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新闻党性的基本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性论文,无产阶级论文,内涵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为人民服务》，开宗明义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同年10月4日，他到清凉山看望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的全体工作人员，在简短的讲话中又提出：新闻工作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表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除了坚持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这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必然要求，是党的属性——党性中不可分割的基本内涵。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衡量其是否坚持党性的试金石。
社会主义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必须无条件地把党的这一宗旨作为自己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然成为无产阶级新闻党性原则的基本内涵。
这个问题是明确的，不言而喻的。
有关新闻党性、人民性的争论
然而，1979年春，在拨乱反正中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有人提出了“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说。“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回答是人民伟大。”“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等等。后来，又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这些新闻观点在当时国内新闻界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说：“中央犯过错误，这早已由中央自己纠正了，任何人都不允许以此为借口来抵制中央的领导。”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文中说：“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他类似的问题还不少。比如宣传抽象的民主，直到主张反革命言论也应当有发表的自由；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
1989年11月28日，江泽民同志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提纲《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中说：“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言而喻，必须坚持党性原则。但是，近几年来，有的人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上竟然发生了疑问，有的甚至主张所谓人民性高于党性。”“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实质就是要否定和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事实上，被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把持的新闻单位，根本不是代表人民利益，传播人民的声音的喉舌，而成了违背人民意志，制造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舆论工具。”
这些，都是对上述错误新闻观点的深刻批评。
1982年3月11日，当时中央主管思想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写了题为《关于新闻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一文，指出：“共产党的党性，只能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的说法难以成立。”党性具有确切的科学含义，而人民性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未对人民和人民性两个词作历史的和阶级的考察，这就导致理论上的严重混乱。”他还说：“从来没有人把‘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不要笼统引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作为包治百病的药方。因此，我建议，目前最好不要再用这个提法。”
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看到胡乔木的这篇文章后，表示同意，并认为解决了一个大的理论问题，提出可在党内适当范围内传达。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同志发表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一文，文中只提党性，没有讲人民性。认为增强党性，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说：“从最根本的特征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这不但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是不可动摇的。”他还针对当时有些人的模糊认识提出：“新闻事业作为党的喉舌好不好？光彩不光彩？我认为应当明确地回答：好得很，光彩得很！”并对此作了深入阐述。
“党性来源于人民性，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观点站不住脚。这个问题当时已基本解决。但是，由于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把党性和人民性作为相关的问题提出的，他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如说：“从党的根本的性质来讲，党性和人民性是融合在一起的，党性就是人民性。”“不能只强调党报的党性，必须同时强调它的人民性，二者是一致的，不是对立的。”等又未得到澄清。因此，造成了一些思想混乱和不良影响。有的人说：要什么“破除单一党性观念，确定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既有党性又有人民性的概念。”“党性和人民性是两个概念，不能用党性概念把人民性概念挤掉。”还有些人表示，人民性高于党性是错误的，但是，新闻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这种提法应该成立。持这种观点的同志，绝大多数用意很好，本意是坚持党性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不能不提出：“新闻的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说法，在理论上存在着缺陷。
几点探讨
为了弄清新闻的党性和近些年争议颇多的人民性的相关问题，这里试作几点探讨：
一、关于有人对党性、人民性的解释
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的人对党报的人民性作了这样的定义：“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所宣传的正是人民所需要的”。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感情、思想和行动”。或者说，就是“为人民服务”。
他认为：“党报强调党性，就是要强调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若干重要指示和重要措施，为无产阶级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奋斗；党报强调人民性，就是要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显然，这里说的党性，不包括为人民服务；说的人民性，才是为人民服务。这里说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分开的，党性和为人民服务也是分开的。这种分析，利用了“党性”一词在字面上不显示为人民服务的形式，实质上把为人民服务从党性中分离出去，排除出去，在理论混乱上起了引导作用。要是把为人民服务排除出党性原则，那么，党性原则还能在新闻工作中起主导作用吗？
二、党会犯错误，不等于党性犯错误；党要接受人民监督，不等于人民性监督党性
提出所谓“党会犯错误，人民永远正确，要用人民性衡量、补充、制约党性”，这实际上就把党和党性混为一谈了，把党会犯错误悄悄地引伸为无产阶级党性也不可靠。
这个观点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许多人想到“文革”，印象很深。党在“文革”中确实犯了大错误。因此这种说法有迷惑性，会使人觉得似乎有道理。
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党。主客观不一致，在内外环境的错综复杂因素面前，路线、方针、政策的失误，都会导致错误。关键是错误的大小，能否自觉纠正错误和纠正得快慢。这不是说可以任其犯错误，而要竭力防止犯错误，少犯错误，犯了能尽快纠正。要防止党犯错误，一是要加强党的建设，二是要加强对党的各种监督，特别是人民的监督。
有两点必须分清：⒈党犯错误，并不是党性犯错误。党和党性虽有紧密联系，但不能等同。就拿“文革”的错误来说，恰恰是违背、践踏了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文革”的错误是无产阶级党性的丧失。⒉党要接受人民的监督，这非常重要。但不等于党性要接受人民性的监督，而是广大人民监督党和党员是否认真按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办事。
党和党性、人民和人民性虽只差一个字，但内涵不同。把党悄悄换成党性，把人民监督党悄悄换成人民性监督党性，在形式逻辑上属于偷换概念。
“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回答是人民伟大！人民永远正确。”这是一种封堵别人反驳的提法。谁说“人民不是永远正确”，那他就站到人民对立面去了，就成了人民的罪人。但是，这种打着“人民永远正确”的盾牌、哗众取宠的说法并不准确。
人民是创造人类历史的主体和动力，人民群众中蕴含着巨大的创造性。要坚决地相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但是历史发展中是有曲折的，在一定条件下，人民也会犯错误（党也是人民组织起来的）。如环境的污染，地球生态的失调，从古代阿拉伯开垦美速不达米亚平原或更早一些时开始，就一代代沿袭下来。现在恶果已很深重。南极臭氧层空洞加大，地球生物物种大量加速被消灭，气候恶化。这难道不算错吗？联合国有关组织提出，地球污染的灾难，发达国家要负主要责任。而这些污染是由这些国家历代政府、企业组织许多人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形成的。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错误，正在采取补救措施，但还没有解决。有的保护生态的法律，在执行中也有“法不责众”的问题。
再如，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上台，是当时德国人民狂热推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世界大劫难，仅中国就死伤了3500万人。当然罪在德、日、意法西斯。德日意人民当时“受了骗”，不过，这“受骗”总不能说是“永远正确”吧！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入侵朝鲜，六七十年代入侵越南，80年代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仅这几场入侵战争，就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侵略战争的罪责在决策者，但他们也是当时美国人民选举的。占法定选举权人口的50.1%的得票就有效。这50.1%，应该可以用“人民”这一概念了。
把“党会犯错误、人民永远正确”连起来，作为人民性制约新闻党性的论据，是不准确、不科学的。在“文革”中曾流行过“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论调，实践表明，这是对人们抵制、厌恶“文革”运动的一种封堵。近年来，在党性和人民性关系上提出“人民永远正确”，“与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说法很相似。
三、关于马克思1842年曾讲到“报刊人民性”和俄罗斯文学的“人民性”
马克思1842年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曾使用过“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一词。有人认为，这是马克思这一时期报刊思想的精华，并断定第一将人民性概念引进新闻学领域的是马克思，以此作为今天“人民性”这一理论概念的根据。
胡乔木在《关于新闻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一文中，对此作出了较详细的分析。他说：“当时马克思的这些话，是针对当时德国的诸侯代表要求所有出版物成为反映他们的观点的上流社会出版物这一情况而说的。而他所说的‘人民性’是指民主主义的出版物而言的。这里的‘人民性’，在德文里是由两个词组成的：Volkstumileh（这个词可译为:1.民间的，民族的，有民族风格的；2.大众的，通俗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与Charakter（这个词可译为：1.性格，品性；2.特性，性质；3.书写的笔法，字体）。在德文中‘人民性’作为名词是Volkstumlichkeit，……但在马恩著作中，没有用过这个词，也再未用过上述‘人民性’概念。”
还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是1842年写这篇著作的，党的雏型共产主义者同盟是1847年成立的，从历史情况来看，那时不可能提出报刊的无产阶级党性，不存在党性与人民性的问题。马克思强调，早期的民主派报刊，后来的无产阶级报刊，都要为人民说话，代表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的利益，“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这是他一贯的思想，并非1842年特有的。
四、关于党性“太硬”、“官方色彩太浓”的问题
另外有的同志觉得坚持无产阶级新闻党性“太硬”、“官方色彩太浓”，因此，讲党性的同时加上一个人民性，似乎这样更好。
这里要分清的是：新闻的党性是一个基本原则，新闻报道的软硬、官方色彩的浓淡，则是一个方法、表现问题。两者不能混淆。如果把坚持新闻党性只理解为“硬新闻”，“全是官方讲话”，那是误解。坚持新闻党性原则，表现在新闻报道中既可硬，也可软。坚持党性并不是必然就会“官方色彩太浓”。焦裕禄、孔繁森、李润五、徐洪刚、徐虎等报道，既鲜明体现了党性，又亲切感人，难道能认为这些报道“太硬”、“官方色彩太浓”吗？
必须指出，我们不能让反“官方”的论调来消解当好党和政府的喉舌。自觉地、高质量地当好党和政府的喉舌，是我们的责任。
再看看西方主流媒体的许多报道，它们是忠实地坚持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党性的，是代表他们的官方意见的。但不见得都是“硬”的，其“官方色彩”也隐显不同。它们在报道中如何巧妙地挖苦、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值得研究。
五、关于“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
这是在想问题、出主意、办事情时，正确处理对党对人民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曾明确地讲过这句话。从总体上讲，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是可以一致的。在具体工作中，可能会产生某些矛盾，或在认识上发生偏差，因此要求党的干部做到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对党的新闻工作者提出这一要求也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把这句话变成“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是不恰当的。和毛主席的原意也不同。做到“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这正是党性所要求的。
六、关于有人打着“党性”旗号损害新闻工作的问题
有些人认为，在新闻工作中，会遇到某些掌握了一定权力的人，压制新闻自由，不按新闻规律办事，妨碍、损害新闻工作，这种人会用坚持“党性”为借口。这时，新闻工作者就可以拿出新闻的人民性来对付。
应该说，某些掌握一定权力的人的这种做法是有的。但这种人不过是用坚持“党性”作为一种借口而已，他所说的“党性”并不是真正的党性。对这个问题还是要用坚持无产阶级新闻党性原则来解决。有少数党的干部为人民服务观念淡薄了，甚至以权谋私，为非作歹，贪污腐败，根本不考虑什么为人民服务。这个严重问题，要靠加强纪律和法制来解决，要靠加强新时期党性教育来解决。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新闻党性原则的基本内涵。如果共产党的一个组织或党员不为人民服务，那还有什么党性可言。如果一个社会主义的新闻媒体不把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哪还谈得上坚持无产阶级新闻的党性原则？这应该是很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