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初探(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发展道路论文,特色论文,公共图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研究是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提出的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17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作了《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讲话，讲话中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条主线。我们要紧紧抓住这条主线，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聚焦点、着力点、落脚点，只有这样才能把党的十八大精神学得更加深入、领会得更加透彻、贯彻得更加自觉。”[1]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图书馆精彩纷呈、丰富多样的发展实践有待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角作进一步的深入总结和解读，以不懈探索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繁荣特点，深入把握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演进规律，从而进一步保持和激发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生机活力，奋力开拓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事业更为广阔的美好前景。本文试图在研究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方面作一些初步的研究，以求教于业界的专家学者。
1 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历史观察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话，那么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也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逐步开创并发展完善的，但其发展的历史观察可以追溯至19世纪中期以来的各个时期。
1.1 19世纪中期至解放战争时期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中华民族遭受了世界列强的一系列侵略，经历了重大的苦难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中，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开始探索变法维新之路，并将建藏书楼作为振兴教育、培育人才和开通民智的重要途径。1902年，浙江绍兴的徐树兰以“存古创新”为宗旨，依靠个人的力量创办了古越藏书楼，于1904年正式向社会开放，被认为是中国近代较早的公共图书馆。1904年，湖北省图书馆与湖南省图书馆先后建立，开创了中国省级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先河。1909年，清政府提出了“京师开办图书馆”和“各行省一律开办图书馆”的要求。[2]1909年，京师图书馆宣告成立，并于1912年正式对外开放，成为近代图书馆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件大事。从1904年至1914年的十年间，中国共建立了18个省级公共图书馆。至1925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已建有259家，在当时全国502家图书馆中占了一半以上。至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全国图书馆的数量已快速增至5196家。一些仁人志士也不断以个人和团体的力量创办面向公众服务的专业图书馆，如张元济在1926年创办开放的东方图书馆；张元济、叶景葵和顾廷龙等于1939年创办的私立合众图书馆等，其创办的宗旨就是“为保存国故发扬民族精神”，而私立合众图书馆的发展，“当可继踵‘东方’，忝列于新上海文化建设之一”。[3]充分展示了这一时期公共图书馆建设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成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精神财富。这一时期西方图书馆思想与实践的导入，对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1847年由西方传教士创办了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1849年，在沪西人成立上海书会，后随着发展曾易名上海图书馆和工部局图书馆等；1903年，美国人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1862-1931年)在武昌县昙华林文华学校筹办图书馆阅览室，1910年春，文华学校图书馆建成，命名为文华公书林，并为学校师生和校外读者服务。西方图书馆所秉持的平等开放理念与采用俱乐部会员制形式的服务方式成为以后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重要借鉴。
1.2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府主导与推动，这为改革开放后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创造了有益的经验。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下发了社管图字第343号公函，要求全国各地的公共图书馆“应以图书最迅速地、广泛地在读者中间流通的总原则，开展推广、阅览、辅导群众工作”，并积极推广为工人、农民服务的小型阅览室。[4]1957年9月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57次会议批准公布了《全国图书馆协调方案》，决定在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图书组，并在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分别设立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和第二中心图书馆；同时还决定在武汉、沈阳、南京、广州、成都、西安、兰州、天津和哈尔滨等城市分别建立9个地区性中心图书馆，开展地区性中心图书馆之间的分工合作。[5]这是根据中国地域广阔和人口众多的特点，对中国特色图书馆公共服务发展道路作出的重要决策，为21世纪初中国发展城乡一体化的中心图书馆的总分馆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思路。
1.3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
1978年之后的30年，是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开始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时期。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从初步的构想到路径安排，从制度设计到理论研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理论上不断总结。
(1)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初步构想。198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了第23次会议，听取了北京图书馆馆长刘季平所作的《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198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发出通知，通知指出：“决定在文化部设图书馆事业管理局，
管理全国图书馆事业。书记处认为：将来还可以考虑把北京图书馆搞成一个中心，建设全国性的图书(馆)网，把图书馆办成一个社会事业。”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从三个层面为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进行了设计：一是从机构保障上，由文化部专设机构的图书馆事业管理局来统领协调全国图书馆事业，较之1957年在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图书组更进了一步；二是从体制机制上，初步设想了以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为中心，建设全国性的图书馆网，这是在国务院1957年提出建设中心图书馆的基础上更具创新性和前瞻性的发展理念；三是从发展方向上，提出了把图书馆办成一个社会事业的发展新目标，为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提出了新愿景。
(2)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路径安排。1987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文化部、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共同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的报告》并于当年10月下发。报告提出了加强图书馆事业的整体规划，协调各系统的图书馆工作。1987年10月22日，在北京成立了“部际图书情报协调委员会”，由国家科委和文化部等11个部委局组成。体现了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整体性路径选择。[6]1997年1月，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等9个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而从1989年开始由国家文化部倡导并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具体组织的每年5月最后一周的“图书馆服务宣传周”、从2005年开始的每年4月23日的“世界读书日”(又称世界图书与版权日)等服务载体，都推动了公共图书馆为平台的群众性读书活动。1997年7月，在当代数字图书馆发展浪潮的推动下，由国家文化部协调组织的“中国试验型数字式图书馆项目”向国家计划委员会申请立项，从1997年7月至1999年12月(后延长一年)，开启了中国数字图书馆集体共建的先河，成为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重要路径安排。[7]2000年初，由国家文化部和财政部联合实施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创新了以公共图书馆为主体的图书馆服务内容、管理体制和信息传递技术。[8]此后国家先后推出了“送书下乡工程”、“农家书屋建设工程”、“乡镇文化站和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工程”等文化惠民工程，以上这些也都为中国特色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增添了丰富的载体。2003年3月，国家文化部在上海召开了“部分省市城市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工作座谈会”，肯定了上海自2000年12月正式启动的中心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经验，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在全国逐步推开，在全国各地先后形成了因地制宜的各种发展模式，为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路径案例。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对包括公共图书馆在内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路径和服务内容提出较为详细的要求：“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
(3)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制度设计。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制度设计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逐步完善的。1981年，全国图书馆科学管理研讨会在四川峨眉山召开，被认为是中国图书馆界涉及全方位改革的第一次理论研讨会；1984年，中国图书馆学会首次以改革为题在安徽芜湖召开了图书馆改革研讨会；1986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广西南宁召开了图书馆立法研讨会。张德芳先生曾在《图书馆改革的理论反思》一文中介绍了这三次改革研讨的逻辑联系：“图书馆从科学管理研讨，到机制改革探索，进一步发展到立法讨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发展。”图书馆立法问题的研讨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教授曾表示，希望在他任职期间能制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法》并提交全国人大讨论，文化部的有关部门也积极调研并制订计划，但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但以法治馆已在国家层面留下了重要的印记。[9]1994年起，国家文化部组织开展了对全国省、地、县的公共图书馆和少年儿童图书馆的第一次评估，并于1998年、2003年、2009年进行了第二、三、四次评估，之后文化共享工程也相应进行了专项评估督导，这些制度安排，推动了全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设和服务质量的提升。2008年4月和8月，有两项国家部颁标准先后发布：一是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文化部发布的《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标准》；二是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化部发布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成为政府规范性政策的软法。
(4)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在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研究命题提出之前，已有多人提出了关于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的理论研究问题。如1999年，吴慰慈和张广钦教授所写的《近年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评介》一文中在论述图书馆学学术研究本土论问题时指出：“对于图书馆学来说，除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外，诸如图书馆事业建设、图书馆发展战略、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图书馆法、图书分类及文献编目等问题都应当开展得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不应一味地照抄、照搬国外已经成形的东西，直接挪到我国来，完全丧失了中国传统特色。”同年，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也发表了《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图书馆管理体系》，谭祥金教授则发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管理学》，中国特色的图书馆管理开始引起理论研究者与实践管理者的关注。[10]这些文章，对中国特色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的管理问题进行了论述。在我国公共文化领域编制的第一个服务类国家标准——《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的编制过程中，课题组成员以“中国公共文化发展的特色”、“公共图书馆行业发展的特点”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探讨研究了包括地区与城乡差异、省地县行政区域划分的文化生态、公共文化服务的四性要求、人力资源等行业特点等，将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紧密结合了起来。[11]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体现了一个半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的路径选择，承载着几代中国图书馆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广大读者和用户的需求和期盼，凝聚着广大图书馆工作者的创新梦想，是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起关键作用的架构内容，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 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顶层设计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十分注重顶层设计，在发展依据、发展定位、发展布局和发展宗旨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思考，形成了许多党和国家的政策性文件，为中国特色的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政策方针和发展路径的指导。
2.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依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方针离不开这一最大国情，各类改革发展举措都应立足这一最大实际，从而自觉纠正并避免超越阶段的观念和措施。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是在人口分布差异大、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差异大、城乡发展差异大、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基础差异大的环境下进行的；即使是同一地区也有地区差异，如东部地区广东省的东西部地区、上海市的中心城区和崇明县等，同样也存在发展差异大的问题。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发展举措都必须从以上的四个方面的差异大的实际出发，以体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2006年9月13日，国家发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在第二部分专门提出了“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其中提出了三条具体措施，即推进农村文化设施和重点工程建设，加大文化资源向农村的倾斜，建立农村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第七部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提出了“重视城乡、区域文化的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文化发展新要求，这一要求正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提出的中国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对于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完全适用。又以购书经费为例，2008年全国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购置经费人均为0.52元，在31个省市中，19个省市人均购书费在0.3元及以下，22个省市人均购书费在0.5元及以下，只有东部地区少数省市的购书费超过了1元。因此，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政策选择必须体现包容性发展，即体现基本、全面、均等的原则，还应体现可持续性和实际的可操作性，不能脱离实际提出现阶段过高的指标要求。2012年5月起实施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在“文献购置经费”条款中规定了每百人年新增3.3册的图书，折合人民币约人均1元，为全国公共图书馆进一步加大“增加投入”提供了政策依据，也较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实际。[12]
2.2 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发展定位
从2005年至2012年，党和国家在许多政策文件中反复强调了公共图书馆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发展定位。200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国家兴办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科技馆、群众艺术馆、美术馆等为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单位，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这是在公共图书馆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关于图书馆产业化、有偿服务和一馆两制等迷茫之后，党和国家最高层对公共图书馆的公益性发展性质的明确定位，为公共图书馆的健康发展进行了正确的导航，成为公共图书馆制定并完善各类管理与服务制度提供了最根本的政策依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还提出了“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16字重要指导方针。2006年9月公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将“鼓励社会力量捐助和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2007年6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了“以政府为主导，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定位。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中，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四性要求和“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免费服务要求，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2011年2月，国家文化部和财政部还共同出台了《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根据意见，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在免费开放的同时，要使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健全服务项目并形成服务品牌。[13]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的公益性发展定位。
2.3 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布局
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2005年的提出到2006年的进一步细化，从2007年总体框架确定到2011年至2012年路线图和时间表的提出，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是较早提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党中央文件。2006年9月，国家发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第三部分“公共文化服务”中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并提出了四条具体措施，即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布局，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切实维护低收入和特殊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2007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首次专题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了概念界定，分别提出了建设原则、建设格局、基本框架、目标要求和运行机制。[14]2007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将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内容以党和国家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勾勒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具体路线图，对包括公共图书馆在内的各类文化事业单位服务的主要内容与结构功能、资金保障与机制、设施建设与管理、示范区创建与评估机制等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其中包括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的时间表要求。
2.4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宗旨
中国的各级公共图书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作为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论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深刻阐述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新要求。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文化发展新目标，提出了“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新要求，在十七大报告的基础上，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做了全面的阐述：“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新要求并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等做出了全面部署。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对文化发展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对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正是遵循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奋力前行的，体现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步，反映出向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的坚实步伐。
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顶层设计中的发展依据、发展定位、发展布局和发展宗旨，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丰富实践经验，把握了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规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公共图书馆工作者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以及对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