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奈特比较文学“反思”之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巴斯论文,奈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9)04-0012-12
众所周知，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比较文学这一相对年轻的学科一直在谈论自己的“危机”，近10余年来，“危机说”上升为“死亡说”。在西方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中，巴斯奈特是宣判比较文学夭折的第一人。1993年，她在专著《比较文学批评性导论》中明确地说，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气数已尽”(has had its day)。这一观点产生了震动性影响，事隔10年之后，美国学者苏源熙在为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撰写的“十年报告”中，也以委婉的方式附和了这一观点，将比较文学说成一具“精美的尸体”(Exquisite cadavers)；同年，大名鼎鼎的斯皮瓦克索性以“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为书名，宣称比较文学已经死亡。比较文学“死亡论”由比较文学界这些重量级学者提出，不能不产生惊世骇俗的效果，而正当比较文学界为“危机论”与“死亡论”争论不休之际，巴斯奈特再发高论，她在两年前发表的《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①一文，不仅是对她自己十几年前那本专著中提出的观点的反思，更是对一百多年来比较文学学科生命历程的反思。在笔者看来，此文提出的一些“新”观点似乎具有更大的挑战性，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认真思索，故名此文为“反思之反思”。
其实，无论“危机论者”抑或“死亡论者”，他们关注的重点固然在以往，却也更在未来。换言之，他们的目的是要为在他们看来已经病入膏肓甚或寿终正寝的传统比较文学探索新路，说“危机”，意实在“转机”；说“死亡”，意实在“新生”。譬如，韦勒克等人当年谈“危机”，意在指出法国学者过分注重文学渊源和关系的实证主义倾向，试图将比较文学引导到注重文学内在审美特征，也即“文学性”的道路上来；90年代伯恩海默等比较文学学者谈“危机”，意在纠正比较文学过分“理论化”的倾向，试图将比较文学引导到“全球的”和“文化的”轨道上来；巴斯奈特1993年谈“死亡”，意在将比较文学纳入“翻译研究”的领域，试图在翻译研究中促成比较文学的新生；斯皮瓦克10年后谈“死亡”，意在矫正比较文学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将比较文学引导到所谓“星球化的”(planetarity)“区域研究”轨道上来。
巴斯奈特在《反思》一文中反思自己1993年关于比较文学“死亡”的观点时说，这个“主张看来根本上是有缺陷的”[1:6]。她明确表示要放弃这个有问题的主张，而且还为比较文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可资借鉴的观点。这些“反思”看来是一个进步，然而究其实质，却表现出明显的退步。譬如，比较文学究竟要不要“界定”，要不要“规定性”？比较文学究竟是不是一个“学科”？在这类根本性问题上，她的观点已经显著倒退。这里笔者拟对《反思》一文的主要观点加以反思，既就教于巴斯奈特，也就教于学界同仁与广大读者。
一、比较文学究竟要不要界定？
巴斯奈特在1993年那本专著中开宗明义，曾明确表示：“任何从事比较文学的人，迟早要回答那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什么是(比较文学)？”[2:1]。我们知道，巴斯奈特步入学界之后，一直从事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毕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整个学术生涯始终在与比较文学的观念“较劲”。由此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断说，这个观点正是她在与比较文学的基本观念长期“较劲”之后获得的真知灼见，因而也弥足珍贵。然后，令人感到格外遗憾的是，在经过十余年的继续探索与反思之后，她却完全推翻了自己从切身体验中获得的不易之论，从这个立场彻底后退了。在《反思》一文中，她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要求取消比较文学的界定，要求比较文学学者“放弃对术语和定义的无谓之争”，认为只有“放弃试图寻求规定性的方法来界定研究对象的努力”[1:10]，比较文学才有未来。
放弃对比较文学学科的界定当然不是巴斯奈特一人的主张，也绝非她的创新。在关于“危机说”、“死亡说”的论争中，在这一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派意见。一派意见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必须加强学科基本理论建设，对于什么是比较文学之类的基本学理问题，必须有明确的界定；正因为存在分歧，也就更有必要在不断论争中使其逐渐明晰逐步完善起来。另一派意见认为，学科理论的建设并非不必要，但既然不少基本问题一时无法取得共识，大家何妨搁置争论，不去讨论那些什么是比较文学之类的理论问题，而将精力集中到比较文学研究的实践上来，等时机成熟时再讨论也不为晚。持这派意见的学者，初衷无疑是好的，而这一意见本身也看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笔者自己也曾一度动摇，以为既然众说纷纭，歧见迭出，何必一定要苦苦追索出个究竟来呢？那就搁置所谓名词术语的争论吧。然而，这种搁置(更遑论放弃)分歧、不努力对学科做出界定的观点果然是明智的吗？合理的吗？它对比较文学的健康发展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比较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要不要定义，从根本上说涉及如何看待名实关系。自古及今，追求名实相副乃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区别事物，进行各类实践活动的一条重要途径。“正名”(naming)标志了人类最古老的认识水平，是古往今来哲人们始终坚持的原则。《创世纪》开篇记载了上帝创世为万物“命名”的活动；老子讲“始制有名”；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孟子讲“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由“正名”至于“定义”(definition)标志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深化。事实上，比较文学自诞生之时起，就从未停止过对其自身正名与定义的努力。1871年，康奈尔大学开创比较文学课程，查尔斯·谢克福德在开讲之始就尝试为比较文学定义：“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作比较就无所谓批评，但比较文学的含义却远不止此。比较文学探索存在于最遥远的民族文学作品之间的类同和使它们处于不同社会与心智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以及形成不同类型的原因，从而将它们那些相关的优点集合起来，获得由不同气候、种族和环境造成的特殊性”[3:42]。此后数十年间，比较文学早期的开创者们都试图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新兴学科做出界定。尽管达成共识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正是他们不懈的努力，促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我们大家都不会忘记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为比较文学所下的经典性定义。卡雷关于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研究“国际间精神关系”，研究不同民族作家、作品之间的“事实联系”的著名定义，逐渐凝聚了许多法国和欧陆比较文学学者的共识，使不同民族文学间种种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蔚然成风，造成了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第一阶段的繁荣。雷马克关于比较文学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比较的著名定义，以及韦勒克关于比较文学必须重视文学内部审美研究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矫正了比较文学第一阶段研究领域的狭隘和观念的褊狭，将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比较文学引入更为广阔和深入的领域，造成比较文学向世界范围内的拓展和第二阶段的昌盛。今天，比较文学的“危机”固然尚未完全解除，然而它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东方和中国生机勃勃的存在却也是事实。巴斯奈特自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如果没有此前比较文学学者们在界定这一学科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比较文学会有今天的繁荣昌盛吗？倘若我们向她提出这个问题，她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
从另一方面说，放弃界定比较文学，放弃关于比较文学基本问题的研讨会带来什么负面后果呢？笔者以为，放弃界定比较文学不仅不会解除比较文学的危机，反而会加深这一学科的危机，甚至造成其真正意义上的“死亡”。要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约略说说比较文学的危机。
比较文学“危机说”自韦勒克首倡以来，已有大约半个世纪。然而不同时段，“危机说”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韦勒克时代所谓的“危机”主要是指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过分狭窄，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往往是文学关系与文学史，而忽视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的方法也嫌偏激和僵硬，往往侧重事实的、实证的、历史的考索，而不顾审美的、批评的、哲学的探讨；到八九十年代，伯恩海默等学者所谓的“焦虑”、“危机”却完全变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不是如二三十年前那样失之过窄，而是失之过宽，各种理论流派和文化研究的题目充斥于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的学科意识迷失了，身份丧失了，什么是比较文学之类的基本问题说不清了，不惟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不知“究竟该比什么，怎么比？”[4:1-2]甚至连曾从哈佛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时任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的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教授也不无揶揄地说自己“从未弄清楚这个领域，或者说学科是什么，也从未相信自己在教比较文学或者做比较文学研究”[4:97]。在普遍弥漫的困惑与焦虑氛围中，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从有限的文学领域向漫无边际的文化领域不断扩张。乔纳森·卡勒在谈到比较文学学科界限的无限扩大时不无忧虑地说，一个学科“要研究全世界各种各样的话语和文化产品，那么这个学科听起来也就不再是一个学术领域了”[4:16]。比较文学“危机”的产生和转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有着深刻的内因与外因。这个年轻的学科从诞生之日起就显得先天不足，学科名称的含混、学科体制地位、空间的居间性与不确定性、学科定义自身的逻辑悖谬是危机不断的根本原因；而七八十年代以来理论大潮的冲击、文化研究的高涨与解构主义观念的影响，则是造成其危机不断深化的外在原因。②理论大潮与文化研究将比较文学引出了文学的领域，而指向一切传统领域的解构思维则雪上加霜，彻底消解了文学自身的规定性。既然“文学”都不存在了，作为文学研究一种的比较文学就更无所谓了。
对于危机的焦虑与死亡的威胁笼罩了过去二三十年间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比较文学界，中国的比较文学界在繁荣兴盛的同时，也无法免除类似的问题。比较文学的基本定义被逐渐淡忘，不时可以听到学者们搁置学科基本理论建设，不再进行名词术语界定的呼吁，比较文学脱离文学本位向文化研究拓展的倾向始终存在。近年来“比较文学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的俏皮话不胫而走，无疑透露了中国比较文学对自身的隐忧。
一些比较文学学者提出搁置争议，甚至放弃学科的界定，既是比较文学内在先天不足的折射，也是各种外力牵扯的某种表现。倘若连比较文学学者自己都以为比较文学基本问题的探讨可有可无，那么比较文学走出“危机”和“死亡”阴影的希望在哪里呢？答案不言自明。
二、比较文学究竟是不是一个“学科”？
巴斯奈特在《反思》一文中比先前的比较文学观的倒退还表现在关于比较文学是否是一个学科的重大问题上。如果说在1993年的《导论》中她的立场不过是要“刻意”(deliberately)颠倒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学科位置，从而凸现“翻译研究”的重要性的话，那么在十余年后的《反思》中，她却提出了刻意彻底否定比较文学“学科”地位的观点：“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都不应被看作学科，而是研究文学的方法和阅读的方式”[1:6]。
比较文学究竟是不是一个学科？这是界定比较文学必须首先面对也是始终存在争议的问题。早在比较文学的草创阶段，那些筚路蓝缕的开创者尚未有十分明确的认识，他们往往使用甚至交叉使用不同的概念，如“方法”(method)、“领域”(field，area)、“科目”、“课程”(subject)、“学科”(discipline)、“科学”(science)等。譬如，谢克福德就主要使用“方法”；创办了第一份比较文学杂志的匈牙利学者梅兹尔·洛姆尼兹(Hugo Meltzl de Lomnitz)则将比较文学称之为一个“将在未来缓慢兴起的学科”(slowly emerging discipline of the future)；曾于1889年担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英文系主任的查尔斯·盖莱(Charles Mills Gayley)说比较文学“不止是一种方法”(more than a method)，而是一个“新的学科”(new discipline)；法国比较文学元老戴克斯特(Joseph Texte)则称比较文学为“方法”；编订了第一份比较文学书目的德国学者路易·贝茨(Louis Paul Betz)称比较文学为“文学研究的新领域”(new area of literary scholarship)；以“比较文学”为书名撰写了第一本比较文学专著的爱尔兰学者波斯奈特(Hutcheson Macauly Posnett)则称比较文学为“新科学”(new science)[5:43，56，103，109，137，186]。在比较文学诞生和学科观念逐渐确立之后，多数学者都接受了比较文学是一个学科的观念，当然，也还是有论者不承认比较文学是一个学科，而只将其看作一种独特的方法。
现在这一老问题又摆到了我们的面前，比较文学究竟是一个学科，抑或只是一种方法？笔者的看法是，比较文学既是一种方法，更是一个学科。比较文学之所以是一个学科，是因为它完全符合“学科”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条件。
那么，一个“学科”的确立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早在1989年的《比较文学概论》中，我们就提出，学科的建立应该起码满足下列3个条件：“一，逐渐形成基本理论与方法；二，创立学术团体，创办学科杂志；三，进入高等学校的课堂”[6:40]。换言之，学科确立的条件是必须成为一种知识体系，并进入教学与研究的领域。
“学科”一名与教学和研究领域的紧密关联，从辞源学的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出。古汉语“学科”中的核心字“学”，就蕴含了“学”与“教”两个方面。《说文》解“学”，言其古字“
”即为“教”。《尚书正义·说命》说：“惟学半。，教也。教人然后知困，知困必将自强，惟教人乃是学之半，言其功半于学也。”[7:253]从“”字的构形看，其左右两半已蕴含了上施下效之意，也即包含了教与学的互动关系。英文academic discipline(学科)这两个字从辞源学的角度看，则包含着教学与研究两方面的意义。古希腊语的akademos原本是一个人或神的名字，古希腊哲人用它命名雅典附近的一处橄榄园，而柏拉图就在那里办学，设课授徒，与亚里士多德等弟子辈研讨哲学与人文、自然领域的各种问题，因此，academy成了西方最早的最高学府。Akademos在拉丁和各种西语中的变形在近代被用作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如学术院、科学院的名称。discipline与其他西语中类似的形式出自拉丁语discipulus，此字的意思是“学习者”，后来引申出“教导、教训”、“秩序、规矩”、“矫正、惩罚”以及“教导或教育的分支、科目”之类的意思。今天，discipline被普遍用来指称“学科”，但它的词根disciple依然保留着“学生、门生、门徒、信徒”之类的含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学科”与教学与研究密不可分的关联乃是与生俱来的。
比较文学与教学的紧密关系，在学科诞生前后已经在欧陆与美国普遍存在。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为自身搭建了扎实的教学平台。从1871年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学者谢克福德在康奈尔，意大利学者桑克蒂斯在那不勒斯，俄国学者维谢洛夫斯基在圣·彼得堡，美国学者盖莱在密歇根，马什在哈佛，伍德贝里在哥伦比亚，贝茨在苏黎世等大学先后创办比较文学讲座、开设比较文学课程或开办比较文学讲习班。1896年，戴克斯特在里昂大学创办的法国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特别引人注目，他还在随后的两年中经常到巴黎大学讲授比较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1900年戴克斯特夭亡后，巴黎大学开办了第二个比较文学讲座，另一位重要的学者巴尔登斯贝格接替戴克斯特遗下的教席，和他的同道阿扎尔、梵·第根等人一道在法国进一步推进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而他的学生卡雷和卡雷的学生基亚等人则不断弘扬师辈开创的传统，通过巴黎大学的示范和表率作用，使比较文学在法国与欧陆的许多大学蓬勃发展。到20世纪中期，欧陆、北美等地的许多大学都建立了比较文学的系科；而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比较文学的教学机构、课程则遍及了世界。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比较文学教学在国际高等教育人文学科领域所占的位置和份额已经进入前列。比较文学的教育不仅传播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理念，弘扬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精神，推进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研究，也为比较文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
就学术研究而言，比较文学学科诞生前后已经开始谋划成立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科杂志。盖莱说，他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就曾经呼吁建立比较文学的学术团体，在他看来当时英美存在的任何学术团体和学术期刊或出版物都无法承担比较文学这一新兴学科面临的任务[5:85]。经过约半个世纪的酝酿后，国际比较文学学会(AILC/ICLA)于1954年成立，此后不少国家和地区开始建立相应的分支机构，到目前为止，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会员国遍布世界各地。这个学术组织拥有国家级分会之多、会员之众，在国际学术组织中名列前茅。就学术期刊而言，早在1877年，匈牙利学者梅兹尔·洛姆尼兹创办了第一份《比较文学杂志》，首期封面名称用匈牙利语，同时还印有德、法、意、英、西5种外文，从1879年起改用拉丁文刊名Acta Comparationis Litterarum Universarum，封面再增印5种外文。1887年，德国学者科赫创办德文《比较文学杂志》(Zeitschrift fuer vergleichende Literaturgeschichte)，4年之后又增加了《比较文学研究》(Studien zur vergleichende Literaturgeschichte)一刊，这两份杂志在学界开始发生较大影响。进入20世纪之后，法国于1921年创办了影响更普遍、更深入、更持久的《比较文学杂志》(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到20世纪后半期，随着各国比较文学教学的深入和学术团体的建立，以“比较文学”命名的杂志、期刊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今天，许多国家的比较文学学会都拥有自己的会刊和相关杂志。随着学会的成立和学术期刊杂志的创办，各种有关的学术会议和研讨不断展开。早在1900年，巴黎召开有关文学的研讨会，就将“各国文学的比较历史”列入议题，专门成立一组，由法国著名学者布里纳季耶等主持研讨。进入20世纪之后，特别是下半叶，各种规模、议题的学术会议数不胜数。从1950年代以来，每4年一次由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组办的国际比较文学大会成了各国比较文学学者共襄盛举、交流切磋的盛大论坛，该会目前已举办18届。第19次大会将于2010年在韩国首尔召开。学会的成立、学术刊物的创办为比较文学的学术研讨搭建了广阔的平台，有力地促进了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究的平台与教学的平台相互支撑，相互激励，相互生发，极大地促进了比较文学的事业，不断地推进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这一点大约是任何一个明智的比较文学学者都不会否认的。
当然，比较文学自身理论体系和方法的完善、实践的深入，当是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得以确立更为重要的一面。回顾比较文学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演变，我们可以确定地说，比较文学是有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和相对独立的方法的。尽管近二三十年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出现了某些含混与偏差，但不可否认的是，比较文学总体的理论和方法依旧存在。就基本理论而言，比较文学首先将自己定位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明确申明自己的研究对象是跨越民族界限的不同民族文学，这就确定了它既是一种文学研究，但又不同于民族或国别文学研究的准确位置。就具体方法而言，它采用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基本方法，在不同民族文学与文化的语境中，比较研究不同文学类型、主题、形象、结构、形式、语言等内在层面的问题，同时探索不同文学之间的传播、译介、影响、渊源、借鉴等种种外在关系，从现象到本质，广搜穷研，颇多建树，对文学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它独特的理论与方法主要体现在法国学派、早期美国学派以及今天广大比较文学学者自身的实践中。这一点恐怕也是任何一个明智的比较文学学者不会否认的。
有了以上所说的教学、研究与理论体系三点的支撑，比较文学的学科地位便不可动摇。笔者决不无视也不回避比较文学自身存在的问题，但却不赞成那种面对问题乃至危机采取完全倒退的立场。
三、比较文学的“转机”究竟在哪里？
危机总是蕴含着转机，此乃理之固然。危之愈甚，转之愈速。问题的关键是向哪里转？如前所述，绝大多数“危机论者”都探索了这种危机之后的“转机”，而他们提出的转机，转的方向却各各不同。
当年韦勒克提出，比较文学要克服危机，必须走出文学关系史的藩篱，转入对文学内在各层面如类型、分期、思潮、运动、主题、结构、形式等方面的批评探讨，从强调事实关系转向平行关系。这一“转”转得好，将比较文学引上了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雷马克关于平行研究的论述有力地支撑了韦勒克的观点，但他提出文学与人文、社科、自然科学所有领域跨学科比较的观点，却矫枉过正，隐伏了将处在“十字路口”的比较文学引入歧途，即漫无际涯、自我迷失之途的更大危机，成为后来比较文学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滥觞。到八九十年代，比较文学被理论大潮裹挟、遮蔽，文学研究完全淹没在文化研究的海洋中，无迹可寻。伯恩海默提出的转机一是要比较文学走向全球，二是要比较文学走向文化。比较文学走向全球的建议无疑具有合理性和建设性，有利于打破学科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但走向文化的观点却把比较文学带上了不归路。因为这个观点的实质是要比较文学完全摈弃文学中心，彻底打破学科疆界。他说：“文学现象不再是学科的唯一中心，文学文本只不过是复杂多变，常常自相矛盾的文化生产领域众多话语实践的一种。”在他看来，传统的学科只是对人类知识领域的一种人为的、权宜的划分，而比较文学学者过去强调跨越学科界限其实是“不良倾向”，现在要做的不是“跨越”，而是彻底“打破”，即“考察全部话语语境下产生的文本”[8:42-43]。伯恩海默报告中首先提出的这条建议无异雪上加霜，使在理论大潮裹挟中已经迷失方向的比较文学彻底陷入绝境。10年之后，斯皮瓦克为比较文学指出的新路是，“重建(redo)比较文学”，让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相结合[9:25，19]。所谓“区域研究”实际上是冷战时期在美国和西方兴起的一种社会文化研究，它整合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往往是从种族、民族、地理、经济、政治、语言、文化等多角度切入，对不同地区展开的一种综合研究，与人类学、民族志之类的研究颇为接近。斯皮瓦克从后殖民主义的观念出发，要求彻底颠覆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使比较文学向全球特别是南半球拓展，无疑有助于比较文学的健康发展。然而，她依然固执地坚持的那种政治化和文化研究的立场，显然无助于比较文学走出危机与困境。
巴斯奈特在《反思》一文中，似乎正确地看到了法国学派的过分褊狭与美国学派的过分宽泛，但她将这两种极端倾向统统归之于“人为界限”的设置、因而要求彻底取消对比较文学做出学科界定的主张，却是过分激进的、不能接受的。正是在这样一种过分极端思想的统摄下，她所提出的重视审美、重视经典、重视读者读解和接受过程、重视“比较”等看似具有一定合理因素的具体意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在她看来，在全球化大流动语境下，“文学与哲学运动中的交流与转换模式与全球信息交流转换模式是类似的，因此，文化资本及其传输理论完全可以采用比较法，产生丰硕成果”[1:7]。换言之，当今的全球化大潮已使比较文学的研究与文化领域的其它研究融为一体，它们都将在“文化资本及其传输理论”的制约下，采用共同的“比较法”进行。她还特别举出，2005年为纪念里斯本大地震250周年、由来自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等不同学科的众多学者共同参与的那次国际学术大会，作为“21世纪比较文学的楷模”(model)，以此为她上述理论做出了再明确不过的注脚。我们不难看出，巴氏心目中未来的比较文学依然是漫无边际的文化研究或者说比较文化。明白了这一层，我们就会明了，她强调的“经典”乃是所有文化文本的经典；她强调的“读者的读解”乃是指对所有文化文本的读解；她强调的“比较”只是文化研究中的各种比较。一言以蔽之，是文化研究的比较，而不是比较文学的比较。试问，她这样的新比较文学观与伯恩海默那种“一切都行”(anything goes)的比较文学观有什么不同？如果说，1993年她宣布比较文学“死亡”，意在提升“翻译研究”，而她对翻译研究的强调和倡导的确为处于困境中的比较文学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从而为比较文学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做出了贡献的话，那么，她现在要求彻底消解比较文学学科界限和规定性的主张，却不仅无助于我们的学科克服危机，走出困境，而且只会加深其“危机”，加重其灾难。
那么，“转机”究竟在哪里？行文至此，答案已尽在不言中了。请试言之。
既然比较文学的各种危机中最根本的危机乃是学科定位的含混，学科自我的丧失。那么，明确自己的身份位置、定义自己的本质特征就成了当务之急。而定义自身最关键的一条非它，乃恪守文学中心、文学本位的立场。
恪守文学中心、文学本位，意味着比较文学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一种文学研究，因而自觉地将自身限定在文学的范围内，从而表明自己不同于人文、社会学科中其它领域的研究，更不同于广袤无际的文化研究的立场。恪守文学中心就是以文学为出发点，以文学为归宿，以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的探讨贯穿研究过程的始终。当然，恪守文学中心、文学本位并不意味着比较文学应该自我封闭、自我孤立，恰恰相反，比较文学的本质特征表明，它不仅应该而且有优势将自身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借鉴、吸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新观念、新方法来研究自己的问题。正如著名学者米歇尔·里法泰尔所说，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二者不仅“不矛盾”，而且应该形成“互补”关系[10:66-67]。曾任美国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的乔纳森·卡勒也说过，坚守文学本位“并不意味着”比较文学“不去研究文学与其它话语生产的关系”[11:119]。既然文学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建构，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之一种，借鉴人文、社会科学其它领域的方法与理论就是历史的必然。由此观之，坚守文学中心和本位的立场是比较文学走出危机与困境的第一原则。
在坚守文学中心、文学本位这个第一原则的前提下，比较文学还须坚守另一个原则，那就是比较文学独特的“比较”原则。巴斯奈特在《反思》一文中不止一次地强调了“比较”，但比较文学的“比较”与她所说的“比较”却不尽相同，她所说的“比较”显然是文化研究中一般意义上的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比较却必须是“跨越不同民族文学界限”的比较。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比较文学才能使自己区别于文学研究中的国别文学研究，成为文学研究大家庭中与不同国别文学研究平等共处的一员。
这两条原则是使比较文学保持自身身份(identity)，也是使比较文学的位置能够被确认(identifiable)的最核心的本质内涵。坚持这两条原则，比较文学就不会丧失自我，就不会陷入致命的危机与困境；丧失了这两条原则，比较文学就可能危机重重，茫然而不知所终。因此这两条原则在笔者看来是不能变的。乔纳森·卡勒说，“倘若比较文学拒绝撞进文化研究，它就会获得一个新身份，成为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跨民族文学现象的研究”(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s a transnational phenomenon)[11:119]。这个说法再简洁不过地概括了笔者强调的这两条原则。
当然，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建构，比较文学的其他许多因素都将随着社会历史的演化而演化，譬如随着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各种理论流派的出现，比较文学不可能不受感染，采用新的理论视角切入自己的研究就成为大势所趋、与时俱进的必然。然而，不论采用何种方法，从何种视角切入，恪守上述两条原则却是须臾不能动摇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未来，虽然人们可以做出这样那样的预测，但要断言未来恐怕却无人能够做到。倘若有一天国家与民族的界限消失了，国别文学和比较文学就将不复存在，那时留下的大抵就只有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了；倘若人文与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界限也消失了，那剩下的也许就只有最广义的文化研究了。然而就目前和可见的未来而言，比较文学的转机却在于恪守上述两条基本原则，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注释：
①2006年底，英国比较文学学会(BCLA)组织了一组文章，讨论比较文学的基本问题。与欧陆相比，英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始终比较艰难，学会自1975年创立以来，一直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此次组文可以说是一次集体亮相，居于这组文章之首的巴斯奈特此文，则更加引人注目。参见Susan Bassnett,"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2006(3,1-2)，pp 3-11.《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4期刊发了此文的中译。除个别地方尚需商榷外，此译文在总体上是忠实的。
②参阅刘象愚《比较文学“危机说”辨》，载《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37-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