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对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俞吾金教授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理论论文,重视论文,哲学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俞吾金○欣文
○俞吾金教授，您是国内哲学界著名的中青年学者，八十年代中期已在哲学界崭露头角，对哲学基础理论、西方哲学、马克思哲学、新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文化等均有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原创性的哲学见解，尤其是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获得的新成果在理论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作为本刊多年来的老作者，我们想请您比较系统地介绍一下您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请您先谈一下您治学的背景和学术上的传承情况。
●我对哲学的兴趣萌发于高中时期，而我的治学道路则始于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哲学系虽然不是一个大系，却汇聚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富于创新意识的老专家，具有扎实的学思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上，老系主任胡曲园教授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与艾思奇、胡绳同为地下党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成员，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逻辑学方面均有精深的研究。在西方哲学博士点上，全增嘏教授早年就读于哈佛大学，他在国内最早开设现代西方哲学方面的课程，他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和刘放桐教授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在学术界拥有广泛影响。在中国哲学博士点上，王蘧常教授素有国学大师之称，他著作宏富，且在书法上独创章草，严北溟教授则以其佛学研究上的精深造诣为学界所称道。在科技哲学博士点上，陈珪如教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她编译的《自然辩证法》是科技哲学领域最早的启蒙读物之一。特别是胡曲园教授，作为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奠基人，一直主张把马、中、西贯通起来，由博返约，对哲学基础理论作出新的探索，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学思传统也由此而形成。我在担任系主任期间，之所以把《周易》、《纯粹理性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传习录》、《精神现象学》、《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分别作为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公共必修课，目的正是为了把胡曲园教授开创的这一学思传统承续下来，发扬光大。
○您是胡曲园教授的博士生，他的治学方式毫无疑义对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是的。胡曲园教授的治学方式，除了上面提到的主张贯通马、中、西，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外，还有下面两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在学术研究上不因循守旧，敢于自出机杼，发前人之所未发。比如，他运用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大胆地提出了中国既不存在封建社会、也不存在奴隶社会的设想，在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二是把理论研究与现实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不作蹈空之论。比如，针对“文革”后理论界存在的诡辩现象，他主张把知性形而上学与形式逻辑区分开来，强调形式逻辑的基础性作用。这一见解提出后，理论界好评如潮。我觉得，胡曲园教授治学方式的主旨是：结合现实生活，对哲学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理论作出新的反思。正是这一点对我的研究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中，您觉得什么问题是一开始就必须提出来加以反思的？
●人们通常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什么是哲学（ Whatis philosophy）？”我不赞成人们把研究这个问题的学问称之为“元哲学”（metaphilosophy），因为这样做似乎是把问题引到哲学之外去了。我曾主张把这个问题称之为“哲学的元问题”（the metaquestion of philosophy），目的是把它引回到哲学内部来讨论。现在看来这一提法也欠妥，因为“元”（meta-）这一前缀的通常含义是“在……之后”或“超越……”也可引申出“最高的”含义，但实际上，“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是在哲学研究之前、在逻辑上必须先行地加以澄清的前提性的问题，它不在高处，而在根基处。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它划到“哲学的第一问题”（the first question of philosophy）所要讨论的范围之内。
在我看来，What is philosophy？这一提问方式，源自日常生活中的What is this？（这是什么？）而在What is this？这种设问方式中通常蕴含着两个前提：一是提问的对象已然在场（如一个杯子），二是提问者、听者和对象之间的关系纯粹是知识的关系，这种关系特别通过what这个词而显现出来。事实上，父母和教师都是通过这样的设问方式向小孩展示一个知识世界的。把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提问方式转移到哲学中，哲学就成了一种纯粹的求知活动，周围世界只是作为冷漠的知识对象进入提问者和听者的眼帘，而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意义问题则完全被这种提问方式严密地遮盖起来了。也就是说，当提问者提出“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时，他已先于提问而选择了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代表的知识论哲学的立场。
按照我的看法，我们应该站在生存论本体论哲学的立场上，对哲学的第一问题重新进行反思。既然生存在逻辑上先于认知，一个更始源的问题——“为什么人类需要哲学？”（Why does the human
beingneed philosophy?）开始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里的why与what 不同，它关注的是人与哲学及周围世界的意义关系。当然，“为什么人类需要哲学？”这个问题也不能孤立地加以解答，因为要解答这个问题，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哲学？”反之，如果撇开“为什么人类需要哲学？”而只询问“什么是哲学？”又必然会陷入知识论哲学的窠臼。所以我主张， 哲学的第一问题不应该是单个的问题， 而应该是“问题问性”（interquestion）即Why does human being need philosophy—What is philosophy？这样一来， 生存论本体论的立场就作为逻辑前提契入到人类的任何求知活动中，哲学重新返回到生活世界的轨道上。
○俞教授，据说您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一文（1997）曾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重视。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想法吗？
●当然可以。哲学基本问题即人们通常认为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哲学基础理论讨论中的一个禁区。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十几年前，我和另两位作者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哲学基本问题蕴含的方法论问题》一文（1986），当时对哲学基本问题还是采取肯定态度的，但是随着思考的深入，我发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不是哲学基本问题，而是哲学中的一种类型——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代表的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知识论哲学认为，只有思维才能把握世界的本质，所以必然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理解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对于另一些类型的哲学，如认为哲学是探讨人生意义的学科、哲学是语言上的分析批判活动等等见解来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不是它们的基本问题。就是对于以实践为根本特征的马克思哲学来说，其基本问题也不像传统教科书所认为的，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澄清了这一点，人们就不会把所谓“回避哲学基本问题”、“抹煞哲学基本问题”等帽子简单地套用到对现代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评价上去。
○重新诠释哲学基本问题确实意义重大。一方面，它使我们从前苏联的哲学教科书模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它改变了哲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基本话语。俞教授，您对哲学学科的分类也有自己的看法，请介绍一下。
●我在《哲学研究与哲学学科分类》一文（《光明日报》 1995年5月4日）中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 在哲学（一级学科）中划分出马哲、西哲和中哲等二级学科这在分类上是不严格的，因为马哲是按学派的方式界定的，中哲是按国家的方式界定的，西哲是按地域的方式界定的。事实上，我国大学里的哲学系和研究院中的哲学所都是按照这样的分类方式来建立博士或硕士点的。这种不规则的分类方式引起了哲学世界图景的破碎。比如，在这样的分类方式中，我们找不到印度哲学、日本哲学、韩国哲学、犹太哲学、埃及哲学和巴西哲学的位置。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这些哲学的“他者”实际上也一直不受重视。另外，这种分类方式从表面上看突出了马哲的地位，但由于把马哲与西哲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马哲成了无源之水，而西哲史由于挖去了马哲这一块，其演化史、尤其是当代西哲的许多文本也变得无法解读了，西哲史成了残缺不全的思想史。我认为，分类虽然是形式问题，但既然它已阻碍哲学研究的深入，因此就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这个问题确实也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重大课题。在我的印象中，您不仅重视对本体论问题的探讨，而且对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也特别关切。请您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新思考。
●好的。记得康德对学生说过：我不是教你们哲学，而是教你们哲学地思考。在哲学研究中，方法论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我在1988年出版的著作《问题域外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探要》就是专门探讨当代西方哲学的方法论思想的。近年来，我在这方面做的主要工作，是对以下三种理论界十分流行的思维方法进行批评。第一种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逻辑与历史一致，其实质是把逻辑还原为历史，把历史研究还原为对历史过程的追溯和对历史起点的崇拜。我国学术界出版的大部分理论著作，甚至不少博士生撰写的学位论文都深受历史主义的影响。这些专著的大部分篇幅都在做历史的回顾，上下几千年，架子搭得很大，但真正的理论思索几乎找不到。正如一句谚语所说的：“大山分娩，生出来的却是老鼠。”我认为，阻止这种历史主义泛滥的最好方法，是返回到作为历史主义前提的历史性上去。历史性是研究者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历史境遇的先行澄明，其口号是：只有理解现在，才能解释过去。也就是说，理论思索的重点是研究者对自己的历史境遇的反思和把握。研究者一旦达到了这一点，历史主义的泛滥就被中止了。第二种是观念主义的方法。其典型表现是人们无批判地引入了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分析模式，用以分析中国社会。比如，当代新儒家认为，只要把儒家伦理的权威确立起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就会进入有序状态，仿佛观念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只要输入或恢复一个观念，社会现实生活就会随之而发生变化。这种以观念的被运用、被抛弃或被复兴的方式来解释历史的方法，显然是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事实上，任何一种新的观念，如新教伦理，都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所以，韦伯的分析如果是彻底的话，他还必须阐明新教伦理又是如何在宗教改革和当时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然后才谈得上它对社会现实生活的一定的影响。显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的理论也犯了同样的观念主义的毛病。在我看来，要克服观念主义顽症，就要重新返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不是用观念来解释实践，而是用实践来解释观念的兴衰起落。第三种是自然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看不到哲学思维方法与日常生活中朴素的思维方法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异。比如，在认识论研究中，他们认为人认识的不是对象向自己显现出来的现象，而是对象本身；认为人自然而然就可以认识外部世界，无须先行地对自己认识的前结构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认为外部世界与我们的思维是同构的，看不到两者的异质性。凡此种种，都是自然主义方法在哲学研究领域中的表现。要克服自然主义的方法，就要认真学习并消化康德哲学的遗产，从而避免用前康德的方式思考任何哲学问题。
○您对这三种流行的思维方法的批判发人深省，由此我联想到您在博士论文《意识形态论》中提到的“元批判”的方法。您的博士论文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专著，这部专著出版后得到了理论界的普遍好评。能否谈谈您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我之所以对意识形态问题感兴趣，因为它也是哲学基础理论中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过去人们片面地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个政治术语，从而掩蔽了它在哲学理论上的极端重要性。1988年当我在法兰克福大学进修时，我的导师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教授和阿尔弗莱特·施密特（Alfred Schmidt）教授联合举办了题为“意识形态概念史”的讨论班，从而使我萌发了撰写博士论文的念头。在意识形态研究上，我主要提出了如下的新见解：第一，人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动物，人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教化才成为社会存在物、并确立其所谓“主体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只要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置身于某种意识形态之中，他的所谓主体性和独立思考能力都只具有形式化的意义，也就是说，真正的主体仍然是意识形态； 第二， 意识形态批判是一种“元批判”（metacriticism），它要求人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 通过对意识形态所蕴含的“问题框架”（problematic）的反思， 达到去意识形态之蔽的目的。要言之，意识形态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活动的前提。这样一来，传统哲学教科书所倡导的抽象的认识论就让位于意识形态批判，即认识论的本质不再是无批判地向外去捕捉认识对象，并把对象饱餐一顿，而是在开始任何认识活动之前，必须先行地、批判地反思自己作为认识主体已接受的意识形态的问题框架。只有当认识者能够批判这一问题框架时，他才可能把握认识对象的真正的本质。第三，哲学就是意识意识形态，哲学史就是意识意识形态的历史。换言之，只有当人们把隐藏于潜意识领域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框架拖到意识的层面上时，他们才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而哲学和哲学史研究所追求的正是这样的境界。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学说揭示了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全幅意义。
○您在80年代中期时就提出了“哲学发生学”的新设想，请简要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我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受到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影响，但我没有停留在他所做出的结论上，而是把他的思路引申到一般哲学史的研究上，从而提出了哲学发生学的新设想。我认为，在哲学史研究中，至今仍然存在着两大空白：一是对哲学史的史前史，即哲学的发生史或形成史缺乏研究。众所周知，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人类的史前史，即原始社会史是漫长而久远的。在这一漫长的时期中，人类思维的特点和方法是什么？它与文明时代的思维有何区别与联系？原始思维是如何过渡到以后的哲学思维的，或者说，哲学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二是对具体的哲学家或哲学流派思想的发生或形成史缺乏研究。我们习惯于把一个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思想理解为一个结果、一种状态、一个抽象的点，而没有把它理解为一个过程、一种发展、一条线索，其结果往往是重视哲学家的晚期著作或哲学流派的代表著作，忽视了对他的早期著作或它的边缘著作的研究。要填补上述空白，就有必要建立一门新的学科——哲学发生学。它应当有两个分支：一是宏观哲学发生学，即通过对原始文化特别是原始思维的研究，揭示哲学的史前内容的特征、它与历史时期的哲学思维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它是如何过渡到真正的哲学思维的；二是微观哲学发生学，即通过对哲学史上有影响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思想的发生史的研究，揭示出哲学家或哲学流派思想发生和演化的普遍性规则。我撰写的“论哲学发生学”（《复旦学报》1986年第1 期）和“要重视对哲学发生学的研究”（《光明日报》1986年5月12日）发表后， 在理论界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您关于哲学发生学的提法丰富了哲学史研究的内涵。我们都知道，您又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能否谈谈如何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突破传统观念的影响？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在我国，西方哲学史已有很多读本，但之所以在内容上大同小异，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读本都是依据日丹诺夫的模式，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简单两分来写的。人们一旦突破了知识论哲学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跳出了日丹诺夫的哲学史撰写模式，从而哲学史将以全新的景观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其实，哲学史有多种多样的撰写方式。一旦确立起一种哲学观，也就有了这种哲学观视野中的独特的哲学史。比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既是一部哲学专著，也是一部基本本体论视野中的哲学史著作。我在《哲学史：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互动的历史》一文（《复旦学报》1996年第5 期）中就引入了一种新的哲学史观，即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交替运动作为透视整个哲学史的特殊的视角。从这样的视角出发，西哲史就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在哲学史研究方面还有一些新的想法：比如，我认为，把泰勒士作为西哲史的起点，乃是不自觉地引入了科学主义的哲学史观的结果，而西哲史的真正的起点应该是希腊神话。在希腊神话中，人类最初的思维活动与生存意向息息相关。又如，我认为，德国古典哲学不应按照“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样注重理性的单线索的方式来写，应该把歌德对常识和情感的重视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写进去，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叔本华和尼采的思想是如何产生的。我在《生存的困惑：西方哲学文化史探要》一书中论述了这些新的想法。
○理论界的不少朋友都说您除了对一般哲学理论有深入思考外，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概念也有深切的关注和研究。记得您在我刊曾发表过《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的论文，在理论界颇有影响，能否作一简要的介绍？
●列宁曾在1913年3 月出版的《启蒙》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著名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列宁指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基于这样的思考，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列宁的这一见解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以致于迄今为止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和研究专著都沿用了这种说法。然而本世纪初以来，随着马克思的大量手稿、特别是晚年人类学手稿的问世，列宁的上述见解已显出局限性。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说法从根本上没有摆脱从“欧洲中心论”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而这样的视角也必然会忽视马克思通过人类学研究，就非欧社会尤其是东方社会所引伸出来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结论。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那就是英、美、德、俄的人类学思想。虽然马克思所阅读的人类学著作的作者大部分是欧洲人、美国人，但这些作者所关注的主要对象是非欧社会，特别是东方社会。马克思留下的大量的人类学笔记表明，他不仅仅是一个欧洲主义者，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关于跨过卡夫丁峡谷的著名论断等，为东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而在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传统理解框架中，这些理论是找不到相应位置。
○这确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在我的印象中，您同时也是国内最早探索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的学者。我还记得，您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过一篇很有新意的论文，题目是《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思路历程》。
●是的，发表在贵刊1991年第11期上。在这篇论文中，我批评了那种认为在马克思哲学中不存在本体论学说的流行观念，第一次对马克思本体论学说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认真的考察。我认为，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经历了以下五个发展阶段——自我意识本体论、情欲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生产劳动本体论和社会存在本体论。这篇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后来我又撰写了《再论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一文（《哲学战线》1995年第1期）进行回应。
○我觉得，您探讨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引入了当代西方哲学的新观点，因此总是见解新颖，视角独特，大家都很爱读。我还留意到，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讨论马克思哲学与释义学关系的论文。
●那篇论文的篇幅很小。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实践释义学初探》一文（《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中。 在西方哲学领域中，研究释义学发展史的学者一般都认为，释义学的本体论转折是由海德格尔完成的。我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释义学”这个术语，但他实际上创立了一种实践释义学，即从实践活动出发，去探索一切文本的起源和内涵的学说，从而先于海德格尔完成了释义学的本体论转折。同时，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释义学，也有利于人们重新认识实践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地位，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在功能上的新的维度。
○《实践释义学》的概念提出后已得到理论界的认同，我已经注意到有的青年学者特别是马哲专业的博士生正在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听说您对马克思哲学体系也有自己见解，下面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想法。
●我在这方面的系统的思考，见诸《论两种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一文（《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传统的哲学教科书坚持，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历史领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以，马克思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斯大林式的教科书体系受到质疑，从而产生了关于马克思哲学体系的第二种有影响的见解，即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在这一基础和核心上再来探讨原来在辩证唯物主义范围内讨论的问题。与第一种见解比较起来，这种见解无疑更接近马克思的本意。然而它是不彻底的，因为它仍然保留了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并使这部分内容游离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尽管人们力图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去探讨辩证唯物主义部分的内容，但对于这部分内容来说，历史性仍然是一种可以剥去的、外在的东西。
拙文则提出了第三种见解，即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哲学学说。如果一定要保留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话，那么这个名称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别称，而不能有任何其他的实质性的意义。也就是说，原来在辩证唯物主义范围内讨论的东西，现在全部都归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内。我认为，只有以这样的方式理解马克思哲学体系，前两种理解方式导入的二元性才能彻底地被消除。我还认为，对马克思哲学体系的理解与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理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教科书之所以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础部分，是因为它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理解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关系。所以列宁有一个影响久远的说法，即：不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能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在《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一文（《哲学研究》1995年第3期）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即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本质上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精神现象学的关系。由于法哲学和精神现象学都是研究社会历史的，所以深受黑格尔这两部著作影响的马克思的哲学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读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现象学，也就不能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乃至整个哲学体系。
○这些见解确实是振聋发聩的。俞教授，我还听说您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口号下，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系列基本概念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请对您在这方面的工作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从对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和体系的新的理解出发，我重新反思了被传统的哲学教科书扭曲了的一些基本概念。首先是“世界”概念。传统教科书把世界理解为“自然、社会和思维”构成的综合体。这一理解模式存在着两个根本性的缺陷：一是必然造成自然、社会与思维之间的二元对立，从而把马克思哲学近代化，拉回到笛卡尔主义的话语之中；二是把自然置于社会之前，实际上蕴含着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脱离社会对自然进行考察。在这样的考察方式下，自然必然成为马克思所批评的、与人的社会历史活动相分离的抽象的自然。我认为，马克思哲学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以社会历史性作为根本特征的。这种社会历史特征既贯穿在对自然的考察中，也贯穿在对人的思维活动的认识中。所以在马克思那里，“一切社会生活”才是他的世界概念的真正含义。这种新的理解模式既消除了世界概念的二元性，又使自然与思维消融在“一切社会生活”中，从而不丧失其社会历史特征。
其次是“物质”概念。传统的教科书的见解是；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是有规律的，等等。按照这种理解模式，我们根本就找不到马克思的物质观与狄德罗、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物质观之间的根本差异。何况，这种理解模式把马克思的物质观变成了一种在课堂上讲授的、纯粹知识性的学问。我认为，这样的理解模式完全阉割了马克思物质观的革命内容，把它变为一种毫无生气、毫无现实意义的高头讲章。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而生产劳动是实践的最基本的方式，在生产劳动的视野里，抽象的物质并不存在，存在着的只是实践的对象、原料、工具、产品、排泄物等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物质的具体样态——物变成了商品，而在商品拜物教扭曲了的表现形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取得了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表现形式，与物的主体化相对应的是人的客体化。马克思主张批判商品拜物教，从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背后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革命性的改造。所以在马克思那里，物质观决不是闲来无事的诗词，决不是课堂里的高头讲章，而是马克思批判商品拜物教（亦即揭露异化意义上的物化）、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入手处。
再次是时间、空间概念。传统的教科书把时空理解为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方式，这种理解模式也很难使马克思的时空观与传统哲学的时空观、特别是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严格地区分开来。我在《马克思时空观新论》一文（《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时空观念是在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劳动时间可以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而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者要在劳动之余争取更多的自由发展的时间，就得为缩短工作日开展斗争，而时间是空间的真理。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时空观像他的物质观一样，也不是闲来无事的诗词，而是他的革命思想的组成部分，直接构成了他的自由理论的基础。
第四，自由概念。传统的教科书把自由解释为对必然的理解和改造。如果一个人在行为中犹豫不决，那就表明他还处在无知的状态下。我在《论两种不同的自由观》一文（《光明日报》1988年5月2日）中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在我看来，一个人在行为中犹豫不决，并不一定是由于他对对象的无知而引起的。当他的行为涉及到生命、价值、情感、责任时，即使他对对象知道得清清楚楚，他还会犹豫不决。为此我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自由观：一种是上面提到的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与改造；另一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它关涉到人作为道德实践主体和法权人格在行为中所负的责任问题。后一种自由比前一种自由更为根本。两种自由观的提出澄清了不少困惑，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的认同。
○俞教授，听了您上面的介绍，我们对您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能否请您再谈谈今后的研究计划。
●我从1995年起已开始撰写《物与时间：马克思哲学新探》一书，但由于当时行政工作比较忙，时写时断，终于搁了笔。现在卸了任，首先要偿还的是这笔宿债。这部专著将以“物——价值——时间——自由”为主线，以全新的方式叙述马克思哲学体系。第二本计划撰写的著作是《走向黑格尔的马克思》。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聚讼纷纭的问题，不搞清这个问题，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理解就会被误导。本书将从当代新马克思主义者提供的新见解、新素材出发，围绕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精神现象学》的解读，对这种关系作出新的说明。在写完这两部著作以后，我将转向对德国哲学，特别是对康德、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最后，我将回归到对哲学本身的研究上，争取写出我自己对哲学的系统化的见解。总之，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道路是十分艰辛的，但惟其艰辛，在收获时才会有更多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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