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世纪之交的思考（六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世纪之交论文,六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10月，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聚会湘西，与会同志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认真总结回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已有研究，并对这一研究的未来取向提出了各种思虑精深的见解。本期推出的这一组笔谈，出自会中青年学者之手。读者可以从他们颇具创意的识见中，把握到世纪之交年轻学者的心理律动。青年人总是以自己的方式与视角来诠释历史、感应未来：十分敏锐而又不免峻急。然而正是这些机锋逼人的话语，映现出了他们对新世纪的殷切瞩望。
古代文论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建构
20世纪，尤其是近十多年的中国文学理论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其显著标志是，第一，文学理论研究已从单一封闭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并开始形成多元探讨的态势和理论格局。第二，人们已普遍具有了摆脱西方语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的自觉性。
以上两点，也将是21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此，笔者不拟具体陈述。我想说的是，在未来文学理论的发展建设中，中国古代文论占有什么地位。对于习惯了西方文化霸权中心和理论话语的人来说，中国古代文论进入当代文艺学领域。总有些像希腊神话中那个怪物墨杜萨一样，不伦不类。但是，很难设想，在未来多元化的世界文学理论的格局中，没有凝聚几千年文化智慧的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的声音存在。而对21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我以为，吸取中国古代文论中有生命力、有现代意味的东西，让它进入当代文艺学领域中，却至关重要。这不仅是为克服长期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只沿袭西方话语和思维模式的理论缺陷，而且也是为在不同的文化、文学理论模式中寻求一种对话与沟通、以真正建立一种当代形态的文学理论。
就笔者陋见，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的对话与沟通，对未来文学理论发展的意义，起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见出：
一、艺术精神的沟通。中西文学理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就其基本的概念术语、理论形态和言说方式来说，无疑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就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如艺术与现实、艺术与人生的关系看，却是共同的。这种关注，在西方现代，由于工业化和技术理性的冲击，已上升到诗学本体高度。西方当代文论和美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关注人生意义和价值，着力揭示人的诗意生活本质的存在。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基本精神所在。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在这方面有很深的体验，代表着一个很高的精神层面。中西艺术理论就此展开充分对话，寻求其沟通与契合，无疑将有助于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与发展。
二、思维方式的互照互补。在谈到中国文学理论思维时，不少人都指出其整体综合、直觉经验、诗性感悟的特色。这种思维方式由于缺乏分析的程序和逻辑论证的一贯性，对科学的系统的文学理论形态的建构，无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也有优胜之处，那就是它定位灵活、视域开阔，充分突出了艺术活泼超脱、空灵自由的本性，这对克服西方文论那种条分缕析、逻辑化概念化的毛病，无疑是有意义的。有人说，中国思维这一特色符合西方现代诠释学原则，是一种非线性的思考方式和不断更新开放的视域。我想，以西方现代思维方式为参照，充分总结和整理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成果，对未来文学理论学科建设，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理论与批评的结合。考察西方当代文学理论，我们发现，它虽然在理论化、体系化的建构中卓有成就，却有一严重缺陷，就是脱离文学批评实践。托多洛夫有一名著《批评的批评》，它实际考察的是西方当代的一些批评理论形态，而非具体作品和批评实践。弗莱《批评的剖析》也主张，批评应找到一种关于诗的知识结构，而非诗本身，也不是诗的体验，而是关于诗的学问，这同样是将批评理论与实践对立起来。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有一强烈的科学主义倾向，即认为批评理论的发展取决于科学研究方法和系统原则的建立，而非对文学人文价值和审美实践的关注。我认为这种倾向是十分危险的。为弥补这一缺陷，我们应大力倡导中国古代文论那种重人文、重鉴赏品评、重批评实践的传统，充分吸取其辩证缜密、圆融通达的批评和思维智慧，以丰富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
四、范畴的清理与重构。黑格尔说：“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中国古代文论要真正进入当代文学理论的领域，范畴的清理与重构，是十分重要的一环。目前，许多人已感受到，拿西方那一套概念范畴，如“典型”、“形象”、“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形式”、“结构”、“文本”等，来描述和分析我们的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的不适应性。也有人在尝试做一些古代范畴清理和引入的工作，但常常又落于用西方理论为规范和标准来阐释的尴尬处境。毫无疑问，范畴的清理与重构将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在古代文论范畴的引入与重构过程中，我们将遇到种种不适应的情况。但我相信，21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将紧紧围绕着范畴问题展开，对古代文论范畴进行疏理与重构，让它具有现代诗学意义，获得充分的、可言说的话语内涵，将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真正取得突破和进展的标志所在。
我们过去读什么、现在想什么、以后干什么——也看世纪末文坛大热闹
中国目前的学术界的确是热闹得很。且不说印着各种标志的旗帜漫天飞舞，就说现在还能拿起笔“码”字，在文坛上冲锋陷阵的也该是好几代人了吧。有学者提出，中国目前的学术界，构成知识分子梯队的大致有四个年龄层：70～80岁一代、60岁左右一代、40岁左右一代，以上三代之间的年龄相隔20岁左右，30岁左右一代的年轻学者被认为是学术上尚在生长的一代。这四代学人之间不是正常、稳定发展的社会中的年龄差异，他们实际上是由不同的经典(canon)培育起来的、有着完全不同的知识谱系和为人处事传统的几代人。他们各持己见、将自己完全封闭在自己的知识谱系中，表面看似热闹的文坛，实际上是不同的知识谱系的独语，思想一旦交锋就变成了“叫战”。
仔细想想我们这些学人过去都各自读了些什么，那么现在都在各自想着什么就明白多了。我想，就连我们以后能干些什么也心里有数些了。虽然1906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算是颠覆传统经典的开始，但中国现代经典的讨论却开始于1919年。1949年、1966年和1978年也是现代经典变动的几个关键性年头。同时我们还发现每一轮经典都培育了一代至今仍活跃在当今学术界的学人。
第一代学者的受教育期基本上是在30年代以后完成的，他们是“五四”以后摆脱了四书五经的传统经典以后，第一代中国现代经典的养成者。他们或进新型学堂、或留学国外，他们的学术已相当的专业化了，他们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都是世界化的。现代中国的第一轮经典完全是知识分子在“德”、“赛”二先生的旗帜下，参阅西方发达国家而编定起来的，当时并没有自觉地体现来自任何权威的意识形态的意志。第一轮经典也是相当广泛的，这一轮经典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完成了二千年封建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过渡，经典的工具性质相当地明显。我们所说的第二代学人的受教育基本上是在50～60年代。伴随着新政权的成立，“五四”以来建立的宽泛的经典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前苏联30～40年代以来的一套明显体现主流意识形态意志的经典，此时的经典明显地表现了两个方面的主题：一、新政权与革命乌托邦同构的理想图景。二、文化、包括文学事业只是党的事业的一个齿轮或镙丝钉。“历史总是不断地进步的”信念根深蒂固地扎在第二代的学人脑中，自觉地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做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成了他们的行为规则。我们在世纪末的中国文坛大热闹中还常常感受到这种“坚决维护”与“论证”的学术力量。
1966年至1978年，泱泱大国经历了一场没有经典的生存实验。因此在评价现在40岁左右这一代学人成长的文化养料时，大家习惯地说他们该读书的时候却没书读，如果还有，那就是一本红宝书、八部样板戏和鲁迅的一些著作。40岁左右的学人中的代表人物近几年表现最多的还是来自这几部经典中的理想主义和战斗精神。虽然他们走上学术的道路是在1978年以后，但他们的骨架早已长好了。1978年以后虽然又有新的经典（而中国目前尚未完全定型的，或者说不可能完全定成一种型号的第四代学人正是靠这些滋养成长的），但这些经典只是他们的肌肉了。有了这些经典的养料，他们的理想主义与战斗精神如虎添翼。
1978年以后，虽然还有过在大学图书馆中将梅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锁进书库不得外借的时候，但文本的可得性已让“思想解放”的中国人觉得大有必要重建新的一轮经典了，应该说1978年以后的经典重建一半来自官方，一半来自民间。先是伴着战略重点的转移，除了学校教育的经典外，对于批评家的经典开始放松尺度，于是才有了民间确立批评家经典和文学史家经典的事出现。作为1979年以后才迈进大学校门的人，所阅读的许多最新经典早就是“五四”以后确立起来的。应该说“五四”以后确立的经典在学校教育方面是较为全面、合理的，它既有民族文化的保护，也具有世界主义的精神，但在批评家经典方面就有所偏颇，那就是一味地拒绝传统。1978年以后的新经典同样重复了这个毛病。中国在一个世纪之内经典来了如此大的断裂与回复。从拥戴“德”先生、“赛”先生到将经典简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再简化为八个样板戏、一本红宝书、一个鲁迅。经典的外在的意识形态的限制越来越多、经典的范围越来越小、文学的社会地位就越来越高。到了90年代，经典的意识形态限制变少了、经典的范围也变大了、文学的地位也就下降了，这大概是多元带来的必然结果吧。你要多元，但人的时间、金钱都是有限的，你占了一元，他占了一元，我再一元，原来你的一元的空间就只能缩小点了，这就是代价。一个世纪内，经典如此大幅度地变革，使得几代学人面对同一个问题都无法作心平气和的、学理型的探究，不是叫战，就是独语，的确让人反思。
可见现有的经典是到了需要调整、扩充的时候了，能够满足社会和个人需要的非经典文本应该进入经典的队列。经典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90年代以来社会意识的变化，引发出了许多新的问题，现今的诸多冲突实际上也是各人守着自己的经典、瓦解他者经典的战斗，但是许多新的问题又不是旧经典能够问答的了的，于是就出现了说“好”的人不能理解还有的那些“坏”；“说“坏”的人也无以理解那么此“好”。我们的话语、我们的价值都来源于经典，调整与扩充我们的经典大概是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了。
中国文坛的大热闹还要热闹一阵，我只企望以后“长成”的现在30岁左右的学人与现在40岁左右的学人能够平心静气地对话。那时的文坛或可称为繁荣，而不是集市式的热闹。
批判与重建——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思考
20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占据着“首席小提琴”的地位。在这继往开来的世纪之交，认真清理以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成果，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成绩是突出的。“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们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并试图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和文艺实践，去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并在与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的竞争中异军突起，取得了文艺理论领域中的“首席小提琴”地位，“甚至有时是毋需乐队协奏的唯一的‘小提琴’”。近几年中，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问题，引起了中国文学理论界的普遍关注，一大批有识之士已开始了这项建设工程，而且取得了初步成果。
无可避讳，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局限也是明显的。首先是接受的片面性。中国的前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从鲁迅、茅盾、周扬到毛泽东等人，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中国现实的影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接受具有片面性。他们所接受的主要是经过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列宁、斯大林等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简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而很少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接受原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片面的思想来源导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片面发展。本世纪初萌芽产生，30、40年代基本成熟，50、60年代定于一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文艺思想中的美学标准与历史标准相统一的批评标准，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艺术创作上的莎士比亚化、文学中的人性、人道主义等内容，强化了文艺的意识形态内容，并将意识形态等同于阶级性和政治倾向性。其二是研究的注释性。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深受中国古代随文饰说的“注经”方法的影响，并将这种传统的经学注释法运用到对部分马列文艺论著的考证注释，较多地拘泥于马列文论“是什么”，忽视了中国和当代的马列文论“应该是什么”，过分强调坚持，忽略发展，缺少创造精神。并且有意无意地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经院化和神圣化，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脱离了现实社会与当代文艺实践，从而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的实践品格和创造品格。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们搞了近四分之三世纪的马列文论研究，但至今没有产生一部既有世界影响和中国特色，又充分体现艺术规律并具有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其根源应该说与此有关。其三，心胸不够博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特别是40年代至70年代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大都缺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种关注人类命运的博大胸怀和容纳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并整合为崭新思想体系的恢宏气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看成一部马恩列斯毛一脉单传的历史，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将马恩以后发展起来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外的多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等视为“非马”或“反马”，排斥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外。至于欧美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文艺思想，更是被视为异端邪说而大加挞伐。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常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既然非马克思主义学说经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整合可以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那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有什么理由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西方现代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文艺思想排斥在外呢？
回顾是为了前瞻，批判是为了建设。对过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果的反思和清理，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界将呈现出一流主导，百家争鸣，多元并存的繁荣局面。中国的文艺理论家们将竞相提出自己的文艺主张，并从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切入角度去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但从中国的国情政体看，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仍将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仍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仍将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又有别于20世纪的任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派。它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某些文艺思想的简单阐释和重复言说（如20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不是任何西方文艺思想的中国版（如现在某些西化论者所主张的那样），更不是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现代复活（如新儒家、新国粹派所主张的传统文化救中国，东方文化救世界），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包括西方当代文艺实践）为基础，以艺术规律为本位，对中西文论传统以及某些自然科学成果的全面融汇，创造整合而成的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既有历史感又有创造性的一种新型文艺理论体系。
完成这一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工程，它需要众多有识之士的参与，需要几代人的奋斗，特别是作为跨世纪的一代文艺理论工作者，一定要从现在做起，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坚持发展第一，增强创造意识。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之一（两大主题为和平与发展）。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文艺理论工作者的首要任务。这一任务是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历史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自身局限所决定的。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历史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被考据、阐释了上百年，尤其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界排除“左”、右思想的干扰，经过正本清源，已将那些被歪曲、被割裂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复归马恩本位。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尽管还有考据、注释的必要，但其重点应转变到发展上。文艺理论工作者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和世纪之交文艺发展的需要，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去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身来说，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并且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超越性，但它也无疑在某些方面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看，是牛顿经典力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的文艺实践基础看，是批判现实主义及其以前的文学。马恩逝世后的这一百多年，在自然科学方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20世纪的生命科学已对牛顿和达尔文提出了挑战；在文学方面，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已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相径庭。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没有预料到的。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分析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有着指导意义，但其中一些观点和结论却难以解释当今文艺实践和文艺现象。由此观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身也需要发展，需要今天的文艺理论工作者用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论去丰富它，发展它，赋予它以当代形态。二是具有世界眼光，克服民族主义情绪。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世界文学的理论。今天的文艺理论研究者们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定要具有世界眼光，克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热点。前南地区、中东地区、阿富汗、索马里、扎伊尔、布隆迪的冲突与内战，说到底是民族主义情绪过度膨胀的恶果。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文化领域中也有突出表现，新儒学的受尊，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即是例证。在讨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时，有人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主张，这是很有见地的。但是在论述中又带有一定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这是值得注意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不应拘于一隅，而应放眼世界，敞开胸怀接纳世界各民族的一切有益成果。过去，我们在对外国文论的引进吸收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清理发掘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在某些方面做得还不够，还应加强，譬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和吸纳其有益因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定要珍视和接纳包括这份遗产在内的中外文论的有益成分，将其整合到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去。三是超越学科界限，认真吸取自然科学成果和借鉴自然科学方法。现代科学的发展，由分化走向了新的综合。科学技术成果对人们思维方式和文艺创作的影响越来越大，文艺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审美思维与科学思维越来越具有相关性。80年代以前的文艺学和美学研究者们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对自然科学成果没有引起注意；80年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研究论文和论著，一味强调文艺创作与科学创造“是各执一端而极不相容的”，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密切而持久的相似点”。从而将自然科学成果拒绝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大门外。80年代以来有所改观，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们在文艺学、美学研究中借鉴了一些自然科学成果和方法，但做得还不够，尤其是一批专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学者做得很不够，少数同志甚至仍然持拒绝态度。今天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时，一定要跨越学科界限，认真吸收自然科学成果和方法，沟通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当代科学的联系，使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成为体系博大、内容宏富的开放体系。
我看“外部”批评的回归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理论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关于文学的“外部”批评正在回归。无疑，这将成为一个跨世纪的命题。
所谓“外部”批评，就其模式说，主要是指对文学作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考察，承认文学与历史的必然联系；就其具体形态、流派说，既包括古典的实证批评，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历史批评，还包括当代西方的新历史主义批评。
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是一部接受与反抗西方当代文论“话语权力”统治的历史，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上演了一出“三岔口”式的喜剧，所谓“内部”批评与“外部”批评的舍弃就是如此。
人们还记得，在“85新潮”的鼎盛时期，有人提出了“由外到内”的主张，即“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转移”，此时正是一个言必称“西方新潮”的时期。可是，事后我们才得知，“西方新潮”与中国的“新潮”几乎是逆向行驶的！
在美国拉尔夫·科恩(Ralph Cohen)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英文1989年版，中文1993年版）一书中，J·希利斯就指出，自1979年以来，欧美文学研究的兴趣“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可以说，这一趋势早已为中国文论“外部”批评的回归埋下了伏笔。
当然，公允地说，所谓“由外向内”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的社会历史批评模式，是以普列汉诺夫的文学批评为中介而引进的，自有其科学的光芒（想一想鲁迅的选择便可得知）。但是，在较长时期中，这一方法也受到“左”的政治的影响，出现了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同时，由于客观上的封闭状态，使得它与其他正在迅猛发展的批评方法几乎隔膜，从而失掉了理论的活力。对文学审美特性的研究，在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学的层次上，显得十分苍白。因而，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推动下，适当地“由外向内”转，这既是必然的，也不乏正确之处。
只是，当时的“由外向内”转，也伴随了一种不健康的理论心态，带有一股非理性的情绪，即把社会历史批评模式完全当成过时的旧物。有的人特别盯住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认为只要推倒这个方法，引进西方新方法论，文学的审美之谜便可解开。
90年代前期过去以后，敏感的人们会发觉，文学或文化的“外部”批评正在悄然兴起。饶有兴味的是，一些当年鄙薄社会历史批评的人物，接二连三地在他们的著述中，讨论当代审美文化与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状况的有机联系，热衷于从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出发肯定某些文化因素。尽管这些著述中的历史观、价值观是值得商讨的，不敢轻易认同的，但“外部”批评回归的信号却是无疑的。
为什么会出现“外部”批评的回归呢？我认为这里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内部”研究的饱和，一个因素是“外部”世界的转型。那种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是以当代西方文论为模本的，消化和急功近利的运用大于开拓性工作。这样，经过80年代的猛然膨胀之后，西方的历时性话语变为中国的共时性话语，于是，所有的话语在一个时间平面上暂时完结，难以寻觅到新的话语。而与此同时的是，“外部”世界正在发生重大结构变异。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政治经济对抗由东西转向南北，以文化为手段的后殖民主义方式，已成为全球文化关注的中心。而中国在与全球经济接轨的同时，自身也发生了重大的社会转型，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与性质构成已呈全新状态。这样，社会生活以顽强的逻辑证实了“外部”联系的存在，而探寻这种联系、预测未来走向，则成为一项开拓性的课题。
当那些曾经热衷于否定“外部”批评的人们走向回归时，对一贯坚持社会历史批评的人来说，机遇与挑战同在。机遇是指社会历史批评将由回归而复兴，挑战则是指传统批评倘只坚持模式，而不移位于新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恐将被价值观不同的“新历史主义”击败。
选择既坚持又移位的立场，“外部”批评就能走向新的自觉，健康而富有生机的新社会历史批评将出现在21世纪。
概念与范畴：建设中国特色文艺理论大厦的基石
20世纪的世界格局与中国国情决定了本世纪中国的文艺理论只能是拿来的产物：世纪之初在旧文化的废墟上追随欧美，五六十年代别无选择地借鉴苏联，80年代狼吞虎咽式地摹仿西方。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对西方乃至世界的理论成果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态势，立足于翻译介绍或研究阐发，虽然也结合自身的、当代的文艺实践，进行了一些富有成效的探索与改造，但终究未能摆脱别国的窠臼。为此，诸多具有深厚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的专家学者振臂高呼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
在20世纪这样一个中西文化大碰撞的时代，我们未能把握中国文艺理论走向世界的良机，这给文艺理论本身及学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造成这一文论态势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直未能致力于建设独特的、完备的文艺理论体系。而一种理论、一门学科具有独特、完备体系的首要标志是有自足的概念与范畴系统。
文艺理论是一门科学，“科学也只有通过概念自己的生命才能成有机的体系。”“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在借用、阐释别人的概念方面颇费了一番心计，无暇在梳理、整合自己的范畴方面下苦功，没能形成我们自己独特的文艺理论概念及其表达方式。文艺理论承载着人类的精神文明，文艺是人类文明田园中的一簇奇葩，随着人类文艺活动的展开和文艺功能的实现，文艺的领域扩展到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而“就每一时代的文明建设而言，创造概念的理论思维都在可见的文明大厦背后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没有新的概念，就没有新的文明。”（王树人：《思辨哲学新探》第4页，人民出版社）人类历史的经验证明：概念是人类智慧所创造出的最美丽的花朵，如果没有或者不重视这种花朵的培植，就不可能有人类生生不己、万象更新的辉煌文明。概念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恩格斯对此曾作过这样的概括：“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4页）理论思维的能力，就是创造概念的能力。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从本质上说，也就是要创建新世纪的一种崭新文明！而其首要任务是要创造出具有统一、协调、具有科学规定性和抽象层次性的概念范畴群。德国是一个善于思辨的国度，也是一个擅长建立体系的国度，这在黑格尔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黑格尔从其《精神现象学》开始，就将其全部著作象织蜘蛛网一样，织成严密的体系，仅就其美学体系的诞生过程来看，他由“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总概念出发，衍化出了与之相协调的具有高度的严密规定性和抽象层次性的概念范畴群，从而也生发出了包括基本原理、艺术史、艺术分类在内的完整的美学理论体系。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这种方法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
当然，中国特色文艺理论概念的创造与范畴的界定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具有很多的先决条件，主要取决了我们对几个方面的把握：首先，在精神活动的任何一个领域，要建立系统的概念与范畴体系，必须有与之相应的哲学来支撑，比如对“文学”这一总概念的界定，就必定要受到哲学的指导，而且指导的深广程度如何，直接影响到概念范畴群的科学规定性和抽象层次性；其次，对“中国特色”要有高瞻远瞩的理解，应该把“中国特色”理解为历时态的概念，蒋孔阳先生曾说：“对‘中国特色’不要作狭隘的理解，也不要作固定的理解，而要着眼于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光明日报》1995年9月16日）即是说，随着人类历史的前行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同的时期应给“中国特色”添换增改不同的发展了的内容；其三，支撑文艺理论、对文艺理论的概念和模式进行阐释的哲学体系必须紧紧围绕变化发展的“中国特色”，才能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体系最具凝聚力和权威性的中心概念和逻辑起点。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从事中国特色文艺理论大厦的建设，才能进入对概念和范畴进行反复讨论、否证、界定的阶段，也只有经历这样的阶段，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大厦才具有牢固的基础和旺盛的生命力。
立足对话 面向综合——文论研究面向未来的一个思路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构筑起一个融民族性、现代性、科学性和革命性于一体的博大精深的文论体系，已成为广大文艺理论研究者面向未来的理想追求。而要实现这一理想，没有对古今中外文论成果的借鉴吸取与革新转化是不行的，这一点也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在究竟应该如何进行这种吸取与转化的工作方面，研究者们却各人有各人的识见与作法。在我看来，立足对话、面向综合，可能不失为一种可行并且较好的思路或策略。所谓综合，就是要博采各家各派文论合理的有价值的成分，在一个新的理论基点上进行创造性构建，它是理论创造走向博大精深之境的一个必要环节。所谓对话，也就是不同的甚或是完全异质的文论派别与话语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它是理论综合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就二者的具体关系来说，综合是目的和归宿，对话是手段和途径。
今天提出对话与综合问题，首先有其历史缘由。无论西方还是中国，20世纪文艺理论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对立与冲突多于对话和交流，与此同时，对艺术的认识和批评也是单面性的思维多于整体性的综合。由于20世纪是一个民众觉醒、政治变革的时代，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十分匆促与迅猛，社会斗争、阶级斗争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思想斗争异常激烈和尖锐，因而文艺领域包括文艺理论与批评中争夺话语主导权和控制权的斗争自然也极其剧烈。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政治格局和文化氛围的转换，人们往往把某一种话语奉为不容置疑的真理和信条，置于正统地位，而将另外的话语视为谬误和异端，置于排斥之列，甚至作为否定与批评的对象。西方现代文论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前后相继的各个流派和不同学说迭相否定的历史。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原因，这种发展态势在我国表现得尤为显明。就总体格局而言，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人们用从欧美引进的近现代资产阶级文论颠覆古代文论系统；“五四”运动以后至六七十年代，又将古代文论和欧美现代文论打入历史冷宫；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人又企图以复活古代文论话语的名义或全盘移植现当代欧美文论的手段动摇或解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可以说，我优你劣、你死我活的思维心态和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始终笼罩与制约着本世纪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此种状况致使文论研究充满了政治上的热情，凸显出思想上的力度和宣传上的效应，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明显的缺憾，如多了几分学术上的独断与霸气，少了些科学上的冷静与宽容，多了几分划地为牢的界限意识，少了一种包容涵括的大家风范。检索与总结本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成就便不难发现，我们不乏攻城拔寨的勇士，意气风发的名家，但缺少汇纳百川的鸿儒，博大精深的大师。许多现代文论名家的论著，今天读起来都不免给人思想偏狭、内容单薄之感。不独中国，就是西方现代文论，也很少再有康德《判断力批判》和黑格尔《美学》那种结构宏大瑰丽、思想丰富深邃的鸿篇巨制了。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对话心态与综合意识的欠缺具有一定的关联。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正是由于意识到固守单一的理论与批评不能解决文艺的真理性问题，认识到在文艺研究领域任何试图垄断话语解释权的努力都是不明智的，故而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相互否定与冲突的发展历程之后，从七八十年代起，西方许多文论家都开始祭起了对话与交流的理论旗帜。比如，在早年把接受者置于艺术活动尤其是艺术审美首要地位的尧斯，到晚年意识到仅仅将文学作品的接受作为文艺理论的对象，而把作家排除出去是片面的，于是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和马克思生产与消费辩证关系的理论中吸取营养，试图建立一种文学交流理论，借此来正确看待艺术生产与接受互相作用的功能。法国文学理论家托多洛夫则不仅提出了“对话批评”的概念，阐明了开展对话批评是通向艺术真理的一条途径，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将“结构主义”的“内在论”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历史主义批评（他称之为“教条批评”）加以综合，以双方之长补对方所短的主张。在美国，也有学者明确指出，本世纪初期以来修辞学式的文学“内部”研究与注重历史背景的文学“外部关系”研究各有其缺陷，“下一时期文学批评的任务”将是在这两种研究之间“作作调停工作”，也就是走对话与综合的道路（参见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在我国，近年来也有不少人意识到了学术对话与交流在文艺理论建设上的重要性，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综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应该说，这种意识上的自觉，为面向未来的文论建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主体心理基础，为创造思维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开启了一扇新的窗口。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对话，在哪些方面对话？又如何走向新的具有创造性的理论综合？
从理论综合这一目的来看，中国未来文艺理论研究的对话不应该是局部性的、限定在某一范围或某一论题上的对话，而应是全方位、多层次、在多种领域与关系中的对话。就具体的研究者来说，当然可以各自选择不同的领域、对象和话题介入对话，不能求全责备。但就文论建设的总体而言，这种对话应该在四个维面上展开，这就是古今文论之间的对话，中外文论之间的对话，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非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的对话，以及理论和批评与创作实践之间的对话。未来文论建设的目标应该是有“中国特色”或“民族性”的，这就要求现时代的文论研究必须采取一种贯通古今的大历史主义眼光或曰大中华性的眼光，在不割裂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与艺术精神之联系的基础上，吸取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结合新时代的文艺实际和审美需求，加以创造性的转化，在古与今的历史对话中一方面宏扬传统，进一步发展传统，另一方面促成传统的现代转型，催生新时代的理论创造力。古代文论的许多观点与概念、范畴并非已经死去的东西，只要加以创造性的转化，是能够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新文论建设的有用构件和成分的。在古与今的对话中，今天的现实会激活传统的精华，传统的精华又会丰富今天的创造。当然，强调文论建设的民族性或中国特色，绝不是要搞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性之外还应包含着“现代性”的要求在内。文论建设的现代性是在自己已有传统基础上向新的历史阶段的质的跃进或转型，这种跃进或转型首先应该从自己民族的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境遇中寻求精神动力和现实内容，同时也应该吸取外国文论尤其是西方现当代文论研究中一切合理的有价值的成果和因素，作为自己新的理论创造的营养和材料。正如托多洛夫所指出的，人类的普遍精神价值是存在的，不同文化代表之间能够在此基础上借助于对话与交流达成相互理解与沟通。因此，在古今对话之外，我们还应展开中外文论之间的对话，而且在进行这种对话时还必须抛弃那种用一种话语遮蔽或消解另一种话语的对立性思维心态，转而采取一种世界性眼光看问题。在市场经济和信息传播将世界带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不仅是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文化包括艺术的现代化也绝不可能在闭关自守中实现。用世界性的眼光看问题，我们就能够把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精神创造视为不同的文化风景，从这韵味各异、风格多样的文化风景中欣赏和领悟到人类文化创造的博大精深和无穷潜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各民族文化的相互比较中取长补短，从他人的创造中吸取于自己有益的东西。一般的文化创造是如此，文论研究也不例外。
上述两重对话之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非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的对话也是极有必要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拒绝人类文化创造中一切于自己有益的东西，它本身就是在广泛吸取人类思想文化精华的基础上诞生与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也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文论家对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精华的继承改造，原苏联文艺理论界对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文艺思想的发扬光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对中外古今文论遗产和成果的借鉴吸收，都是无须一一罗列的客观事实。在现时代以及未来的文论创造中，马克思主义者依然应该正确对待异质的文论研究及其成果。未来文论的建设目标应该是具有革命性即马克思主义规定性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能期望在与人类其他文论系统的隔绝中孤立地封闭地得到发展，以此来保持自己的纯洁性，相反它应该在与其他文论系统的积极对话并迎接外来挑战中不断地丰富自己、壮大自己。像任何一种具有生命力的理论学说一样，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需要创新，需要丰富，需要扩展自己的认识领域，需要开掘自己的思考深度。而要达到这一切，它就既应鼓励内部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竞争，也不应畏惧与异己思想之间的对话甚至交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异质文论话语的对话以及主动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得以发展的一种必要形式和推动力。与此相联系，未来文论建设的革命性与科学性也是密不可分的。文论建设的科学性，从结构形态上看，主要是指通过相关概念和范畴，对文艺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以及主要理论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基本关系等做出体系化的、合乎科学规范的有机组织。而从理论功能上看，则是指理论观点和内容应是对于文艺事实和文艺规律的正确认识与概括，并能够用以指导文艺实践的健康发展，能够用以解释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是否具有认识的正确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是文艺理论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主要标志。因此之故，除去与中外古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对话之外，文论建设还应特别强调理论和批评与创作实践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这关系到新的理论内容的生长点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新的文论体系建构需要蕴含新的理论内容的新概念新范畴来支撑，这种新概念新范畴既来自对旧概念旧范畴的批判性反思与改造，更来自对于新的文艺实践和文艺发展境况的认识和总结，并且从根本上说是来自后者，因为对旧概念旧范畴进行反思与改造的动因依然是文艺实践中涌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如果说文艺创作的源泉是社会生活的话，那么文艺理论创造的源泉则只能是在社会生活中发展着的文艺实践。新的文艺理论的建构不能脱离文艺实践，而必须以文艺实践所提供的新的文艺话语、现实问题和审美境遇为立足点，为新理论内容的生长点。否则，理论研究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失去学术创新的现实动因。然而从过去到现在，文艺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着空谈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人们习惯于凌空蹈虚，做抽象玄虚的空洞思辨，而不善于从艺术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这种与创作实践不搭界、自说自话的所谓理论研究，不能形成与创作实践的良性互动，当然谈不上认识的正确性与实践的可操作性，也就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如前所述，对话的直接目的在于实现文艺理论创造上的综合。因此，解决了对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也就解决了综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理论综合的具体内容和材料当然只能从对话，也就是从交流与沟通中得来。这里，需要进一步补充说明和强调的一点是，综合要以对各种文论现象的开放和宽容为前提，但开放和宽容绝不应是无原则的兼容并蓄，不是对各种文论现象无选择、无倾向、无理解的简单罗列、杂凑或折中调和。对话以理论综合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理论综合最终是为了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这样一个总任务、总目标决定了理论创造不能搞拼盘式的罗列和无原则的折中，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原则。中国未来文论建设的主体性应该以民族性为主体依托，以马克思主义为内在灵魂或目标归宿。这种主体性原则，决定了我们所要构建的理论体系必须是具有不同于其他文论系统的思想价值取向和特殊规定性的，它以推动民族文艺的发展和繁荣、丰富和提高全民族的审美文化水平为基本宗旨，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和观念核心。因此，对话的展开和理论上的综合，都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以坚持和发展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目的，而绝不能以淡化乃至消解文论建设的民族性和马克思主义规定性为代价。对话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为了做他人观点的俘虏，综合也不能兼收并蓄，在削平价值的前提下做后现代式的平面铺展，进入对话视野中的对象和进入综合中的材料都应该是有选择、有批判、有改造的，并最终转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厦的有机构件和材料。对话和综合一方面要有一种大历史主义的和世界性的眼光，有一种广吸博取、含天蕴海的胸襟，另一方面又始终不应忘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创造原则。像有些人那样，将西方的文艺理论和观点直接搬来，生套乱用到中国的文艺实践上去，是不可取的；而企图以西方的或古代的文论话语来排斥、遮蔽甚至消解和取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那就愈加背离了开展对话进行综合的初衷，更是必须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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