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环境与吴淞江流域的田制（10～15世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吴淞江论文,流域论文,水流论文,环境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S-09；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08)03-0003-13
太湖地区圩田史研究是中国水利史的重要课题。自缪启愉先生对圩田网络系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之后，张芳对圩田的微观形态进行了技术细节的进一步研究，滨岛敦俊对明清时期的圩田水利社会史进行了有意义的考察。[1～3]然而，在这一号称三江水学的独特领域中，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其中非常值得重视的是大圩变小圩的问题。按《王祯农书》的说法，圩田型态属于田制问题。①吴淞江流域的大圩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以后分成小圩，这种分圩的背景是什么？日本学者多从乡村水利体制上分析分圩。本文在环境史的背景考察这个问题，特别从水流背景上进行研究。这也是经典三江水学的技术路线，郏亶父子、单锷、任仁发等治水专家在讨论圩田制度时，都离不开水环境。
一、大圩的持续
太湖流域东部的水环境有别于全国其它地区，这一带的出水不是从高到低，而是从低到高，散流漫涨到冈身，再由冈身由高向低出海。长期以来，太湖水只靠一江出水，治水者修大圩是为了抬高塘浦之岸，导塘浦之水入吴淞江，再由吴淞江出海。大圩岸高厚，却极易在一夕之间崩溃。“江东圩埂，高厚如大府之城，舟行常仰视之。并驱其上，犹有余地。至水发时，数十百圩一时皆破”。②破了修，修了破，周而复始。郏亶考察吴淞江以北大圩时，找到了五代时期大圩的遗迹。“循古今［人］遗迹，或五里、七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他所考察的是吴越时期的塘浦圩田格局，其时大圩之岸即塘浦之岸，纵横有序，有棋盘一样的景观。“于江之南北，为纵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东西，为横塘以分其势而棋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北宋时撩浅军废，乡村社会维护圩岸，“或因边圩之人，不肯出田与众做岸。或因一圩虽完，傍圩无力，而连延隳坏。”③出现了一种大圩损坏状态，却并不是没有大圩，或是说大圩被其它的圩田替代了。
吴越有统一的水利撩浅军疏浚塘浦，修高圩岸，河道整齐划一，大圩像棋盘一样地有序。潦浅军制度可以实现广大地域的统一规划，统一疏浚，统一大闸维护。宋一统后，没有了战争环境，地方政府难以像吴越政府那样以巨大的代价维持水利，大圩因管理强度弱化，而出现一度的破败，当时的水利技术和水流环境并没有否定大圩的存在。范仲淹对此看得很清楚：“五代群雄争霸之时，本国岁饥则乞籴于邻国。故各兴农利，自至丰足。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为农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虽有沟河以通海，唯时开导，则潮泥不得而堙之；虽有堤塘可以御患，唯时修固，则无摧坏。臣知苏州日，点检薄书，一州之田係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东南每岁上供之数六百万石，乃一州所出。臣询访高年，则云曩时两浙未归朝廷，苏州有营田军四都，共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于时民间钱五十文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统，江南不稔则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则取之淮南，故慢于农政，不复修举。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太半隳废”。④
撩浅军制度南宋一度恢复，元代又放弃。南宋是与吴越一样的割据政权，必须全力固守太湖水利。“亡宋初年废驰，至理宗朝归之浙西发运使”，招募“流移农民，立魏江、江湾、福山水军三部，三四千人，专一修浚江湖河塘。”后承包给地方州县，“拘没官米，责之州县，自行支相雇募百姓修浚”。元代又是大一统，出现类似北宋初年的形势，“军散营废，田米归朝廷，被豪强占湖为田。闭塞河港水脉，因此积水不去，农民失修围塍，所以，连年水灾，实由于此”。⑤大圩系统虽然经常崩溃，但仍有大圩的持续。按郏亶所说的五里、七里的标准，吴越时期大圩面积在2万亩左右。六百多年以后，正德、嘉靖年间，吴江等七县的圩田“每田一圩，多则六七千亩、少则三四千亩，四围高筑圩岸”。⑥这种圩仍属大圩，以后分圩后的圩田多者1～2千亩，少者几十亩，是小圩。⑦6～7千亩的明中叶之圩，仍然也算是大圩。宋元时代的大圩政治不像五代那样统一，是在地方官员与乡村政治体制下维持的，这种维持尽管不像五代时那样有效，却可以持续。地方官的修浚有时很有规模。范仲淹曾“亲历海浜，开浚五河，东南入于吴淞江，北入于海，用费钱粮一十八万三千五百九十八贯石，自后置农田水利使者，专管湖塘河渠，赵转运使任内，用钱米四十三万八千有奇，至理宗朝创立魏江江湾福山水军三部，三四千人专一修江湖河塘工役，仅免水患”。⑧五代以前就有圩长，“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时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长，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筑堤防”。⑨这种制度也一直长期存在，元代的大围仍有甲头，水退之后，圩长以分工出夫之法，率领农民“浚河取泥做岸，岸上种桑柳”。⑩种种体制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大圩存在。
二、高圩狭水
真正带来最大分圩变化的，还是况仲时代的破圩举动，为什么郏亶时代视大圩岸崩坏为灾，况仲时代却视大圩岸完好为灾呢？这其中必然发生了重要的环境变化。影响圩岸重要性的环境因素是水环境，况仲时代发生了什么水环境变化？唯一可寻的是三十年前夏原吉的举动，他将太湖水流格局做了历史性的巨大改变，将吴淞江一江出水的格局改变为多路出水，北靠浏河和白茆，南靠黄浦江，特别是黄浦江的出现，成为太湖出水的主干道，正是这次黄浦窃权的水流改变，导致了大圩格局的转变。
塘浦大圩格局与水流和吴淞江的联系很早就形成了。五代时期大圩格局出水格局被认为是一个理想的模式，郏亶对此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吴淞江在冈身地区的河道出海故道区非常低洼，正是这部分的低洼，成为吴淞江和黄浦江固定的出海干道。在冈身西部低洼淀泖地区，吴淞江近贴冈身这一部分的故道现高于四周的低地。冈身以西的吴淞江故道区高于圩田区，由于长期海潮倒流，泥沙沉积，形成这一高地。海拔高程2.2～2.3米，比周边圩田低地区高出0.4～0.5米左右。高地区在现代的太湖流域微观地形图上显示出一条东西20多公里，南北宽10公里的条带，这一高地地带东与冈身相连接，西到千灯浦。(11)正是这一高起，才会出现以后黄浦江取代吴淞江的事情，黄浦江从东南回折原吴淞江冈身河道之处，正是回避了这一高地所致（见图1）。
五代宋元时期，吴淞江仍是出水主干道，治水者只好通过吴淞江两岸的塘浦系统抬高水位，注水吴淞江，使太湖水在冈身西汇水吴淞江，然后通过冈身上的吴淞江最后一段出海，这就是大圩岸、浚河、置闸三合一的治水手段。这种方式使出太湖的水流以涨溢的方式注入吴淞江的，吴淞江两岸的高地得到了灌溉。
宋初，一些人曾对范仲淹疏浚吴淞江的作法提出过质疑：“或曰江水已高，不纳此流；或曰日有潮至，水安得下？或曰沙因潮至，数年复塞。”(12)议者已经知道吴淞江故道高的特殊地理特点。周边纵浦水位较低，再加上潮水的作用，实是一个排水困局，只是范坚持传统的三合一手段使这个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三合一技术的本质就是高圩狭水。
五代以来，治水者就用高大圩岸提高吴淞江周边几条主干塘浦的水位，个体的大圩也不足抬高水位，只有统一的地区性的大圩管理才使达到这个效果。
图1 太湖地区地势图
在11～12世纪那批太湖治水专家当中，最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狭水理念的人是赵霖，他指出：“唯高大圩岸，方能与诸州地形相应。昔人筑圩里田，非谓得以播殖也，将恃此以狭水之所居耳”。(13)狭水的理念在郏亶那里也有体现，“今二江已塞，而一江（吴淞江）又浅。倘不完复堤岸，驱低田之水尽入于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数十年之后，松江愈塞。”低田之水要被“驱”，才会进入吴淞江，驱的方式就是高大圩岸提高水位。郏亶将西部低田不治与东部冈身潮灌系统崩溃联系起来，“震泽之患，不止于苏州而已矣。此低田不治之由也。由高田之废，由田法隳坏，民不相率以港浦，其港浦既浅，地势既高，沿于海者，则海潮不应，沿于江者，又因水田堤防堕坏，水得潴聚于民田之间，而江水渐低，故高田复在江水之上”。五代时大圩所形成的高水位可以灌溉冈身，入宋后低田区大圩隳坏，水积田间，清流不足，冈身之田也出现了不灌的现象。治水的核心在于用大圩和高圩岸抬高低洼泖淀区的塘浦水位。“古人使塘浦深阔如此者，盖欲取土以为堤岸，高厚足以御其湍悍之流。故塘浦因而阔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专为阔其塘浦以决积水也。故古者堤岸高者须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民田五六尺；而堤岸尚出于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虽大水，不能入于民田也。田既不容水，则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水亦高于海，不须决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郏亶倡修大圩是为了统一冈身与低地的圩田与灌溉系统，让湖水清流和潮流处于理想的平衡之中。“系低田则高作堤岸以防水，系高田则深浚港浦以灌田”。(14)
大圩分外河、内河，外河是塘、浦，内河是浜、泾，村落在大圩中。沿塘浦的高大圩岸是第一层，圩内小塍岸作用不大，外圩岸破则全破，郏亶强调村庄联合督治大圩：“定逐县治田年额，以办不办为赏罚之格。而止令逐县令佐，概例劝导，逐位植利。人户一二十家，自作塍岸，各高五尺。”在重视圩岸的同时，也重视置闸。赵霖是置闸专家，对吴淞江两岸的置闸有特别的研究，郏亶的儿子郏侨则提倡复古，恢复长江边与吴淞江两边的置闸，“某闻钱氏循汉唐法，自吴江县松江而东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扬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阴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闸。所以贼水不［入］，久无患害”。(15)其实正是大闸在沿江塘浦处的按时启闭，才可以在一日两潮的条件下对吴淞江潮水形成冲淤能力。宋元时期的置闸筑圩之术是否成功，答案是肯定的。南宋人曾评价过赵霖的工作成绩，“自赵霖凿吴淞江（疏）积潦，三十年来岁无荐饥”。(16)郏侨注意到沿江一带驱水入江的必要性。“吴淞古江，故道深广，可敌千浦。向之积潦，尚或壅滞，议者但以开数十浦为策，而不知临江浜（滨）海，地势高仰，徒劳无益”。他认为这些高田需要低田区狭水注江才能得到灌溉。当时吴淞江周边地区的塘浦系统也遭到了破坏，“今止松江，又复浅污不能通泄，且复百姓便于己私，于松江古河之（外），多开沟港。故上流（日）出之水，不能径入于海。支分派别，自三十余浦北入吴郡界内”。(17)单锷也提到了郏亶的狭水法，“昔郏亶尝欲使民就深水之中，叠成圩岸，夫水行于地中，示能泄积水，而先成田圩以狭水道”。(18)
吴淞江两岸感吴淞江之潮，浑潮从吴淞江流向各塘浦，清水则从塘浦注入吴淞江，清、浑形成平衡。高圩、置闸的效果就是加强塘浦的清水水流，以清刷浑。不但要高大圩岸，在纵浦与吴淞江连接处或与感潮河的联系处，有闸的设置。设闸有“近里”与“近外”之别，“古人置闸，本图经久。但以失之近里，未免易堙。”赵霖讲了“近外”的五利，“治水莫急于开浦，开浦莫急于置闸，置闸莫利于近外。若置闸而又近外，则有五利焉：江海之潮，日两涨落。潮上灌浦，则浦水倒流。潮落浦深，则浦水湍泻。远地积水，早潮退定，方得徐流。几至浦口，则晚潮复上。元未流入江海，又与潮俱还。积水与潮，相为往来。今开浦置闸，潮上则闭，潮退则启。外水无自以入，里水日得以出。”近外不但防淤，还照顾到吴淞江通航，闸的位置距吴淞江河道“三五里”。正常年景下闸的周围淤积严重，需要不断疏浚，也要人看守管理，这正是常设撩浅军的原因。(19)置闸后要保持清流不断，就要及时疏浚。否则置了闸也会因管理不善而废弃。宋代的两浙转运使与平江府官员在治理昆山浦塘时，主要就是疏清流以彻吴淞江。“昆山县开浦四处：新洋江北接百家瀼，南出吴淞江；自百瀼口太仓塘，又小虞浦北接鳗鲤瀼，南至吴淞江；自鳗鲤口下南到黄墓村桥，又顾浦北接斜塘瀼，南至松江；自郭泽塘口，下北及郡迳，又郭泽塘南，夏驾湖东流顾浦路，彻吴淞江。”(20)几条维修路线都是水注吴淞江、以清抵浑。不但吴淞江两岸如此，常熟一带入长江的各塘浦也需要太湖清水的高水位以冲淤。
任仁发将吴淞江及其周边地区的圩田区分成四个：吴淞江北岸56河；吴淞江南岸47河；扬子江南岸41河；冈身入海地带32河。(21)这四大区实际上就是吴淞江两岸几个水流形势不同的圩田区。
吴淞江以北的圩田区有两个，第一个是沿长江的冈身地区，那里的塘浦通过长江感潮。治水的办法像吴淞江两岸一样，高大圩岸，以清抵浑。历史上最早的塘浦圩田系统就发生于这一地区。清《常昭合志稿》称：“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以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六朝末基本形成塘浦圩田系统，以后又扩展形成了三十六浦。“昔人于常熟之北，开二十四浦，疏而导之杨子江。又于昆山之东，开一十二浦，分而纳之海，三十六浦，后为潮汐沙渍，而开江之卒亦废，于是民田有淹没之忧。天圣间，漕臣张纶尝于常熟、昆山各开众浦。景祐间，郡守范仲淹亦亲至海浦，浚开五河。政和间，提举官赵霖又开三十余浦。”(22)明代也有人提倡高圩狭水。杨子器对常熟县水利的看法是：“今按县治低田甚多，水聚不能以时入海，故设塘者防水不得入民田，浦者导水以入江海。本治塘有三十四处，浦有四十二处，塘岸之高率一二丈，浦之阔大三五十丈，要使浦高于江，江高于海，水行高处，而吴中可无水患矣”。(23)只是明代水归黄浦江后，这里太湖的清流减弱了许多，海潮之淤强，人们不得自为体系进行潮灌或引灌，大圩也变其它地区那样变成了小圩。
第二个圩田区是吴淞江以北冈身以南的圩田区，此区是感潮吴淞江的低地之区。早期的塘浦是在低洼水地出狭水筑圩而成。至和塘就是在积水之地形成的，《梦溪笔谈》有：“至和塘，自昆山县达于娄门，凡七十里，自古皆积水无陆途，民颇病涉，久欲为长堤抵郡城，泽国无处求土。嘉祐中，人有献计，就水中以蘧篨（粗竹席）为墙，栽两行相去三尺，去墙六丈，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实蘧篨中，候干，则以水车畎去两墙间旧水，墙间六丈，皆留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以为堤，每三四里，则为一桥，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为利。”这种大岸的兴起更在于狭水，以清刷浑。至和塘和常熟塘也是如此，“二塘为风浪冲击，塘岸漫灭。往来者动辄守风，往往有覆舟之虞，是皆积水之害，今若开浦置闸之后，先自南乡，大筑圩岸，围裹低田，使位位相接，以御风涛，以狭水源，治之上也，修作至和、常熟二塘之岸，以限绝东西往来之水，治之次也。凡积水之田，尽令修筑圩岸，使水无所容，治之终也。昨闻熙宁四年大水，众田皆没，独长洲尤甚。昆山陈新、顾晏、陶湛数家之圩高大，了无水患，稻麦两熟，此亦筑岸之验。”(24)
吴淞江以南和以东的圩田区也有两个。吴淞江以南的是传统松江地区的圩田，这一带的围岸西高东低。赵霖修华亭一带的圩岸时指出：“随河两畔筑岸，高阔各六尺止七尺”。这种尺寸仍是大圩尺寸，西部地区大盈浦，千墩浦，基本上注水吴淞江，也需要狭水抬高圩岸。三泖地区低洼，圩岸六七尺，东部华亭地区的圩岸只有三五尺，因为地靠冈身。(25)
吴淞江以东的圩田区位于东部冈身地带。五代时期，这一地区在潮汐的顶托与第二个圩田区的太湖清水下，使冈身本身得到灌溉。“古人东取海潮，北取扬子江水灌田，各开入冈阜之地，七里十里或十五里间作横塘一条，通旁诸浦，使水周流于高阜之地，以浸灌高阜之田。”五代时代，吴越国掌握的水利技术非常发达，低地圩田区的溢流涌涨与冈身地带的河道灌溉被有机地联合到一起。高圩岸抬高了吴淞江的水位，冈身地带得到了灌溉。“古者堤岸高者须及二丈，低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民田五七尺；而堤岸尚出于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虽大水，不能入于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则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之水高于海，不须决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岗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以灌溉”。这种技术的确是中国水利史上的巅峰之作，一些学者甚至怀疑郏亶说得是否太夸张了。其实他讲的都有实际依据：“今昆山之东，地名太仓，俗号冈身。冈身之东，有一塘焉。西徹松江，北过常熟，谓之横沥。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贯横沥而东西流者，多谓之门。若谓钱门、张冈门、沙堰门、吴冈、顾庙冈、丁冈、李冈门、及斗门之类是也。……是古者堰水于阜身之东，灌溉高田。而又为冈门者，恐水之或壅，则决之而［入］横沥，所以分其流也。故冈身之东，其田尚有丘亩、经界、沟洫之迹在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冈门坏，不能畜水，而为旱田耳”。(26)现地图所标的冈身高程为2.2米左右，西边低地1.8米左右。(27)“昆山之所谓邪塘、大泗、黄渎、夷亭、高墟、巴城、雉城、武城、夔家、江家、柏家、鳗鯏等瀼，及常熟之市宅、碧宅、五衢、练塘等村，长洲之长荡、黄天荡之类，皆积水而不耕田也。其水之深不过五尺，浅者可二三尺。其间尚有古岸隐见水中，俗谓老岸。或有古之民家阶甃之遗址在焉。故其地或以城，或以家，或以宅为名。尝求其契券以验，云皆全税之田也。是皆古之良田，而今废之耳”。(28)低水位时水深3～5尺，约1.7米，加上高程1.8米，西部水位可以达到3.4米以上，而冈身只有2.2米左右的高程，完全可以通过闸堰系统灌溉冈身。
宋元时的治水者总是试图努力地维持大圩制度，只是吴淞江的淤塞程度越来越强，大圩客观上也越来越衰退。因为南宋南渡一百五十余年，止景定年间一二次水灾，到元代，一二年或四三年就有水灾。郏亶推崇五代的制度，任仁发推崇南宋的制度。“钱氏有国，亡宋南渡，全籍苏湖常秀数郡所产之米以为军国之计。当时尽心经理，使高田低田各有制水之法。其间水利当兴、水害当除，合役军民，不问繁难；合用钱粮，不吝浩大，必然为之。又使名卿重臣专董其事，富豪上户，簧言不能乱其耳，珍货不能动其心，凡利害之端可以兴除者，莫不备举。又复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田连阡陌，位位相乘，悉为膏腴之产，设有水患内力未尝不尽，逐使二三百年间水灾罕见”。(29)这种舆论导向客观上推动着大圩制度不断延续。南宋时昆山一带仍维持大圩，并有较好的防护植被。“江东圩岸高厚，如太府之城，舟行常仰视之。并驱其上，犹有余地，至水发时，数十百围一时皆破，其有茭葑外护者，往往独存。盖其纷披摇拽曳，与水周旋而不舆之忤”。(30)
三、水环境的变化
北宋时的水环境变化已经开始对全局水流发生影响。第一次重大的清流减弱事件发生在吴江长堤对太湖出水的阻挡。单锷言：“每至五六月之间，湍流峻急之时视之，则吴江岸之东，水常低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堤岸阻水之迹自可览也。又睹岸东江尾与海相接之处，汙淀茭芦丛生，泥沙涨塞，而又江岸之东自筑岸以来沙涨成一村，昔为湍流奔涌之地，今为民居、民田、桑枣、场圃。吴江县由是岁增旧赋不少，然增一邑之赋，反损三州之赋不知几百倍耶。夫江尾昔无茭芦壅障流水，今何至此，盖未筑岸之前，源流东下峻急，筑岸之后，水势迟缓，无以涤荡泥沙，以致增积，而茭芦生则水道狭，水道狭则流泄不快”。(31)吴淞江源头清流减弱，海潮的浑流必然加强，出水主干道会形成更多的淤塞。淀山湖一带在南宋的开发是第二步，大量的围垦阻塞清流；明初的水归黄浦江是第三步，水归黄浦后的水流环境变化是质的变化，黄浦江负担了太湖流域80%的泄水量。[4](P278)那是治水者在吴淞江严重淤塞后采取的措施。
吴江长桥修成后，由于出水仍然集中于吴淞江，治水者仍行古代的大圩制度，导水入吴淞江。吴淞江周围也有丰富的水环境，三江口一带有强大抵浑清流，当时的江面宽、潮水大。“吴松江口、白鹤江口、青龙江口，江面宽九里，地势低于震泽，三江潮水来时水高三丈，到震泽底定。”潮水到此底定的原因在于三江口仍有强大的清流优势。任仁发说：“亡宋吴淞一江，水势浩渺，绵绵不息，传送入海，狭处尚二里余之宽，犹不能吞受太湖之巨浸，朝廷又浚三十六浦以佐之，大水一至，犹有淹没患”。(32)新洋江常做吴淞江的一个分流，“钱氏时尝浚治之，号曰新洋江。既可排流潦以注松江，又可引江流溉冈身也”。(33)吴江长堤后，“吴流缓弱，厥后新洋过于深阔。分浊水势，无以荡涤浑潮。新洋夏驾倒注之潮，复与海口之潮相会合，旋开旋塞，劳费不赀，江流如线”。(34)北宋时因为水资源丰富，这一地区有许多汇的发育。汇是清水与潮水相汇之处，淤积停沙。“江流自湖至海，凡二百六十里，岸各有浦，凡百数，其间环曲而为汇者甚多，赖疏渝而后免于水患。”其中盘龙汇“介于华亭昆山间，步其径才十里，而洄穴迂缓逾四十里，江流为之阻遏。盛夏大雨，则泛溢旁啮，沦稼穑”。范仲淹欲治而未成，叶清臣开汇，截弯取直，“道直流速”。还有白鹤汇，韩正彦在大修至和塘以后，在昆山立塍岸体系，然后开白鹤汇，裁弯取直。(35)开汇后水道取直，成了塘浦的一部分或吴淞江的一部分，一时可能见效，只是因缓冲地带减少了，稍淤即灾。单锷看到了这一点：“概昔视诸浦，无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盖昔无吴江岸之阻，诸浦虽暂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涤荡，随流以下。今吴江岸阻绝，百川湍流缓慢，缓慢则其势难以涤荡沙泥。设使今日开之，明日复合，又闻秀州青龙镇入海诸浦。古有七十二会（汇），盖古之人以为七十二会曲折宛转，无害东流也。若遇东风驾起，海潮汹涌倒注，则于曲折之间，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后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东风海潮倒注，则泥沙随流直上，不复有阻。”(36)
利用汇与河道的曲折，泥沙可以停在一个很大的区域内，这种状态保护了吴淞江主泓道，也保护了当时的农田。截弯取直后，吴淞江的河道淤积会更加严重。汇的减少是水环境恶化的一种表现。南宋时期的已经没有什么大汇可开了，围垦向吴淞江两岸的湖泊群发展，产生了更大的水环境变化。因湖泊沿岸的开垦，入吴淞江之纵浦的清流受阻。庞湖、淀山湖相继被围垦，各种截水的坝也随之兴起，坝堰也堵塞了清流。绍兴年间，淀山湖周边的豪强势力筑坝拦水。“濒湖之地，多为军下兵卒侵据为田。擅利妨农，其害甚大，盖队伍既农，易为施工。号召之行畚筑并兴积土。增高长堤，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水源既壅，太湖之积渐与民田隔绝不通，旱则据之以溉坝田，不治其利则远近泛滥不得入于湖。”(37)淳熙十三年，在淀山湖外溢吴淞江塘浦的去水处，兴起一个大坝，阻塞了水路。“水自西南趋东北，所赖洩水去处，其大者东有大盈、赵屯、大石三浦，西有千墩、陆虞、道褐三浦，中间南取淀山湖，北趋吴淞江，凡三十六里。并湖以北，中为一澳，系古来吐吞湖水之地，今名山门溜。东西约五六里，南北约七八里，正当湖流之冲，非众浦比。贯山门溜之中，又有斜路港上达湖口，当斜路之半，又西为小石浦，上达山门溜，下入大石浦。凡斜路港大小石浦，分为三道，杀洩湖水，并从上而下，通彻吴淞江。江湖二水晓夕往来，疏灌不息，以此浦港通利，无有沙泥壅塞，可以宣导水源。今来顽民，辄于山门溜之南，东取大石浦，西取道褐浦，并缘淀山湖北，筑成大岸，延跨数里，遏截湖水，不使北流，尽将山门溜中围占成田。所谓斜路及大小石浦洩放湖水去处，并皆筑塞。父老尝言：围岸初筑时，湖水平白涨起丈余，尽壅入西南华亭县界，大小石浦并斜路港口，既被围断，其浦脚一日二潮则泥沙随潮而上，湖水又不下流，无缘荡涤通利。即今淤塞，反高于田，遇水则无处洩泻，遇旱则无处取水”。(38)
诸浦的被淤也引起了吴淞江两旁大闸的废弃。北宋时郏侨言：“某闻钱氏循汉唐法，自吴江县淞江而东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扬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阴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闸，所以贼水不入，久无患害”。宋代将闸的管理交给地方社会。“或闻范参政仲淹、叶内翰清臣，昔年开茜泾等浦，亦皆有闸，但无官司管辖。而豪强耆保，利于所得，不时启闭，遂致废坏。乡人往往能道其事。”(39)乡村社会的管理不力导致了大闸废弃。南宋以降，吴淞江和纵浦被淤变窄。赵屯浦“在淀山湖北，旧直受湖水泻于松江，其阔至五十丈，通江五大浦之一也。今自北曹港分支北流，愈北愈隘。”(40)吴淞江原来的规模“可敌千浦”，元代时“东到河沙汇，西至道褐浦六七十里之间，两岸涨沙将与岸平，其中仅存江洪，阔不过二三十步，深亦不过二三尺，湖水所至，比之旧时万不及一。”(41)浦不通江，吴淞江两岸的高地之田处于干旱隔水状态。“高田因久不浚治，浦底既高，而江水又低，故逐年常患旱也。”(42)越不通流，淤塞越严重，其后江流如线。淀山湖水北流受阻，相当多的一部分水流东汇华亭三泖一带，这股水流与浙江一带的水流相结合，治水者常引水从新泾出海。吴淞江淤，太湖的清水在吴淞江北部也聚集难排，治水者常启动浏家港排水。大德年间都水庸田使麻合马马嘉认为：“今太湖水不流于江而北流入至和等塘，经由太仓出浏家等港，注入大海。并淀山湖之水望东南流于大曹港、柘泽塘、东西横泖，于新泾并上海浦注江达海。”(43)
后期的治水者在治理吴淞江时不再分流导水，而是竭力导流一江以便冲淤。“淞江之上流壅，则有泛滥之祸，此昔人所以为苏松常湖嘉五郡忧者也；淞江之下流塞，则失灌溉之利，此今人所以为嘉、上二邑忧者也。昔之治江者，导之而南，导之而北，恐其不分。而今之论江者，则恶夏驾、新洋之北，恶白蚬诸湖之南，为其流分势杀不足以濡高亢、涤浑潮也。”明初的夏原吉终于放弃吴淞江的出水干道地位，在南北两个方向上寻求出路，引清刷浑之策也不用了。在嘉定，宋以前吴淞江“建瓴东注，自安亭港至李家洪，縈纡境内百有余里，塘浦左右股引，足于清水，而亦无壅溢之患，五季以前，江乡号称乐土。自吴江石堤既筑，清水之出于湖口者日微，不足以荡涤潮沙，松江屡浚屡堙。”“自淞江既堙，清水罕至，舟楫灌溉，咸资潮水”。当地人只在小环境内利用自然潮水，不再利用统一的水利系统以刷浑潮。“宋人引清障浊之法，已不可施于今，每岁所开塘浦，还为潮汐之所填淤，三岁而浅，四岁而堙，五岁又须重浚，亦无一劳永逸之术。”(44)
黄浦江成为主要的出海通道后，可以横截西部横向的流水，南北向的水流不重要了，这种东西向河道在三泖低地行洪，无需大圩抬高水位，外水可自然汇入河道。黄浦江主流在冈身转北后，河道刷深，冈身上更没有建大圩岸的必要。吴淞江两岸的许多纵浦因此失去了全局性的作用，入吴淞江处的许多圩田也因此失水，也出现了旱象。“顷二十年以来，松江日就枯涸。惟独昆山之东、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岁苦旱灾。腹内之民，宴然不知。遂谓江之通塞，无关利害，今则既见之矣。”(45)以瓦浦为例，“迩者风汛稍息，开疏瓦浦五十余年湮没之河，一旦通流，连月水势泛滥，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余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临流叹诵。”(46)分流黄浦江以后，淀山湖一部分水流由五大浦而入吴淞江，一部分水流加入三泖地带，“注为各塘泾港数百余而入于黄浦”。(47)在东南方向上，数百条横向的河流泾浜汇水黄浦江，原来的那种纵向的圩岸反而会起到障水的作用。拆除大圩也就成适应水流变化的措施了。况仲拆圩距夏原吉开黄浦江时间很短，“况仲去夏仅三十年”。(48)即使他本人认识不到水流的作用，也会发现拆圩对疏水的有利作用。正德年间谢琛讲：“七八十年朝廷之贡赋不亏，百姓赖以安堵者，先朝任夏原吉之力也。”(49)由于黄浦江泄水严重，官方一时之间感到受益。
夏原吉利用浏家河和白茆分水。由于黄浦江分水很多，太湖清水减弱，湖水之清流已难以起到节渲作用，难抵浑潮。人们用泾浜小圩、小水流和坝堰系统应付浑潮并以之引潮灌溉，原有的大圩局面当然不存在了。清流又进一步退缩，潮水也因之大盛。“本县地势，东北滨海，正北、西北滨江，白茆潮水，极盛者达于小东门，此海水也；白茆以南，若铛脚港、陆和港、黄浜、湖漕、石撞浜，皆为海水。自白茆抵江阴县金泾、高浦、唐浦、四马泾、吴六泾、东瓦浦、四瓦浦、浒浦、千步泾、中沙泾、海洋塘、野儿漕、耿泾、雀浦、芦浦、福山港、万家港、西洋港、陈浦、钱巷港、奚浦、三丈浦、黄泗浦、新庄港、乌沙港、界泾等港口数十处，皆江水也。江潮最盛者及于城下，县治正西、西南、正南、东南三面而下东北，而注之海，注之江者皆湖水也。”清流益于水稻种植，“夫湖水清，灌田田肥，其来也无一息之停。江水浑，灌田田瘐，其来有时，其去有候，来之时虽高于湖水，而去则泯然矣，乃正北、西北、东北、正东一带小民，第知有江海，而不知有湖，不思浚深各河，取湖水无穷之利。第计略通江，待命于潮水之来，当潮之来也，各为小坝以留之，朔望汛大水盛时则争取焉，逾期汛小水微则坐而待之。”(50)小坝引潮留潮，是一种自然生态之法。黄浦江改道后丰水程度的减少，也会有旱情发生，民众固守这种自然生态之法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四、小圩的成长
郏亶讲古时（五代）水不乱行，“至和二年，前知苏州吕侍郎，开昆山塘而得古闸於夷亭之侧，是古者水不乱行之明验也”。这种有序的格局宋代以后被破坏，“堤防既坏，水乱行于田间，而无（有）所潴容。故苏州得以废其堰，而夷亭亦无所用其闸也。”一旦大浦无用，“为民者，因利其浦之阔，攘其旁以为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决其堤以为泾。今昆山诸浦之间，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为小泾，命之为某家泾、某家浜者，皆破古潴而为之也，浦日以攘坏，故水道堙而流迟。泾日以多，故田堤坏而不固”。由于泾浜的出现，大圩也开始被分化，圩的面积自然缩小了，以泾浜为核心的局部水环境也在形成。“人户各有其田舍，在田圩之中浸以为家。欲其行舟之便，及凿其圩岸以为小泾、小浜。即臣昨来所陈某家泾、某家滨之类是也。说者谓浜者，安船沟也。泾、浜既小，是［堤］岸不高。”这是一种圩岸不高的小圩。当时丰水的环境下，塘浦破坏必“坏却田圩（大圩），都为白水也。今昆山柏家瀼水底之下，尚有民家阶甃之遗址，此古者民在圩中住居之旧迹也。今昆山之富户，如陈、顾、辛、晏、陶、沈等，田舍皆在田围之中。”这些村落是大圩时代居住于圩中的村落。大圩的破坏也与农民捕鱼和圩田管理有关，“或因决破古堤，张捕鱼虾，而渐致破损；或因边圩之人，不肯出田与众做岸。或因一圩虽完，傍圩无力，而连延堕坏。或因贫富同圩而出力不齐；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51)大圩时代塘浦的高水位，小浜小泾的发展潜力很大。一经人们破坏圩岸，自然就快速分化了。分化后的小圩以浜泾水道为边缘进行圩岸建设。治水者往往只好“浚泾浜作圩岸”。(52)
只要太湖出水的格局是靠吴淞江出水，大圩的格局总能不断的修复。吴淞江周边地势较高，入淞河道变化频繁，主干塘浦淤塞时，与塘浦相联的大圩往往就会变成小圩。远离吴淞江地区的低地水深岸高，积水众多，难有小圩。宋代的小圩多发生于汇水感潮地区，因那里有不断的淤积，可以形成局部的水环境。在江南开发史上，早期没有小圩的概念，“圩”一开始是指联合的大围。后期，几百亩的柜田也开始称圩。柜田多缘水修筑，柜田“筑土护田，似围而小，四面俱置瀽澧穴，如柜形制。顺置田段，便于耕莳。若遇水荒，田制既小，坚筑高峻，外水难入，内水则车之易涸”。南宋时期太湖周边地区围垦所形成的“坝田”和“埧田”，也都是小圩。“大至连顷或百亩，内少塍埂珠宽平。牛犁展用易为力，不妨陆耕及水耕”。(53)吴淞江周边的高地有淤积和泄洪区，也有各种汇和小弯曲，个人围垦和小圩于此可以大量地出现。“今止松江，又复浅污不能通泄，且复百姓便于己私，于松江古河之［外］，多开沟港。故上游［日］出之水，不能径入于海。”(54)政和六年，两浙提举常平赵霖发现了这种状况，“临江之民，每遇潮至，则於深浦开鑿小港以供己用，或为堰，数断以留余潮，此常熟诸浦堙塞之由也”。(55)百姓引出的小沟小港，正为几十亩、几百亩、甚至上千亩的小圩预备。明代中期的叶绅乞说：“惟是入海之处，潮汐往来，易于堙塞，故前代或置开江之卒，或设撩浅之夫，以时浚治，仅免水患。历岁既久，其法废驰，逐致诸巨浸，壅遏于中，江河故道淤涨于外。土民利其膏腴，或堰而为田，或筑而为圃。”(56)
郏亶时代，地方势力为了抵制郏亶恢复大圩体系兴起了一种小圩可以防涝的舆论。官府力量处于强势时，小圩的坝与堰会被拆除，官方失势时，小圩有扩张倾向。北宋的小圩的代表者有很大的声势，郏亶效法古人加高圩岸，疏浚吴淞江以及各塘浦河道时。一些“议者”却生出“小塘、小浦亦可泄水”的议论，“以至朝廷愈不见信。而大小塘浦，一例更不浚治。积岁累年，而水田之堤防尽坏，使二三百里肥腴之地，概为白水。高田之港浦皆塞，而使数百里沃衍潮田，尽为荒芜不毛之地。深可痛惜！”提议“小塘小浦”可以泄水者的“议者”，可能正是小圩既得利益者。他们极力反对水利工程，郏亶也被逼迫下台。有“吏民二百余人”在官府“喧哄斥骂”，郏亶自己受了伤，小儿亦为人所击，最后“遂罢役”。(57)在这种情况下，治水者往往偏安于小圩建设，大圩区内也有小圩在水灾时出现，“积水之中，有力人户，间能作小塍岸，围里己田，禾稼无虞。盖积水本不深，而圩岸皆可筑。但民频年重困，无力为之。”大浦淤塞之时，以小泾小沟所形成的独立小圩会快速增多。郏侨也提倡“浚泾浜以田。”(58)大圩在失修的状态下，圩岸会日损一日，因圩岸上的泥土是稀缺资源。毛节卿讲：“今水利久废，江浦围岸外日倾而内日削，高者卑而广者狭，近年大潦，高者仅能平水，低者水浮三四尺，触处崩坍，不可胜举”。(59)
在淀山湖一带，公共泄水之区被垦成小圩的现象更加严重。南宋《国朝会要》（水利条）中，不断有责令地方官员开掘豪强小圩的告示。淳熙四年四月九日，大理寺丞张抑讲了吴淞江以南情况，“渐西诸州，豪宗大姓于濒湖陂荡多占为田，名曰塘田，于是旧为田者，始隔绝水出入之地”。“淳熙八年，虽因臣僚剳子有旨令两浙运司检括，而八年之后，围里益甚，乞自今责之知县不得给据，责之县尉常切巡捕，责之盐司常切觉察，仍许人告，令下之后，尚复围里，断然开掘，犯者论如法从之”。(60)淀山湖一带围垦增加，淀山湖入吴淞江水道受阻，沿湖圩岸更易被破坏。一旦破坏，水入圩田之内，会引起水灾和次级泾浜的发展，也会引起小圩的发展。徐宜言：“异时港浦罄折以趋海，今近浦之民多取径直，苏、湖、常、秀旧为泽国，比年雨或后至，种且不入，盖围田众而疏导多也。小人见利，不畏其害，围于浅水，既为高田；围于茭荡，既为稻田；二俱不已，复为下脚。始之重陂，大半为土；始之良田，背水日晒。十日不雨，农废作业”。这些在浅水处围出的圩田，一是众多，且都是些以泾浜为岸和小焉；二是易旱，泾浜易于干涸，土地本身的价值不被看好，许多是下脚田。(61)
元代的变化比较复杂。首先，大圩水利系统在战争中被地方豪强的堰坝所封闭，那是一种战争中保护自己的手段。“乡村钉塞筑坝，河港皆在田围中”。水流被封，大圩水利系统被破坏，结局只能向小圩化发展。既使有大圩的发展，往往也是些独立的，由豪强把持的大圩。淀山湖周边地区，官方的疏浚工程要回避豪强占垦区。“淀山湖东大、小曹港斜沥口汊港固是水之尾闾门，今为权豪势要占据为田，此处水路卒难复”。由于所占之地是塘浦行水之地，自然就破坏了原有的大圩体系，形成自己的小圩体系了。在吴淞江以北三十六浦之地，宋元时代有很多因感潮淤塞形成的小塘小浦。“民间私小泾沟又不胜其数，皆所以决壅滞而防泛滥也，后因潮汐往来，泥沙积淤，旧置开江之卒寻亦废去，此大浦所以堙塞，而民田所以淹没也。”私小泾沟即是小圩系统下的河道。元代的地区豪强很有势力，“围湖占江豪富之徒，挟厚贿以赂赂贪官”，水利工程因此“成事则难，坏事则易”。元代的小圩进一步向淀山湖沿岸扩张，“淀山湖又低于苏湖，彼中富户，每岁种植菱芦，编钉椿蓧，围筑更岸”。至于昆山、常熟以北的三十六浦一带，则是“民间私小泾沟，又不胜数”。(62)这都是塘浦水利系统崩坏与开发加强引起的。
这些变化都没有引起政府故意去破坏大圩，只要吴淞江仍作为主要的出水干道，大圩系统也会依旧起作用，元代的治水者们也致力于疏浚造闸，巩固塘浦大圩系统。永乐年间，政府准备放弃吴淞江，情况开始有了变化。夏原吉在开黄浦分流的同时，对吴淞江也开始放弃了。他认为吴淞江在“前代屡导之，以当潮汐之冲，沙泥淤积，旋淤旋塞。自吴江长桥至下界浦（夏驾浦），约百二十余里，虽稍通流，多有浅窄；又有下界浦抵上海县南跄浦口，可百三十余里。潮沙雍障，茭芦丛生，已成平陆，欲即开浚，未易施工，臣相视得嘉定刘家港，即古娄江，径通大海，常熟白卯港，径入大江；皆广川迅流”。他引吴淞江中上游河段的水入这娄江（浏河）与白茆，改变了原来的水流格局。到况仲时代，浏家港和白卯的河道也常淤塞。(63)吴淞江放弃之后，普通圩田系统的感潮淤积也更加严重。“东江遂堙，惟淀山湖支流北注吴淞江，从刘家港入海。安亭青浦河存一线，而下流壅塞，其水逆趋夏贺浦，亦从浏家港入海。二水北会入娄，夫水势顺则疾，疾则浑泥并行，逆则缓，缓则浑泥停滞。故昆山之东南隅，嘉定之西南隅，青浦之西北隅，华亭之北隅，昔日之沃壤，今皆硗确莫耕。三江塞二，全湖东注之水，独归于于浏家港，其势渐下能容，日积月累，行复如二江患矣，识者能无隐忧哉”。嘉靖年间治水者将“夏驾、新洋二河与吴淞江交会之处，横引江水斜趋娄江，以致吴淞江水势微弱，故不能冲激潮泥。”(64)
当然，更重要的是夏原吉的开黄浦江之举，彻底改变了太湖水流的改变。开江以后“九十余年”，各处港浦才“仍复湮塞”，太湖东部基本上近百年无水灾。(65)况仲在夏元吉开江三十年以后拆大圩岸，他考虑的是水灾时的疏水问题。在平时，由于以前的丰水环境不再，外河的大圩岸本身已不利于灌溉，小圩更有利于引水灌溉，故更多的治水者提议化大圩为小圩。水归黄浦江以后，吴淞江两岸的圩田不能上水，出现了旱象。许多治水者都试图恢复吴淞江出水干道的地位，并非泥于古见，正如吴荃在申请重开吴淞江故道时指出的那样，他的目的在于使“四县不耕之地，可复种矣”。只是这种建议在吴淞江愈高的情况下是不可行的。新的出水系统下形成了以黄浦江和少量塘浦为主干，众多泾浜为枝河的网络体系。干河只有几条，吕光洵言：“昔人治之，高下曲尽其制，既于下流之地疏为塘浦诸湖之水由此以入于江，江由东以入于海，而又畎引江潮流行于冈陇之外，是以潴洩有法，而水旱皆不为患。近年以来，纵浦横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颇通，一曰黄浦，一曰刘家河，然太湖诸水源多而势盛，二江不足以洩之，而冈陇支河又多壅绝，无资灌溉，于是高下俱病。”(66)吴淞江以北，白茆河逐成主要出水干道，“太湖南自吴淞江入海，北自白茆塘入海，故白茆为水利要紧，与吴淞江同。”治水官员发现，按以前的办法简单地裁弯取直，挖深开阔，并不能解决问题。海瑞修白茆后，十几年后就淤塞了。“先经都御史海瑞开浚，费至四万有余，未及十年而淤塞如故。”后期修白茆，要求干支得当，以此防止海潮。(67)其它地区也是这样。这实际上在治水中全面重点依靠枝河与枝河排水所对应的圩田体系，即小圩体系。明后期，吴淞江两岸丰水环境不再，许多地方旱象严重，涝时又积水难去，许多治水官员认为夏元吉改流犯了大错误，多次提议重开吴淞江之论。只是水流形势已变，大圩与塘浦制度难以恢复，单纯的开江之议在实践中不能成功。
小圩与枝河体系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周凤鸣言：“盖低乡支河之水容受众流，比田反高，而田反在支河水面之下，若非圩岸以围之，而支河不通，则荡然巨浸，遂不可田。”(68)在大圩时代，几乎只有塘浦干河，干河修好了，小支河不会出问题。小圩时代以枝河为中心，支河水位最高，水流却难以外排，水灾加剧治水者又只能以小圩救灾，明清方志中这时出现了许多分圩筑圩的言论，认为小圩可以调动地方加筑圩岸的积极性，很少有人知道大格局的变化。归有光叹：“议者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别浚浦以求一时之利，而淞江之势日失”。(69)他想恢复宋元时期那种以吴淞江为主的治水格局，条件不允许了，潮沙的淤积使吴淞江与主干塘浦起不到传统的作用，小水即涝，小干即旱，只好依靠小圩。与太湖东岸相比，太湖西岸没有这种水流环境的改变，一些大圩，如芙蓉圩，一直存到清代。
五、小结
从大圩到小圩，历时近600年，田制变化完全是水环境变化引起的。农业开发的加强不是小圩形成的必要条件，治水者放弃吴淞江，是大圩变小圩的关键。大圩的存在源于其狭水并注水吴淞江，助清刷浑的目的。后期的大圩系统无益于吴淞江排水，还有碍于新形成的排水体系，故被小圩系统取代。唐末与宋元时期，建圩狭水，清出主干塘浦，形成塘浦圩田河网，这一大圩网络与吴淞江治水体制是一致的。治水者所重视的，是吴淞江与周边河道，特别是与纵浦是否通畅。
明代中后期，吴淞江和周边纵浦被淤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于以吴淞江为主的治水体制要发生变化了。随着黄浦江的形成，小圩的普及也自然而然有了条件。大圩也会产生地区利益冲突，为了防止各地在大圩岸的基础上以邻为壑，治水的官员往往也拆除有妨碍全局水环境的大圩。但从况仲、姚文灏等人的议论来看，他们当时看不到这种全局，只说大圩内部旱涝不均，高处旱，低处涝，要将原来的六、七千亩的大圩分成五、六百亩的小圩，有的坚持要将千亩大圩内部多引小浜小泾以排水灌水，这些举措都推动了小圩化。[3](P106～107)背后的原因是水流环境的变化促成了小圩的普遍化。
［收稿日期］2007-11-24
注释：
①《王祯农书》的“田制门”描述了不同的田地形态，其中包括围田、区田、柜田、梯田等。小圩在当时称为柜田，大小圩田的变化属于田制的内容。
②范成大：《水利图经序》，见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5册《苏下》。
③《吴郡志》卷19上。
④范仲淹：《上仁宗答诏条陈十事》，见于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47。
⑤《水利集》卷之8。
⑥况仲：《明况太守治苏政绩全集》卷9《兴革利病奏》。
⑦滨岛敦俊：《明代江南晨村社会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02～129页。
⑧《水利集》卷之3。
⑨《吴郡志》卷19上。
⑩《水利集》卷之3。
(11)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水利电力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太湖流域水系与地形图》，1987年10月。
(12)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
(13)《吴郡志》卷19《水利下》。
(14)《吴郡志》卷19《水利上》。
(15)《吴郡志》卷19《水利下》。
(16)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卷1；范文穆公《水利图序》。
(17)《吴郡志》卷19《水利下》。
(18)单锷：《吴中水利书》。
(19)《吴郡志》卷19《水利下》。
(20)《水利集》卷之6。
(21)《水利集》卷第7。
(22)《吴郡志》卷5。
(23)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22《杨子器常熟县水利议》。
(24)《吴郡志》卷19《水利上》。
(25)《吴郡志》卷19《水利下》。
(26)《吴郡志》卷19《水利上》。
(27)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水利电力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太湖流域水系与地形图》，1987年10月。
(28)《吴郡志》卷19《水利上》。
(29)任仁发：《水利集》卷2。
(30)范成大：《水利图经序》，见于《天下郡国利病书》第5册《苏下》。
(31)单锷：《吴中水利书》，见于《水利集》卷7。
(32)任仁发：《水利集》卷5、9。
(33)朱长发：《吴郡图经续记》卷中。
(34)《三吴水考》卷3。
(35)朱长发：《吴郡图经续记》卷中。
(36)单锷：《吴中水利书》。
(37)《水利集》卷9。
(38)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卷1《罗文恭公乞开淀湖围田状》。
(39)《吴郡志》卷19《水利下》。
(40)正德《松江府志》卷之2。
(41)《吴中水利全书》卷15《吴执中言顺导水势略》。
(42)《吴郡志》卷19《水利上》。
(43)《东吴水利考》卷之10上。
(44)《天下郡国利病书》第6册《苏松》；《嘉定县志·水利考》。
(45)《震川先生集》卷之8《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
(46)《吴中水利全书》卷17《归有光上兵道熊桴水利书》。
(47)《吴中水利全书》卷22《曹胤儒东南水利议》。
(48)陈士鑛：《明江南治水记》。
(49)《吴中水利全书》卷14《谢琛兴修水利疏》。
(50)耿橘：《常熟县水利书》卷1《水利用湖》。
(51)《吴郡志》卷19《水利上》。
(52)《吴郡志》卷19《水利下》。
(53)《东鲁王氏农书译注·农器图谱·田制门》，王祯撰，缪启愉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54)《吴郡志》卷19《水利下》。
(55)《吴江水考》卷之3《水议考上》。
(56)《三吴水考》卷10《吏科给事中叶绅乞治水吴中奏》。
(57)《吴郡志》卷19《水利上》。
(58)《吴郡志》卷19《水利下》。
(59)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22《毛节卿围田议》。
(60)《水利集》卷之7。
(61)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13《徐宜上水利状》，淳熙十七年上状存略。
(62)《水利集》卷2、3、5、6。
(6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9《南直一·三江》。
(64)《三吴水考》卷10《工部尚书李充嗣治水奏》。
(65)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卷3《徐尚书治水奏》。
(66)《三吴水考》卷10《监察御史吕光洵水利奏》。
(67)《三吴水考》卷12《白茆塘完工疏》。
(68)《三吴水考》卷10《大理寺丞周凤鸣水利奏》。
(69)《天下郡国利病书》第4册《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