健全相应的选材指标体系，提高选材的成功率；第二，要根据不同区域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选材，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要高于西部地区，少年人口的比重也要比西部地区小，再加上东部地区的就业机会、教育水平要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青少年从事竞技体育的动机要弱于西部地区，故在选材时，可考虑向西部地区倾斜；第三，提升训练的科学化水平，以往的训练方式往往是经验式的，缺乏理论的指导，导致训练的效率相对较低，然而面临后备人才资源的减少趋势，借鉴科学的训练理论，提升训练质量，提高运动员的成材率就成了实现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第四，积极探索体教结合的新形式，保证运动员的受教育时间，提升其受教育质量，为其退役后的再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从而降低父母对孩子从事竞技体育的担忧，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借鉴美国的运动员培养模式，把运动员的培养放到学校的体育社团里，以比赛为杠杆提升学校支持运动队建设的意愿；第五，继续鼓励有条件的运动项目走职业化的道路，提升项目的影响力，并根据项目特点建议或者强制要求俱乐部建立青训体系，相关的项目协会也应积极举办各种集训营，以吸引更多的青少年从事到竞技体育中来；第六，健全运动员的伤残保障体系，以降低青少年及其父母对其从事竞技体育这种高风险职业的忧虑。
4.2 “刘易斯转折点”下的群众体育发展战略调整
从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向对劳动力质量的依赖转变已成为我国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必由之路。劳动力素质是个整体性概念，它包括受教育水平、创新能力等，但这些都建立在健康之上。良好的健康水平不仅可能延长劳动年限、提升劳动效率，还可以减少社会负担、促进社会财富的积累。故，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关键在于提升国人的健康水平，而体育恰恰是一种积极的、面向未来的健康促进方式。正是基于此，本文把体育看做是未来国民健康促进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体育在政治宣传上的显性作用，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战略，这也导致群众体育的发展相对滞后。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群众体育经费数量少，且占体育事业总经费的比重低，并呈逐年下降趋势。如1995年，省部级群众体育经费占全部财政体育事业费的2.69%，而在2004年则下降到0.76%，额度也由97.6万元下降到66.8万元[11]。经费投入的减少也使得公共体育场地严重欠缺，制约着体育人口的增长。据全国第五次体育场地普查结果显示，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全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6.5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03平方米，与同时期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平均每万人拥有200多个体育场地的状况差距显著[12]。除经费和场地的严重不足外，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也严重不足，据统计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与总人口的比例约1∶3000，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1∶2000的比例有较大的差距[13]。且指导率不高，实际作用发挥不足，有研究表明，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指导率为59.11%，日本则高达98%[14]。
受上述条件的制约，我国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低且增长缓慢。如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显示，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含在校学生)比例为28.2%[15]，而美国2005年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则为49%，且在中国的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中老年人占了较大的比重，如果去掉在校学生和65岁以上人口，我国劳动人口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估计连10%都达不到。这种不合理的体育人口结构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劳动人口的体质状况堪忧，如2005年的国民体质监测结果显示：20～39岁年龄段成年人的身体形态水平降低幅度最大，身体机能水平也下降明显。参加2001年中国亚健康学术研讨会的专家指出，我国符合WHO健康定义人群仅15%[16]。这样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劳动力人口的劳动年限与效率，且随着这部分人口走向老年，其糟糕的健康状况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医疗抚养负担。
基于我国人口健康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刘易斯转折点对人口素质的要求，本文认为必须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要作为根本出发点，转变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加大对群众体育的支持力度，走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全面发展的道路。具体就是：第一，增加群众体育经费投入，合理安排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经费比重，积极吸引社会力量投资群众体育；第二，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探索场馆运营的新模式，提高场馆的利用率，鼓励企事业单位开放其场地，为群众健身提供更多场地设施；第三，健全社会化群众体育组织网络，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不断扩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同时扶持基层体育社团建设，开展丰富多样的群众体育活动；第四，改革群众体育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纵向以地方政府为主，横向由政府部门领导，体育部门负责，有关部门共同推进，社会力量积极兴办的群众体育管理体制，加快群众体育法治化进程，逐步建立群众体育法规体系[1¨；第五，加大宣传，把提升全民族的健康素质摆在关系到国家未来的战略位置上，通过传媒增加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使其积极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从而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为进一步挖掘人口红利打下基础。
4.3 “刘易斯转折点”下的学校体育发展战略调整
从时间上看，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足以在2020年以前继续支撑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1]。按照党中央的发展规划，在未来的十年主要是进一步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可以借助人口红利的优势，而在2020-2050年间，中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目标的实现则失去了人口红利的优势。也就是说，对于十年后开始成为劳动人口的这代人而言，其受到压力是最大的，这代人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决定着中国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日程。目前，这代人大部分是或者即将是在校的学生，然而由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始终没有摆脱应试教育的枷锁，现在的大部分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致使在应试教育考核中所占比重较低的学校体育往往得不到学校领导的重视。学校的不重视往往导致体育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下降，使得体育课堂教学效果下降，不能很好地吸引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也无法激发学生的体育运动动机，导致学生无法学得扎实的运动技能，更无法实现“终身体育”理念。在体育制度上，体教分离和政府垄断的竞技体育体制无法促进学校体育的发展，“重竞技而轻群体”的发展导向使学校体育得不到足够的重视[17]。此外，随着社会进入“少子化”时代，家长对孩子的投资和期望大大增加，孩子在课余时间被送到各种各样的辅导班进行学习，也占用了学生从事体育锻炼的时间。再加上其他娱乐方式的丰富，也减弱了学生进行课外体育锻炼的动机。我国在2002年和2004年进行的两次全国范围的学生体质监测结果显示：中小学生体质发育表现为明显的不协调，形态发育水平不断提高而体能素质却明显下降[17]。2005年的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也显示：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居高不下，较2000年增加8.7个百分点，7岁至22岁的学生中超重与肥胖检出率仍在增加，更令人担忧的是学生的肺活量、速度、爆发力、耐力等素质水平均呈继续下降趋势[18]。
学生体质的不断下降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其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迎来第二次人口红利，还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健康延续。虽然“东亚病夫”这样的词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正渐渐地淡去，但如果不能有效地制止青少年体质的不断下降，“东亚病夫”会再次戴在中国人的头上，这绝非耸听之词。为了有效制止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不断下降，本文认为：第一，要加大宣传，提升整个社会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重视程度，积极组织各种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的社会活动；第二，改变以应试教育为导向的教育制度，明确学生健康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将学生的健康状况纳入到学生升学的考核范围；第三，适当增加学校体育课的次数，保证学生的在校锻炼时间；第四，完善学校体育的课程建设，提升体育教师的教学能力，改善学校体育课程的教学效果；第五，探索体教结合的新模式，利用比赛的杠杆作用活跃学校的体育生活，积极建立各种体育社团，培养学生的体育锻炼兴趣。
4.4 “刘易斯转折点”下的体育产业发展战略调整
体育是国民健康促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挖掘人口红利所应重点发展的公共服务项目。体育同时也是一种消费性的休闲活动，是一种指向未来的阳光产业。国人的体育需求决定着体育产业的规模，同时，体育产业的发展也制约群众的体育需求。不管是从国家发展对人口素质的要求上，还是从国人自身对娱乐休闲的需求上，我们都可以获得一个确定性的结论：体育的需求会随着人们健身意识与休闲理念的提升而不断多样化，这既给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机会，也对其提出了挑战。据统计，2006年我国体育产业的产值占当年GDP的比重分别为0.46%，而在发达国家，体育产业增加值通常占到GDP的1%以上，早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美国，体育产业占GDP的2%，提供的就业机会超过了农业、铁路、电力等主要行业[19]。除规模较小外，我国体育产业的结构也不合理，从广东、北京、上海等省(市)的体育产业内部结构构成来看，体育用品制造业占体育产业总值达70%以上，而体育服务业只占30%左右[20]。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迅速崛起的体育用品制造业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自身的品牌意识，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由贴牌生产向自主生产转变，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其实，影响体育产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体制，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是政府既管体育又办体育的模式，体育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中央的拨款，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依靠社会的投资[21]。尤其是在竞技体育方面，运动员的产权问题、俱乐部和国家的利益分配问题都很突出，导致竞赛表演市场的发展受体制的约束很大。此外，由于我国一些普及程度高的集体球类项目的职业化程度低，致使我国缺乏具有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情况下，我国的体育观众逐渐被国外的品牌赛事(如NBA等)所吸引，致使国内的联赛上座率低，俱乐部运营艰难，运动员比赛的积极性下降，竞技水平降低，这些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21]。
针对体育产业存在的上述挑战，本文认为：第一，继续推进体育体制改革，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逐步建立“管办分离、运转流畅、办事高效”的管理体制，促进体育资源的合理流动；第二，优化体育产业的结构，加大力度发展体育服务业，尤其是全民健身业与竞技表演业两大核心产业的发展；第三，提供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扶持一些品牌企业的发展，引导企业建立现代化的产权制度，提升体育产业的整体竞争力；第四，完善体育产业的法律法规，制定相关的产业标准，进一步开放体育市场，建立良好的投融资平台，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第五，建立体育产业人才的培训体系，完善相关的从业标准与资格考核体系，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优良的人力支撑。
5 结语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说它是挑战是因为逐渐式微的人口红利、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负担，使得我国面临着“未富先老”的挑战。说它是机遇是因为它将促进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发达国家用一百年完成的转变，我们或许要在30年内完成，一旦成功走出刘易斯转折点，我国将提前实现经济的一体化，为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打下坚实的基础，一旦失败则会在城乡二元经济的怪圈中打转。在这种转变中，劳动力的素质的提高是关键，而健康素质的提高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因此，建立国民的健康促进体系便成为迎接刘易斯转折点的重要战略，而在这一体系中，体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体育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部分，理应根据国家宏观层面的需求调整自身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其在促进国人身心健康、塑造良好生活方式中的作用，为我国成功走出刘易斯转折点做出贡献，这是体育事业的使命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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